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简介

2022年12月10日晚，第十九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线上进行，主题为“齐家之礼：祠堂仪式中的宗族建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伍宇晟、龙嘉毅主讲，刘儒骁主持，王燕彬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副教授田耕、助理教授张帆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伍宇晟、龙嘉毅：

2021年1月，我们开启了对垒下村的田野调查，关注该村转变为城市社区后举办的仪式及其文化意涵。我们的研究在问题聚焦上长期“心有余而力不足”。除去田野初学者“眼力劲儿不够”外，客观上主要有两个困难：一是未能“身临其境”。虽然我们联系到该村仪式的主要祭祀者、组织者和部分普通村民，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访谈资料，但是由于我们的田野安排在寒暑假，导致我们错过了该村大多仪式，特别是我们所关心的该村在2021年6月举办的祠堂开门仪式。二是虽然我们致力于关注城市化下的仪式文化，但该村改革开放后错综复杂的村庄历史总会通过诸多方式，以残缺的样貌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将我们注意力转移到研究问题之外。

本次汇报我们关注祠堂开门仪式是如何把分化的宗族整合起来的。对于前述困难，我们的策略是：首先，仪式对宗族的整合作用不仅体现在仪式的“台前”，村民们长幼有序、“各安其位”进行展演；也体现在仪式“幕后”村民们根据各自的能力、条件，“各司其责”进行筹备，为此我们既通过观看仪式影像资料以“补课”，又通过访谈的方式尝试还原仪式筹备过程中各类村民的职位与工作。其二，我们将村庄历史淡化为背景，村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仪式“台前”“幕后”不同人的身份，但仪式不是历史的简单映射，而是对历史的再组织，因此新的祠堂仪式才有可能实现“宗族建构”。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一个团结的宗族，其内部成员必然不是同质的，而是各有各的资源、能力、行动策略；垒下村在长期的历史中出现了复杂的分化，而祠堂开门仪式则为不同的宗族成员赋予不同但合宜的身份位置，从而实现了宗族整合。宗族内身份位置的赋予并不全然根据该成员的现实实力，而是要以宗族自身的道德尺度衡量其对宗族的态度与贡献，这个衡量的过程也就是宗族建构的过程。

 

 

 

我们将参与仪式的村民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普通村民。绝大部分村民在迁入新社区后，仍然乐于在仪式中出力，赞叹仪式之庄严宏大，并向外来参观者展示自己作为陈氏后人的骄傲。在村民微信群中，居民小组长为了准备仪式而召集人手，可谓一呼百应，即使是之前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甚少、主要在外务工的村民都会参与其中。垒下村在祠堂南面特设捐款芳名榜，男丁与女儿（无论是否外嫁）各有一面，捐款数额均为500元。考虑到祠堂活动主要资金来源是拆迁政府补偿款，芳名榜的道德意义可能要高于经济意义。在榜上，我们能找到了部分之前在村庄处于边缘位置的村民的名字，芳名榜留名意味着他们被宗族所接纳。

第二层次是仪式组织者。虽然在仪式展演影视资料中，是由外村延请的道士执行各种流程，务求仪式符合规矩，但实际上镜头边缘的三位“祝生”：仪式专家陈镇海和两位居民小组长，才是仪式的关键组织者。根据相关文献，在当地传统里祝生对应的可能是“礼生”，负责策划、执行仪式。礼生在宗族社会中通常不具有较高道德社会地位，但在“捡丁财贵”环节，三位祝生又和三位主祭一起，站在台上向宗亲抛洒象征人丁和财富的谷物与钱币，这说明他们具备了让自己被宗族承认的资历，得以和主祭同站在一起。我们主要关注仪式专家陈镇海。陈镇海年龄不过五十出头，返乡之后才开始学习仪式知识，但他的知识并非来自典籍内的抽象知识，而是来源于尊祖敬宗的各类活动的经验，他跟随大宗老人学习交流，又游走于市内各个文化社团、研究会之间。他会向我们夸耀如何以扎实证据说服学者陈氏才是开厦首功，他也凭借自己的仪式知识在社区改造过程中争得政府对仪式活动的不少支持。虽然在“长幼”和“财富”上并不具有优势，但作为宗族认可的仪式专家，陈镇海的贡献与热心使他仍能服众。

第三层次是仪式主祭。仪式主祭是影视资料中的主角。我们主要关注主祭之首——陈思晚的资格产生过程。与其他两位长期在村的主祭不同，陈思晚长期在外经商，虽然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对村庄事务参与甚少。虽然村民感慨现在当主祭还需要“财公”，但陈思晚的主祭资格并非单纯“财富决定”。首先按照宗族传统，只有“六公全”老人才能成为首祭开启祠堂门，而陈思晚正是宗族内满足“六公全”条件的少数人，同时他与兄弟之间关系和睦，堪称垒下村家族典范；其二，陈思晚捐款数额确实远超其他村民，但他以“开宗祠门插炉”（主祭之首的仪式）为名向宗祠捐款十八万，理事会退回十二万，实捐六万元。显然陈思晚的捐款不是为了夸耀自身，显示特权，而是为表明自己对宗族奉献的心意，更多是道德义务感。虽然陈思晚在其他族老、干事的邀请下，几经犹豫最终答应担任主祭，但他的夫人知道后却十分忧虑，担心夫妻二人“德不配位”，无法承担开宗祠门的重任，这也体现了其道德义务感。因此在陈思晚的主祭资格产生过程中，捐款等行为并非“夸富”，而是充满道德确证的意义。

 

 

 

如开头所述，我们的研究还有诸多缺陷。虽然我们尽力理解宗族是如何通过安排身份位置，让每个宗亲“各得其所”从而实现团结，但是为什么各位宗亲如此重视宗族呢？我们将“宗族对宗亲很重要”作为一切论述的起点，但这个起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黑箱”。要打开这个“黑箱”，可能仍需要我们更长时间、更加持续的田野工作，对重要仪式的具身实践，以及对田野更加诚恳的态度。

 

博士评议

 

 

王燕彬：

 

这篇研究聚焦于宗族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宗族村庄共同体的内外变迁和重新平衡，用深入的田野和细致的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宇晟、嘉毅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文本资料，开展了很多访谈，内容远比现在论文呈现得多得多，中间也几经波折，很是不容易。宗族是中国研究，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历史学、政治学的各个领域在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共同焦点，无论是在经验的现象，还是理论的脉络，都有了汗牛充栋的相关研究讨论，但《齐家之礼》以研究者的双手双脚扎进田野里，还是努力给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

论文中讨论到的这种围绕着祠堂、族田、族谱建立起来的宗族组织是宋代之后才兴起的，朱子《家礼》把祠堂和祖先奠定为宗族制度的核心和神圣维度的展开，让名分之守和爱敬之实互相匹配。祭祖仪式也由此具有特别的研究意义。整体上对宗族研究的讨论是比较静态和宏观的，关注的是宗族的思想原理，宗族作为社会组织的经济、政治功能，宗族的家谱、祠堂、族田等要素构成。在此背景下，祭祖仪式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保产聚族、追本溯源、敬宗收族。宗族共同体的特征是非常高度的凝聚力，由此而来的祭祖等以宗族为单位的系列仪式的核心问题：敬宗究竟是如何收族的。《齐家之礼》通过礼和理的复杂讨论处理了这个问题。

但《齐家之礼》以一个生动的个案，引入变迁的维度，在外部的城镇化背景和内部的老少代际更替的双重视角下，去分析在宗族社会中，祭祖等仪式的礼仪和宗族内部的情理互相完成，彼此支撑。整个讨论非常的细致，比如丁款芳名榜中层层递进的内-外分别的伦理身份，仪式中的主祭者的人选背后是村庄的道德评价、亲属关系、经济资本和政治身份的多重体系。对于仪式的安排要考虑这些情理的关系和满足，仪式中细密的身份秩序彰显出宗族社会共同体中内在的情理秩序。

由此，通过进行这场仪式的安排，礼仪于情理互相完成。在安排仪式的过程中，村庄宗族社会中各种复杂的情理得以整合起来，完成情理的安排。而情理的成全，反过来又使得礼仪本身得以完备，让村民参与其中，延续祖先的德行和基业。

整个分析始终指向一个核心的根本问题：礼仪背后作为礼义的宗族观念。现在的讨论是说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前提预设悬搁起来，造成了田野材料处理上的两个结果，一行为的动机 情感 理由，那个活生生的人，变得模糊了。二是礼仪和礼义的断裂，祭祖仪式的重要性是什么，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的位置是什么。

论文其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强调了“宗族”是在制作中不断地生成的，但在具体分析地时候，还是难以避免地将宗族观念作为解释原点来支撑和撬动整个分析。比如一位村民为什么从单立集装箱香炉到加入新村社宫祭祀，解释落在了他回归村庄共同体的意愿。又比如村民大生受到道德贬低，不再过问村事务，为什么又同意作为开祠堂的主祭，原因是他如果拒绝了集体性的宗族仪式，情理有亏。在对祭祀资格的讨论中，重点讨论了谁来当主祭的情理辩论。但这个辩论的前提的主祭身份、进献过程是由祭祖仪式给出的，这个是无论如何如何制作和生成都不会动摇的。正是祭祖仪式的性质和重要，所以人们才会对祭祀的资格展开复杂的情理考量、资格辩论。而祭祖仪式本身的重要性，是由祖先观念、宗族观念给出的。

我想如果再继续这个研究的话，是不是可能还是要参加一下这个祭祖仪式，或者至少能够观察一下。他们在进行仪式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对祖先的诚敬，人和人之间的默契、凝聚。可能这是文章想要处理的搬佛像事件，村庄共同体如何从分裂到凝聚的动力和根源。难以通过访谈或者影像传递的。

 

提问环节

 

提问：两位主讲人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进入田野过程中寻找报告人，特别是带路人中遇到的挑战吗？然后是怎么发现这两派人的冲突会对你们的田野进入产生怎样的影响？

回答：先从冲突说起。我们进入这个田野的引子就是这个冲突。在和不同人访谈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话语的撕裂，其实这代表着对同一事件不同的看法、观点和立场，我觉得这是我们发现这个冲突的过程。第二关于寻找访谈者的带路人的问题，陈镇海是我们的带路人，我们与他开展了深入访谈，同时他也和我们介绍了很多村民和小组长去接受我们的访谈，镇海的存在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便利性。如果说挑战的话就是语言上的，由于方言交流障碍可能会忽略非常多本地性的表述吧。

 

老师评议

 

田耕老师：

和初稿相比，同学们研究的问题有了变化，这是正常的现象。本科生没有办法长时间呆在田野点，每去一次都会推翻一部分之前的思路。与其要求自己从头到尾坚持一个问题，不如在问问自己为什么问题会发生改变。

目前的研究包括两个部分：拆迁涉及到的村庄不同派之间的冲突；冲突在祭礼制作或者仪式中的表现。文章把结构上的分析转变为行动策略的问题，这是社会学常见的分析策略，但是，研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拆迁的事件在文章里的呈现有点离散。第二，不同资本、不同辈分的人如何在祭礼的过程里进行表达，直接涉及到村庄里的道德结构，这里的分析做得不够。第三，所谓“礼生”的问题在同学们的研究中实际上指的是资格问题。这不完全是一个策略问题，而是德以配位的一个体现，“配”的过程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处理的，但目前的写作没有完全开发这部分的讨论。

研究的挑战非常大，因为要观察的内容非常多，特别是同学们如果对村庄政治不敏感，或者默会知识不太够，田野的感受力也会受影响。研究充分展示了本科同学的勇气、毅力，值得肯定。

 

张帆老师：

文章从一个看似标示着“传统村落转变为城市社区”的变化过程的事件入手，最终落脚点在仪式上，仪式展现出了一种社区意义体系的连贯性。我猜测，面对这样的田野的状况，一般同学的直观反应是去看，在现代化进程或是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地方社区的秩序瓦解等，但是你们的文章给我呈现了很丰富的面相，田野细节也很丰富。

但是文章和田野是不是把过多关注点放在了仪式本身，以至于对于村落的其他生活的关注没有那么充分。仪式之外的其他日常生活恰恰是逐步铺垫、成为仪式高潮前奏的重要过程。另外，你们题目是“齐家之礼”，但对“家”你们的讨论是不太充分的。你们的田野点在东南地区，恰恰是一个有着非常典型区域特征的地方，宗族确实实力很强，但是好像文章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宗族做特别充分的讨论。再有就是你们的理论回顾部分回顾了太多仪式的理论，但是其实这不是重点，你们的重点是通过这次仪式来观察村落政治。所以你们的研究问题可能还是要再精确化一下。最后，还有一些小的点：你们“制作”的概念“making”其实是可以展开，去做理论生长的，但文章回避了；结论里说的传统是不停地在制造的，不是被发明的，这跟“仪式制作”有什么具体的差异，为什么说二者不同，这些也可以进一步展开。

 

周飞舟老师：

团队的田野做得不错，但是，研究牵扯了比较多的问题和不同门派的文献，本科生作为初学者，写文章最好只谈一个问题。大家不要把所有学的都混在一起，炒菜不是调料放越多越好吃。具体来说，首先，研究的题目是“齐家之礼”，但文章里没有什么齐家，实际谈的是“村庄中的仪式、政治与权力”，这是一本书的内容，题目太大了，应当聚焦。其次，我们学一个理论，就是要在田野实践中看它在现实中层层变化出来的形态，而不是带着各种理论去实践去看，这很容易导致研究被各种理论肢解。因为不同理论的门派是不一样的，不停地换眼镜就会造成混乱，这就跟不同的家族一样，你没有大的功力之前，不能汇合众流。

本科生做研究不要想着创新理论，创新现实。去田野里亲身实践，亲身看一下所学的理论在田野中的变化形态，然后试着把这个感想写出来，就是本科生田野最重要的目的，也是未来写好文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