2025年4月18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33期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69室举行，主题为“薪火‘房’传：市场化转型中房产代际分配实践的常与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3级本科生李乐水、陈欣悦、马宇婷三位同学主讲，社会学系2023级硕士研究生余烨旻同学主持，社会学系2022级硕士研究生董珂含同学评议，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杨善华老师、长聘副教授田耕老师、副教授王迪老师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报告初始，马宇婷同学为大家介绍了团队的田野源起。团队研究的起点起源于组里一位同学真实的家庭情境，舅舅和母亲发生矛盾的现实让我们开始思考：当赡养义务被子女共同分担时，为什么遗产分配的性别差异依然顽固存在？
带着这个疑问，团队与指导老师讨论了田野点的选择问题。相较于已形成丰富研究成果的农村养老议题，团队可及的调研对象——一个经历过“农转非”制度转型的社区，或许更具研究价值。最终，团队通过联系社区书记，以社区书记助理员的身份进入了北京市C区L乡Z社区。Z社区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首先是老龄化程度突出，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28%；其次，居民构成中以经历“农转非”安置的搬迁上楼群体为主，占比超过七成。
在为期五天的田野实践中，团队对14个家庭的父母辈成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平均约一小时。最初调研围绕的主要问题是遗产分配和赡养责任之间的关系，但遭遇两个挑战：首先，样本中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两个类别较难统合，独生子女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继承财产，很难比较不同子女之间的分配差异；其次，受访老人年龄集中在60-75岁，仍处于身体硬朗、未需要照料的阶段，所以无法观察到赡养责任是如何被分担的。
基于这些实际情况，团队调整了研究思路，从关注“赡养责任如何影响遗产分配”，到关注“家庭在决定遗产分配时到底会考虑哪些因素”这个更基础的问题。与此同时，团队也对研究问题做了进一步细化，由于遗产类型比较复杂，在有限的访谈中很难全面覆盖，而受访者谈到的基本上都是最显性的遗产——房产。再加上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房产作为高价值资产具有特殊重要性，所以该团队最终决定将研究范围集中到房产这一家庭核心资产上，重点关注“分房”问题而非宽泛的“分遗产”话题。
在聚焦房产继承问题后，团队发现，相对于其他社区而言，Z社区的大部分居民与房子打交道的经历似乎更加丰富。这个经历过"农转非"转型的社区，多数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历过搬迁分房的重大转折。这段早期的财产分配经历，往往成为影响后续家庭房产处置决策的关键变量。所以团队最终锁定农转非且多子女家庭作为研究对象。
也正是上述这种历时性观察视角的启发，团队注意到：父母辈的社会行动者在人生不同阶段与房产的关系呈现出有趣的对照。他们既曾作为继承者接受过父辈的财产分配，如今又作为分配者决定着子女的继承权益。
所以最终，团队锁定农转非且多子女家庭为研究对象，将研究主题从“遗产”聚焦到“房产”，并以代际对比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比分析父母辈两个阶段的决策模式，以期能够深入探讨影响家庭财产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及其内在逻辑。
李乐水同学介绍了调研中的主要案例张大娘一家，简要阐述了张大娘的家庭关系和四次房产分配实践经历，并深入剖析了上一代房产分配中的鲜明特点及原因。
上一代房产分配中的突出特色为“非正统继承者的让步与正统继承者的主动倾斜”。结合上一代的房产分配结果和大娘的表述，团队了解到在大娘的观念内，赡养父母并非女儿的责任，同时，自己和姐妹作为女儿也没有干涉父母遗产分配的资格。想要对此进行解释，首先要认识到，房产的分配的差异并非刻板的重男轻女行为，而是基于一套有关“谁是家里人”的认知做出的决定：在传统的从父居和单系嗣续的共同影响下，亲代同男性子代成员的物理居住距离更为接近，继而易于与儿子乃至儿子的子代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同时，在同一经济共同体中，父母和儿子的经济联系也会更为密切，父母将为儿子置业视为对“反馈义务”的投资——简单来说就是：家产的继承是赡养的基础。概言之，围绕着家产而出现的家庭成员权利，是由他们在“宗”这样的理念性的秩序里占有怎样的位置所规定的。男性作为正统继承者的秩序则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将女性从“家里人”的范围驱逐，反过来巩固了单系嗣续的代际互惠模式。
从父居、单系嗣续的代际交换和以前两者为基础所产生的香火秩序，构建了国人对“家里人”的完整认知，以差序格局的形式得以呈现。在这一套传统的“内外之别”的叙事的影响下，大部分女儿也将这一套观念内化，认同自己“外人”的身份，主动将可能影响房产分配的赡养父母的机会让给香火秩序中的“正统”继承人。就像张大娘在访谈中所提及的，“她和姐妹们不掺和父母的养老”。因此，女儿在赡养义务尚未行使之时，就已经主动退出了遗产分配的竞争，而最终的分配结果也只是对关系网络中既定位置的复现。
主动退让的女儿往往将自己的行动解释为“高姿态”“不图回报”的崇高道德选择。这或许是出于对于维护家庭和睦的考虑，但也有可能是出于谋求未来的亲属间关系性支持的考虑。
而“正统”继承者的主动“倾斜”则表现为：男性子代成员会在父母过世后组织兄弟姐妹将房产平分，主动将资源匀给其他姐妹。通过对辅助案例的剖析，我们发现身为正统继承人的男性子代成员也存在主动让步的情形，除去维护家庭和谐的共同话语之外，也存在延续亲属关系中优势地位的策略性考虑：通过资源的主动倾斜和“施舍”，正统继承人往往会得到较高的社会声誉和评价，为自己赢得关系性结构中的主动权，进一步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
陈欣悦同学顺承上一部分内容，带着大家将视角转换到新一代的房产分配实践。在上一代分配发生时，家庭资本积累受限于总体性社会分配体制，家庭成员通过参与职业系统完成财富积累。但在下一代分配发生时，市场化改革催生的空间商品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住房资源的代际传递机制。尤其在北京这种超大城市，青年一代陷入了“住房获得悖论”——买房子既是他们成家立业的规范性要求，又远超其经济资本积累速率。这使得代际财富转移呈现出刚性化趋势，房产是各类代际支持中重要、昂贵而又特别的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产的代际分配作为最重要的家庭集体性事件，关切整个家庭关系的后续走向。
“常”这一部分仍然围绕“非正统继承者让步”来展开。案例中的张大娘因为“女儿不要”，所以想将最后一套房产全部留给儿子。她解释道：一是女儿条件好，一套房子值不了什么钱，没必要分；二是谁大就让着点谁，姐姐应该多心疼点弟弟。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方式都只是将让步包装为“自愿”行为，反映的仍是社会结构性压力下的被动选择。曾经，张大娘因性别或长幼次序被要求让步，对非正统让步有着潜在认同；如今作为分配者时，她仍然顺承着曾经的实践结果，期望新一代的“非正统”继承者延续类似的让步逻辑。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式的平等思潮影响下，新时代的让步逻辑转向了更具“现代性”的解释框架，试图将结构性不平等转化为个体选择问题，以规避对制度性不公的批判。
随着支持性社会因素的进一步扩散，大众的平等观进入到一个新的“过渡地带”，团队将这种“变”称作为“补偿性平等”。据张大娘及另一位受访者大鹏叔所述，最后的房产按传统应留给儿子，女儿则是以现金补偿之。从市场价格看，房产价值远远超过流动资金，流动资金的补偿并不能补齐房产分配的不对等。但在他们看来这种分配方式就是“平均分”，因为女儿原本完全不参与分房，或者仅仅参与“赠送”性质的分配，赠送是拨出一点本不归属于女儿的自家人财产，施加于已然归属夫家的女儿。而补偿与之不同，补偿语境中的“平等”占据着重要位置。也就是说，分配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平等有所认知，但迫于重重压力不能完全达至平等，所以借用补偿来弥合实践同观念上的空隙。从“诸子均分”到“差序补偿”，实质是家产制在现代化压力下的创造性转化。补偿性平等并非简单的“平等进步”，而是在保留“房归子”的宗祧继承内核基础上，通过货币补偿创造出的形式平等表象。这种补偿性平等，是由男性单系偏重向双系并重的过渡过程中的一个不完全产物，但正朝着一个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
评议环节
董珂含
董珂含学姐围绕研究议题和田野、写作实践指明了这项研究的优势，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和评论。
学姐提出，团队的研究呈现三个优势：其一，选题精准切中当代社会痛点。面对一线城市房价高企背景下普遍存在的代际资产转移现象，研究团队敏锐捕捉到拆迁房产这一特殊标的物——其突发性、高价值特征使传统继承模式面临重构，既关联城市更新政策实效，又折射家庭伦理嬗变，为观察社会转型提供绝佳切口。其二，研究路径呈现清晰的学术进化轨迹。团队通过多次研讨调整，将宽泛的遗产议题聚焦至拆迁房产分配，并深入论证北京农改居社区的特殊性：区别于传统农业社区的单一房产形态与城市商品房产权结构，该场域因拆迁补偿形成多套房产配置，为观察非自然积累型财富的代际转移机制创造独特窗口。其三，田野洞察展现敏锐的人类学触觉。研究者不仅记录显性分配方案，更捕捉到受访者"男女平等"话语与实践的微妙差异：老人在谈论他人案例时强调公平原则，处理自身资产时却遵循传统性别逻辑，这种"双重标准"的发现凸显田野观察的深度。
学姐也指出了四项改进方向。首先是田野入场策略需优化。研究者"北大访客"的官方身份易造成隔阂，建议通过身份转换（如普通学生）、策略性共情（适度认同受访者价值观）、寻找共同经历（如相似家庭背景）等方式建立信任。其次是研究视角的多元性亟待加强。房产分配作为多方博弈过程，现有单方叙事难以呈现事件全貌，在样本有限情况下应深化关键案例的立体挖掘。再次是研究方法需规避假设性质询陷阱。针对"独女户分配假设""离婚情境重构"等虚拟提问，所得反馈的信效度存疑，应更多依赖事实性观察与多源印证。最后强调学术聚焦的重要性，建议舍弃"养老关联""婚配影响"等衍生议题，集中论证核心命题。
学姐的评议结合具体案例剖析，既肯定团队作为青年学者的问题意识与田野能力，又系统指出质性研究的常见误区。这些为城市家庭研究提供方法论参照。
教师点评
杨善华
杨善华老师首先肯定了研究的两大亮点。其一，持续性的田野实践值得肯定。研究团队克服短期调研局限，完成基础数据采集，延续社会学长期追踪传统。其二，敏锐捕捉家庭资产分配的文化张力。通过张大娘个案，揭示北方农村父权制传统与现代公平话语的博弈——老人以"帮扶经济困难"之名行"重男轻女"之实，折射村庄规范对个体行为的隐性约束。
但是，杨老师也指出，研究还存在四项关键局限。一是宏观历史纵深缺失。未将农改居置于北京郊区发展脉络中考察，忽略朝阳区城市化进程中"突击建房获补偿"的特殊背景，导致对拆迁房产数量判断失误。二是家庭史分析薄弱。未能深挖受访者子女职业背景等关键信息，错失解析代际转移机制的重要线索。三是理论对话意识欠缺。未系统梳理既有家产分配研究，致使"薪火'房'传"命题缺乏学术坐标，陷入就事论事困境。四是材料处理效能较弱。海量访谈文本未经理论框架梳理，陷入低效的信息泥沼。
基于此，杨老师提出如下的改进方向：方法论层面，建立"双重历史视野"，既要把握区域社会经济转型轨迹，又要解析家庭代际关系演变逻辑。理论建构层面，通过文献批判确立研究坐标，在承继或发展既有理论中提炼学术增量。技术操作层面，规避假设性提问陷阱，注重访谈前的历史资料准备，培养捕捉"言外之意"的敏锐度，着力挖掘具社会学意义的故事内核。
王迪
首先，王迪老师肯定了团队选择本研究主题的勇气。家庭研究有很强的内隐性，具有一定研究难度。来广营的研究中有很多比较“硬”的主题，比如说治理、空间、企业跟社区的关系等等，但是相对比较柔性的、需要研究者渗透到家庭内部过程的主题并不常见，所以团队的研究恰是迎难而上。研究中存在一批值得深入探讨的细节成果，其中一个就是财产的代际传承，但是后续研究可以在“冲突-调节-止息”的过程中挖掘故事。既有研究在关注分家、房产或遗产分配时，更侧重于一次性行动或是剖面研究，很少去结合家庭成员的记忆进行探讨。
基于此，王老师提出了四点评阅建议。
一是考虑到职业、经历、地区等对家庭类型的影响。现实里的人物不是一个平均人，不能用简单的、一两个变量去形容。要扩展人物的维度，让其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丰满。这也是判断访谈有没有到位，材料有没有饱和的方法。二是考虑怎么能够找到一般性，找到个案的扩展性，并且让本个案背后的扩展性能够解释更多的个案。三是理解家庭选择的观念框架。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是两种类型的公平，具体到案例里，受访者在分房程序上总是能寻找理由以图实现结果公平，这个过程常常是用程序上的公平来塑造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四是做田野时也应结合量化研究中的因果分析意识，受访者所提供“故事”中的某些要素并未发挥直接、关键性的影响作用。这有助于聚焦问题、理清思路和对话文献。
田耕
田耕老师首先鼓励了对这种关系复杂议题的尝试。田老师认为，今天社会学系学生的选题面向日趋收窄，所以团队敢于研究比较复杂的生活现象，在当下的社会学教育中实属难能可贵。田老师指出，无论中外，家庭社会学中的经典民族志，基本上无一不是具备非常有经验、非常善于观察的特征。
其次，田老师提出的思考和建议是，设问需要有一个长期、迂回的考量。团队的访谈问题没有使用咬文嚼字和黑话，这固然可取，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好问题。答案过于明显的问题会使受访者的回答空间过于狭窄，反而无法纵向挖掘受访者的生活深处。除非开展人格测量，否则关于行动者动机和心理的提问，其效果相当有限，因为这类提问往往不能引出受访者丰富的切身经历，难以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田老师结合自身经验指出，当下的民族志研究存在一个显著不足，就是不知不觉间将研究者持有的问题，转变为“抛”给访谈对象的问题，其结果大多成效有限。针对这一问题，当前的研究者务必需要积累起生活的常识。研究者人生阅历的丰富，可以激发受访者说出有意思的地方。这是好的社会学家最为根本的研究技艺之一。
教师点评环节结束后，报告同学对学姐和老师的建议表达感谢，并基于修改意见对后续的研究计划和改进方向进行了回应与补充。活动最后，教师嘉宾为报告人、评议人、主持人颁发海报纪念框，并与现场听众一起合影留念，此次田野工作坊圆满落幕。
我们是初出茅庐的田野工作者
磕磕绊绊，不断碰壁
但我们热爱通过田野贴近生活
珍惜在田野中的成长
这是社会学之于我们的亲切含义
在这里，我们将与你分享最真切、
朴素的田野感受
欢迎大家的倾听、交流与探讨
文字：孔一舟 时嘉豪
摄影：苏方
审核：余烨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