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7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23期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5号楼133室举行，主题为“异托邦内的媒介盗猎：寄宿制中学学生的媒介接触与社会化研究——以H市L校“清北班”学生为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本科生王敏嘉、甘鹏棋、宋方凝及社会学系2020级本科生康亦文主讲，元培学院2020级本科生张释之主持，社会学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曹润泽评议，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娟、助理教授谢雯出席并参与讨论。

田野·分享

 

 

甘鹏祺：

我们的报告将大致按照选题动机-概念综述-田野和方法介绍-文章概述-总结反思来讲解。

第一部分是确定田野选题。我们的选题与我们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我们三位同学共同毕业于L校，衡水式的寄宿制高中，熟悉学校的细节，也便于访谈和田野；但另一方面，缺乏对照又让我们很难察觉到我们的经验的特殊，而传统衡中类的报道或者研究始终不能表达我们的感觉结构。

幸运的是，有两个点帮助我们从无言的状态中走出：第一点是一篇《和衡水中学在一起的2557天》非虚构稿件，这篇文章启发我们要从细微，但又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的细节切入；第二点是敏嘉同学，她来自省会重点中学。正是我们互相交谈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关于不带手机的循规思维才被打破。在进一步的文献搜寻中，我们发现以往的研究已经关注断连，但未关注寄宿制学校的数字断连与主动循规情况。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发现了手机和电话机的对比。在我们学校，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是IC卡公用电话。这种电话机需要限时刷卡使用，无法接入电话，放置于公共空间，需要排队使用。我们想探究大家如何使用这一官方媒介。这一想法得到王洪喆老师的支持，他也鼓励我们从电话开始，探究整个学校的媒介系统。

接下来继续由我做总结反思。我们这篇文章最想强调的两个点在于：第一，数字断连是同学们对自身所处教育环境以及未来出路所形成的洞察的结果；第二，数字断连并不意味着学生们没有青春期的需求，他们仍然会通过媒介盗猎来实现社会化。

当然，我觉得我们的文章也仍有缺陷。首先是所有衡中类研究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的论文没有办法与非虚构写作拉开明显距离；第二，论文也存在概念滥用的问题，没有考虑到概念背后的谱系和阐释范围，反而可能窄化了经验材料；最后也是我们自己局内人身份的限制：我们聚焦了研究对象，但引入更多不同的学生群体，加入对比维度或许能给我们新的启发；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位置在哪里，我们会不会太过于相信我们自己的亲身体验？当然，我们的研究已经一定程度上证明L校的稳定性，因为各种行动者共同互动的基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一定程度上这种稳态又是脆弱的，疫情时期大家被迫回家上课，长时间接入数字媒介，这一阶段他们怎么行动，疫情结束之后回到学校又是什么样的心态，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挖掘。

 

 

王敏嘉：

我将向大家介绍我们的核心概念、田野点概况及研究方法。

我们选择了“异托邦”和“媒介盗猎”两个概念统摄全文。

异托邦出自福柯，这个概念的意涵相对疏阔，一般用于空间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因此同时契合本文的两个指向，我们认为数字断连的L校是一种异托邦，而学生们通过媒介想象构建的另一个世界也是一种乌托邦。

“盗猎”概念来自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该词原意为非法捕猎，在亚文化研究中，强调通过挪用主流文化、并为其赋予新的意义，来构建另类。在媒介社会学领域，“技术盗猎”概念被用于讨论通过钻技术漏洞的空子，而展开微观抵抗。相似的，我们的文章采用“媒介盗猎”这一概念，以指涉学生们对L校官方许可的各类媒介的另类使用。

田野点L校成立于2008年，伴随着鼓励民办学校发展的浪潮而兴起。办学十余年来，输送清北学生上百人。L校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房地产商办学的属性。L校作为教育行业，和养老、旅游、物业行业一同被纳入Y公司的房地产商业版图，因此教学成绩与Y房地产商的商业利益直接挂钩。二是L校在特殊的全省生态位。L校在生源选拔中远不如省会城市X市的“五大名校”那样占据优势，但另一方面，L校选址为H市当地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因此考生可以享有国家专项计划的录取优惠，这也成为了当地考生选择在L校读书、而不是去往省会X市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L校的清北班。L校班级划分的等级序列与阶梯制学费直接挂钩，学费档次在入学时便会明码标价、写在录取通知书上。在校内，L校也并非均质的“铁板一块”，清北班的生活节律被进一步规范和压缩，偷带手机的行为更是鲜见，因此是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研究对象。

具体来说，我们的田野开展于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期间，方法包括对L校学生的深度访谈与关于L校的田野调查。我们以L校2020届文科清北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了该班14名同学（共62人），其中3名受访者同时为本研究小组成员，因此，研究过程也构成了一次“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教育历程回访。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具体的班级单位，班内的同学有很多共享的生命经验与媒介盗猎经历，因此本研究还组织了4场焦点小组访谈，通过鼓励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从而拼凑出某一生态或具体事件以更完整的面貌。我们也注重采取生命历程的分析视角，借助受访者关于生命史的回溯性叙事（retrospective accounts）以了解他们的个体生活经历，以及背后的更广阔的社会制度安排。

 

 

康亦文：

在本部分，我将对L校实施的时空管控措施，以及清北班学生的洞察和循规进行简要介绍。

L校对学生的管控措施是学生“断连”的客观因素。

L校学生在空间上不具有隐私权：教室两侧的大面积透明玻璃以及前后门上的小窗提供了监管便利；宿舍区生活老师也可以监管学生的一切，还会查收违禁品。它在空间上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电子产品的藏匿。

L校的学生对时间也没有自主支配权。时间表对学生每天的时间做出了精细的切割，每一丝细缝里的时间也都被学校安排填满。在此情况下，“玩手机”反而是一种麻烦。严苛的时间表从时间上杜绝了学生使用手机的可能。

但如果有心要用，学生还是能够找到学校在监管过程中的漏洞。那么清北班的学生为何甘于遵守校规、弃用手机？我接下来将讲到清北班的学生如何洞察到优绩至上的社会现实，并选择循规地过完高中生活。

他们是如何洞察的？优绩主义的耳濡目染是清北班学生洞察的第一要素。尖子生在升入高中之前，就在家庭或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下意识到了高考成绩的重要性。小镇生活体验是洞察的第二要素。L校所在的H市被定位为四线城市，清北班的学生们在早期洞察到自己如何利用好高考的机会走出去，L校因其出众的高考成绩，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也有部分学生“洞察”L校享受国家高考专项政策，放弃省会名校来到L校。以求稳妥进名校。

清北班学生在进入高中前就已洞察出自己如何在L校获得什么。这些洞察带他们走向了进一步循规。清北班学生的循规与“洞察”交织同构，它们既是小镇孩子在升学压力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又是其主动认可高考成功逻辑，服从并内化L校规则的过程。

优等生的早期“循规”来自家庭和自身天赋。清北班学生从小优异的成绩使他们认可优绩主义，来到L校后，潜藏的“循规”思维转化为外显的循规行为。第二、三重循规分别是清北班学生对高考制度和L校管理的认同。高考作为一种优绩主义选拔模式，与其循规思维相契合，L校恰好给予了他们升学机会，因此同样被接受。

 

宋方凝：

正文部分我们从三种媒介和一个集体事件出发，尝试还原同学们的媒介盗猎行动。

第一种媒介是IC卡公用电话。作为L校官方指定唯一合法的对外联系工具，这种电话存在诸多技术限制，如限时三分钟，和只接入不呼出。因此，很多学生在高中三年会选择压缩自身表达需求，这也进一步弱化了家庭在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但局限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创造性使用的空间，很多同学会用电话机谈恋爱和点外卖。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清北班学生在经历了入学前对循规逻辑的内化之后，通过使用公用电话，再次经历了一场对自身需求合理性的再评估。

第二种媒介是纸质刊物和电视。在清北班，翻看杂志、观看新闻节目等行为都是一种校规校纪框架下的次级调适，但深层逻辑仍然和高考逻辑相统一，是循规生对规则的进一步内化。这些纸媒在学生之间还有着独特的流通方式并构筑起共同体。由于校内可获取资源的匮乏，学生们会诉诸一些外部手段，并且在内部形成流通机制，还有学生会通过创造性文化生产生成公共化的社会经验。这样由纸媒和电视所支撑的想象也有局限性，与现实世界往往有着巨大偏差。但这种有限度的想象在异托邦内部，却是最大限度地安置了同学们的情绪与渴望，并达成艰难且微妙的平衡。

第三种媒介是耽美小说。作为全班共享读物，耽美小说中的校园文满足了清北班同学对异托邦的想象投射，但同时这种想象不能超越他们的理性认知，尤其是高考逻辑。此外，耽美小说还会影响同学们的亲密关系观念。经过出版商审查筛选和“净化”，耽美小说为读者建构出一种无性的“纯爱”想象。在正常的社会化进程被延缓的环境下，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开展情感关系的行动指南。虽然这种排除了现实因素的交流可以更安全地安置亲密关系想象，但与“附近”的彻底断连会忽视亲密关系在社会中的多维可能，实际上是在情感的维度上阻碍了学生的社会化过程。

第四节将视线投向联名信事件，一场特殊的媒介仪式。清北班同学选择签署联名信，来倒逼学校管理层辞退一名引起不满的老师，这一行动极大地改变了同学们对集体的认知，在班级内部建立起一种凝聚力。与倚重于用自媒体工具推动网络舆论高潮的中产阶级行动者不同，学生们处于数字断连环境中，草稿纸成为他们唯一可盗猎的媒介，而他们也通过集体签名赋予这一媒介超越性的意义。但联名信的签署过程是有排斥性和选择性的。因此总的来看这场仪式所凝聚的共同体仍然遵循着成绩至上的逻辑。

综合上文，L校清北班学生在接受了数字断连之后，依然主动利用学校的异托邦内的官方媒介，通过各种媒介盗猎的方式完成了一定的社会化。然而，这种社会化是有限甚至有所偏狭的，始终被高考应试教育的逻辑所裹挟。

现场提问

 

 

问题1：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中三年的数字断联是否真的会对同学们的社会化以及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何解释脱离学校环境后数字断联的失效，比如，回家后通宵玩手机，在家对媒体的接触会对同学们在学校接受的“社会化”产生冲击吗？

回答：我们认为学校的环境对同学们来说有一个宏观的、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高中是同学们建立价值观的重要时段。但我们确实是在一个比较主观的层面去感知，而没有去证明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报复性的使用也是不那么正常的社会化的体现。如果我们每天都能正常接入，那么可能就不会再短暂的一两天中集中地寻求一种信息接触和情感交流的解放。

问题2：你们谈到了三重循规，但是即使学生认同高考神话、优绩主义，他们也不一定会认同学校的管理办法，认为媒介断联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唯一途径。中间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过程，比如学校或者教师对学生的认知的影响？

回答：我们所研究地区的学生在选择学校时存在三种选择，一种是管理相对宽松的本市公立学校，第二种是省会学校，第三种也就是我们研究所谈的学校。三种学校的教育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学生在择校时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认为入学本身已经存在着一重筛选，也就是说，同学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也就选择了一套教育模式。

博士评议

曹润泽：

同学们研究的主题集中于高中生的媒介环境以及媒介的获取，他们以学校作为田野场地，展开了一场有关媒介田野的相关调研。

我将从该课题的文献叙述与研究框架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和形成的民族志以及田野调查的过程等方面进行相关的评述。

在概念的提出过程中，四位同学提及福柯《另类空间》演讲中异托邦的概念，并以该概念定义并描述了研究对象所处的时空环境，同时尝试用福柯对于异托邦六点功能的分析带入到整个的田野中进行论述。第二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便是“媒介盗猎”，小组内四位成员尝试用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指代的一种盗猎概念上升到了文本盗猎概念的一种阐述，后引申到技术盗猎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媒介盗猎的概念。在有关研究对象的叙述中，组内成员分别引入了数字青年、数字原住民以及数字难民三个概念，但并没有指出相关的概念之间的联系。此外，组内成员在信息传播场域的讨论中提及了一种特殊的媒介仪式，并应用了詹姆斯凯瑞传播的仪式观相关的理论进行分析，阐述了田野中存在的一些共享仪式中的表征。

纵观小组成员们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明确，对田野点的描述完整，并且在田野点中的时空体系相关的表述以及内生的规则与外在的影响方面，有着比较详细的逻辑上的讨论，但是并未突出其研究主题以及形成较为清晰的结论。

其中，小组成员们收集了高考去向的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阐述高考去向与文本的关系，以及其对媒介的影响。

小组能够完整的呈现整个田野点的文化生态，但是对于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内在的逻辑缺乏相关的描述，因而无法呈现其研究课题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对媒介的一种盗猎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异托邦是如何影响了高中生的生活，还是整个文本仅仅是对于高中生所在的一个时空体系的描述？

此外，同学们对一些概念的应用还需商榷，比如詹金斯的关于同人与粉丝群体的相关的研究。詹金斯的研究内容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关于文本所有权以及文本的二次创作所产生的相关的意义的阐释，以及意识控制权的争夺的关系的讨论，并突出体现了一种参与性的文化，其主题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控制关系的讨论。在此之中产生的亚文化是否能够支持‘盗猎’的概念作为整个研究的理论支撑？

纵观整个小组的行文，文本中衔接性缺乏，即不同篇幅的理论论述以及逻辑不连贯。尽管组内小组提及了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但是并没有对这个共同体以及其与异托邦的差异进行叙述。但是，在参与式观察法的田野资料收集过程中，对于便利贴这样的一个细节的把控体现了组内同学对信息的收集能力。

教师点评

谢雯老师：

 

 

同学们报告的内容很完整，展现了对自己高中生活的一个回溯性的理解。我的建议主要有以下3点。

第一，概念的应用。文章内容的丰富性有一点被概念盖过了。大家借助“异托邦”主要是想强调difference，一层是学校和其他社会空间的不同，第二层是清北班和学校内部其他班级的差异。究竟何为“异”、学生们如何在“异托邦”中去享有青春的体验，你们在两层差异的逻辑上有点反复。另外，你们又把媒介本身当成了一种异托邦，又加了一层“异”。大家可以再去想想“异托邦”这个概念是否合适。另外，“媒介盗猎”中的“盗”涉及到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分。你们既谈合法媒介的创意性使用，也谈对不合法媒介的不合法使用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媒介是不是合法的，行动是不是合法的？媒介“盗猎”的核心实际上还是社会学所说的能动性“agency”，大家可以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把这些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

第二，研究的假设。研究默认的逻辑是，每个人，特别是00后都是数字原住民，在这样的前提下，清北班的数字断联显得很独特。但是，这个假设可能是有问题的，是不是有一些人不需要手机，也能有比较丰富的生活？我们可以绕过来想，就从清北班的学生、所谓的循规生的角度出发，材料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

第三，我们看到，清北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循规的。研究中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展现了“循规生”的青春。这些学生们即使选择反抗，行为也是很独特的。那么，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比较靠近“循规生”理想型的学生，是如何实现自己的青春的？这其实就涉及到了“社会化”的问题。大家可以更细化地去思考“社会化”的概念，这些学生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当中？社会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是未完全的，那么完全的社会化是什么样的？

王娟老师：

 

 

大家的报告还是写得很好的。我们很鼓励本科生做和个体生命经验相结合的研究，通过研究反思自己的生活，这也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很有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大家作为初学者，也需要找一个自己更容易进入的田野。你们运用了很多田野中少用到的方法，比如焦点小组。

但是，做一个你们很熟悉的选题也是困难的，如何跳出局内人的视角？你们跳出了一小步，但是还不够大。你们在回看自己的学校，回看这一套制度，但写的还是你们的世代，这个随着人生阅历和阅读的增长，你们日后可以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下面我谈一些可以改进的点。

第一，你们把“数字断联”作为了学校的一个特点。一个衡水式的中学对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控制，不让使用手机是严格控制的一部分。超常规的严格控制，你们可能觉得这个词很普通，可以之后再找一个词来替代，但这个概念是比“数字断联”更大的，不带手机只是严格控制的一部分。研究有点过于强调“不带手机”了。

第二，你们谈数字断联，从而得出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有偏狭。天天接触手机的学生，就会有一种更不一样的对世界的认知吗？你们前面反思了数字鸿沟的文献，这里的反思其实并不彻底，最终你们得出的结论也延续了文献综述时的倾向和思路。研究衡水模式好像必须最后要落脚到批判吗？其实不需要这样。

第三，你们选择的题目没有反映你们研究的内容。你们写的其实是循规生视角下的学业历程。衡水模式有名气之后有非常多的批判。但你们讲的不只是控制与反抗，而是循规生们既有自我控制又有能动性的故事。这个视角是重要的，但是题目没有展现。

最后再说一些写作的小问题。文章中有一些地名忘记匿名化。另外，大家开篇以“笔者”的经历引出研究，这里的处理需要再斟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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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 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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