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午9-12时，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城市新劳动研究及其方法” 特别沙龙于理科五号楼201室顺利举行。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杨波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汪建华老师来到沙龙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田野工作坊”自2019年启动，这是该项目组织的第一次特别沙龙活动，特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卢晖临教授、范新光助理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付堉琪参与对谈。本场沙龙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陈龙主持。
田野工作坊特别沙龙成功举办
沙龙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老师首先致辞，他向各位嘉宾和同学介绍了田野工作坊举办的主旨和历程，并向在座的老师和同学说明本次特别沙龙的目的。田老师指出，田野调查既是社会学的比较优势，又是北大社会学系一以贯之的重要学术传统，更是其培养学生的核心内容。学习和讨论与当下中国社会紧密关联的经验研究是本科同学理解社会学的重要通道。致力于此的研究者能分享第一线田野的研究经历和对社会学方法的体认，这些分享对社会学系和其他院系的同学而言都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田耕老师致辞
随后，汪建华老师以“问题意识、理论视野与田野方法——劳工研究的尝试”为题进行了分享。他结合自身经历，从研究议题与角色定位两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了分享。
汪建华老师分享
汪老师谈到，由于挂职等种种经历的影响，他经历了研究议题与研究角色定位的双重转型。在研究议题上，汪老师逐渐转向了劳工问题治理，并从问题意识、理论视野、田野聚焦点与资料来源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在研究角色定位上，汪老师则经历了从观察者到干预者再到边缘参与者的转变。
汪老师指出，他本人起初深受阶级形成理论、劳动过程理论与半无产阶级化理论等研究思路的影响。2015年前后，自己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理论视野随之也转向了不同领域，如邹谠、孙立平的总体性社会学研究；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新传统主义；应星等研究的国家管理技术；孙立平、郭于华等的正式制度非正式运作以及周黎安、周飞舟、刘雅灵等的中央-地方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等。这一时期的田野更多集中在国家治理策略、区域发展方式与劳工政治的范畴之内。资料来源也从传统的劳工本身转出，更多向地方政府、企业、工会、社区靠拢。
在进入田野方面，汪建华老师提到了两种传统的进入方式：一是搞关系，二是通过蹲厂门、住城中村、卧底、单位发函、依托关系等方式千方百计混入田野。在他劳工研究的起步阶段，汪老师秉持研究者“价值中立”的视角，将自己定位为田野观察者，然而在田野中，他却受到了来自访谈对象的质疑。面对这些质疑，汪老师不仅进行了学术反思，还在此后的田野中融入了他参与公共事务的做法，这也改变了他对劳动研究的田野的认识。汪老师谈及这一段研究过往时，强调自己正是此时重新认识了劳工命运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对学术和政治的内在张力（包括行动干预带来的认知与信任、价值先行的倾向、学术研究的伦理问题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思考。但与前两种视角相比，作为边缘的参与者在视野和学术路数上较为容易突破，方便把握复杂经验，拓展议题。但与此同时这也对研究者的精力与时间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张杨波老师分享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张杨波老师以“迈向方法自觉的田野调查”为题进行了分享。张老师首先提出学术研究中的两种逻辑——表达逻辑与研究逻辑——并结合自己对快递服务的研究对两种逻辑进行了阐释。张老师认为，在田野调查当中需要反思资料、理论和方法的三位一体。其一是理论导向下的实证研究，没有理论导向的田野调查就是朴素的经验主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要有机结合。其二是实证研究者的三位一体。张老师使用了“方法的迷思”一词把从事田野调查的社会学学者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叫“操作流程派”，按照教科书方法流程操作，这是初学者最容易陷入的状态。第二类叫“方法反思派”，围绕主位—客位视角的变换、文化意义分享、案例研究的代表性与典型性或者推广普遍性来讨论。
张老师认为“方法自觉”具有两方面的启示。首先是理论启示。与理论的前提条件一样，方法的前提条件同样需要被考察。如果我们把田野调查中所用的访谈法和观察法的前提预设及其带有的理论烙印揭示出来，我们的调查会更有针对性。其次是经验启示，张老师以关于访谈报酬问题的反思作为案例，什么时候给不仅是经验问题，还可以成为方法和理论问题，包含着人际关系（生/熟）和机会成本（有/无）两个因素。这样，人类学中关于“礼物”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人情社会”的讨论，就作为理论进入视野中，因此方法不再仅仅是方法本身，而是方法渗透了理论。
最后，张老师对田野调查中的方法自觉下了一个定义：研究者在田野收集、整理与分析各类资料过程中，需要对研究过程保持必要的自知之明，明白田野调查的优势与不足，知晓实施田野调查方法的前提假定，根据实际情况（题目的敏感程度和人际关系）自觉调整研究的节奏与方向，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开展理论与经验的对话。
随后，几位与谈老师针对汪老师和张老师的研究展示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沈原老师非常赞同汪建华老师“劳工社会学研究，一定是劳工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的交叉视角”的观点。沈原老师强调劳工社会学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经典著作和看问题的视角。我们对于中国工人的研究，要在劳工社会学的理论透镜下展开。但沈原老师并不认为劳工研究以及劳工组织化正面临衰落。沈老师以卡车司机的研究为例，指出卡车司机正进入组织化高潮期。只要不断碰到不平等的问题，劳动者就会达成团结。沈原老师认为，张老师的研究有趣的地方在于把很多重要的理论节点，汇入同一个研究。他十分赞同张老师有关“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指出我们的理论决定我们如何观察；头脑中的理论决定我们观察什么、如何观察。
沈原老师发言
佟新老师认为这些年坚守在劳工研究领域的学生都是有理想的，劳工研究是和社会学家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劳工的命运也是与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理性竞争变得特别畅通无阻，这是很值得反思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回答了张老师的问题，受访人问我们是来做什么的？我们可以对他真诚地表达自己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自己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会有感受的。针对汪建华老师报告，佟老师引用汤普森的话“我们能说出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候，我们的阶级就存在了。”她以快手片段为例，认为我们在任何领域都能发出声音，只要能发出来，展示一点，让大家看出来有人是这样生活的，就足够了。而对于行动空间紧缩的问题，佟老师认为行动空间确实在减少，但并非不存在，问题是空间内行动的程度和坚守。最后，佟新老师指出，今天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生计是如何被商品化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回到劳工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关怀，更关心人、更关心劳动。
佟新老师发言
卢晖临老师指出，关于抗争与反抗更复杂的认识所带来的问题是需要思考的。在国家和治理的视角看，十几年前制造业工厂工人的困惑与无奈，如今的快递小哥也有所感受。目前制造业招工难的问题一定程度是因为很多制造业工人逃离到可能有自由的地方，比如快递、外卖，甚至是三和大神。但是这种逃离能解决生存、生活的问题吗？这是值得思考的。对于张杨波老师的报告，卢老师认为在表达逻辑与研究逻辑之外，还可以引入生活逻辑/实践逻辑的概念。田野调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从行动言语情感层面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逻辑和实践逻辑。最后，卢老师指出，在做研究尤其是在做劳工研究的时候，对方法要有所反思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提醒我们在做劳工研究中要注意，某种意义上在以研究对象作为对象之外，我们还要以研究对象作为目标。
卢晖临老师发言
范新光老师则从自身从事定量研究的经历入手进行了评议。他认为，汪建华与张杨波老师的报告从方法角度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范老师同时提出他在社会学方法论层面上的困惑，即社会学研究者以何种角色和身份参与社会正义的讨论中。定性和定量研究者在此存在比较大的认识冲突。他赞同沈老师关于研究客观性的观点，并认为这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方面研究者承认客观性不存在，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要考虑是否把研究政治化。范新光老师指出，针对定量研究“只见数字不见人”的批判，他也常常反思，定量研究在没有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可以契合关心群体的意识与诉求。
范新光老师与谈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付堉琪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发表了看法。他在外卖骑手的研究中发现劳动场景的边界是在扩展的。无论是学生还是快递员，都是北京市的他者，都带着一种想象试图在城市中栖息。而他们不只是劳动生产体系的末梢，同时也是自己生活场景的建构者。付同学最后还对参与观察的方法论进行反思。他认为，在情境、过程中生发出结构的讨论要注意到已经被沉淀的确定的社会结构、规章制度、资本的生产逻辑，也在形塑着我们的社会，扮演着特定的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张杨波老师的“沉浸式研究”相互补充和对应。
付堉琪同学与谈
在沙龙的最后，参会老师与学生合影，本次沙龙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