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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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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413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第27期专题沙龙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在教育组织与政策专题下,两组同学就其田野过程进行报告。第一组的主题为合不逾矩:政府和非行政主体合作的三道关卡”——以湖南省W市芙蓉学校的教育改革为例,由杨乐萱、李雨轩、王子同学主讲第二组的报告题目为教育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强者多得”——基于高考国家专项计划在A市的实施过程研究,由黄绍铖、刘妍婧、谢雨洁、李乐乐、张佳萌、魏朝越同学主讲。本次活动由社会学系2022级研究生陈芳静主持,教育学院2022级研究生赵启琛、2023级研究生孔祥瑞评议,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老师、副教授田耕老师、助理教授张力生老师以及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老师出席并参与讨论。

第一组内容回顾

乡镇学校突围:能人邓校长

我们研究起始一次主题为乡镇教育的课程作业,在乡镇教育研究前人之述备矣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特殊的个案,有一些特殊的发现。在找寻研究对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乡镇学校突围的传奇故事它起源于湖南省2017年提出的芙蓉计划。

为解决城镇挤、乡村弱的教育问题,湖南省提出芙蓉计划,着力在每个贫困县建设1-2所规模适中、条件达标、重点招收贫困学生的义务教育学校,希望通过师资配备、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建成湖南省乡镇教育的101张名片。

在此背景下,2021WS建成一所芙蓉学校,仅仅一年时间,该校就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办学成绩,为乡镇教育改革带来希望这一令人振奋的新闻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十分好奇:这所学校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使得它能够颖而出?从这个特殊个案中,我们能否发现一种乡镇教育突围的路径机制?

这一问题自然地将我们引向故事的主人公——能人邓校长。邓校长自身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恢复高考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在WS引起轰动毕业后,邓校长陆续在全国多地的重点高中任教。2017在芙蓉计划正式推出前,通过家族内部的一些私人关系了解到这一政策,并召集同样在外地工作的S乡能人放弃优工作条件,组建第一校长管理团队,主动向市政府请缨,帮助推动了芙蓉计划在WS乡落地。办学期间,邓校长自行组织大规模家访、从零开始建设学校规章,凡事求亲力亲为,深受老师和家长的尊敬。可以说,在WS乡芙蓉学校的发展历程中,邓校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实现了学校的秩序化之后,出于恢复高中乡镇教育才有出路的判断,邓校长开始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恢复乡镇高中的任务。不料,这件事情在省内引发风波,最终省政府出面压下此事、中止恢复高中。不仅恢复乡镇高中的计划未实现,邓校长及其管理团队还直接被市政府解聘了邓校长走后,WS乡芙蓉学校的办学优势不再明显。

 

 

【探究过程:由繁到一】

为梳理清楚这一复杂的事件历程,我们在材料收集上颇费心力。总结来看,我们收集材料的过程包含两轮。第一轮,我们首先梳理了相关的政策、报道完成了初步访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入校观察由于入校时间较短且核心人物多次拒访,我们初步收集的材料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探究无法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展开了第二轮收集,次范围更广,我们不仅回顾录音稿在抖音、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寻找信息争取到了新的访谈对象,并对研究对象进行回访。通过以上方式,我们收集到了新的重要信息,有了更充实的材料。

随着材料逐步积累,浮现出来的另一个困难是——我们不知从何下手,将手头上丰富的材料串联、归总。最后,我们决定从直觉的感受出发,这种感受包含两点。一是整个过程非常忽然而然,无论是作为事件旁观者的我们亦或是本身的参与者,都普遍认为从校长上任到撤职短短一年内的一切都十分忽然而然;二是尽管校长的角色很突出,但其实隐含的主导力量是政府。

在此基础上,指导老师帮助我们进一步梳理出一个纵贯的理论脉络。上述事件的发展走向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政策允许,如果没有芙蓉计划的出台,整件事都不会发生;二是事情要做得好,如果校长不能办好学校,政府是否还会选择与其合作将存疑;三是事情不能办出乱子,最后正是因为出了很大的乱子,合作才停止了。通过阅读文献,借鉴论文里的一些表述,我们最终将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提炼为政策落地过程的政策空间”-“利益摆平”-“秩序底线三道关卡,并将其统一于行政社会这一脉络下。我们认为,政府与能人团队的合作需要同时经历这三道关卡,就像打游戏一样,只有三关都通过了,才能打出合作的结局。

【解释框架:三道关卡】

我们试图用三道关卡同时解释邓校长及其团队与政府达成合作和关系破裂的过程。

首先,在改革于W市落地之初,合作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这三道关卡在各种具体运作中被依次达成。在政策空间上,芙蓉计划的政策文本确立省政府统筹外,给了县政府极大自主权。且校长也在确立政策空间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政策空间只是为其合作的达成提供了政策合法性意义上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双方都能借由此合作达成自己的预期目标,即要一定程度上做到双向的利益摆平,才会激励双方的合作热情、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合作——邓校长需要实现教育理想的机会,市政府需要利用邓校长的教育能力和社会资源,二者能够在合作中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后在实际上更重视合法性与和谐性的基础教育领域,政策试验必须与现存制度环境、社会规则整体协调,因此,双方的合作还必须符合较为严格的秩序底线要求。达成这一关卡的关键是所有改革行为都源自教育领域已有的制度规定或管理实践,包括聘用形式和工资发放等等,甚至还整合了第一校长管理制度,这是湖南省近年教育改革示范案例,增添了改革上的合理性。

在达成三道关卡的要求后,合作较为顺利地进入进行与维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三个关卡隐而不现,比较突出的是办学实践。政府充分赋权于第一校长,而第一校长管理方也在正式的政策协助与其自身带来的非正式资源的帮助下,芙蓉学校进步势头强劲。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埋下了触及政策行政边界的伏笔。

最后用三道关卡再解释合作破裂的过程。在政策文本的象征性意义上,在义务教育学校中开办高中班的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政策空间的义务教育边界,但并非没有磋商空间,上级政府也没有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合作破裂的关键是利益摆平格局已经失衡。不仅仅邓校长兴办高中的个人期待落空,且因为上级问责和舆论压力,政府利益也受损。最后邓校长的行为其实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冲击了以县为主的资源分配和教育管理格局,触犯了其他很多主体的利益,如城区民办高中和其他乡镇学校,大量举报带来的舆论压力导致了地方无法摆平的乱子出现,这本身就冲破了政府对于试验试点、改革创新的有序秩序底线的最基本要求。

而新团队空降后,其行为又回到了三道关卡之内,教学改革得以继续,这也进一步佐证三道关卡框架的解释力与完整性。

第二组内容回顾:

研究选题的确定

我们的田野对象源自小组成员的亲身经历。我们大多有着县域中学就读的经历,并且享受了高考国家专项计划带来的红利,这使得我们一开始选取国家专项计划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对县域教育的可能影响。但随着调查逐步深入,我们发现自己对这一颇为熟悉的研究对象并没有想象中了解。作为政策的受益者,当我们试图跳出局内人的视野、从第三方的角度回望我们的教育经历以及政策过程时,我们对一些之前习以为常的现实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一些县级中学以前上名校的很多,但现在能够借助政策考上名校的学生越来越少?为什么同样背景的学生,有人因为资格限制未能享受政策,有人却充分利用政策去到更好的学校?这些政策过程中意料之外的情况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并以此作为选题去探索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综合田野方便进入的程度以及案例的典型性,我们选取S省南部A市的一所市级重点中学K中学和A市的一所县级中学Y中学作为田野进行深度个案研究,对两所学校的老师、学生、学生家长以及当地政府官员进行深度访谈。

 

 

研究介绍

之所以选取A市两所不同类型的中学作为田野对象,是因为A市的教育背景呈现出相当的典型性。在全面脱贫前,A市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20202月正式脱贫摘帽,属于国家专项计划政策目标中的重点区域。据我们前期获取的A市国家专项录取数据发现,该地区十年来国家专项录取人数在S省的占比逐步上升,国家专项的落实情况较为良好。但同时该地区国家专项录取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县区不均衡现象,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官网2014-2023年数据,A市市区在国家专项录取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而Y中学所在的X县占比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可以说A地区在国家专项相关政策的影响下反而出现域内教育不公平加剧的现象。

尽管县域内教育不公平加剧是本小组展开研究的重要背景,但区别于以往国家专项计划的政策研究,本小组的核心观点并非政策目标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实现,而是试图呈现出对政策的全新理解。换句话说,县区不均衡仅仅是国家专项计划政策对县域教育影响的一个方面,本小组研究则试图进一步打开政策的执行过程,探察政策实施如何改变了多元行动者对未来的想象和筹划,让人们在新的政策空间中展开行动。

研究结果

国家专项计划首先改变了学校的预期和行动策略。在看到国专能够带来的名校人数提升后,K中改变了自己的定位和目标——原来"多年也难有一个清北冲刺5个实际清北录取人数",新的愿景使得K中进一步精细化资源区分,将更多的资源倾斜给清北班。意识到可以利用政策后,K中学针对清北班设计了更多的培优计划,同时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也给予清北班更多关注。同时,这一政策也使得K中的筹划在时间性上进一步延展。清北班的人员筛选从入学之初就开始,为了降低如此长时段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提升清北班学生最后在高考中考出高分的机率,K中富有创造性地提出高考-中考对应制,即根据每年高分考生原户籍所在地的分布分配给各县高一新生的清北班名额。

而在国家专项计划出台后,学生们的预期和行动也发生变化。不仅资源因成绩而出现精细化分层,而且学生之间人际关系也随成绩相近度递减而递减,呈现出某种差序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专项计划不仅改变了行动者的利益和行动,更改变了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体系。

 

 

我们发现,强者多得构成了县域中学、老师和优势学生共有的叙事策略。正是基于这一策略,学校将更多的资源倾斜给清北班,各层级学生相互隔绝的状态进一步强化。但我们同时发现,强者和弱者的身份界定存在相当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体现在老师和同学对转户口指标应分配给谁存在不同看法,也体现在因筹划过程拉长而产生的不确定性,现在的强者很有可能变弱,现在的弱者之后可能变强。不仅如此,强者多得作为一种弹性化的叙事还使得市区优势高中的优势学生将自身既视为需要享有国家专项计划的弱者,也是在竞争中合理胜出的强者

上述研究表明,政策的角色以及政策的执行过程比想象中更为复杂。首先,政策是被广泛理解和讲述的对象,人们在对政策的理解中获得对自身身份的定位,而政策也在被讲述中融入进叙事,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其次,政策改变了人们的心理,激发人们的行动意识,从而打开了政策空间。最后,政策作为社会行动的一根标杆,人们围绕着政策展开行动,产生复杂的社会结果。这根标杆既为社会力量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也因为其所具有的模糊性而为政策空间带来了矛盾与张力。更进一步的,政策扮演的桥梁将国家与社会连接在一起,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是在政策角色的一次次应用中实现的,国家权力也是在这一次次与社会的互动中得以展现和实现,这也是国家权力更为复杂和多元的表现。

提问环节

【第一组】:你们的摘要反复提到忽然而然,我现在其实还没有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否可以对提出这一点的目的作出进一步解释?

这里的忽然而然是我们进行田野时的一个直接感受。第一点,刚进入田野时我们其实和当地群众或普通老师的视角是相似的,对于他们来说整件事发生都非常突然,突然有一个能人回来担任校长,校长的举措使得学校的成绩突然飞跃,而校长离职也是一件很突然的事。虽然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办高中这件事有很长的铺垫和踢皮球的过程,但对当地的普通人而言,整件事的逻辑仍然是非常模糊的,所以我们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他们不能理解的这种突然背后是一种怎样的机制。

【第二组】:你们在文中提到了学生之间存在差序格局即因为成绩学生之间存在比较强的边界,并且认为这种差序格局是由国家专项政策导致的,可是在专项政策实施之前,差序格局和分班政策似乎也存在,应该如何理解?

在国家专项政策出现之前,分班不会那么细致。因为在政策出台之前,大家都考不上,所以也没有必要投入那么多资源。我们了解到,政策出现之前只有快班、慢班两类,现在变成了四层。其次,政策导致资源进一步向成绩上层倾斜。

 

 

评议环节

第一组:赵启琛

今天很荣幸能够担任这一小组的评议人。首先我觉得,三位同学的研究是有难度的,这主要体现在访谈和研究资料的获取方面。因为她们的选题是关于一个政府所办的乡村学校项目是如何兴起,如何失败的,这个过程中有哪些行为主体参与其中,他们做何反应。而从同学们的文章来看,主要呈现的研究对象是校长、副校长等学校领导。对于学生而言,直接访谈行政领导和官员是比较有难度的,即使有关系可以联系,但是直接对于这种政府事件进行访谈,并且获得受访者的信任是比较难的。在与同学们的沟通中,同学们也表示了自己的写作比较受制于手头的材料。但是同学们在遇到了收集材料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去通过抖音等平台来收集其他信息,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现实在进行田野资料的收集过程中,都会遇到材料受限,或者说材料不能满足要求的问题,能够打开思路,从不同的渠道来收集材料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其次,同学们的写作还是比较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教育的政府项目的运作过程。他们其实展示了政府在评估项目的时候并不完全是依靠绩效——这位校长建立学校的业绩还是很好的,但因为触犯到了许多禁忌,最后合作终止了。同学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在分配教育资源的时候并不是依靠一个绩效的逻辑,而是把行政的目标和做法带入到学校的管理之中。而校长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和教育交汇的节点,他需要协调更为复杂的关系,拥有多重的身份。他既是一个学校的领导,也是教育行政的一个端点。因此,同学们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校关系的问题,而是去揭示在基层教育行政的逻辑是什么,其中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行事。而且组织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来实现的。这个事件可以被视为一个激发县域内行政的一个契机,从这个事件能够看到县域内教育行政的运行逻辑。

下一步打开视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是这个过程展现了县域内行政的什么逻辑?第二是学校与周边乡村社区的关系问题。因为有一个大背景是在撤点并校之后要让学校回到乡镇。为什么撤点并校之后学校要再回来,学校回到社区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当下情境下政府要恢复在乡村中学的办学实力?第三是从现在文章来看,可能很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研究问题是在田野之后产生的,所以当时收集材料的时候和问题比较受限。在本科生做研究的过程中确实先去田野,后想问题,然后从已有的材料里面想问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做法。建议同学们可以在有了初步成果之后考虑一下下一步再去收集资料的计划。

第二组:孔祥瑞

这篇文章完成得很不容易,本身六位同学是通过树洞招募组成团队,最后写出了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文章,作为评议人,我主要从我的角度说一点学习体会,以及作为一个读者对于未来田野工作可能如何展开期许吧。

 

 

首先,这一组同学的文章有两个核心概念,分别是能者多得和政策空间。前者来自于一种很强的惊奇:这些通过国家专项才有机会上的人理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照顾,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但其实,我作为一个从县中出来的学生,我一方面能够理解这个惊奇,但另一方面觉得这不是你们田野最有贡献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国家专项计划政策,在民族加分等问题上都有体现。对于第二个概念——政策空间,这是我觉得整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们讲出来这样一个只有位数名额投放的政策如何改变了整个地方的教育生态。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它促使我们思考,当我们今天在谈振兴县中教育时,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政策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其次,当深入去描述生态被搅动的过程时,我们看到存在地级市出现超级中学汲取普通中学的现象,也就是你们文中提到K校和Y校,要想讲清楚这个复杂的关系,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数据事实需要搞清楚。第一个数据就是市级中学2013年以来考上清北的学生中本地生源和从各县区汲取生源的比例,以及高中入校时本地生源和从各县区汲取生源的比例。这两个数一除,就能算出两波学生的清北率。第二个数据是清北班的投资成功率是多少。这些数据关联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成绩优异的考生,他究竟是去本地最好的学校,还是去超级中学。我看你们的附录中也提到,去市区上学的人高考成绩不一定好,所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超级中学对区县中学的生源进行汲取在多大程度上能给这些学生更好的机会,有些学生可能不离开本县反而能够拿到国专指标。我觉得这些就是使这个故事更复杂的方面,也是我觉得有挖掘潜力的地方。

杨善华老师:

第一组同学努力追寻资料的这种精神,我觉得特别可贵。对于你们目前开展田野的情况,我有一个建议是,你们或许可以换一种写法。其实你们可以采取倒叙的思路,从邓校长被解职开始写,然后分析邓校长被解职的原因。第二组同学选的田野是在中西部地区,这一点关键,因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有非常大的区别,中西部地区的基层乡镇中学要用到一点钱是很难的事,所以一旦有一点资源,大家都会眼红。第一组所选取的湖南地区也是这样。所以我说邓校长是趟地雷阵的人,在本身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他想实现教育资源的倾斜,这就打破了既有的利益格局。

第二组同学涉及到在贫困地区选拔掐尖学生的过程。这里面有意思的是,市级的超级中学将名额都拢在自己手里,然后带着这些指标去底下招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实际上是在争取政绩,这个政绩指的是对于这个市级重点中学而言,多少人考上一本甚至清北,这会对他们学校和校领导升迁产生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之前常常说,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底下的和尚把经念歪了,这实际上是在说行政意志导致政策扭曲。

 

 

张力生老师

我主要是从读者的角度谈谈我的体会。第一组实际上是提出了政府和非行政主体合作的一套机制,在你们的研究中,我觉得最有共鸣的一点就是这个能人。你们提到,你们的解释框架与经验材料之间好像还有很多的缝隙,我觉得能人就是这个核心的纽带。问题的关键是,你们无法访谈到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我之所以有共鸣,是因为我做研究的时候也碰到过这样的能人,可能麻烦之处在于,即便你真的访谈了他,他跟你讲述的内容也和他写的那些文章差不多。我觉得,缓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在于,你们其实已经收集到了很多的、关于这个能人的外围信息和话题,在其中你们可以建构起一个比较鲜活的个人形象,如果这种形象可以更突出一点或许会更好

至于第二组同学,你们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因此你们碰到的一个主要困境是,你们可能同时有多种解释路径的可能。刚才祥瑞学长讲得很精彩,他所说的也是一条解释方向。我觉得比较困惑的一点是,虽然你们同时访了K校和Y校,但K校出现比较多,而Y校只出现了一次,而且你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讲清楚,K校和Y校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第二个点是理论化的问题。我觉得强者多得本身是值得理论化的,但你们可能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更充分的介绍,包括文中提到的话语、叙事等等,这些可能都需要解释得更为充分。最后一点就是写作顺序的问题。你们在文本一开头就说想要讨论高考国家专项政策和教育公平的关系,但直到第六章节才正式介绍所对应的经验现象,或许可以将现象放在前面,这样可以更好地调动读者。

 

 

田耕老师:

我到现场听了之后发现,这两个研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第一个点是他们都使用了空间这个词,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想象,就是说在一个特别的政策下看上去存在某些机会在涌动,那么谁来抓住它?第二点,这两个研究的起点都是“policy endowment”,意思就是说政府愿意投入一定资源或指标以达成某种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总是需要有人实现,实现的角色和机制就是关键。

第一组研究的实际上是政校关系,邓校长是一个有鲜明想法、理念和个性的行动者,他自然地将政策赋予的行动空间与自己想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能人的核心作用就在这,他们总是公私不分的,既有的、大量有关项目制的中国社会学研究都与此相关,因此我觉得第一组的研究与它们存在很多的对话空间。第一组提出的三道关卡是很的经验总结,但存在两点问题。首先,它并没有形成某种动能,解释事件从合作到分解的动态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所以我们仍然不知道能人政治的边界在哪里。其次,边界并不是事后的、官方的解释,而是在实际合作中双方容忍彼此的极限的程度,办高中或许只是一个借口,所以究竟是什么触动了边界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第二组探讨的问题是原来大家都觉得考清北是随机、偶然,但现在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操作化实现的目标,所以发展出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强者多得的逻辑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我理解同学们可能是想说它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值得特别的资源倾斜。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许是政策使得生态发生改变之后,它甚至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相互相处的态度,这是我觉得研究很有意义的地方。而且就像祥瑞所说,选择谁来拥有这个指标本身是一个微妙、复杂的过程,这其中可能涉及到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学校配置各方面的改变,选择何种方式呈现这些复杂的变化可能是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罗祎楠老师:

由于我指导了第二组同学,所以这里我主要谈谈第一组同学的研究。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就像一个石头投进了湖面,打破了既有的利益格局。第一组同学在描绘石头是如何投的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或许可以换一个视角,去探讨石头对湖的影响提出这个建议存在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点,目前你们可能很难再进入事件的风暴眼去还原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新的视角或许更适用于你们现在既有的田野资料。这在历史研究中非常常见,因为历史资料永远不会按照研究者的预期呈现,所以我们往往需要转换自己的研究视角去最大化地利用既有的材料。第二点,你们现在运用材料的方式或许还可以作出一些改进,如果对材料进行更深的挖掘,现有材料可能会呈现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像应老师写的《大河移民》中出现的那个疯子一样,他并不是去访谈那个疯子,一路追下去,而是在讨论疯子疯了之后大家的反应。这件事情同样如此,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包括你们说感觉整件事忽然而然发生,这就是一种有意思的追溯。第三点,当我们追溯某个事件发生后激活的格局、结构,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格局本身的特点。其实,能人合作的事是很常见的,但同样一件事,如果换到另一个地方,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后续可以在这个层面作更多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