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简介
2022年10月8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十八期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越轨’在衡中：总体性机构中的生活逻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9级本科生龙嘉毅、刘儒骁、潘文欣主讲，肖志文主持，社会学系2021级硕士研究生徐毅萌评议，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王利平、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龙嘉毅：
我们对衡中学生的研究缘起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衡中毕业的同学并没有像媒体描述的那样沦为“学习机器”，而是成长为与你我相似的大学生。我们并不讨论“不在衡中读书，是否得到更‘好’的成长”，而是关注：在衡水中学，学生的青春天性如何穿过制度的压抑？在这个天性释放的过程中，他们如何成长？
学生恋爱：个体在总体性机构中的情感实践
潘文欣：
我们研究的第一部分是衡中学生的校园恋爱。我们希望通过观察衡中学生的恋爱实践，探讨衡中制度对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表达和社交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也希望借此更细致地了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未被严格的制度和整体性的目标所完全限制的个性，进而描绘出制度与学生之间真实的互动状态。
衡中制度的严格，从针对学生恋爱所制定的一项禁令——“男女生非正常接触”（以下简称“非触”）制度中可见一斑。“非触”制度的严格体现在界定明晰、描述细致和监督严格三个方面。该制度将学生恋爱由轻到重分为五个等级，并在解释条例时细致地刻画了许多动作甚至情境，惩罚方式轻则回家反思，重则开除学籍。具体而言，男女生互相陪同到医务室看病、一起吃饭等，都属于被禁止的行为。但是，再严苛的制度也无法完全抑制青春之花的生长，学生们总能够通过种种方式，寻找到制度的空隙满足情感需求。
我们总结了访谈中的三种学生情感实践的方式：首先是“跨越时空”，即学生通过种种方式跨越衡中严格划定的时间和空间区隔恋爱；其次是“以物传情”，即通过交换物品来传达言语被限制后无法直接表露的情感；最后是“特殊身份”，即学生如果在衡中具有一些特殊的身份，如学生会干部，就能够享受到专属于这种身份的“空子”，获得表达个性的更大空间。
虽然学生们通过发挥自身能动性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满足情感需求，但同样重要的是，老师们在执行制度时的能动性和灵活性也为学生们获得“被禁止的满足”提供了条件。由于级部老师和基层老师（包括班主任）之间对制度理解与利益存在差异，学生能够寻找到制度制定和执行之间的空隙伸展个性；学生的优秀学习成绩是被抓到时获得老师宽容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好的成绩能够成为学生的“免死金牌”；若老师能与学生建立较为紧密的私人关系，达到“亦师亦友”的程度，那么学生在被发现恋爱时也有极大可能不被惩罚。通过恋爱这个浅显但有趣的视角，我们可以对衡中的制度情境、学生情况以及这两者的互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边缘学生：反叛与回归
刘儒骁：
我们研究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衡中的“边缘学生”。在外界看来，“认真学习”是衡中学生的典型形象。作为一个在衡中读过三年的学生，我之前所接触到的也都是十分上进的同学。去年10月开始研究的时候，我借国庆放假的机会回家，在衡中“蹲守”到了几个访谈对象。我本来计划访谈各个年级、各个层次的学生，但是后来由于疫情原因，衡中有两个月没放假，访谈对象都“失联”了，只能通过网络寻找因故出校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表现与经历非常挑战我的固有观念，他们的经历比普通学生丰富许多，在学校里却是“失声”的群体。于是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这群学生身上。
衡中的“理性”学生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以良好的升学成绩为主要追求，他们的违纪行为多被视为无意之举，更能得到制度的宽容；相应地，得到制度“庇护”的他们也更容易产生对制度的认同、对老师的服从，与整体制度和谐相处。与之相对，所谓“边缘学生”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学习，有时为达成个人目标可能违背组织纪律。其中部分同学也将良好的升学成绩放在自己的目标体系之中，但认为成绩不该是高中生活的全部，长期的压抑性控制不利于自身的全面发展，有多余精力时更希望挣脱束缚、解放自己。其余的同学则可能追求舒适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或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了挫折。成绩落差是这些学生走向边缘的前提，外部的束缚则是激起他们反抗的动力。
不过，衡中内部存在的一些因素让学生自主空间的存在成为了客观事实，让“不合群”的学生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在外部看来，衡中似乎“戒备森严”，学生不能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但身处其中的学生总能发现或“开辟”相对自由的时空。这些空间的存在，一方面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得以调适，使学生不至于与制度决裂，从而使制度更好地吸纳、管理学生；另一方面也能将有违纪倾向的同学与“老实本分”的同学区隔开来，保证大多数同学不会受到影响。总之，老师默许下自由空间的存在使得制度整体“张弛有度”，能够正常运作。衡中老师在面对具体的学生时，往往也会适时“因材施教”，帮助同学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即便是那些已经偏离正常轨道的学生，他们也不会轻易放弃，而是给予另外的引导。由此，有偏离倾向的同学也得到了“安身之处”。
学生干部：在压抑与困窘中成长
龙嘉毅：
我们研究的第三部分关注了学生干部在衡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正式制度的精细化程度越高，制度所需的行政人员数目也就越多。为此，衡中打造了一个以学生会成员与班干部为核心的学生干部群体。然而，相比于一心向学的同学，往往是对自由有一定追求的同学才会加入其中，并用心于学生工作。
学生干部们对制度往往怀有认同，这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度抽象的，即：制度本身绝对正确，违背制度的同学当受惩罚。他们必须监督他人服从制度，也必须告诫自身认同制度，不能完全享受个人自由或“以公徇私”庇护他人。不过，学生群体内部对于制度的认同度有差异，可以按照学生干部对制度的认同度对学生进行分类。制度认同弱的干部往往能更充分地享受自由，实现自己的青春欲求。比如，一位体育卫生部的同学利用干部所具有的自由空间，创造了迥异于典型衡中学生的个人生活模式。制度认同强的干部的抽象认同往往会压抑他们的自由冲动，但自我与他人的自由冲动会不断冲击这种抽象认同，在某些事件中他们会陷入困窘，并进而反思制度，学会保持自我与制度的适当距离从而成长。我们描绘了三位班长如何在遭遇家庭变故、亲密关系与同学反抗后，改变了自己的抽象认同。
余论：从“煞有其事”到关注经验
龙嘉毅：
现在来回顾我们的写作过程，最初我们过度关注“控制—自由/反抗”二元框架，以至于被权力技术视角蒙蔽，陷于话语建构。在导师的提醒和我们三人的进一步交流下，我们逐渐意识到呈现衡中学生青春实践并从中提取概念更有价值。我们特别注意到1995年王汉生老师对项飙《流动、传统网络市场化与“非国家空间”》一文的批评，批评指出，对说明“内在特质”的追求容易陷入概念框架从上到下的“大盖帽”，而对“具体互动”的说明才是更有讨论性、生命力的知识生产。此外，林叶老师的博士论文《钉子和拆子：旧城征迁中的空间、家庭与社会联结》也为我们跳出“控制—反抗”框架、关注研究对象的生命状态提供了思想资源。在上述文本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检视了关于戈夫曼《精神病院》的文献综述并认识到，衡中虽然是“总体性机构”，但更需要关注它作为一所学校的特质：老师育人，学生成长。关注机构特质而非套用戈夫曼对于“控制—调适”的一般性论述，才是与戈夫曼的真正对话。我们也思考了研究未来进一步拓展的可能，包括讨论衡中内部学生的阶层异质性、衡中制度的发展历史、作为衡中的新型学生群体竞赛学生以及衡中在河北教育格局乃至产业格局中的地位等。
评议环节
徐毅萌：
最初与三位同学交流是在2022年1月初，当时没有想到疫情会如此发展，所以建议他们最好能够置身在衡中现场，尤其是在语言、文本材料之外，在观看之外，关心听觉、嗅觉等多种感官。他们当时还设想从制度的角度，追溯衡中从严管的县域中学发展为跨地域的超级中学之后，随着生源的变化，比较强硬的管理方式是否出现了一些空隙，从而出现了更多的越轨。
最后由于疫情防控，三位同学只有访谈材料。由于材料限制，不论是校园民族志的微观分析还是宏观视角都难以实现。不过，尽管语言材料提供的生动情感是有局限的，但三位同学已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将材料用到极致并且落在比较小的经验层面上，这是很不错的，他们文本中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但问题在于，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分析材料是否回到了这些学生当时的生命状态？我认为有几点可以讨论：
其一，研究者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研究的时候你处在什么位置、如何面对被访者，并且是如何把研究问题组织起来，这是很有意思的。
其二，研究中接触到的这群人绝大多数后来去了985高校，但这些人占衡中总生源中的比例是很小的。这不是所谓分层抽样的问题，而是可以去思考，尤其在理想学生和边缘学生那里，上了北大的同学对“越轨”的讲法和考进普通学校的同学的讲法是否存在差异？至少我们得试图去听一些不同的讲述方式之后再理解和判断。以及，很早毕业的同学与正在就读的同学叙述的感受可能也会不一样，如果希望做比较，可能听同一届的同学讲述会更好。
其三，目前的版本不用于提交挑战杯的传统的学术论文，有点像实验性的民族志。但可能纯粹非虚构写作在文笔上会比你们的更好，那么这么构思与写作的差异在哪里？放弃“生产性控制”的概念之后，怎么去组织故事？我个人感觉可能与教书育人的“育”关系很大，可以之后琢磨。
提问环节
问题一：你们把学校里的事情讲出了政治社会的样子，这像是政治社会学的问题：要实现对学生的控制就需要一个特别的群体即学生干部，学生干部们又通过职务之便实现越轨。从老师的角度看，基层老师以成绩为重，不轻易惩罚越轨学生，学生又以成绩向基层老师换取自由空间，这加强了双方的非正式关系；级部老师是任务驱使，会严格惩罚越轨行为。级部老师跟基层老师相比在动机上比较模糊，那么他们怎么看待越轨，为什么要强调这些细节？
龙嘉毅：我们还有很多材料没有处理，老师不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压抑学生，而是有教书育人的理想。
潘文欣：我们没有直接访谈级部老师，每个同学和级部老师的关系是不同的。级部老师的任务是维护衡中制度的威信，基层老师才能为学生留下发展个性的空间。我们最初区分级部老师和基层老师是想探究制度的文本和执行之间的张力，这其实有些武断。
刘儒骁：我问过的老师们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级部老师面对20个班的学生，每个学生都很陌生，谁犯错都是一样的；基层老师认识班上的每个同学，有更具体化的处理。
问题二：级部老师绝大多数是任课老师，他们如何对待自己任教的学生？衡中的越轨与其他学校的越轨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
潘文欣：衡中的特殊性是我们一直纠结的点，恋爱在所有高中被禁止，只是衡中更严格。我们的核心是呈现与舆论不同的真实生动的衡中形象。恋爱的视角很大程度上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看到，衡水中学并不是扁平的高考工厂，也有鲜活的个人情绪。
龙嘉毅：级部老师的态度与他的地位有一些关系，但我们只能通过学生道听途说。至于衡中的特殊性，首先衡中以前就非常压抑，尽管现在制度还在，但学生群体有变化；与一般县域中学不同，如今有很多外地中产把孩子送进学校，他们的越轨是有特殊性的。其次，我们即使离开了高中阶段也会有总体性机构的感触，这种状态在衡中外或多或少都有。
教师点评环节
卢晖临老师：
我觉得真实反映实践的作品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虽然与完整的教育民族志相比，这项研究还缺乏对学校、课程和班级的观察，但三位同学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尽了很大努力，主要通过学生访谈，把媒体呈现的衡水形象丰富化了。田野调查不仅是按菜谱还得看材料做菜，同学们田野过程中的有些细节就体现了这一点。比如，他们本来没有想过做所谓的“边缘学生”，但调查时只能访到校外住的学生，而这个群体与他们的主题恰恰是很相关的，同学们之前访的基本是好学生，这恰恰弥补了空缺。
文献综述中不是非得有理论概念来套，但比较是有必要的。戈夫曼《精神病院》中提到的“总体性制度”的典型是精神病院、监狱，衡中与之有什么不同，这是值得讨论的。无论精神病院还是监狱，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很难找到利益的共同点，但衡中的校长、老师和学生在育人理想和高考目标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边缘学生。教育机构在形式上像总体性机构，那么它与戈夫曼讨论的差别在哪，这是需要思考的。另外，学校与工厂相比也有不同的控制方式。对于学校制度的特点可以多下一点功夫。
另外，级部老师和基层老师的区别，是任课老师和学工老师的区别吗？级部老师是任课老师兼任行政管理职责，还是专职行政？如果是后者，他们可能本身就有很高的认同，不仅是出于上级的压力行动。
最后，衡中本身的制度也在变化。学生们的越轨对于衡中制度的变化是否起到了作用？越轨与制度本身变化的关联值得思考。制度不仅是文本，而且是怎么理解和执行。
王利平老师：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有几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刻。文欣对很多细节观察敏锐、写作生动，嘉毅和儒骁对于学校或班级同学分化的描述很触目惊心。学校和班级内部有这么复杂的生态，这是写作特别打动人的地方。
我有几个疑问：首先，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倾向于放在“控制—自由”的框架下理解。同学们问学校能不能理解为总体性制度，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是否把控制和自由视为学校的最重要特点。如果想把文章往教育的方向推进，控制与自由就不是全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文化和认同：衡中的特殊性在于学生很多是从外地来的，看上去是一种“强控制、弱文化”的学校。有一群学生认为制度能服务于自己，在其中游刃有余，但不是很认同。当我们问学校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格，这就涉及到认同问题。衡中是不是强控制、弱文化的个案？很多现象的发生是不是由于文化认同感的薄弱？这是可以再思考的。
其次，“边缘”是哪个意义上的边缘？是谁眼里的边缘？有一类边缘学生，成绩也不错，老师对他们也不错，善于利用学校的各类资源，他们在学生眼里是边缘吗？他们可能是很受欢迎的学生。“边缘”的描述在这里可能不是特别恰当，他们体现不是那种弱势的边缘化，需要换一个分析概念。
最后，衡中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个案，但从中看到的顺从与不顺从、文化与控制，是否也是理解更大范围内公立教育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从这个角度看，衡中可能也没有那么特别。
田耕老师：
衡中的研究在本科生中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像是最接近大家想象的教育典范。我认为这项研究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是：文章几乎略去了所有场景、声音语料，当然这是因为没有参与观察的机会。访谈中访谈对象本身的语调、手势会有变化，这是民族志中很重要的部分。语调、手势等等方面的变化是他们对制度感受力的反映，这是你们可以间接还原教育现场的一个手段。场景写作非常关键，未来有机会应该复原这个部分，比如观察跑操等环节，跟踪一个同学的日常，跑回宿舍抽空打电话、他们的身体速率等等，都会是文章中非常精彩的部分。
“边缘”、“纪律”、“自由”这样的概念，从写作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并不是很好的概念。边缘性的形成是很不一样的，有些边缘性不是纪律管出来的。入校的时候就存在分层，分层会把有些同学推到边缘；入校之后有另外的分层机制。被管出来的和自带出来的边缘性是很不一样的。衡中的学生们对边缘性的使用，有的非常积极、有的非常消极。有些个案不是在追求自由，他们活在体制中但能感觉到体制的缝隙并充分利用，这样的人在任何机构都存在；但这种游刃有余的过程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而是经过了很多挫折。自由的概念不能够很有力呈现这部分。大家要跳脱权力技术这样的概念，真正进入个体的社会生命，需要更细致生动的概念和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