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简介

 

 

 

2022年4月3日晚，第十六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5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氛围’的凝聚与濡染：垃圾分类背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肖志文、张若欣、许馨心主讲，龙嘉毅主持，任春旭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周飞舟，副教授田耕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肖志文：

作为一项基层治理任务的垃圾分类，其特殊性何在？伴随着时代发展变革，基层治理的重点逐渐由利益、权力关联转向意识、习惯塑造，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垃圾分类，面对与公民个体弱利益关联的新型治理任务的涌现，国家如何改变并发展传统治理策略，以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我们期待通过裕华小区的实践来提供一些启发与思考：

 

 

 

许馨心：

第一位参与裕华小区垃圾分类开展的核心人物是居委会的唐书记。在缺失政策与制度硬性支持的当年，仅依靠唐书记个人之力难以发动近千户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如何发动居民担任楼组长、成为志愿者，便成为了居委会所面对的的第一重考验。唐书记和楼组长、志愿者之间这种微妙的“类领导”关系既有制度性的维系，也有情感性的流动——“我碰到很光彩的那种，很有面子的场合，我会退在后面，我会把她们推在前面。其他工作单位来我们樱花节发奖品，我都不要，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她们。”情感的表达和物质激励的付出使唐书记在小区居民中建构了良好的形象 ——一种颇具威望的精神领袖般的存在。“唐书记……是真的，为小区做贡献的” 、“唐书记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 小区内的居民如是说。

与宣传动员相比，处理“刺儿头”更为艰难，而如何机巧圆滑、不伤和气地进行劝说与论辩也构成了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难题。“不伤和气”成为了大部分裕华小区社区工作者的主流劝说风格；多数居民“都要脸的”，便也心领神会、顺台阶下。“软中掺硬”的劝说方式既能免于让双方撕破脸皮，又能使规矩的破坏者难堪，从而能达到较好的劝说效果。然而，有时少数“刺儿头”们欺软怕硬、毫不领情，此时选择维护和气、给对方留脸面，则容易使对方得寸进尺。唐书记此时才会亲自介入，以垃圾分类工作主导者的身份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得理不饶人”的态度——“对凶的人，我根本就不怕……谁不分我就跟谁杠。”。“破坏国家垃圾分类的来一百个我们一个都不欢迎”。

唐书记让“情”流动在宣传和动员的话术之中、使“理”建构在与戳破和气之人的论辩过程中、把“脸”妙用在和广大居民打交道的日常生活中，最终使裕华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新“风”初开、意“气”始发，垃圾分类的氛围初步成型。对《条例》颁布、政策铺开之后的新风新策的探讨，则需我们将目光转向冯书记时期的种种作为。

 

 

 

张若欣：

垃圾分类全面推行之前，裕华小区已经积累了6年的经验，而17年真如镇街道也迎来了年轻的冯书记。他不了解小区居民，又要面对新政策的严格要求，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不过，在我们2021年进入田野时冯书记已经总结出了自己的新方法：“宣传、激励、执法、监督”。但仅仅听这四个词语的概括冯书记等“人”的具体参与、互动和垃圾分类氛围的变化。当那些居民不熟悉的、表面上与个体直接利益关联并不紧密的新政策在全国频现，当居委会内部成员愈发年轻化、非属地化，冯书记的困境不会是个例。

宣传方面，针对有孩子的家庭，居委会与铜川学校合作，让小朋友志愿者成为“家里的宣传员”；在裕华小区租借房子的共建单位公务员，居委会提醒单位对员工加强宣传；针对不理解新政策的退休居民，居委会联络共建单位派来了年轻公务员，每天清晨傍晚站岗一小时。这种对不同人群的针对性宣传方式是冯书记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把握“人心”的结果：书记自己正是一个五六岁顽童的父亲、一丝不苟落实街道要求的公务员、老居民眼中经验不足但办事正经的“小年轻”。 

为了激励居民，冯书记承诺如果居民坚持二十八天垃圾分类，就能够凭集章卡抵扣120元的物业费。除此之外，政策也给予了裕华小区一些物质激励的条件：街道为裕华小区引入了普陀城投旗下蓝鲸公司开发的智能回收箱。如果居民在蓝鲸装置中投入了可回收物，便可获得一定的积分，在蓝鲸网上商城上购买商品。

执法的权力给了冯书记更多底气：他曾遇到一位屡次乱扔垃圾的年轻公务员，在多次劝告无效后，书记决定联系城管开出五十元的处罚单。他特地叮嘱城管在“社区人最多”的下午五点到达小区，引起围观，“杀鸡儆猴”。

与19年之前的老年志愿者不同，共建单位的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监督时更多诉诸硬性法规。一次法院工作者值班时遇到居民声称小区垃圾分类“管得不好”，因此拒绝分类，甚至声称要向街道投诉居委会。法院志愿者立刻现场进行普法教育，列举出具体的管理条例，说明即便居民投诉居委会也需要履行分类责任，让居民信服。裕华小区的居民们借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上级管理下级的逻辑挑战着居委（及其派出的志愿者）的权威，法院志愿者也相应采取了诉诸权威的方式，用新法规赋予的义务色彩和执法权力说服了居民。

 

 

肖志文：

我们试图说明，垃圾分类并不是按照预定目标和逻辑展开，而是充满意外与插曲的；社区治理也绝非仅仅是“有限理性者”的权力博弈与利益交换，更是“风气”与“氛围”的培育与流转。

最初，宣传与动员在氛围最开始的形塑过程中非常重要。正是在富有感染力的场景中，抽象的“垃圾分类”才为居民所亲身感知。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之前，“爱芬环保”组织志愿者参加会议，鼓励大家自由讨论垃圾分类相关话题。会议结束时，唐书记的发言更是激起了大家工作的热情。这种热情也在2013年樱花节的签字环节中重演。事实上，这一过程正是热情由志愿者扩展至普通居民的过程，也是氛围凝聚和扩散的过程。而进一步扩展氛围的是一种日常化的传播机制。这种机制是借助积极分子，发动家庭-邻里网络，社区娱乐组织的网络而展开的。书记们还会特意利用这些网络，以典型案例“杀鸡儆猴”，希望事件得以传播并广为人知。

“氛围”有不同的面向：因为需要居民的配合，所以志愿者都很客气，气氛也是很祥和的。这种“变通”开始时是对居民并不熟悉垃圾分类的谅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习惯的养成，在“知识”层面的谅解开始逐步深化至“心性”层面。志愿者们始终以良好的态度与尊重使对方感到不好意思，从而以“软中带硬”催人自主。但当居民毫无“羞耻之心”，屡屡践踏底线，甚至还有的居民对环卫工出言不逊时，一再退让不仅难以服众，更会威胁和气。所以此时，居委会有力回击营造紧张氛围。这种紧张氛围下居委会“杠”上的对象就成为氛围的“出气阀”，安慰志愿者的委屈，“杀鸡儆猴”向居民展示工作的决心，重新锻造被破坏的氛围。

那么生活在氛围当中的居民是如何感知的呢？在唐书记时期，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道德感和邻里感。志愿者们发挥着强大的示范效应，使“氛围”呈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随着唐书记的退休，积极分子的社区参与也逐步收缩，由此“氛围”的道德感与邻里感渐趋弱化，取而代之的则是国家的“权威感”。《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国家权威的“入场”，而共建单位公务员来到社区担任垃圾分类志愿者更是强化了这种国家在场：“你们这么年轻，这么高档的人也在搞这个东西，老百姓怎么想……嗯，这是表示国家很重视，这么繁忙的工作人员还来为垃圾分类”。这种“理解”也反应了“氛围”的发展趋势：“繁忙”“高档”的公务员的到来体现国家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正是基于与试点时期国家“缺席”的对照中生成的。

 

 

张若欣、许馨心：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田野过程中的经历：我们进入田野时以政府公务员作为联络员，这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全面的背景介绍、详实的历史资料、易得的访谈对象，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遇到了视角局限、生活场景缺失、访谈对象具有戒备心理等重重问题。

尽管我们以政府公务员为我们的田野“引路人”，他们事实上也与我们并不熟识，具体的每一位访谈对象大多还需要我们自己主动去联系。访谈对象的戒备以及访谈过程中的种种尴尬则在所难免，因此时机、场域、表达的重要性也就更为凸现。此外，拼凑起不同身份、不同立场访谈对象所提供的零散口述也是对我们的一大考验。尽管如此，这样的访谈方式也同时能够让我们在丰富的生活场景种领略不同视角之下的丰富体验。

 

提问与回答

 

 

提问：似乎存在两种治理方式，一种真正能使人们感受到“愧疚”，另一种是站在道德高地而将对象置于道德盆地进行打击，但却可能令人难以接受，那么如何理解这两种治理方式的作用？

回答：这两种方式的效果同个人性格与身份有关，唐书记在治理过程中首先有意识地发动作为邻里的志愿者的力量，尽可能先以第一种方式给人们道德压力，蒋阿姨的个案充分展现了这种方式的效果。唐书记本人则时常体现第二种方式的治理，因为她主要负责处理“刺头”，即那些真正有错在先的人，因此后一种方式在某些情境下其实也是必要的治理方式。

 

 

提问：不同的社区本身有不同的结构与氛围，比如有的社区党政力量很强而有的社区则是物业主导，以及在熟人社区可以行之有效的道德压力，换到陌生人社区是否还能够起效？那么“氛围”的定义是仅限于一种治理方式还是有更广泛的内容？

回答：首先澄清一下田野点的结构，这个小区在组织架构上的“三驾马车”并不齐全，没有业委会，国营物业也不管用，主要依靠居委会的治理。其次，我们对“氛围”概念的界定是具有很高的流变性，且个体会对它产生很强的影响。而文章之所以主要聚焦唐书记和冯书记，是由于我们对田野中其他主体的了解深度不够，从两位书记的角度写作会更显丰富。最后，一方面我们也认同如果是一个陌生人聚集的高端小区，的确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治理面貌；另一方面从我们的田野中来看，冯书记也并非该社区的一员，难以依靠社区内的熟人网络，所以他的类似“法家”的治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体现了一种可推广性。

提问：如何判断垃圾分类的“氛围”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地化入了人心，而非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环境？在方法上如何论证一种真正化入人心的意识和习惯的存在？

回答：田野中居民们向我们讲述了一些生动的细节，比如儿孙辈会在他们忘记垃圾分类的时候来主动询问怎样分类；阿姨说现在下楼就像“职业病”一样经过垃圾桶要看一眼，如果垃圾倒在外面就要把它扔进去；以及有一人下班回家习惯先把垃圾放在路边去停车，再折回来分类丢垃圾，发现自己可能被误解随手丢垃圾后非常惶恐而极力地解释。从这些细节中，我们认为可以看到居民们身上已经有一些内化的痕迹。

评议

任春旭（博士）：

我第一次读到的版本是一篇64页体量很大的文章，今天的文章不是从论文中所做的一个筛选，而是在三位作者的努力之下重新打磨出来的，我见证了这其中的一些变化，先来谈谈这个过程中自己的体会。

首先最大的进步是文章的问题意识更加清晰了。文章的核心关切就是垃圾分类的治理目标在社区治理中如何实现的。核心的解释变量是“氛围”，氛围的凝聚与濡染来自情理，因此文章展现了从情理到氛围，再到治理的过程。今天的基层治理研究是热门领域，但在具体的治理手段和动员机制上还未能提供较好的解释，而本文的核心关切正在于努力补充这部分研究的空白，因此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潜力。

第二个进步是文章层层推进的分析方式更加精巧。文章用更加丰富的细节搭建起了更加具有层次性的分析。比如唐书记怎么去动员居民，怎么去对付刺头，怎么去团结志愿者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唐书记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与作风。从这个方面，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究竟这些方式只是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手段，即一种微型的权力治理术，还是一些真正传统的做人的道理？

唐书记与冯书记的对比，很容易令我们陷入一种理解误区，也就是只有在人情味浓的社区才更依赖情理治理的手段，在日益复杂多元化的社区则更依赖数字治理、行政治理。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恰恰能够看到情理治理的方式如何突破了有形的关系而进行拓展和蔓延的，这正是“氛围”概念所表达的内容。唐书记只是着力调动了自己的熟人要同陌生居民以礼相待，实际上通过“氛围”的凝聚与濡染，大多数与她没有关系的居民也都被调动起来，达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另一方面，冯书记同样强调“将心比心”，比如与学校合作搞垃圾分类，也强调体察人心，这种努力也得到了居委会和居民的认可。

解读氛围，不仅要联系“情理”，同时还要把“将心比心”的过程呈现出来，为什么一个情理一出来大家就愿意承认也有所触动呢？这是本文的一个缺憾，也是没有接触到更多普通住户的客观障碍，所以很难从居民的角度把他们所认同的情理以及对冯书记印象的这一侧面更多地展示出来，这其实也是下一步工作可以努力的方向。

 

 

 

老师点评

 

杨善华老师：

做调查其实正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在上海，我一定不主张你们第一次去就入户访问，因为上海人十分强调隐私，这就是上海的一种氛围的特点，人们十分讲究，对陌生人通常都会拒之门外。所以你们10分钟被请出门外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从刚才的讲述中，我已经将裕华小区分类到了非高档小区的类型之中。在上海要特别关注地域区隔的问题，比如裕华小区所在的普陀区，被上海人称作“下只脚”。因此需要从这个角度考虑代表性的问题。当然情理治理和将心比心或许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可能。

还有一点，居委会和村委会在中国处于最基层的位置，意味着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像把垃圾堆在楼道里的有精神问题的人等等，因为只有最基层才能够容纳这样的人。像唐书记这样的基层工作者，积累了许多对付各种人的经验和工作方法，比如说给不分类丢垃圾的人的单位领导打电话，还有用气势镇住拿刀子的人的威胁等等。田野中的许多故事和话语都值得回味，因此做田野同时也在增加同学们的阅历，对未来走上社会有很大的帮助。总的来说，大家的成功与不足都在于“将心比心”。

 

田耕老师：

我第一次完整地听这个研究，我会思考这个研究如果用别的办法做会是什么样子，刚才的讨论已经提供了一些思路。一种做法是考察社区的结构性环境会如何影响垃圾分类的治理策略，比如“三驾马车”的架构如何，以及社区的地段、居民的特点、居委会的干部组成等等结构性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情形。另一种做法是考察改变生活习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能够成功，如果有大量的对普通居民的访谈或可了解这一问题。

然而回过头来看，大家选择的“氛围”概念很有意思，它并不是居民的认知或习惯，也不是任何居民的人口学特征所指代的普遍状况。他们讲的是人和人在互动时发生的情感上的关联和心理上的感受，比如从两个书记和志愿者的角度出发，他们讲述了大量有代表性的互动场景，其中就有大量所谓的“情感流动”。因此这篇研究的分析单位或者说分析层次其实是“互动的情境”。这里有一个前提是不认为有任何结构上的条件会导致事情成功或不成功，所以进入到情境性的互动中就非常关键。这也是本文关于“垃圾分类”经典题材研究的一个新意所在，背后体现了我们系社会学教育的非常值得的许多努力。

 

周飞舟老师：

今年系庆将出版一本书《在田野中成长》，是系里挑战杯的优秀论文合辑。书名非常体现我们系鼓励同学们做田野的初衷，并不是让各位同学去做研究发现社会规律，而是希望同学们在田野中学习和成长。三位同学遇到尴尬和困难没有退缩，凭着一股韧劲坚持了下来，从田野中学习到许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锻炼了与人打交道的能力。

回到治理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件很难办的事，你怎么把它办成？社会学的路数是先讲一套正式的结构和规则，然后再讲其实并非如此，还有一套实际的运作过程，也是通常所谓的非正式制度。在这里就表现为一套大家都讲面子的“将心比心”的人情治理。那么这个东西能否被还原为一套微观治理技术？如果能够还原，那么其实讲“氛围”“濡染”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访谈的人，不论是书记还是居民，都真正相信有这个东西并且起作用，它不是被随意建构出来的一套意识形态，不是权力和利益的变形。其实它本质上仍然是一套结构观念，“将心比心”背后也是有一套稳定的前提和结构，人们才可以“比”。

这篇文章的缺点就是田野的时间不足，居民谈的还不够充分。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是你要讲一个道理的时候，需要找反例，找破坏氛围的、氛围不管用的情况来讲。如果还要做的更细致一些，可以将氛围的形成过程和机制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讲出来，落到实处。

文章值得表扬的一点是“氛围”概念的提炼，这充分体现了费老所说的“从实求知”，也就是文章的主要发现、概念都是从田野实践当中来。其实理论只要学得足够好在田野中一定会起作用，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但“从实求知”一定意味着不是带着理论假设去进行验证，而是从田野和实践中获取真知，这一点同学们做得很好。

在教师点评环节结束后，杨善华老师为主讲人、评议人颁发田野工作坊纪念相框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