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7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22期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从‘龙须沟’到‘理想国’——五号楼车委会的停车自治实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0级本科生张琪钰、元培学院2020级本科生张释之主讲，外国语学院2019级本科生卢思薇主持，社会学系2022级博士研究生梁卓祺评议，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副教授王迪、副教授王娟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1、选题及田野过程

我们的研究始于上学期在田野调查实践课程上的小组作业。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考虑到田野的可及性，即能不能顺利进入田野。我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家小区发生的事情，我父亲就是后面要介绍到的车委会的核心成员之一。所以，一方面，选择这个田野比较好进入，我对一些背景信息和之前的故事也比较了解；另一方面考虑到即使疫情有反复，也能较为顺利地把题目做下去。

 

 

我们的田野位于北京市三里河地区，地理位置较为重要，主要研究对象为五号楼“车委会”。五号楼因特定历史背景与渊源，产权结构错综复杂，这也使其公共服务提供出现相当大的问题，这些潜在的制度问题被院子的环境问题和停车问题激化为外显的矛盾。五号楼最突出的矛盾在于社区内的唯一一块空地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停车位紧张无规划，车辆随便乱停；另一方面，院子中一直是土路荒地，一下雨更是变成“烂泥塘”，物业相互推脱，迟迟得不到平整，环境很糟糕。车委会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立，并在成立后的几年内逐步突破了停车管理、土地平整等诸多此前未能解决的困境。我们出于对车委会这一自治组织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问题的好奇而进入了田野。

进入田野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我们能够从所有访谈到的车委会成员口中“不约而同”提到的实践当中，多视角地定位到车委会发展中的一些核心事件，以此尽量地还原我们并没有亲身参与的田野全貌。这实际上是有利于我们讲一个生动活泼的“故事”的。

就介入研究对象而言，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研究对象彼此之间的矛盾。楼里有特别多的故事，居民和产权方之间积怨已久，所以以我们的身份很难接触到产权方的想法；而且居民内部也有矛盾，比如车委会成员之间就有矛盾，因此碍于我父亲的关系，一些车委会成员也难以接触到。因此我们只能把视角集中在车委会核心成员，从在他们的立场出发，尽量通过多方叙事的相互印证，尽可能地识别出田野全貌。

从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因为我是田野中的居民，比较了解情况，但有的时候会“身在此山中”，忽视一些很重要的因素，而琪钰对田野本身没那么了解，但她从比较第三方、更客观的“上帝视角”，能够更敏锐地发现一些比较关键或者异常的因素。两个视角上的相互补足也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帮助。

 

 

2、成文过程

张琪钰：

从田野到写作并成文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正如释之所说，因为介入方式的原因，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田野资料，所以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田野的背景比较复杂，整个故事时间线也比较长，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比较多，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很复杂。所以我们的田野和其他的田野比起来可能恰恰相反，关键的困难不在于田野材料太少、不够充实，而在于信息太多、故事太复杂，我们很难从中提炼出一条关键的线索，很难驾驭如此大体量的故事。这是我们的优势，可能也是我们的弊端。

我们具体的成文过程中有两个比较关键的步骤：第一步是对田野材料进行了筛选取舍，选择了一些事件写入文章中；第二步是抓出了一条关键线索，或者说辨别出了几个关键要素，并把它们统筹在一起。

第一步主要是在上学期的田野调查实践课上完成的。一开始我们不会取舍，什么都想抓着，许多故事在田野中受访人的口中都非常精彩。后来是周老师通过留了一项三级表格的作业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因为想要把车委会的事儿在几百字内讲清楚，就势必要求我们对事件有一个取舍，抓住对于车委会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几件大事和核心节点。我们在讨论中就回归了问题意识，才开始比较大胆地舍去了一些故事和材料，最后呈现在期末作业的一版文章中的主要是三件车委会办成的大事：铁门、平地和推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初稿的写作。

但初稿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虽然讲了故事，但是故事讲得没有重点，也没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通过故事呈现背后的理。另一方面，我们这版也没能既有研究形成对话，缺少分析框架。

正是因为初版不太尽如人意，所以我们在开学后就开始接着讨论、修改文章。这个过程中老师们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帮助我们意识到了之前文章的不足，也指明了修改的方向。我们两个还是回归到了田野材料之中，再去讨论、提炼与归纳。在困难时，我们还是回到问题意识的原点，认为车委会能够成功的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车委会的关键人物与他们采取的行动策略这两个方面，又随之发现了这两个要素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形成了我们的结论。

 

 

3、文章内容与结论

张释之：

回应我们最初的研究问题，即社区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去解决公共性问题，我们归纳了两点关键的要素。其一是居民自治组织内部的法理化。一开始，车委会办事情的方式就是“招呼”，带头人出个主意，大家提意见，或者表示支持，这样围绕着关键的带头人，凝聚起有能力办事的一拨人。按照韦伯对权威类型的划分，这种权威属于克里斯马型权威，其合法性的基础在于个人的魅力。后来，随着一件件事情的解决，以及带头人的更替与成长，车委会制定了《停车规约》等章程，建立了基于规则的法理型权威，从而适应了维持日常管理和获得更广泛认可的双重需求。其二是信任范围的拓展。当车委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着更大范围内的问题时，居民同样借助关键人物思路的转变，顺利选择“拥抱”行政力量，借助行政力量的帮助推动问题得到解决。居民自治组织的社会信任模式由以人际信任为主转向兼顾人际与政治双重信任，从局限于特定身份的特殊信任转变为基于特殊信任的更广泛的信任，为社区范围内公共事务的解决提供基础。这两方面的转变使得居民自治组织突破可及性困境成为可能。

另一个我们想要强调的方面是，上述机制的变动是依赖于组织中的关键人物的。上述不同阶段转变的关键要素是由带头人带入的，通过带头人对组织行动策略的选择发挥作用。居民自治组织带头人的关键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一腔热血和时间精力的投入上，更体现在其对于自组织发展的特定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针对这些矛盾所运用的策略当中。本研究发现，五号楼车委会历任带头人的策略选择有同也有异。就其相同的方面而言，历任带头人都在行动中灵活运用了“政治智慧”与“关系智慧”两种策略。所谓的“政治智慧”，即车委会如何获得支持与认可，从而获得一定范围内支配公共事务的权力；所谓的“关系智慧”，则指的是车委会如何协调内部的、平行的成员及其他主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两重“智慧”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社会底蕴”。五号楼的“社会底蕴”尤其体现在其作为央产房的独特性——单位制的退场并没有抹去一代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文化以及集体生活的记忆，这些“生存性智慧”内化为带头人们的思想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在早已推行“街居制”的今天仍然保有鲜活的生命力，并以带头人为媒介，在车委会的自治实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就其差异而言，则体现为带头人独特的、难以被结构解释的个人特质及相应的行动伦理，这也是带头人“带入”组织的独特之处，也是形塑车委会不同阶段行动逻辑的重要原因。车委会能够成功解决五号楼社区中公共事务的关键，正在于面对可及程度不同的问题时，不同带头人身上所附着的行动伦理和在其影响下形塑的车委会的行动逻辑与这些不同阶段的现实要求之间呈现出较高的适配性。

4、反思与收获

张琪钰：

我们的研究也在田野材料本身视角局限性、理论对话性和研究结论推广性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但在做田野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收获。

首先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觉得又快乐又痛苦——做田野的时候特别快乐，写作的时候又特别痛苦。做田野和访谈特别快乐，因为就是听人讲故事。如果这个问题是居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的话，他们会谈得很多。从中我们两个也学会了如何听别人讲话，以及许多访谈策略的运用。至于写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回归初心”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田野资料比较丰富，一方面故事讲得啰嗦，故事的每一部分都想讲，很难割舍，另一方面理论对应的不精准，很容易迷失在各种理论之中，没有重点。后来我们就不断回到我们最一开始想回答的关键问题，即“车委会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个问题上。

周老师在课上和大家说要“诚实”地面对田野，而你能达到的高度与个人生命的积淀有关。或许我们的研究存在种种有待改进之处，但是在田野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走进了一群人，了解了他们的故事，也如实地把这一段故事按照我们的体会和人生经历呈现出来了。

 

 

提问环节

Q：五号楼社区是非常特殊的，这一特殊性不仅体现在楼宇产权不清，也表现为经过部委分房并居住至今的居民也是特殊的，而且可能和西方民主社区中的公民理想型相差很远，文章如何处理这一特殊性？

回答：这一区别确实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稍有提及，我们将五号楼社区这种自单位制时期形成的区别于西方公民社会语境下理想社区类型的特征归结于“社会底蕴”这个概念，用以概括居民们不约而同的、相似的行动逻辑，以及集体行动得以凝聚的基础，如共同的时代记忆、身份认同等。但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做重点探讨，这可能是未来有待改进之处。

Q：文章同时处理了组织形成和集体行动两个阶段，重点放在哪一阶段？

回答：两个阶段都是车委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但是我们的重点可能更侧重后一个阶段。在进入田野之前，我们也抱着对两个阶段同样的好奇，但进入田野后我们发现，虽然作为研究者我们可能关心这种自治组织形成的机制是怎样的，但是进入田野后我们发现，对居民们来说集体行动的凝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他们的核心关切是停车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以及如何解决的，因此和他们保持一致，我们文章的重点也更偏向于放在行动如何达成的这个问题上。

评议环节

梁卓祺：

释之和琪钰的文章是关于社区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去解决公共性问题。其预想中的学术贡献有五点：1）对我国的地方治理实践上，国家力量及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2）对过程分析方法的应用进行细致化；3）对集体行动中“关键个体”进行质性分析；4）对普遍性信任及特殊性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5）对社区组织获取合法性的动态过程进行描述。

 

文章成功地指出了，一个社区组织的萌芽需要基本的信任基础，还需要透过一定程度的本地知识、政治智慧、关系智慧，去建立权威，以及在更广阔层面的信任基础。对于文章的优化建立，我提出几个可供考虑的方面。

 

 

第一，可以在“国家/社会关系”上进一步挖掘，可以发掘具有两面性或多面性的“国家”。在论文中，央企和社区书记都是广义上的国家力量，但其行为模式和立场明显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这篇论文启示我们，广义的国家力量在微观角度上具有多面性，“国家/社会关系”有比单纯对立更复杂的互动形态。

第二，文章有意应用了过程分析方法。释之和琪钰可以尝试去思考，过程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关系是什么？建议在分析上把结构分析与过程分析进行结合，例如视“过程”发生在特定的“结构”之内，或可注意到社区组织在面对某些特定公共问题时会面临的结构性阻力。

第三，过程分析中的重要一环是对不同关键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动机、话语等进行分析。文章较强调社区组织的能动性，而对央企的相关分析有所欠缺。这必然有田野难度造成的阻碍，但可以考虑使用某个合适的理论去假定央企的行为模式，并以此作基础去分析央企、社区组织、社区书记的三者互动过程，形成更全面的过程分析。

概括而言，释之和琪钰的研究非常具体且扎实地描述出一个社区组织生成的过程，且归纳出几个重要因素，也指出“信任拓展”的重要性及其组成基础。在交流其间，我也看到两位同学对社会学的热爱，及在研究工作上的努力。从较为零碎的初稿，到展现出了较清晰的社区组织生成过程及丰富文献参考的终稿，体现出的是两位同学严谨的学习态度，这一点非常值得认同和鼓励！

点评环节

王迪老师

这份研究首先体现了社会学学生做研究的优秀品质：是从课程中生发出的、相对长周期的、资料丰沛的一份田野研究。特别是在疫情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能有这么完整的时间去做一个田野，这是格外难得的。

其次，研究的优点体现在提问视角上。学者们经常说“居民为什么不组织起来，不形成市民社会？”其实，我们研究者带入的问题应该是他人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对象在每个阶段自己遇到的问题。研究者进入田野就像是架了两个机位，一个机位是外部拍摄的、研究者的视角，另一个机位应该是讲述者的主观视角。通过这两个机位，研究同时呈现出的资料既真实，又丰富、立体。

 

 

接下来，研究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寻求拓展的可能性。第一是从表面观察向着研究对象的深层生活世界拓展。在车委会的文字、结果、最终规则的背后，有哪些不容易被看到的细节？文章中有一些说法已经比较深入了，但依然有继续挖掘的空间。比如，文章将张超作为“关键人物”，但是依然可以对此进行分析：张超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伦理和组织策略，使得他在这个位置上成为了“关键人物”？这些行动伦理背后又代表了什么样的关系形态？

第二个层面的拓展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在时间上，我们可以提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问题得到了解决？是否出台了最新的政策文件等？时间节点的意义可以凸显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的结构性、约束性和必然性因素。在空间上，在拥有不同文化的城市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可能是迥异的。中国的社区分为很多类型。沈原老师区分了社区和治区，“治区”可能是没有其他意义的“住区”，纯粹商业化的“小区”。这些说法看起来都是独特的，但是背后都有一套解决问题的典型思路。文章体现出了五号楼社区承袭单位大院而来的、对问题的制度性解决方法，这就使得看似独特的案例研究凸显出了典型性。

最后，还可以从微观到宏观进行拓展，并从中寻找理论扩展的空间。这也是很多研究面临的普遍困难。本文作结在韦伯的理论上，但是这一理论能否涵盖研究的微观发现，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王娟老师

两位同学的论文与课程作业的版本相比，在两个方面有了非常实质的进步。第一是对田野材料的取舍，这要求研究者先对问题有深度的认识，才能做好取舍。第二是对事件脉络的梳理非常清楚，这值得表扬。

 

 

在优点之外，我在读论文时还能感受到同学们的一些纠结之处。一是对社区的独特背景问题。一方面，同学们觉得这个社区过于独特，另一方面又希望讲出这个社区的典型性。这种纠结就体现在“B市X区”的化名，似乎想体现出社区的普遍性，反而使得社区的面目没有那么清晰。其实，我们做个案研究时，就是要写出田野的独特性，才能显示出田野的典型性。而且，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区”只是理想型，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完全的对应。五号楼社区中既存在单位大院的遗留痕迹，亦能体现出中国一线城市居民做事的方式。所以，同学们可以抛掉纠结，更加明白、畅快地讲出田野故事。

第二个纠结之处发生在理论层面。目前，很多对社区自治的社会学研究中都暗含着对某种市民社会的理想，由此形成的研究问题和理论视角很容易反过来局限田野。这就导致文章中有些材料很“接地气”，但分析却走向了思维定式，以既定的研究视角、而非田野所得来解释，这就降低了研究的价值了。

周飞舟老师

本科生工作坊的初衷是要回到做田野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同学们做田野中的收获，而非最终的文章成品。只要有认真的态度，在看了文献后进入田野，就能感受到文献与田野间的差别，感受到田野中每个人的区别，最后达成对田野、对自身、对很多问题的新认识。就这点而言，两位同学做得非常好，非常热情、诚恳，在田野中的收获一定是非常大的。

 

 

两位同学在写文章时遇到的问题和其他工作坊的小组不太一样。当下的问题是“菜”太多了，无法完全放到锅里，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就像一盏灯，防止研究者被大量的材料引着走。另一方面，一些无法被这盏“灯”所照亮的材料，有时候是才更重要的，才是深入认识和启发的来源。所以，问题是在研究之中浮现出来的。例如，车委会的会议记录等，这些材料对于回答问题本身可能没用，但是它会影响问题意识，也应给予关注。

第三，案例研究的代表性不是典型性，但是做案例的人经常纠结于此。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人和社会事件没有均值，只有变量才有均值，但是人没有均值，所以也不存在人的代表性问题。

回到文章上来，文章最后的理论努力没有呈现出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例如，“法理权威”和“关键个体”是不是矛盾的？同学们的整个田野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在哪里？是在居民平地、拆铁门、推墙过程展现出的独特行动逻辑。这是一种既不完全依靠规则，也不完全打破规则，有人出主意、有人跟着干、有政府“亦正亦邪”参与的行事方式。这种独特的行动逻辑，可能才是解决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文章的典型性正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凸显。

 

 

我们是初出茅庐的田野工作者

磕磕绊绊，不断碰壁

但我们热爱通过田野贴近生活

珍惜在田野中的成长

这是社会学之于我们的亲切含义

在这里，我们将与你分享最真切、

朴素的田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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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 李金瑶

文稿统筹 | 刘一杉

审核 | 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