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9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第28期专题沙龙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本次沙龙是田野工作坊模式改革后的第二次活动，以“教育与学生发展”为主题。首先，三组参与沙龙的同学依次分享了他们原创的研究，社会学系博士生陈莹骄、教育学院博士生赵启琛、教育学院硕士生张正涛对三组同学的报告分别进行了评议。活动下半场为讨论环节。最后，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老师、副教授凌鹏老师、助理教授谢雯老师点评了三组同学的报告。活动以师生合影留念圆满结束。
一、小组报告环节
超级中学陪读家长研究
本次沙龙邀请了三组同学报告自己的研究。
首先，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解心语同学和来自元培学院的李楚若同学分享了她们小组对超级中学陪读家长的研究。两位同学的报告以“临时的徙居：陪读家长的行为选择与社会关系”为题。由五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利用一周的时间，在重庆某超级中学附近展开了调查。通过访谈当地的几十名陪读家长和学校教师，他们希望了解陪读家长的日常生活。该超级中学因为突出的升学表现，吸引了重庆主城区、各县以及省外的大量学生。而学校相对逼仄的住宿条件，使得陪读成为了大量学生家长的选择。她们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并通过家委会参与部分学校的事务。陪读家长绝大多数只在学校附近的社区租住三到四年，她们如何适应和建立起一个“临时的社会”，是第一组同学最初的好奇。
在研究中，第一小组的同学为寻找访谈对象，采取了校门口拦访、与学校附近广场上的学生家长攀谈等方式。这种非正式的进入方式帮助小组获得了众多访谈对象，但小组同学也有访谈难以深入、难以获得家长的全面信息等困惑。此外，两位报告人坦言，这一研究最初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使得后期的写作比较缺乏聚焦点。在文章中，小组同学使用了“三元劳动”的概念来概括陪读家长们的生活，指出家长们需要在市场劳动和照料劳动中寻求平衡，而照料劳动的枯燥使得部分陪读家长走出家庭，与其他陪读家长产生更密切的接触。这些家长有的参与社区的娱乐活动，有的在家委会扮演中心角色，研究小组将之概括为“自我实现劳动”。两位同学表示，在整理原始材料时，她们的关注重心有所转移，从最初侧重描写“陪读社区”，逐步转移到对家庭内部结构的关注，因为理解陪读家长的意义世界，似乎难以脱离家庭分工这一核心情境。不过，这一新的关注，目前还没有进入写作。
评议人张正涛学长表示，第一小组的研究很有特色。首先，同学们关注的社区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它由一个有吸附力的超级中学、一个本地人主导的租房市场和一些只是暂住的学生家庭组成，这并非中国社会学关注较多的熟人社区。其次，研究关注的是城市陪读家庭，这些家庭对子女有着极高的教育投入和教育期待，这对家庭形态有何影响，值得探讨。因此，同学们值得在这些主题上进一步挖掘。研究目前的欠缺之处，在于对陪读家长的意义世界缺乏具体的呈现，这是因为小组同学把陪读家长视为个体，没有足够关注家庭这一情境。此外，小组同学们在写作时，急于对整个陪读家长群体做描述分析，导致忽略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有的陪读家长热衷于参与家委会，有些陪读家长对家委会的事务比较冷漠？这些地方，正可以作为同学们聚焦问题的切口。第一小组已经在重新梳理受访对象的生命史，并从中重新寻找问题，这很值得鼓励。
从“绩点失败”到“绩点自由”
接着，来自哲学系的谭梓炜同学分享了她的研究——“从绩点失败到绩点自由”。谭梓炜同学关注的是北大本科生对绩点看法的变化：在北大，绩点是学生保研的重要依据，因此“卷绩点”成为多数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习目标，获得较低的绩点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学业和人格的“失败”。然而，也有不少学生在绩点已经较低并且“无力挽回”后，建立起对学业和绩点的冷淡态度，并开始强调要寻找真正的兴趣，这种态度被谭梓炜同学概括为“绩点自由”。谭梓炜同学受到《学做工》的作者威利斯的启发，希望探讨这种从“绩点失败”到“绩点自由”的文化过渡是如何完成的。通过访谈和请受访者书写自传，她收集了十余份材料，初步发现：考研群体、特定社团都是形成于竞争主义文化对抗话语的空间，重要他人的引导也对这种态度转变十分重要。
谭梓炜同学坦言目前的研究还比较初步，除了访谈个案还较少之外，分析也比较浅表。如何避免访谈中过强的预设？如何能够实现“与理论对话”？这是她目前的困惑。评议人陈莹骄学姐表示，谭梓炜同学从切身的困惑出发，采取优势视角，展开真诚的探索，这是很值得肯定的。目前的研究是探索性的，犹如一块“璞玉”，值得细细打磨。陈莹骄学姐鼓励她放下预设，忠实于经验发现。例如访谈之初，谭梓炜预设研究对象存在从“绩点失败”到“绩点自由”的心态转折点，但数次访谈都否定了“转折点”的存在，事实上访谈对象经历的是心态、行为和观点的“过渡”，而非真正达到了自由。如何描述“过渡”，解释“过渡”得以可能的外部条件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报告采用了访谈对象“触底反弹”的表述来架构文章，未来可以尝试更细致地刻画研究对象过渡前后的行为、心态转变，还应关注个体的外部环境与支持性因素，以便清晰揭示出个体在绩点锦标赛的制度条件下所具有的自主性空间。
“休学”中的社会与个人张力
第三组报告人是来自中文系的杨宇熙同学和来自元培学院的周俊宇同学，他们的研究“跃出社会时间表——休学作为理解精英大学培养制度的侧面”同样起源于自身经历。两位同学曾产生过休学的想法，而在准备休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北大本科生申请休学意味着诸多阻力。首先，国内高校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gap year制度，而“休学”一词相比gap year，具有更多的负面含义，这成为学生申请休学的内在阻力。其次，两位同学在校内问卷调查中发现，有超过20%的受访者相当认真地考虑过休学。对比之下，每年北大本科生休学的实际比例只有1-2%，这似乎意味着选择休学需要面对一些社会阻力。
两位同学认为，申请休学的阻力来源于它被高校中的多数人视为有悖社会时间规范。为了探讨休学挑战了何种社会规范，以及休学学生如何将“反常”转变为“正常”，两位同学首先在校内发放了网络问卷，以了解同学们对于休学的普遍认知和一般态度。接着，他们访谈了40多位有休学经历的本科生，以及校教务部负责“学籍异动”的主管老师和部分院系老师、辅导员。两位同学提出，在当下的高校，休学被学校行政管理者认为是一种需要尽可能避免的“例外”，在此情形下，希望休学和不希望休学的学生都将选择休学视作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从而加强了“休学”的消极意味。
两位同学从“休学”研究出发，希望将其引申到中国精英大学如何对学生实现时间规约这一问题上。但是，他们也对研究如何真正实现“与理论对话”抱有疑问：研究目前采取的“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的对比框架是否过于僵硬和空泛？应当如何理解学生选择“休学”以后对学校生活的重新适应？评议人赵启琛学长提出，第三小组的研究基于比较丰富的访谈资料，但是在写作中使用了繁复的概念，有些概念对分析个案没有实质帮助。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例如，休学者感到不安之处为何？为什么不安？另外，文章使用了不少访谈资料，但是没有把受访者的语言放入当时讲述的情境。他建议两位同学从情境和关系两个角度重新分析经验材料，着重探究受访者所经历的情境以及心态变化的过程。
二、自由讨论与教师点评
在沙龙的下半场，三组同学就各自的研究经历进行了交流，也抛出了针对彼此的研究的问题。此次沙龙选取的三个研究，都与当下的教育热点有关。后两个小组的研究，都是学生从自身经历出发而开展的研究，与大学生当下生活中的困惑密不可分。不过，这也意味着，研究者带着强烈的价值预设，需要在研究中逐渐把未经打磨的热情变为对他人和自己的切实理解。
杨善华老师在点评中指出，三组同学都是初出茅庐的研究者，在如何做访谈上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同学们在报告中提到了自己访谈的过程，其中有些提问方式显然是失之僵硬的。好的访谈需要“转换立场”，关注受访人自己对什么问题感兴趣，而不是将受访人变为简单的信息提供者。另外，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复盘是很重要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并不应该是研究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同学们在田野中，已经需要思考原初的访谈预设哪些需要调整。好的访谈还应该能从受访人的口中获得“故事”，这些故事是对受访者意义世界的展现。
凌鹏老师在点评中指出，同学们在研究中很容易被既有文献束缚，但真正的研究并不是印证前人已有的观点，而是发现新问题。三组同学的研究都和生活中的“自我反思”有关，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僵化。“反思研究”恰恰有自己的危险，那就是容易出现逻辑上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印证。三组同学都需要更加注重访谈资料的情境性，避免把本身含义丰富的材料变成单纯支撑论点和自我信念的论据。
谢雯老师在点评中表示，从本场沙龙的三场报告，能明显感受到当下学生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和上一代研究者是不一样的，很能体现现今教育体系对学生的影响。三组同学的研究都很有原创性，在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共通的困惑，包括怎么样去收集材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收集材料，如何聚焦问题。第一组研究的研究问题需要进一步聚焦，在未来，“陪读”现象背后的家庭代际分工可能是文章更适合对话的文献主题。第二组的研究提到，只有经历“绩点失败”才能获得“绩点自由”，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本身就非常特殊，需要放在教育场域演进过程中去解释，并且，这可能需要结合顶尖高校（北大）高保研率的背景才能理解。第三组同学需要在理论概念使用上做减法，更细致地挖掘访谈材料，来确立文章的对话主线。
同学们的讨论十分热烈，三组同学也就各自研究的差异以及可以相互学习之处做了交流。活动最后，报告人、评议人与教师嘉宾在理科五号楼201合影，宣告了此次沙龙的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