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简介

 

2020年9月25日晚，第六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宁人以‘理’：农村抗争行动的逻辑及其消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恒、林上主讲，袁艺丹主持，汤欣哲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周飞舟、卢晖临，助理教授田耕出席并参与讨论。

 

 

 

研究问题

王恒：

我对抗争行为本身很感兴趣，在本土媒体和外媒的话语无法实现对等的当下，我时常思考中国维稳体制下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它是集体行动式的，还是以某种日常抗争的形式？中国大陆的抗争与近年来发生在东亚非大陆地区的抗争是否存在区别与类似之处？我对抗争行为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社会抗争能够体现变革中国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城乡的、地域的、代际的、性别的、阶级或贫富差距等等，这些矛盾是如何最终引起或没有引起抗争？在抗争发生之后，又有哪些关系发生了改变？除此以外，偶尔短暂地见诸报端和媒体的抗争事件也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例如今年6月山东合村并居政策引发的被拆迁户的抗争行动、7月杭州双浦镇自来水污染引发的抗争行动等等，近年来拆迁和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抗争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这些社会抗争见证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变迁历程，我希望能够选取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抗争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对在正处于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的农村中发生的抗争行动进行考察。

 

在2014年我刚上高中时，我的同桌曾漫不经心地向我讲述发生在他所居住的平潭乡彼时的一次“闹事”，当时的我也只是漫不经心地听他的描述——如今想来，正是对社会学的学习改变了我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下定决心准备对社会抗争进行研究后，我便计划选择这个发生在六年前的抗争行动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抗争事件发生在我的家乡，没有方言障碍且我对当地的民风民俗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是这个抗争事件的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规模之大，且发生在正处于城镇化转型期的东部沿海农村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确定大致的选题方向和研究对象后，我去找了周老师聊初步的想法，周老师给了我许多建议——社会抗争是社会学者长期以来关注的领域，这个选题的难处就在于要做的“深”、发掘既往研究没有关注到的点；当时想，既然是挑战杯，那自然不能轻易退却，周老师同意了当我的挑战杯导师，随后我便找了最靠谱的队友林上，我们便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总共将近半年的阅读文献、田野调查、撰文和修改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了初步的选题方向，但我们最终的选题是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一开始我们希望以抗争者为主体，寻找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并考察其在抗争过程中与政府的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进入田野后，我们的焦点又逐渐转移到“这样大规模的抗争事件究竟是如何得以平息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对选题进行多次讨论和修改，我们意识到，集体行动前后的抗争者行动逻辑和政府行为是我们与既往抗争研究形成对话并进行补充的关键。

 

进入田野

王恒：

平潭乡位于浙江省北部，隶属南江区，南江区在2001年撤市改区并入滨江市；在上个世纪，平潭被称为“乡”，并且不属于滨江，甚至连“平潭”这个名字也是从 1992 年原来两个分立的乡经合并方才出现的，平潭街道属于典型的正在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地区，并且至今仍然处于转型初期，其城市化水平依然不高。在本地居民使用“街道”的称呼时，指的是平潭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一条主街，所以我们在这里依然将整个平潭地区统称为“平潭乡”。从古至今，平潭乡的主要产业是茶叶种植业；而上个世纪90年代，平潭乡采矿业兴盛，污染非常严重，在南江区撤市改区后被叫停。以上是平潭乡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以这样一个时间线的方式呈现一下发生在2014年的抗争事件的始末：

 

 

在2014年3月之前，横峰村和安源村的村民们发现距离各自村庄两三公里远的七岭废弃矿区的禁区范围正在扩大，坊间开始有一些传言称这里将会被规划用作项目，而这个项目很可能是垃圾场，由于没有官方的通告，这件事也没有吸引村民太多的注意力。

 

但是在3月29日，政府公示了将在横峰村七岭周边区域新建垃圾焚烧场的项目，横峰村村民开始在通往垃圾场道路的桥墩下静坐，试图阻止垃圾场的建设；但由于晚上依然有施工车辆进入，横峰村和附近的安源村的村民开始前往街道办事处抗议，街道政府对此并未给出回应；4月24日，群众代表向滨江市规划局提交了一份有2万多人反对垃圾焚烧场的联合签名，并有52人对建设垃圾焚烧场的公示提出听证申请，但是此次类似于“上访”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5月7日，桥墩下的村民发现有勘测人员进入垃圾场规划区，随着酝酿已经一个多月的抗议声势的扩大，到5月10日那天，抗议人群规模达到了上万人，部分抗议者堵住了高速路口并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抗争行动持续到5月11日凌晨，由于武警部队的介入，人群于清晨基本被疏散。

 

在5月10日后，垃圾焚烧场附近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聚集。为了安抚村民，区政府召集了整个区的平潭籍体制内人员并组成工作组，到村庄的每家每户中做工作；在7-9月，政府斥巨资组织4000余名村民代表前往外省参观规范运营的垃圾焚烧场；横峰村村委也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治理的措施来防止抗争的再次发生。

 

2016年，由于垃圾场落地后大项目陆续引进，横峰村开始大规模拆迁，截至我们调研时的2020年1月，横峰村已经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拆迁工作。当我们来到横峰村的那天，村口的房屋已经全部被拆除，场景一片荒凉，我们在泥泞的乡村道路上走了十五分钟才看到未被拆迁的房屋，许多装卸沙土的火车正在来往开过，拆迁工程仍然在进行。

 

理论对话

林上：

其实无论是在后续的田野调查还是整理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比较扎实的理论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在完成最基础的阅读后，梳理文献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分类，这其实和我们所关注的议题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是有关系的。当时周老师说了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就是说“进行分类的时候，搞清楚分类标准，看切东西的刀。分类里面核心的问题就是用了什么东西来分类，因为分类本身就是一种工具和理想类型，是为了把一个东西搞清楚”，在我们具体去做的过程中也是深有感触的。

 

具体到我们的研究，我们首先是根据研究层次对文献做了分类。在中观层次上，抗争形式和抗争手段其实是此前的研究最关切的部分；至于“抗争逻辑”，其实还是有点难以归类，因为所谓的“抗争逻辑”它首先可能是一种笼罩性的存在，那么他有可能是宏观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可能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特殊性，那他这个时候可能是中观的；但在田野当中，这些笼罩性的内容又一定是在特定的事件和具体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这个时候可能又成为了一个微观的东西。其实分类上的困难也是一个启发，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抗争逻辑”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东西，更不是一种僵死的东西，这其实也是我们的研究讨论的一个重点。

 

在宏观层次上其实提供的更多是一种背景性的结构性的理解，这些基础性的知识是重要的，如果你不去理解中国政府治理的逻辑，那在“抗争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端，即政府就缺失了；而在田野之中，如果缺乏这种最基础的认识，和官员们的谈话基本上也是无法进行的。

 

 

此外，我们还对重要的学术概念在学派上做了一个区分。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因为这样一刀砍下去很可能在后续的理解中把这些研究视为一对势不两立的体系，这其实有时候可能反而会让我们的理解浮于表面。所以我现在这里明确一下我们是怎么做出这样一个分类的。

 

首先，西方政治学传统脉络下的抗争研究有这样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把人的行动完全视为个体本位的、高度工具理性的结果——我们不简单地说预设是理性人，因为我们也不否认人是理性的。

 

个体本位地看待人容易让人用一种西方的天赋人权式的理念去理解“权利”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抛开某种在法理上的立场落到实际的田野中时，我们会发现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中国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下对“权利”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本位的，和法理意义上的个体权利有很大的区别。

 

把人的行为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结果就是抗争行动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追求特定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可能是在抗争群体与政府之间展开的，也可以是在抗争群体内部展开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中，“资源”、“政治机会”就成为了在博弈中被计算性地调动的东西，所以学者的理解就自然而然地转向抗争者是如何借助各种资源去实现自己抗争的目标的。这种工具理性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的研究对象同质化了，包括在抗争研究的另一端，这种倾向很容易把政府理解为铁板一块的存在，这显然是与现实有着极大差距的。

 

我们绝对不是否认西方政治学传统在理论上做出的贡献，因为其所提供的模型非常简洁地描述了抗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事实。但其实我们也发现，在这条脉络下，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行为的结果倒推成了行为的动机。

 

所以恰恰是在前期对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及在田野调查当中的很多感悟，把我们引向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学脉络。我们把他称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学脉络不只是因为这一派的研究会使用从中国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概念，更是因为它强调行为者本身的逻辑。其实后来我和王恒讨论的时候就意识到，所谓的体会和感通是很传统的概念，但问题是韦伯在做宗教研究的时候采取的路径其实也是类似的。所谓的理解社会学就是在田野调查中去理解行动者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行动的。

 

所以最后我觉得其实这样一个分类还是有点问题，其实不是从西方到东方，用西方的话，就是说从表象到底层逻辑，用中国的话讲从面子到里子。

 

田野经验

王恒：

接下来，我们希望从田野经验和具体的访谈对象及其访谈文本的分析，来引出我们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首先是曾经居住在横峰村后因拆迁而搬至距离横峰村十分钟车程的平起村的徐阿姨。徐阿姨因曾患重病而无法干重活，目前依靠领取低保为生；徐阿姨的丈夫在2010年去世，她和她的独生子住在一起，目前她的儿子已经到外地读大学；徐阿姨目前租住在一间农居房的二楼，家中比较简陋。当我们问及徐阿姨垃圾焚烧场抗争事件时，她为我们描述了彼时的场景，但是却多次说“自己没有参加”，我们试图寻找其原因，结合徐阿姨自己的叙述、其他村民的叙述，我们了解到她一方面因为身体孱弱，担忧自己如果出意外孩子无人照顾，另一方面也担心如果参与抗争可能会“影响孩子考公务员”等等。

 

在对徐阿姨的案例进行分析时，我们试图从“苦衷”“理”和“利”之间的关系来回答抗争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徐阿姨的苦衷在不同时段是不同的，且互相交叠。她作为横峰村的村民，虽然仅仅作为抗争的旁观者，但她也明确表示自己肯定也不希望建造垃圾场，这是她与平潭乡的村民共通的第一重苦衷；徐阿姨住的房子距离村口较近，所以是第一批拆迁户，她在房屋被拆迁后辗转搬迁了共三次，直到目前居住的平起村，由于身体不好，徐阿姨自然希望能够尽快安置下来，目前她抵押了60万元在横峰村村委——横峰村承诺在2019年建成安置房；但是，直到2020年1月我们进行调研时，安置房仍未开始建造，原因是横峰村的大多数村民对政府所提的安置房的条件不满意并拒绝签字；在这里，徐阿姨的诉求和村民的诉求发生了分歧，甚至在徐阿姨组长找其签字后被其他村民指责“脑子不聪明”，由此徐阿姨的第三和第四重苦衷得以凸显，即无法搬入安置房之苦，以及在签字后被认为“什么都不懂”的边缘状态的苦衷。

 

徐阿姨和其他希望尽早搬入安置房的村民在不同时间的苦衷反映了在“利”被引入抗争场域后，“理”是如何在抗争者和政府之间进行互动的：首先是抗争事件酝酿乃至爆发的时期，抗争者始终占“理”的上风，政府因为“无理”而对抗争束手无策；而在拆迁开始、安置房政策被提出后，即“利”被引入后，抗争者内部发生了分化，大部分拒绝签字的村民依然有足够的“理”拒绝曾经“无理”的政府提出的条件，但当他们面对像徐阿姨这样的希望搬入安置房的村民来说，他们自持之“理”开始变得“得理不让人”，于是政府与抗争者之间失衡的“理”开始发生变化，并影响着抗争者和政府的行为。

 

 

林上：

廖志乾是横峰村的村委书记，企业家出身，于05年出任横峰村村委书记。在最初的预访谈中，廖志乾被刻画成垃圾焚烧厂项目引入的罪魁祸首，其形象是极为负面的。但当我们具体进入了田野之后会发现，他的形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廖志乾书记就属于很能说的那种类型，在访谈中，他便滔滔不绝地以一种自陈的方式进行表达。或许于他而言，其所呈现的内容或许早已烂熟于心，是一套既定的程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内容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在那些似乎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谈话外，我们获得了充分的背景性知识，为我们后续的理解提供了帮助。例如企业家出身的廖书记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就呈现出了公司化经营的倾向，对于廖书记而言，村集体经济的增长是衡量村庄治理水平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他将这场规模浩大的抗争仅仅视为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他在抗争前期的“不在场”反而进一步地引发了村民的怨念，激化了矛盾。

 

王恒：

接下来我们访到的是我的两位亲戚，熟人田野让我们与受访者之间更方便畅所欲言，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信息。

 

建勇和唐梅是一对夫妇，他们居住在距离横峰村四五公里的罗家村，建勇是村里的党员干部，而唐梅则是群众身份，在六年前，唐梅全程参与了抗争事件，她是最早一批到通往垃圾焚烧场的桥墩下静坐的抗议者之一；而建勇虽然未参与抗争事件，但也作为旁观者围观了5月10日的大规模抗议，同时并未对唐梅的行动表示反对。但在我们对建勇和唐梅进行访问时，两者在“政府的后续措施能否服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针对政府在抗争结束后请平潭乡村党员干部集体参观外省垃圾焚烧场的事，建勇和唐梅有不同的看法。建勇一方面认为政府投下巨额带领各村干部和村民到外省参观有点“公费旅游”和“收买”的意味，另一方面也认同外省的垃圾焚烧场确实没有产生污染，而当地村民认为“政府是做给你们看的”的指责是“不讲理”的；而唐梅则明确表示“我不相信”——在这里，建勇和唐梅各自的“理”得以显现：对于身为村庄精英的建勇来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吃公家的饭，砸公家的锅”让他与政府之间乃至与抗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他虽然对政府行为依然保持反思，但也明确认为抗争者并不是完全“占理”的，尤其是在政府带领村庄精英去外省参观之后；而作为抗争者的唐梅坚持“不信”政府，认为外省的垃圾场只是“做给你们干部看的”，通过她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理”之重，一旦一日失理，终生将不被相信。在这里我们概括出村庄精英的“中立之道”，这里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判断，而是基于对“理”的丰富理解进而生发的行为逻辑；后面我们会介绍的蔡文鸿村长对抗争者的复杂态度亦可对其进行补充。

 

我们所说的“理”既不能被简单视为抗争者和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工具，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恒常存在；“理”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有着清晰边界的概念，而是某种既有着稳定性而又因时而变的共识性存在，它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关，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林上：

然后我们最后一天就访到了蔡文洪村长，在他那边我们其实获得了非常多对我们后面的一些理解有启发性的内容。

 

蔡文洪村长在回顾事件时呈现出的中立之道展现了“理”的游移和建构的过程。从负面角度看，这是政府和老百姓两端对“理”的解释权的争夺；但从正面的角度看，政府和村抗争者在互动中慢慢地去弥合了之前被破坏掉的“理”，然后去达成一种新的和谐，村庄秩序的重建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的。

 

蔡文洪书记还为我们对“理”的理解提供了另一层面向：当法理与事理发生冲突时，村民的心情其实是十分微妙的。当地农民将因参与抗争而受罚的村民视为牺牲者和功臣，这是一种怜悯和感激，在道德上的赞许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司法处罚对其造成的损伤；但另一方面，村民们又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既往行为的过激之处与处罚给抗争者带来的“污点”。村民对法律的理解可能不是完全依赖于法条的，村庄共同体对“法”的理解更多地基于对事理的理解，“理”的统摄性在这一有所冲突的环境下被微妙地展现了出来。

 

反思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断对“究竟什么是价值中立”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始终觉得，研究者不是一个研究机器，他/她有作为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不仅是田野中的体验，而且包括过往的个人记忆；在抗争研究中，当我们对抗争者与抗争者的行动进行分析时，将其理解成策略性的内容或者某种象征性符号其实难以体现社会学研究的关怀所在；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首先从文献与田野的关系的视角进行理解，我们时常会在阅读文献过程中想象某种对抗性——政府与抗争者之间，或抗争者与未参加抗争者之间等等，但是价值中立意味着我们虽然对抗争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但在调研前与调研过程中不对各行为主体进行预判；其次是我们始终希望在研究中做到的一点，那就是理解对方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我作为研究者如何理解对方的行为。

 

除了价值中立，研究者身份同样是不断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作为研究者，或者说依然在读本科的社会学系同学，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在田野中“安置”我们的身份？此外，我们对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如何与被访者达成何种程度上的“共情”同样是我们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在面对亲身经历那么多苦难的徐阿姨时，我们固然会为她的经历感到痛心和同情，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与徐阿姨之间能够实现真正的共情？我们对此仍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我们依然希望能够尽可能地用受访者的思维去思考社会情境，将受访者视为整全的而非割裂的人来看待。而至于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研究者身份问题主要关涉到如何把官方关系转变为私人关系，我们并没有特别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一方面与我们调研时间较短、访谈技巧仍有待精进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所调研的主题对于政府部门的敏感性也有一定关联。

 

最后便是我们的标题“宁人以‘理’”，这里的“理”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能给出标准化的定义，但鲜活而生动的“理”在我们对整个抗争事件、受访者话语的分析中始终在场。在挑战杯终审答辩中，张帆老师给我们提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还是具有普适性，给了我们诸多启发。我们认为“理”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我们希望做的便是把突破西方政治学传统的抗争研究并寻找一种“本土”的价值，这里的本土并非是某种与西方截然对立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当我们把介于抽象观念和具体行动之间的“理”本身作为方法，通过对“理”之内涵的不断解释来重构抗争研究的思路。当然我们的研究只是对“理”这一重要的本土理念的初步探索，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理念有更深入的探索。

 

最后，我们希望再次感谢周老师对我们的巨大帮助，如果没有周老师的指导和启发就不会有这项研究。谢谢大家！

 

提问与回答

 

问：

政府公示之后到第一次抗争之间，这个过程当中政府有没有对村民进行一个政策上的解释？是不是因为这个政策上的解释没有到位，导致了村民的第一次抗争发生才有了之后政府的再解释或者在平息这种行业，如果这种抗争在一开始就能理解这个的话，抗争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答：

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其实我们在梳理抗争过程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用应星老师的“气”的概念来解释了抗争不断积聚到最后爆发的情形，其实说为什么会抗争爆发抗争，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个“理”的不平衡导致的，就是说政府其实是没有给当地的居民一个充分的让人信服的解释，然后导致后面居民的村民的情绪一步步的激化。

 

在前期政策其实没有得到具体的阐发，政府对村民提出地诉求置之不理，这样地状态下双方的互动无法达成，承担着回应与服务之义务的政府恰是在这一环节中失去了“理”，同时，村民的怨气也随之集聚。“气”这个概念受到了西方的情感研究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个概念时并不将群体视为“乌合之众”，而是以所谓的“理”来推进分析。抗争中的情感因素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并不是因为他冲破了理性的范围，而恰恰是因为对“理”的理解在行动和事实层面就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状态。

 

问：

你们整个逻辑和时间线的确定是基于什么样的材料？比如说是基于访谈的人数其实挺少的，也不是一些关键的人物。还是说基于一些媒体的报道？然后，听你们描述被访者的时候，我感觉被访者的是在表演，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种被访者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答：

谢谢你的提问，刚才您提到的情况其实应该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其实是访到了就是说参加当时桥墩静坐的主要的构成人员，他们当时说就是说参加抗争的其实并不是说村里的人派他们过去，确实是他们自己想去，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有客观条件去，就是说他们不用工作，首先是然后他们村庄确实也是老年人居多，然后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你说的情况也有价值，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个案例里不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补充一下关于时间线的话，我们其实一开始去做的时候，直接和访谈对象给我们一些信息，然后后来我们发现真的不够。然后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其实我们在准备时已经通篇读过。后面的很多补充内容是我们是在地方政府的网站上搜索得到的。

 

此外，我们并不否认抗争中策略的存在，只是具体到我们这个访谈当中，我们对有关信息缺乏掌握。另外，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即理解访谈对象的“呈现”行为本身，在力所能及地确认其言论的真实性之外，我们更多关注他呈现何种内容（哪怕是片面甚至可能是不真实的），他为何呈现此种内容，因为这当中就涉及其对事理及情理的基本理解。

 

评议

 

 

 

汤欣哲：

政府肯定会补偿很多利益，这是很通行的逻辑，有的地方做的好有的地方做的不好，差异在哪里政府做工作的水平和息事宁人的水平，是特别细微的差异，并不是政府单纯的补偿和利益，而是在于这个补偿是怎么给的。

 

这个息事宁人的过程讲的，“理”其实隐藏于做法里面。还有一个题目叫软硬兼施，区派一千个干部做工作，不要轻易觉得政府的某个做法是没用的，它看来是没有用的一件事，本身作为一种姿态和仪式也是有用的，我们谈的理也是在谈人，气和理是大概念，很容易变成泛泛而谈。

 

我们为什么总是说谈“理”的过程也要谈人，生活史的访谈可能和主题没有多大的关系，生活史让我们全面把握人，廖书记有着投机性色彩，早年经历的意义理解治村的意义。

 

不太够的地方在于廖书记的行动逻辑可以更深入，寻找异常点，廖书记的经历中有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点。村民说行廖书记说不行，其中肯定有可以追问的故事，访谈中的泛泛而谈内容有所玄机。问题百出的一个村子，廖书记说应当成为全国模范，廖书记肯定有其中的道理做，我们这个研究讲理和利的关系，在利益讲清楚再讲理，集体经济就是这个重要的利，应该把经济关系讲的更清楚一些，我觉得这部分可以再分析一下集体经济意味着什么，牵扯到文献综述中基层政府包括村两委悬浮的问题，基层政府失去了握在手里的财政收入，成为消极的代理人，换个角度想，集体经济解决的就是悬浮的问题，不太能说廖书记是校级的代理人，他其实是在抓机遇，如果村集体没有钱，这才只能是上面让你干啥才干啥，廖书记的行动逻辑可以更加丰富一些。

 

老师点评

 

 

 

周飞舟老师：

田野调查是探索方法论本身的过程，它既不同于以科学为标准的定量方法，也不同于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行行重行行指的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学的调查，它本身就有一个时间上的紧迫性，并不是要去写一个社区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是需要一代代去探索和总结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延续了燕京大学的传统，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这个探索的过程。

 

首先，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展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社会学的田野必定有理论指导，但它同时又不是僵化的；不是要把抽象理论还原为中层理论，比如“理”就是从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每个人又是非常不同的，对它的挖掘和费先生所说的从实求知非常接近。其次，社会学的田野调查非常核心的一点是研究者自己在田野中的成长，学会在陌生人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等等；田野当中成长的过程就是田野方法，项飙所说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也在于此，我们的目的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卢晖临老师：

什么叫行动者对其行动本身的理解？只是说我们把他说的话搬过来还是说我们有更多的考虑？另一方面更多地讲到行动者对其本身的理解，更多地进入到他的生活中去，可能是要进入到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去，才能实质性地做到这一点，要做更多艰苦性的工作，廖书记“建设家乡”说法的背后更多的考虑为何，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把非常好的主张做到名至实归。

 

抗争事件的过程，实际上重建这样一个过程，反思是很好的。如果说文章本身要有更进一步，第一是抗争对象是政府和街道，整篇文章中政府的缺位，另一方面和政府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跟他打交道，实际上也可以有比较快的方式去理解基层的政治生态。不仅仅是对理论和概念的理解，也包括丰富自己的阅历。

 

共情的可能性，通过广博的阅读，好的社会学研究需要从人的方面有很多的追求。还有一点在林上回答的提到的一点，2014年讲当时的抗争，很主体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去访问，五年之后不仅仅是准确和不准确的过程，五年后后续的过程展开的垃圾场焚烧场如何，因为这个后续的一系列活动，都会影响到当时的参与者，这时我们讲五年前的想法时可能是需要充分考虑的。

 

最后说一点，看到有一些基本事实的东西，当时的征地、补偿，这样看上去的背景性的政策内容，可以更加丰富。

 

 

田耕老师：

做研究的人之间能够建立同情的心理，在我们非常起步的阶段理解真诚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这比形式上要重要得多。实际上，通过田野理解我们的人生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在大学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另一个人，只能在短的时间里了解。

 

抛开政治敏感层面来看，他在何种程度上是在表演；第二是他的行动是非常复杂的，提供了高度戏剧化的情景，如何去理解，行动过程中真实的关系，在分析中是会呈现交叠的。事件并不是变得真假莫辨，但只要想想看小说的经历，中国的文体几乎不存在心理描写，大部分时候叙事结构是靠行动语言与他的话术对接的，我们看小说这种本质上都是这一点。

 

 

杨善华老师：

根据你们的描述，我可以推断出两点，首先是这个南江区的官场很黑，其次是民风彪悍。田野调查实践要关注细节的问题，如何通过细节来追溯背后的东西，我们作为社会学学人，非常重要的便是培养洞察力——那种见微知著的洞察力，田野中看到的是具体的细节，但是当我们从细节中寻找背后的逻辑时，其实凭借的是非常丰富的背景知识。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洞察力，这对我们成为“社会学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