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简介：
2021年10月30日晚，第十五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5号楼203室举行，主题为“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一个晃晃荡荡的研究之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丁冠兰、张正涛、李雪源主讲，申彤主持，何奇峰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周飞舟、刘爱玉，助理教授凌鹏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初入田野
张正涛：
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好！今天在这里，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的研究经历。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我和冠兰、雪源开始了一次社会学研究的摸索，这次摸索的产出大致包括一篇“挑战杯”论文和一篇今年重新撰写的关于民营企业家用人问题的论文。首先，我想将我们的研究过程给大家简单复个盘。我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到山东的企业——也就是雪源爸爸创办的企业去调查的呢？起因是我们三个人的一次聊天。去年挑战杯报名的时候，我们三个都非常想在经历了一年的社会学学习后，真正尝试一次社会学研究，但并没有什么选题的清楚想法。一次，雪源告诉我们，最近他做企业的父亲和他聊到了很多关于企业负债高、企业向银行借款困难的事；另外，他父亲的厂最近刚刚上了一个新的生产线，做的是之前从没做过的罐头杏鲍菇酱。有关经营企业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新奇的，我们马上觉得，民营企业贷款是一个现实“困难”，或许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思考。
这之后的两个月，我们就进入了文献阅读的阶段。在周飞舟老师的指引下，我们主要先了解了两块文献：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地方金融与民间金融。文献准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到了田野中，现实的情况显然超出文献的逻辑之外。比如说，我们从抽象的理论出发，猜测企业负债高可能是因为企业在政府的影响下要承担很多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责任，从而有反经济理性的做法。但是，虽然这个前提可以成立，我们马上发现，对一所实际的现代企业来说，根本的影响因素还是企业主的经济选择和市场环境。所以，长期债务之所以存在是个中国地区经济的问题，我们从单一学科维度还是比较难回答的。
于是在田野中，我们将问题进一步具体化：一个是在经济环境相仿时，企业是否会选择扩张——企业如果不扩张也就不容易又负债；一个是如果企业需要贷款，怎么才能贷到款。我们花了两天访谈当地的银行经理员，剩下的时间围绕生活史和贷款问题访谈企业主，主要发现：在当地，企业贷款的主要问题是大商业银行憎恶风险，遇到企业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还可能“抽贷”（这是当地企业主们的说法，其实是“不续贷”，让企业有了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农村商业银行看起来贷款利率更高，但是他们在行政上审批半径小，在道义上更深地扎根于地方利益，在制度上由于某些原因也更灵活，能接受一些大银行不愿意开展的业务，于是企业家的贷款策略简言之就是与这种银行的业务员建立比较深厚的长期联系，更加灵活地分割贷款。
不过， “贷款策略”只是可以稍稍缓解企业贷款难的压力，并不会减少企业负债，也不能保证企业在将来不会面临更大的贷款压力，我们又转进第二条路：探究企业选择扩张还是不扩张跟什么有关。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雪源爸爸和雪源的三舅——当地同行业的另一位企业主的对比。三舅特别豪爽，爱喝酒，用别人的话说，“爱玩；而雪源爸爸尽管已不再处理特别细碎的日常事务，却仍总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为事业而奔忙，寻求中各种企业发展契机。在直觉上，我们就觉得：企业主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投资选择之间可能是有关系的。更加落实这一点的，是我们听到的四位企业主们对于年龄问题的共同表述。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都认为，三四十的人最有冲劲，寻求贷款、做大项目都不是问题，到了年过半百，就知道要“收一收”。而三舅呢，正好属于较晚单干的。这里的“年龄”实际上不完全是生理年龄，而是社会年龄，只有那些承担着重大家族责任且愿意如此的人，才会不懈的做大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完全考虑利润。在三四月份写作的时候，我们将这些现象共同归结为企业家做企业的伦理态度：企业家是为了庇护一个大家族而奋斗。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前面提到了两个思路，但在田野中，并没有清晰的两个思路。在三月份开始写作时，我们面对的是一大堆性质非常不同的材料，而不是条分缕析的素材。这也带来了一点问题：一个是写作，我们希望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整合进文章——这是初学者常有的心态，但并不容易。第二个问题是，材料是不少，但是我们发现真正要集中谈一个问题时，还是会后悔有一些东西之前没有访谈。
最后，我们发现“企业负债的形成”到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妥当的问题了，也不是我们写作真正的重点，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平山企业主那种不同于西方企业家的看待自己事业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不太好在社会学的语言里表述。在“挑战杯”论文中，我们用了一个企业“继承”的例子来讨论这件事，不过这是不太充分的，因为“继承”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将来时的问题，不是落实在当下的行动。
陕西之行后，结合另一个我们对另一家行业相仿的企业的了解，我们的主要想法是，或许将企业人事作为一个切口来考察“中国的企业和西方的法人企业究竟不同在哪里”这个最初问题是可行的。因为民营企业在创建和经营的过程中必然碰到雇佣亲属或依赖亲属资本的问题，也必然要在市场上争胜，就有必要理解传统的儒家伦理是怎样在企业主的用人上发挥影响的。这是我们新论文的方向。关于论文的写作和论点，就请雪源来介绍。
李雪源：
结束了田野调查之后，我们开始整理拿到的材料，并且慢慢确定了最终的阐述依据：通过观察企业人事改革的线索，理解企业组织的内在逻辑。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以企业主的视角来看是如何用人，如何在不违背伦理要求的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从下属的角度来看则是如何在这个家族制民营企业中得到晋升，以及获得随之而来的资源。在此我们使用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分析概念：家业和事业。家业指的是能够供养扩大化家庭的经济手段，事业是企业主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前者是企业主作为大家长同扩大化了的家族内部成员连接的渠道，而后者则是面向企业主的内心世界。而这个企业在企业主刘秉文看来，既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更是能收、能养、能传大家庭的核心所在。家业庇护了家族成员，虽然白手起家，但让家业得以传承是事业的关键之处。
因而我们的问题从一个看似违背教科书定理的角度提出：民营家族企业的用人逻辑不是任人唯亲，也不是唯才是举，而有另一套更底层的逻辑。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组织社会学迎来活跃期之前，经济学家主要认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缺乏明确产权和有效市场激励，不能择优雇佣和实施奖惩，任人唯亲。而之后经济社会学的兴起让学者的刻板印象有所改变，如彭玉生等学者认为正式制度不完备时，具有家族主义色彩的非正式制度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不过，两者都只是把传统因素放到组织的利益结构中去看，企业会遇到二次嵌入和企业下属受“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这点也无法否认。因此，不能将伦理因素简单理解为对企业经济利益积极或者消极的二元对立，应当看到更具体的人的因素。
儒家伦理的“施”-“报”关系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发。部分学者认为，儒家所谓的施-报不是简单的等值交换，也不是以风险为准的社会投资，施恩者并不期望等值的价值回报带来互动的终止--况且报本身没有客观的价值尺度衡量是否和“施”加的恩完全对等。施恩-报恩双方的互动前提是报恩一方的领情和差异化的、大部分是延后的报之上。在我们研究的个案中，这种伦理互动的因素影响了企业主对于家业与事业的理解，而不是马上表现在制度上。我们的论文从2020年刘秉文在企业中发起的人事改革开始，这一改革并不是空穴来风，财务混乱、内部冲突和下属加薪要挟促成了这一场改革，但它并么有使得企业简单地“理性化”。
我们说的庇护指的是：担心亲戚背后指责自己忘恩负义而以企业间接接济家族成员的做法。在我们的例子之中，刘秉文是在伦理的要求之下为亲人提供岗位的，即使没有任何实际回报也要这么做，“庇护”是出于家长的责任。庇护期望的是被庇护者的“领情”，庇护并非无条件的单向传递，而是被庇护者以其自己的方式行动。要指出的是，领情的回报和庇护的付出往往是不对等的，庇护者可能也并不期望完全的等价交换，而是被庇护者的态度，或者说表达尊重和感谢的心意。培植指的则是：对某一些年轻人，刘秉文是有很大动力给予长期的关怀和资助的。庇护可能既包含家族的老年人也包含年轻人，而培植则更多指向了年轻人晚辈，给他们施展能力的机会，看看是否能够表现出能进一步靠近企业主用人圈层中心的能力。被培植的年轻人自然是被庇护的，但他们是否能够更进一步，需要表现出感恩和报答的行动，且不同于拿钱办事的交易。
最后是继承的三个标准：靠得上、有见解和大家长责任感。靠得上是指能够投入时间，而不是有多少工资付出多少精力，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投入的感觉；第二个标准是被培植的人对自己的工作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按部就班。最后的标准是能够承担起大家长的责任，将企业视作自己的家业，而不是单纯的事业，这是最核心的一环。正常来说，能够满足上述三个标准的最好的人选是儿子，其次是女婿，因而这类民营企业二代接班的问题仍有不确定性，这也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追踪研究。不管怎么样，经过庇护层、培植到达继承层，要求一个人积极地回应企业主的“恩情”，不能心安理得，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得把原来外于自己的他人的事业变成自己的家业。
总结与反思
丁冠兰：
如大家所见，我们的研究其实是一个“二进宫”的研究，现在的报告是在挑战杯的报告之上推倒重来的。但是，其实两次报告，我们瞄准的是同一个问题，也即理解民营企业，更确切地说，理解民营企业中企业主和企业员工的关系。在这个探究过程中，如下的提问方式让我们收益颇丰。当我们看到某种关系时，就应该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到的是关系的形式，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关系的后果。比如，刘秉文和高胜是培植关系，那么，二人为什么是培植关系？这不能单单用交换等形式性的概念概括，我们也应该考虑这段关系的前因后果、二人所处的情景，才能对关系的实质做更精确的把握。
我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我们调查的企业中存在一个庇护-培植-继承三层的圈层结构。接下来，我们还想简单提一下这个研究继续开展的方向。
第一方面，此次报告中的某些解释还值得拓展。例如，有关领情和报恩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澄清。再如，对于继承关系的实质，也即企业主和继承人之间的关系，到底蕴含了什么样的伦理因素，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这当然也部分和我们的材料有关。再如，理解企业主，可能还可以从尊严这个方面入手，这与我们八月份的陕西调研很有关系。我们现在主要分析经验材料中的儒家伦理部分，但是，有两个因素可以考虑。第一，空间上，山东处于传统文化影响较重的地区，而陕西，尤其是我们调研的关中东部，其实是三省交界的移民区，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并不如山东那样完整。第二，时间上，我们聚焦的几位企业家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农村的贫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可能并没有受过太多传统文化的影响。反而，他们的野心，以及如何满足自己被别人尊重的需求，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二方面，加入历史的维度，可以拓展我们的研究范围。除去理解企业主本身这个问题不谈，仅仅研究企业组织的诸种形式，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经济史领域，诸如傅衣凌、余英时这样的先生，都研究过明清时期商人和“伙计“的关系。但是，分析相同的史料，他们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傅衣凌可能会认为，明代伙计制度的背后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余英时则会认为，伙计制度表明，传统的亲戚关系可以被转化成老板和雇员的普遍主义关系。二者的分析提示我们，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像庇护、培植这样的，更小的概念，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组织中企业主和企业成员的关系，这样是更有启发的。
评议
何奇峰：
我读过这个小组的第一版文章，当时觉得文章问题意识有点割裂，访谈材料很丰富但却缺乏深度的挖掘和组织。六七月份我们有过一个视频会，他们希望解决文章前后割裂的问题，将问题意识聚焦。在这个改文章的过程中他们非常有内生动力。其实读这一版的文字会发现，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分析已经不再局限于表面，而是深入到了心态和行动者态度层面细微的差别，这说明在田野中与受访者所产生的共情打动了他们，也让读者跟着进入到了受访者生活的情景之中。这篇文章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背后带着极强的研究热情。
简单谈一下文章接下来可能需要做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丰富与调整：
第一，文章将制度主义的利益结构立为文章的靶子我非常赞同，但目前文章自身树立起来的分析框架还稍显单薄。我认为与其去寻找一个成熟研究的关系结构作为本文的框架，倒不如直接沿着“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分析在这一结构之下的行动伦理和“将心比心”“曲尽人情”的关系意涵。
第二，从“施-报”关系所引出的本文的核心概念“庇护”和“培植”可能还有待于斟酌。文章是通过分析企业主和高管、下属以及潜在继承人的互动来回答其用人逻辑的，互动与社会关系是双向性的，而“庇护”和“培植”这样带有偏向性的词语可能无法反应行动者之间的反馈，直接作为文章核心概念可能会有所误导。
第三，是我个人觉得你们处理略微草率的一个地方。文章讨论到王丹的继承时戛然而止，但是其实可以重点回答一下你们文章中提出的但是却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就是“没有沾亲带故的王丹是否真正能接班？在什么意义上接班？”
第四，关于结论。我认为义利之辨作为结论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从案例分析到引入义利之辨的过程可能还需要逻辑上的衔接。反而不如把文章已经提出的几个关系的圈圈好好构建一下，然后用背后的行动伦理把这个圈圈推出去，如果能实现，那其实“义利之辨”在这样的结构之下起作用才有意义。
最后，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机会再去田野，其实很多点可以另行挖掘成文，不仅是王丹的故事，其实刘把四舅五舅赶回家，舆论如何，刘秉文又是如何处理……类似这样的点能挖掘的还有很多。这些细节都可以说明，这个企业主不仅仅是企业主，还是一个大家长，这会为结论部分的社会结构与行动伦理的讨论增加论据素材。
提问与回答：
提问：文章讨论的人物主要都是企业核心领导团体人员，但传统家长制恰恰处理的是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而且你们讨论的是一个继承的逻辑，但是外围的人主要考虑一个晋升的逻辑，你们认为存不存在这样一个区分？“职位”与“股份”的关系又如何理解？
回答：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第一，企业里面的工人和上面坐办公室的人确实是分开的两类人。第二，股份更多是一种形式，因为这个企业不是按股份分红的，而是发工资的。外人王丹其实是公司的大股东兼法人代表，这是很惊人的。所以可能股份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刘秉文对这些人的控制不是通过股份形成的。
提问：你们讨论的企业之间似乎有很高的同质性，都是民营企业，有农村大家族的背景。但是现在这种形式的企业在中国似乎已经不占一个很大比重了，那么从这样一个企业中得出的结论对现在整体社会还具有多大的解释力？
回答：确实，我们的案例不能代表中国所有企业。我们也并不把它当成一个有预测性、代表性的案例，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具有独特性的案例。对不同独特的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个企业自身并不是以一个家族企业来定义自己的，而是在办企业的过程中，创始人自然地把家族思维带入到企业经营的。很多声称不是家族企业的企业，其实可能也带有着一些家族的因素和内涵。
老师点评：
凌鹏：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民营企业”这个概念？我们对企业的简单想象是，企业首先以盈利为目标，而家族企业就是股权由家人来掌握。但这个研究案例的重要性就在于，在其中“继承”成了企业最重要的问题。它并不是只追求盈利就可以的，它还要培养能力强的，能承担起企业责任的继承人。这才是庇护、培植、继承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从单纯的经济利益来讨论这个企业，而是要“事业”与“家业”结合着来谈。
我想说庇护、培植、继承，不仅仅体现在民营企业，也体现在单位，体现在中国最顶端的大企业。它并不只在家族企业中存在，因此它才如此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在做一个事业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样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是研究背后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维度。
王丹的故事也是非常关键的。王丹的故事可以体现出，企业主最开始发展可能只考虑家庭，后来往外扩展，慢慢开始考虑家族、乡里，乃至社会。企业的格局是不断往外扩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家族企业，它是可以转向社会企业的。所以企业的伦理也是有不断往外扩张的可能性的。这是这个案例可以继续挖掘的一个方面。
刘爱玉：
民营经济在中国现在的GDP中作用很重要，民营企业家的用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很有意义。中国经济与理性化预设的市场经济是不同的，后者主要考虑劳动力、土地、商品，但中国经济的核心是不是在此，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你们的研究与这个问题高度相关。
我们稍微拓展一点，你们这个研究是不是应该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民营企业家的用人逻辑是不是可以契合理性预设的一般市场逻辑？儒家伦理主导的用人逻辑在庇护、培植、继承过程中能不能生产和再生产？儒家伦理主导的逻辑怎么克服了激励的困境？你们对于人事改革讨论的是企业理性化努力的一步，还是对不遵循伦理规范者的纠偏？
现在文章是就企业来谈企业，但是企业一方面是有历史的，它的初始条件很重要，最开始到底是哪些人，投入哪些资源进入到企业？这会决定继替的时候谁会影响到这个决策。另一方面，本地生产蔬菜的企业和一般企业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它是非常具有乡土性的。比如我们看到很多浙江企业家的理性管理针对的往往是外省人，那么你们这个蔬菜企业和乡土有多大关联呢？最后，企业不是一个真空环境中的企业，他要和市场的不同主体打交道。那么它的这套用人逻辑在市场环境中用起来是不是很顺畅，存不存在张力？这个问题将说明这个企业在中国经济的大环境中到底具不具有特殊性。
周飞舟：
我觉得这篇文章背后交织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第一个是：企业面对一种市场经济和绩效压力，有没有一种不同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用人办法？刚才同学提问提到了案例研究的代表性的问题。我想说案例研究不存在代表性的问题，它要说的是一个“理想型”。比如，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可能是靠亲戚办企业，在另一个地方他可能就从头交朋友，但这两种看起来非常不同的情况背后往往是一种同样的深层关系模式在起作用。我们不能只在表面上看你是这种类型，他是那种类型。社会学要看的是这不同的类型背后共同的底色。
另外，继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涉及文章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意识：企业家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是单纯为了挣钱而挣钱？企业对企业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文章的题目其实可以改一下，文章背后核心的意识应该是“事业”及“家业”。企业家既用做事业的方式做家业，又用做家业的方式做事业，他从这个混合中获得了一个不懈发展企业的内在动力。家业和事业承接着同样一种超验性的精神。这个精神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的。
再者要表扬一下文章的写作方式。质性研究、案例研究怎么来写作这很重要。本文的写作方式是塑造人物，里面的故事其实比分析更有力地说明了家业和事业的关系。案例研究对案例的利用不是做统计工作，一个人说的话之所以有力量、有道理，关键在于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人物在你的文章里不能是个访谈编号，你得讲好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处于什么情境中。定性研究的力量就在于人，这个人需要是活的，人是活的意味着他的周围必须要有情境。当然，这可能不太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写法，所以我表达的是我的个人观点。
研究里还有一些小的问题：继承的选人标准背后还是有一个德和才的张力，一个人是不是能干和这个人是不是人品好是有张力的。我觉得可以再深入讨论一下“人品”的问题。再一个是文章非常认真地分析了关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关系的微妙之处在于，我们不能把它还原成一个西方社会学的交换关系、博弈关系。我们对关系实质的讨论是可以到非常细微之处的，而这种讨论只有用这篇文章的这种写法才能做好，你把故事呈现得越细微，这个关系的幽微之处才越能体现出来。这就是费老说的关于“心态”的讨论，而这种 “心态”的研究你一定得去田野，你得真诚地去共情和判断。
杨善华：
第一，我要肯定你们能从挑战杯的主题转向今天这篇完全不一样的文章，这个转向是很有意义的；第二，你们的文献阅读可以做的再深入一点，直至凝练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比如家业和事业的问题，就比现在这个题目更能体现出你们文章的新意，而且可能能找到更多的理论文献对话。我在之前的田野调研当中也对这个家业和事业的问题很有感触，它在很多乡村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体现。另外，施报问题是有两面性的，站在一方的立场上会觉得是对方不知感恩，但是对方也会觉得是你不知感恩，而这种关系的矛盾摩擦背后往往体现的是发展经济、发展企业过程中各方在效益和伦理这两者间的决择衡量问题。我们需要讨论关系双方分别怎么去看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关系。最后，我很认同周老师、凌老师说的，中国很多企业虽然一开始都是正式关系，但是这个企业要想发展得好，要想取得效益，都会逐渐地把很多正式关系变成非正式关系，不然它就没法在中国的土壤上存活。所以很多不同形式的企业，内在是有很大的共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