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田野过程讲述
我的田野地点在泰国北部的克伦人村落，这次经历让我对民族主义和边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也是我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对影视人类学的初探，后来承蒙李伟华和其他几位老师关照，在他们组织的云大北大影视人类学工作坊中得以学习更多知识，并加以实践，在此过程中，我愈发觉得自己在自发状态下所做的探索在很多方面是值得反思的。
暑期，我参加了一个人类学项目，老师会结合我们的兴趣介绍一个NGO来对接，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戏剧和影视，希望能有机会去剧场里做田野，拍东西，但是老师说这不太现实。泰国是个佛教国家，如果是与神圣性有关的戏剧，带着相机进入田野很难。所以我就说那去看看学校也行，然后老师就给我对接了一个NGO：Inter mountain people’s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ailand。
到达这个NGO之后，他们的负责人先给我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他们主要是在清迈周边的山区活动，针对的是山区地区的教育问题。他们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一个叫mowakhi的克伦人村庄，村子正好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小学，我觉得确实非常有意思，就随他们一起去了。
这个村子住的全是克伦居民，他们因缅甸内战逃到泰国境内。克伦族是缅甸的第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村子是1992年建立的，因为语言不通我在村子里也没问到确切的历史情况，推测是在缅甸内战缓和之后，首批逃往泰国的难民中有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没有跟随绝大多数难民一起回到缅甸，而是在泰国北部的山区中安家成为边民。
这种Bi-cultural education system我是在NGO的宣传小册子里看到的，它指一种二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体系，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感觉当地居民还是保持着非常传统的克伦人生活习惯，很多老人不会说泰语，只会说克伦语，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二元文化指的是他们当地小学当中所谓tradition和modern的教育体系。
据说这个学校有27年的历史了，也就是有这个村子的时候就有了这所学校，学校一共有64名学生和5名老师，这64名学生中有五十多名就是本村的，还有几名学生来自附近的两个克伦人村落。因为当地人家里一般没有交通工具，山路又非常陡峭，小孩子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学校，所以这几个孩子是住在学校的，只有到了周末才回家。
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因为泰国政府不认同他们的二元文化教育体系，所以学校得不到政府的拨款支持，教学经费和老师的工资都来自于捐助和非政府组织支持下的义卖。去之前，NGO的负责人就告诉我，他们学校特别有特色，并给我看了一段宣传片，里面就讲到他们把学校的课程分为两个模块，一个叫traditional knowledge，另一个是modern knowledge。
其中modern knowledge就是教授正常的公立学校所教授的课程，但是会比他们教的要简单一些，因为老师们说这里的学生理解力没有那么好，更多的时候要结合着实践去教，我当时去参观过他们的数学课，他们的数学老师是个和尚，清迈大学毕业的，以前学工程，后来出了家，他来到这个村子说可以教学生数学，只要给他一个安静的修行的地方就行。
我去看了他给五年级的孩子上数学课，正在教他们列竖式算两位数乘两位数，他好像是我见到唯一一位上课会用书本的老师，其他的老师上课基本都不用书本，课堂的实践性非常强。在traditional knowledge方面，学校会教给学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传统技能。
我去的第一天，他们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和学生们一起上一堂课，我愉快地答应了，结果他见我答应了就愉快地走了，留下我跟一群不会英语的小孩子在一起。他们从厨房里端出了很多西瓜皮，大概得有两大筐，大家就坐在地上开始把西瓜皮切成特别小特别小的丁，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但也只能跟着做。
等我们终于把所有的西瓜皮都切好了，两个男孩子拿来了几个大桶，在里面倒上了一些黑色的不明液体，然后把西瓜皮倒进去，搅拌匀，之后我们就抬着这个桶去了学校后面的一片土地，那个领头的男孩子一声令下，大家把桶里的东西全部倒在了土里。
我整个人完全是懵的，我确实没见识过这种场面，而且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是在干什么，后来我终于再见到那个老师的时候，我问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他说这是在制作天然肥料，我们倒东西的那个地方是他们学校种菜的地方，西瓜皮作为有机物切成小块加上其他东西倒进去，他们认为这有助于植物的生长。
接下来我可能会不单纯讲我在清迈做田野的经历，因为很多事情是我后来到西双版纳拍片子时才理解到的。我当时拍片子用的是手机和一个可以放手机的手持器，手持器的作用主要是在推拉摇移的时候保持稳定，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不会特别抖，在这方面它确实很管用，但是这个手持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后面会详说。
拍片子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开机的恐惧。我在做田野之前设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孩子们不想被我拍，或者老师、NGO反感我这种行为，我想了很多种解释的桥段，甚至做好了不能拍我就先写民族志，结果这些都没有发生，带我去的NGO负责人甚至问我说到时候我的片子剪出来能不能给他们留一份，当然我也答应了。
我确实没想到开机最大的阻碍来自于自己，我刚下车就麻利地装好手持，想从头记录我进入田野的过程，结果我发现有很多孩子在盯着我看，他们也不说话，就静静地盯着我和我的手持看。我意识到自己在被观察的时候我整个人会感觉非常无所适从，迅速收了手持，乖乖跟在NGO负责人的后面让他带我参观学校。
我当时写的田野里有这样一段话：“清迈地区有大量的缅甸难民，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得以接触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然而当我试图举起相机的时候，我却发现记录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语言障碍、文化隔阂、进入的可能性、研究伦理……这些问题无一不在困扰着我。我的第一次影像人类学田野尝试仓促终结，研究对象看着我和我的手持器的眼神让我没来由地胆怯（尽管这种眼神至只是单纯的好奇，并不具有任何恶意），我发现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我都没有做好准备。我本以为，自己迈出第一步只需要勇敢便可以了，然后到头来发现自己连这都没有。”
这是我当时进入田野时非常真实的感受。不过好在当地的孩子们对于我拿设备拍他们这件事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抗拒，所以后来在我和他们混熟一点之后，我鼓起勇气又试着拿起手机开始拍，他们在镜头下就可以相对自然了。
对于用影像收集田野材料作为民族志的表达方式，我的一点感受是，影像作为我获取田野材料的方式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我以后对这个村子做了更多的田野，然后想写一本民族志，我可能要用相当长的一章来描述他们上染织课的场景，你们还不一定理解我在说什么。但是借助影像的帮助，我可以用六分多钟的小片子把这个过程展示出来。
举个例子，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话：“水从近15米高的闸门上翻下来，跌水甚高，流速猛增，紧靠大坝的下游河面波涛翻滚，一连接一个的水浪象脱僵的野马一样横冲直撞，奔腾咆哮，水势一直到河道1.3公里处的西南拐角才减缓下来。山阳公社沿河两岸的农田被大片冲毁，紧靠电站的明月坝被冲刷得尤其厉害。”
这段话取自应星老师《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写的非常生动，但对我来说想象这个场景其实是富有难度的，如果不是我停下来反复想，可能就这么过去了，相比而言，如果是影像，我觉得就可以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展现你在田野里获取的材料。
但是，在此同时我也能清楚地感受到，影像这种记录方式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它确实可以帮我获得更生动的田野材料，却也可以成为我进入田野的一种阻碍。我能感受到，当我举着拍摄工具进入田野，去拍摄他们的时候，是比我以一个个体身份去和他们打交道更困难，田野材料失真的可能性也更大。
有可能我以为自己记录下来的是事实，但其实他们就是把我当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自我呈现机会。而我举着相机去拍摄的这种行为会让我觉得，我把我当成了跟他们不一样的存在，尤其在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只要举着相机我就是不敢说话的，如果有人让我参与什么活动，我一定要先把相机关机放好，然后去加入他们。
而一旦我开始拍，我就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在记录，后来我才逐渐试着边拍边去交流，但现在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做访谈的时候虽然能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手上举个相机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后期回看时就会发现一些极为别扭的机位和角度。
因为村子过于偏远，很少和外界沟通，孩子们几乎没有用过什么电子产品，他们见到我的手机和电脑都觉得特别稀奇。当时有一个住校的小女孩，她每天放学后就会来找我。我有几天着急赶影像边疆的deadline，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读东西写书评，她就默默坐在我旁边看我用一种她不认识的语言写东西，从来不打扰我。
有一天她突然跑去找她们学校的一个会英语的老师，回来非常郑重地跟我说：“take a photo of me”，我那天就给她拍了很多照片，拍完之后她就靠在我怀里一张张地看她的照片。后来我突发奇想，就把手机给了她，我跟她说，take a photo of me，我把相机给她打开，她知道了按那个小圆点可以拍摄后，就拿着我的手机给我和给其他人拍照。
因为学校条件艰苦，我们去的时候只能睡在他们平时睡觉的地方外屋的地上。我特别害怕虫子，所以带了一顶帐篷，一个是隔绝热带地区的虫子，再一个也是创造一点必要的私密空间，只要我拉上帐篷的门，孩子们就知道我要休息了或者我要做自己的事情，他们就不会来打扰。
几个住校的孩子睡在房间里面，我也从来没进去过。但是在我走的那天，那个一直陪着我的小妹妹突然把我带到了他们的房间，小妹妹拿过我的手机，我之前有教过她怎么录音，她就拿着我的手机开始跟朋友们唱歌，唱完再自己放着听。
一开始他们还是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后来唱高兴了就有小孩子躺到地上笑到打滚，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我真的进入了田野。我真的被他们所接纳，成为他们信任的人，让他们可以表达真实的自己。
总结一下，我觉得影像这种记录方式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民族志的记录方式，拿着摄像机的我要以一种非传统的参与方式进行田野观察，此外，手拿相机进入田野，也使得我面临着需要更谨慎处理的田野关系。
至于我这样做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说实话从我去到我回来都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做一个深刻的自我检讨。我们在云大的时候放了一部片子，叫《北方的纳努克》，很出名的一部片子，作者跑到北极，以爱斯基摩人中最出色的猎手纳努克为主角，展现了他们捉鱼、捕猎海象、建筑冰屋的场景，被称为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第二遍看片子时，我无意之间看到了开头字幕里的一段话，然后突然就有了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感觉。他说，在1920年，他认为自己拍了足够多的电影素材准备打道回府，可怜的老纳努克来到我的住处跟我探讨如果我再多停留一年可以我们还可以拍些什么。
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感觉自己被戳中了，那种震惊感和无措感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后来我知道有太多人类学家在反思这件事，我们跑到这样一个地方去赋予研究对象一种现代性的意义，然后我们走了，这种现代性的意义却永远留在那里了。
而在影视人类学的实践中，我认为这会是一个更加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相机或多或少的会让被拍摄者感受到自己在进行一场表演，我之所以会对《北方的纳努克》这部片子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主要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没有足够的田野伦理意识的情况下跑去做田野，做的事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这件事情确实折磨我蛮久，我可能是个比较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没办法面对自己这次田野经历。之前跟张帆老师请教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跟我说：“这个事情你不去做也会有别人去做”，我当时没有理解这句话，也没能接受这个解释，我觉得这或许可以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个有罪的人，但不能解释学科背后的伦理困境。
后来我慢慢去理解，现在比较能接受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必然的，而这种互动中出现的接触、碰撞，带来的困境，不应该单纯归咎于人类学本身，不是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去做，而是说我们不去做他们也会去做。我们不该把田野对象想得过于脆弱，更不该把自己想得过于脆弱。
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在西双版纳拍片子时的一个事情，我们当时选择的拍摄对象是一对汉族包工头夫妇，他们在这个村子里承包了修一段路的小工程。叔叔阿姨请我们到他们家去玩，晚上吃饭时叔叔喝了点酒，然后开始讲自己家里的亲戚是多么厉害，什么军区总司令，什么公安厅厅长，这段故事被我们录了下来，并且放到最后的成片里。
在云大放这个片子时，依照他们的传统要邀请自己的拍摄对象一起来观看这个片子，而叔叔阿姨的儿子正好在昆明，所以我们就邀请了他一起来看我们的片子。但是在当天的放映现场，放到叔叔一些言行的地方大家就开始笑，他们越笑我越怕。我觉得叔叔阿姨的儿子在台下看这个片子一定会感觉特别尴尬。
我们片子放完之后要上台接受提问，我直接抢了主持人的话筒，开始辩解我们是在表达他们用力的生活，越说越没有底气，差点在台上哭出来，等我说完之后，台下有个小姐姐站起来说了一段话，她说，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这样的片子，不会觉得这是什么令人讨厌的行为，只会会心一笑，你们能让他敢于在你们面前表达，并把这样真实而可爱的一面记录下来，这说明他充分信任你们，也说明你们进入田野做的非常好。
那天我们一直不敢去见叔叔阿姨的儿子，结果他主动来说想拷走我们的片子，他已经四年没见到他父亲了。之前阿姨跟我们说过，叔叔喝酒之后会发脾气、胡言乱语，而他又经常喝酒，所以她就不想让儿子们回家。我不知道他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感受，但是事情一定没有我想的那么差，他们没我想的那么脆弱，我也没必要用这种情绪折磨自己。
我觉得致歉这个部分是必要的，因为我的不成熟，在田野里做错了很多事，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一些“镇痛”，我希望且相信它只是镇痛，它可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我也会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试着去把事情处理地更好。此外，我应该为我没有好好读书学习致歉，这让我在田野里多走了很多弯路，读的太少想得太多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困扰。
特别感谢一直关心我调研进展的老师、师兄师姐和同学们，感谢田老师帮我们组织这样的工作坊，也感谢在我下田野过程中若干次心态崩掉时陪我远程聊天的小闺蜜们，感谢在田野内外用真善美唤起我对人类学的爱的人们。
贰
学生评议环节
评议人：王屏
感谢子奇的分享，我想说一些自己感触比较深的点。第一个是关于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你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直接用了民族主义与边疆构建这样比较宏观的概念，我相信你之所以会用这两个词，是因为在田野中真的感受到了。你讲到二分的教育所带来的民族身份的认识与重构，我觉得更想讲的是在打破边界的同时塑造一个边界，在开放自我包容他人的同时寻找何处是立足之处。
对于克伦人来说传统知识的传授本来是在家族和宗族中，现在转移到一个现代课堂中，这相当于是人为的把传统知识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从原来日常化的实践到现在组织化、课堂化的实践，这给我的感觉是传统知识的授予恰恰是在现代体系之中完成的。你提出traditional knowledge和modern knowledge一对概念，我想二者是不能不假思索的进行对立，需要在深入的参与观察中，发现传统知识和现代性对于当地人的意义所在，而不是单纯的将西方的概念灌输到我们的分析里面。
第二点是从你的影像实践与反思上讲的，你讲到开机恐惧，这样一种想要让相机在田野中消失的想法和早期的人类学家的想法一致，他们会远远的驾着摄影机，进行不为人注意的拍摄，以此消弭摄影机作为外来者的侵扰，寻求一种常态的当地文化。但是，摄影机不仅仅是记录田野材料的手段，它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还有被观察对象主体的延伸，完全的客观是难以存在的，被观察者对于摄影机的恐惧与对于观察者的介意没有本质的区别。
最后想说的是，子奇你的这次实践本身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海外的民族志在硕士阶段都很罕见，希望你不要因为田野中的负面情绪否定自己的旨趣。在我看来，这些负面情绪也是田野体验的一部分。
叁
教师评议环节
评议人：张帆
听子奇的讲述，我想到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次我们去藏区拍藏戏，他们发现我拿个机子在拍，于是藏戏团的负责人就把我带到场中心说，你站中间拍，中间拍的清楚。那是个神圣的空间，如果不是带着相机，我是不敢进去的。相机已经成了焦点，我隐身了，相机进到中间我就跟着进到中间了。关于理论层面的讨论是存在意义上的你如何去制造一种“栖居”，相机作为肢体的一个延伸，借助它把你和周围的世界勾连。
你的田野中也提到很多关于拍摄工具的反思，我觉得这本身也是值得写的话题。技术本身作为一种建构社会关系的东西，而不只是收集材料的媒介。你的恐惧如此真切，以至于我理解到了洛克进入田野时的慌张。
你关注到了民族和边疆，这很好，但是还是希望你能把它细化。如果想再做这个田野的话，有几个方面可以入手：一是进入田野之前，通过二手文献查阅一下泰国的教育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二是可以看一下泰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包括民族教育、就业方面的问题，克伦人的出现对泰国来说应该不是新生事物，应该是有机制的。三是对NGO本身的性质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背景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讨论“民族主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