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简介
2020年11月20日晚，第八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3室举行，主题为“何以为家：新生代农村青年进城买房的家庭化策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子涵、朱磊、李思妍主讲，谭心怡主持，陈映彤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佟新、卢晖临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研究背景与文献
朱磊：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时至今日仍存在着较大差距，而进城农民构成了这个差值的主体。那么，这些漂泊于城乡间的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了城市？这是我们最初的关切。
去年暑假和今年寒假期间，我们两次来到安徽H市F县的D村进行实地调研。我们主要通过个案访谈，以买房安家的经历为中心，深入了解访谈对象的生命历程，由于卢晖临老师在2015年开始就在该村设置田野点，很多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进入和理解田野提供了宝贵帮助，我们以这些既有资料作为补充，在对大量文字材料的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本项研究。
近三十年来，D村农民安家从时间上分为三个阶段：本村自建楼房，新村统一规划建房和进城购房；依据地理位置由近到远则分为由乡村、县城到更大城市等多个层级。进城买房位置的选择无不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和当地政策制度制约，但我们发现，具体买房决策中的考虑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个奇特的事实，D村所属的F县近年房价节节攀升，房价水平和H市相差无几。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农民进城安家的探讨首先开始于学界在现代化范式下对于西方经典人口流动理论的引入和修正，比如推拉理论和托达罗模型等，这些理论将农民工进城看作城乡经济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难以在城市中长期留存乃至定居，在城乡之间持续摆动，形成了“候鸟式的进城返乡状况”，学界认为这是制度障碍、市场歧视和社会认同等各种原因造成的，而这些障碍归根结底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不完善的结果，因此将其概括为“半城市化”问题。
随着新一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农村青年进城又展现出来了很多新现象和新问题。一方面，新生代农村进城青年在城市中居留的意愿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农民工在不迁户口的前提下进城买房安家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在新的背景下，学界更加关注农民工进城之后境遇的分化，试图为半城市化现状提供体制机制上的改进建议。在宏观角度下，有学者关注农民工买房中再分配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及进城农民住房消费的分化状况，也有学者以个体家庭为分析单位，指出了农民进城安家是一个代际性、接力式的长期过程，还有学者更加关注观念领域，分析农民在买房决策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策略性选择。对于进城安家后的影响，则主要从经济、社会和符号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分别探讨农民工安家后的经济境况、社会关系和安家本身的象征价值。
我们发现，既有研究主要采用制度主义的分析方式，倾向于将归结为经济、制度问题，默认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和非此即彼的安家选择，从而将“城乡两栖”的现实简单归为发展的不充分。同时，尽管学界对于进城农民的个体能动性有了相当的关注，但是对于微观的实践逻辑与过程的复杂性仍缺乏细致探讨。然而，大量农村家庭在“城乡两栖”状态中灵活调整家庭结构以适应其生活需要的鲜活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看待农民进城安家的视角是否还有新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希望吸取前辈学者理论的经验和教训，尝试摆脱以往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窠臼，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当代农村青年进城买房的决策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化的，更加深入地呈现和反思，农村家庭的安家实践过程如何形塑了“半城市化”的宏观格局，而这一现象对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和中国城镇化进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更好理解当下的中国城乡社会是较有意义的尝试。
田野经历
林子涵：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田野经历，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研究历程的简单回顾，也是对研究本身的一次“社会学的社会学”考察。
1.第一次田野：
我们于2019年6月立项时拟定了最初的提纲，主题是基层城镇化背景下农民的安家选择以及城乡认同。2019年6月24日～7月7日，我们第一次进入田野点。当时“三村调查”项目的课题是“农村青年的婚姻与家庭”，我们没有确定的方向，主要跟随师兄师姐访谈，了解了部分家庭的安家情况和考虑。10月，在师兄鼓励下，我试图把住房安家写成报告，最初的报告草稿大致包含如下内容：安家概况、动机、家庭策略的形成过程、制约因素、实践策略的分化、安家的影响、家的意义——试图推导出安家的“通用模型”。但这种“理论抱负”在实际写作中遇到了困难：一方面，现实条件与逻辑的复杂性使得材料难以组织；另一方面，由于材料不充分，难以对深层原因作出解释。
在第二次田野临行前，卢晖临老师给我们提了两点建议：1、目前的研究还缺乏生命历程视角，需要挖掘买房的故事；2、聚焦研究对象，从“农民”集中到“农村青年”能够更好地使得讨论更加集中。
2.第二次田野：
我对比了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田野期间访谈提纲，二者虽然基本方向上保持一致，却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方法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和问题进行有机综合，使它们与现实具体的情境更好地结合；其次是个案单位上从单独的个体扩展到家庭整体；最后是解释上从因果动机到过程性的分析。
在实际访谈中，我们的问题意识相比于初入田野时更为明确，也就是深入挖掘安家的决策过程，此外更加注重视域的整全性，在家庭生命历程、社会关系和“生境”中理解安家实践。当然，我们的实践意识相对于话语意识仍然是相对滞后的。
朱磊：
3.材料处理与概念界定：
实际上我们的题目并非从一开始就确定好的，特别是访谈对象的选择和具体分析框架的搭建两个方面。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地确定了几个研究中必须澄清的关键概念。
首先是研究对象，为了兼具理论价值、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在老师的建议下将主要访谈对象确定为“农村青年”，而非以往的农民工进城研究中的“农民”。前面也有提到，进城安家实际上是一个代际接力式的家庭行动，家庭资源向下流动的同时伴随着家庭形态的核心化，实际上对于整个家庭来说，进城安家的意义主要寄托在子代身上。因此我们的主要访谈对象是子女未成年的中青年父母和即将结婚或新婚的青年，在他们的生命阶段中汇集着进城安家的各种动机。另外，在实际田野中，我们也访谈了部分的子女已成年的中老年父母，因为在安家的决策中，他们的意见和存在本身也是颇有影响力的。
其次是买房和安家两个概念的关系，买房不等于安家，但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也包含城乡张力在家庭之中的体现。我们希望在研究中呈现出这种张力，以表明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指明的是，“安家”并不是既成的状态或一蹴而就的决策，而是包含着筹划、决策与具体实践的长期过程。而“进城安家”，不仅指在城里买房，而且包含着整体的生活重心与未来预期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同时，因为许多农村家庭可能还处于买房的期望或筹备状态，进城购房满足的需求还可能通过其他替代性策略来实现，所以我们以进城买房为讨论主体，但会适当兼顾同时存在的替代性选择。
最后是理论框架的搭建。实际上我们是按照安家的时序来组织的，即安家动机的生发，安家具体的决策过程以及安家后或者安家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家庭生活图景，我们最终将结论落脚到了安家的整体格局和家的意涵上来，也即探讨进城安家如何影响了农村家庭的形态和家庭生活的意义。
案例分析
林子涵：
接下来我们进入案例分析部分。因为我们访谈的个案较多，如何组织个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挑战。这里，我们尝试着以研究过程中最困扰我们的问题为线索来介绍。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是如何在实践逻辑中起作用的？尽管经济条件是最经常被提到的限制因素，但我们发现事情没有“缺钱”那么简单。关键在于，在农民的实践经济学中，经济条件来自于历时性的积累，而积累率又与他们的实践逻辑相关，我们从案例中概括出了三种实践逻辑：自在逻辑、积累逻辑和缓进逻辑。
自在逻辑是指，缺乏“向上流动”的筹划或并未意识到经济积累必要性，这种“自在”的生活态度导致家产“慢积累”，从而导致安家的现实可能性逐步减弱。积累逻辑则是指已有明确进城筹划，并且进行积极的经济积累——因此进城安家成为了“自然而然”的过程，但需要承担更大经济压力。
实际上，二者之间可能在生命历程中某些契机的激发下发生转换。比如，下面要讲的一个案例中，胡明长期从事一份计件工资的工作，在结婚前他“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做”，但在婚后，夫妻二人想趁年轻挣钱在老家盖新房，于是他们开始非常拼命地工作，随后仅用两年时间就盖起了一栋新房，盖房支出（40多万元）几乎都是夫妻二人出的。住房的必要性与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使得胡明由“自在逻辑”跃入“积累逻辑”，最终使安家得以实现。但是，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二者之间的转换并没有那么清晰而迅速。
案例1. 自在逻辑与积累逻辑：王婕、高诚
王婕与高诚并不是本村人，他们十年前在D村买房，2017年左右曾遇到良好的进城购房契机，当时高诚有进城买房的想法，却在王婕的消极意愿下作罢。尽管家庭收入水平在村中尚属不错，王婕在其表述中却透露出某种“经济紧张感”。那么，是什么限制了这个家庭的经济积累？
我们在深入了解了这个家庭的生命历程后才发现，二人婚后若干年时间出于经济自发和家庭伦理，向公婆和娘家的大额转移支付“打了水漂”，导致了长期的“慢积累”状态；当小儿子出生前后他们才洞察到积累的必要性，但近年来生意周转的不稳定性又削弱了积累的成果。另一方面，他们的居住需求已经在D村得以满足，而子女的教育需求尚未充分展现出紧迫性，因此他们进城买房的必要性始终是模糊而又弹性的。条件与意愿的不匹配使得他们错过了安家机会，而进城安家的客观可能性的降低又削弱了安家动机。
李思妍：
案例2. 缓进逻辑：陈树文
与前两个逻辑相对，缓进逻辑是指有买房的意愿和需要，但因为条件限制或者在家庭安排中有更重要的因素，只能通过替代性策略弥补未能进城购房造成的限制。
陈树文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多重因素的限制下，这一家人目前都无法外出打工，妻子虽然想买表示家里暂时没有条件，只好通过其他渠道解决子女眼前的教育需求。
但随着紧迫性的不断累积，这种缓进逻辑总会在某个时点发生质变。当两个孩子今年都已经确定在县城读书之后，租房和寄住就不再是长远之计了。第二次访谈时，陈树文仍然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在县城买房的意愿和需要，而今年夏天再次回访时，他已经在县里物色好了一套九十多平米的房子，下定决心供养孩子进城读书。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反经济理性”的安家选择？比如，虽然有能力进城买房，却首先选择在村购建新房，而这套新房却长期空置。这些在外人看来“反常”的实践逻辑，可以揭示出他们更为深层的意义结构。
3. 双系家庭的协调：朱家华
村书记朱大哥的独子朱家华属于小有成就的公司中上层，从经济条件上说他完全有能力进城定居，而去年刚刚结婚的时候却没有购置新房，其最大的阻力来自父亲朱书记。如果仅从单个家庭内部来看的话，朱书记的固执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而女方娘家和性别视角的进入让我们找到了解释的途径。如果小夫妻把家安在合肥，会离女方家更近，距离背后象征性的意义是他不能接受的。
从朱书记的纠结中我们看到从夫居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遗留仍存在于购房决策当中，尽管小家庭已经独立出去了，但在距离的决策上仍然是两个家庭的事情，需要兼顾双方父辈家庭的距离。尽管可能偏离理性上更优的选择，文化性的规范仍然存在。
4. 新房空置：吴长靖
吴长靖一家现居在村中老宅，2008年在新村置办了婚房，却至今尚未装修，2016年在父亲的执着劝说下又在F县买了新房。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新村那幢新房，既不装修，也不打算出租和转让，成为了一个“悬置的家”。尽管吴长靖及其父母对这套房子并没有实际的处置意愿，目前也看不到实际价值，但访谈中他对这个空房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很强的反思性。
这是新房空置现象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在我们遇到的访谈对象中，像吴长靖这样，本有机会和经济条件进城买房，但又选择首先在村里购建新房的不是个例，尽管这些村里的房子往往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入住，甚至处于完全的空置状态。在并不富裕且仍需资金偿还房贷的农村家庭中，这笔支出甚至为下一阶段功能性的进城买房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导致在真正迎来关键的生命历程转折点时，要么把“更上一层楼”的选择排除在外，要么不得不在城镇重新安置一套住宅。这样的安排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反常的，可以说是反实用性的。
在这一系列非理性的案例中，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试图用“理性”或“非理性”来归类动机的时候，实际上就需要十分谨慎。必须抛却“理性人”假设，深入真实的农村家庭的意义脉络，重新审视安家地址的选择在农民意义结构中的位置。
师兄师姐提醒我们，对于农村家庭来讲，空置的新房可能并不是反实用性和经济理性，而是具备了某种“想象层面的实用性”，在未来的计划和想象中，这个房子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这个图景就是我们需要挖掘的地方。相对于吴长靖这个还没完全安定下来的小家庭，中年家庭们对这个空房的图景有更明确的表达，一位被访者表示：“农村思想，就是说（在老家）有房子，有根在那里。”对于村中的空房来说，房子蕴含着屋主对未来生活可能性的想象，这种可能性跟以后返乡养老的倾向或者说落叶归根的观念是紧密相关的。透过“当下的现象”去寻找“未来的可能”是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很大的启发。
林子涵：
5.“有根”与“寄人篱下”：胡家兄弟
胡明是大家庭三兄弟中的老大。一大家人曾长期挤在40年前盖的三间小瓦房中，连过年回来住都成问题。2016～2018年，胡明在村内花费40多万元盖了一栋新房；但实际上，2016年他们的工作地无锡的房价仅六千多元，首付只需十几万，但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为什么胡明要首先在家建房？可以说这是出于整个家庭需求的紧迫性，蕴含了多重意义：老大的责任，母亲的期望，老三的婚房，大家庭的凝聚，在村庄中的“面子”。他们希望全家人能在这个房子里过年，但是老二胡亮并不领情，而是把孩子接到了上海过年。
为什么胡亮不愿意回家过年？实际上，他不久前才在F县买房，但由于在老家没有自己的房子，因而处于“飘着”的状态；而且他已经有三个孩子，带着一大家子“寄人篱下”显然更容易受到非议。
因此，胡亮的“反常”正揭示出胡明安家选择的内在逻辑：对于农民来说，在村中有一个自己的落脚点极为重要。村中房屋的象征意义甚至可能大于当前的实用性功能，即使可能长期空置，但是为自己可能的“归宿”投入大量资源是无疑是值得的。
第三个问题是：安家的必要性能否转化为现实可能性？在王婕的案例中，长期慢积累导致意愿和条件的不匹配，错过安家机会，而现实可能性削弱必要性；在陈树文的案例中：安家需求尚未转化为绝对的必要性，但现实可能性随经济积累与必要性增强而缓慢增加；在接下来讲述的苏毅、苏正兄弟的案例中，对必要性的辨识先后，导致安家时点选择的差异。
6. 从经济积累到安家决策的一跃：苏毅、苏正兄弟
苏毅、苏正兄弟在村内都有房，但很少住人，近年来他们又分别在F县买房。苏毅2016年左右F县全款买房，刚装修好，苏正2018年左右在F县买房，当时房价已开始快速上涨，目前未装修，还贷压力较大。苏毅买房时，和他的妹妹买在一起，本来给苏正订了一套，但他没有买，这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为什么苏正在2016年没有买房，而在2018年又买了？当时，他觉得村里有房子，没有必要进城买房；如果三家同时把钱投在房子上，没有足够的钱应对可能的意外情况。但随着小儿子出生、房价上涨，对两个儿子未来结婚的经济压力预期使得进城买房的必要性提上了家庭议程。
总的来看，兄弟二人安家时点选择的差异主要来自两方面因素。首先是由于性格差异，对于长远规划与现时需要有着不同的优先性考量，苏毅认为苏正和胡明都属于“一个坑一个画”；自己类似胡亮“不走一点大路”，因此他更早地意识到进城买房的长期价值。其次是家庭情况的差异：苏毅有一儿一女，目前在老家和县城都有房子，安家任务基本完成；苏正有两个儿子，因而买房压力倍增，这才激发了他对安家必要性的洞察。
李思妍：
第四个问题是：家庭如何应对城乡之间的抉择？对于村庄社会来说，买房本身远远不是安家的终点站，伴随着生计方式和生活安排的调整，可能会出现种种不确定因素，需要动用整个家庭的力量来维系。
a.吴长靖：
前面提到的吴长靖夫妻在县城买房之后其实还没有回老家落脚的打算，因为县里没有产业、工作机会少、工资也低，家里房贷还没还清，生活用度也处处需要用钱。但吴长靖儿子成绩不稳定，明年如果考不上江苏的初中只能返乡上私立中学，县城的房子在不稳定因素面前突然展现出了实用性。然而新家的生活成本又成为了第二个难关，吴长靖的妻子和父母要辞职返乡照料，但至少要有一人在外打工才能支撑房贷压力和生活开销，吴长靖一家于是不得不面临分离的可能。实际上，这种“尴尬”并不罕见，尤其是在一些产业不太发达的县域，当新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资源无法满足小家庭的生活需要时，安家的门槛对于高度依赖务工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不仅仅是购房所需的经济条件，更有整体生活重心转移的成本，有时甚至不得不以家庭的分离来支撑起新的生活格局，从而生长出像吴长靖家庭一样的“城市留守家庭”。
林子涵：
b.苏毅、苏正：
在苏毅、苏正兄弟的未来规划中，我们看到了典型的大家庭内部分工：由于苏毅的安家任务已经完成，夫妻二人将在省内从事建筑工地的工作。苏毅表示，老人年纪大了，两家都在外面对老人不放心，万一有什么事情很难及时应对，因而他们一家在逐渐往靠近家的方向转。苏正家里两个儿子，经济压力比较大，还会以生计为主而在在外打工。
结论与反思
林子涵：
1.理论：
虽然田野中的现实才是理解社会的根本来源，但这些经验材料也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映照下才能呈现出更深层的规律。在我们的研究中，最为关键的理论问题就是实践之中微观与宏观、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关系。
首先，如何理解个体实践？我们不能将其化约为瞬时完成的逻辑动机，而要注意到实践的时间嵌入性。因此布迪厄的“实践逻辑”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实践逻辑是一种注重现时而排斥反省的自在逻辑，它内在于持续时间，而外界的刺激只有在遇到习惯辨认出它的行动者才能起作用。其次，如何把握整体结构？我们看到，由变量间两两关系构成的机械因果性在现实的复杂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而以结构因果性才能将纷繁交错的关系有机地整合起来。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是最符合这一理论意图的概念：在复杂结构整体中，矛盾的不平衡性通过一系列矛盾环节在主要性上的转移、交换和压缩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复杂过程。
总之，在农民的安家实践中，各种现有的限制条件不是作为孤立的自变量在起作用，而是在复杂过程中经济“归根结底”的作用下，经济条件、交往方式、家庭需要、观念、责任与期望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交替地起主要影响；不是作为推力、拉力即时而机械地起作用，而是通过行动者的习性以持久、动态、系统的方式，使得其特定产生条件的范围内使得各种思想感知与行为的自由成为可能。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农民进城安家的逻辑，弥补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不足。
李思妍：
2、实践
在大部分时候，访谈对象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模糊的实践理性”，脱离当初的情境、家庭决策中的矛盾等种种因素都可能破坏被访者完整的还原和表达，可能是从自己的认知中择取了一条比较容易向你展现、通俗易懂的原因，例如把进城动机简单归为了教育，把没有买房归为没钱，或者访谈对象对这个决定本身缺乏反思性，或者将这个现象视为共识，例如农村中空置的新房。因此面对访谈的一手材料时，我们需要保持反思性，一方面，需要对经济理性和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决策的转折点以及家庭成员意见相左的时点保持敏感，去针对性地了解背后的故事，从而找出看似细枝末节的事物背后的全貌。另一方面，对于受访者生命史的挖掘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早早潜伏在他们过去的生命历程中的性格和观念因素，有可能成为解释他们决策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我们的两次调研也是一个问题不断涌现、框架不断重塑的过程。在进入田野之前，由于早前文献的阅读和对田野的期待，我们必不可免地存在一定的预设与规划，于是在第一次的调研中我们得出了一个由自变量和因果链条组成的模型，企图继续用经验材料去不断填充巩固这个模型的框架。然而在第二次的田野当中，我们又逐渐发现这个模型的不适配以及实践逻辑的复杂性，在案例分析中不断地翻新经验，甚至有时是颠覆原有的认知框架。当与预设不符、或者是无法理解的现象出现时，需要我们对一切先见之明和顺理成章抱持怀疑，在多个案例中组织材料和观点时，也要警惕任何对个案的主观遴选，时刻保持研究者应有的客观、包容与共情。
评议
陈映彤：
你们一开始提到的关注点是“家庭安家的策略”，但是在表述上前后其实有微妙的差异。比如说一开始用的是“安家的选择”，但是到最后变成了“安家的决策过程”，选择的话就是买和不买而已，而决策过程其实内容就会更加丰富。这个过程可以是文章所描述的“缓进的”，就是个体意识到了必要性存在，但是它被其他多重的因素挡在这里暂时动不了；或者是“突进的”，个体突然意识到必要性，比如说父母的责任脚本，然后开始积极地攒钱；或者是“自发的”，个体完全没有意识到，还在遵从一种村庄中的道义经济。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其实就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农民进城买房问题的认识。
你们本来想归纳出一个通用模型，对于这个东西的放弃是很重要的。在研究过程当中研究者必须接受的一点，就是社会事实是有毛边儿的，是粗糙的，归纳的方式有时很难概括某些事实，这时就需要进行取舍。
在文章中有时“家庭”是作为一个副词出现的，文中经常会讨论到“家庭化的策略”。从这种论述方式中也能够理解本研究所说的“过度决定”和“不足决定”的意指。所谓“过度决定”，就是在每个现实的状态下，一个选择其实都是由各个不同矛盾决定下的一个解；而所谓“不足的决定”，就是说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导致唯一的解。如果个体在买房时只有教育等某一个动机的话，那他很可能有其他替代性的策略，就是文中所讲的对于期望的调整和对于策略的调整。作者最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安家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波形，它有时前进速率比较高，有时比较低，甚至有时会倒退，这样一个复杂的状态是比较有启发性的。
老师点评
杨善华老师：
本文讨论到了农村青年进城买房，实际上，农村中并非所有人都买了房，其实可以观察到，只有经历过非农化的社会流动之后才有可能进入买房的行列。非农化的社会流动对个体作出买房决策的影响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点。
你们提到了朱书记一家的案例，事实上，农村嫁娶当中一般都是由男方提供住房的模式已经在改变了，然而这种现象引起了老一辈的强烈不安，因为这样可能在周围人的议论中被视为隐性的“上门女婿”。老一辈人要求子女在老家县城买房，尽管没人住，但它是作为“仪式性的住房”存在的，没有这个房子说明我不行，买了房子之后就是“在村里有交代”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在田野研究中，对于田野点的追踪也是很重要的。你们提到四十多岁的人还认这个村，年轻人可能就不认了，那么再过五年，这些不认为村里房子有重要性的年轻人又会怎么看呢？农村在观念上处于一种新旧混合的状态，既有以前乡土、伦理的观念，又因为打工带来了新的想法和观念，这是一个值得去长期跟踪关注的点。
佟新老师：
你们提到的教育需求实际上是和城市化勾连在一起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个“中心校”的概念。随着村庄学校的逐渐消亡，农村学生只能向城市流动，教育的转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动力机制，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文章中没有澄清选取访谈对象的方式，如果只是偶然遇到的话，可能样本是不够全面的，在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之外，可以继续去关注父母一辈和没有出去打工的村民的相关案例，或许会有新的认知和发现。
家庭观的转变是历史性的，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家庭，到如今现代社会的小家庭，家庭形态和家庭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似乎更加展现出一种从家庭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但我们需要深究细化这种家庭观念的变化。因此如果研究要进一步跟进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着把一个家庭中所有的人都访到，可以去问：在他们眼里，什么是我的家呢？去看看不同年龄段、不同代际、不同性别的人对于家的看法有什么不同，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关注点。
最后，对于每一个个案中展现出来的，看似理所当然的逻辑，比如父亲觉得必须要为小儿子再置办一套房，遇到这种情况时，研究者需要有意识地去追问他们，深究他们的想法，挖掘出策略背后对应的文化背景。
卢晖临老师：
本文的题目叫“何以为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16年调研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问卷调查会问家里有几口人，得到的答案和我们那个年代跟着杨老师出去做调查相比变化很大。过去我们对于家庭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边界，而在今天中国这种城镇化模式之下，家的边界其实变得模糊了。家庭出现两个倾向，一方面是核心家庭化，小家庭要在城市买婚房，其子女将来要在城市长大和受教育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家庭又是扩大化的，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即使是分家了，也会认为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在很多情况下家庭决策是共同参与的。
在买房安家的过程中，有些信息是藏在表面的动机背后的。如果只是问浅层的原因，可能会得到清晰的、线性因果的图画；但如果是深层的、多方的，就可能展现出非线性的、偶成的逻辑。比如有一家人长期在上海打工，在村里的两栋房子空了十来年，这期间去看会觉得他们是“非理性”的。但2017年由于老人身体、小孩上学、政策收紧等原因返回家乡，结果村里的房子就从虚的变成实的，上海从实的变成虚的。上了年纪的人觉得在老家至少要有房，这背后有制度性的原因——大家体会到不容易在大城市安家，所以没办法考虑村里房子空置以后的经济代价。此外，个体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性格对于买房的策略也会产生影响，更有责任心、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在经济积累速度上也会与其他个体产生差异。比如前面提到的胡明在结婚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方面是因为成立家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妻子从小承担起家庭重担，责任心特别强。
在这样的地方做田野研究，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在研究者只去一两次的情况下，或许对于整个事情的把握感到信心满满就下了判断，然而等到一年两年后回头再看时，会发现当初的判断可能要重新思考。事实上，哪怕没有长期做追踪研究的机会，也要有相应的心理准备，不可以信心满满，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够找到通用的模型来解释一系列事实。而如果有这种追踪研究的条件，就需要去对比：最开始的判断在之后能否得到支持？得不到支持的原因是什么？是彻底地推翻还是可以做部分的修正？这会让我们对实践逻辑的复杂性有更好的认识。
最后，本文可能在写作上存在一些问题。写作需要紧紧地围绕主题，文中有一些线索与本文的主题“安家”并没有直接联系，内容上可以相对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