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简介
2020年10月18日晚，第七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被动城市化与新市民社会阶层的重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胡雨蝶、谭心怡、张蓁宜主讲，林上主持，倪羌頔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刘爱玉，副教授王迪，助理教授田耕、凌鹏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研究介绍
谭心怡：
从田野点谈起，我们最初的兴趣点来自课堂。在农村社会学与城市社会学的课堂中，我们认识到农村与城市的诸多差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征地拆迁过程中作为被“赶上楼”的行为主体的农民，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适应成为我们十分感兴趣的议题。又碰巧我们得知经历了剧烈城市化动荡的Y市正是杨老师持续追踪访问的固定田野点，在2005年到2014年十年的时间里，杨老师带着一批又一批奔赴Y市进行了十余次调研，对B村的城市化过程及征地拆迁始末有了详尽的了解。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Y市B村的自然城市化进程缓慢而艰难，从2002年起进入了由市政府主导的、“先城市化，再工业化”的被动城市化阶段。在此过程中，政府征用了B村的大量耕地和庄地，B村村民丧失了务农为生的“农民”身份，搬入楼房并获得了城市户籍，成为被纳入城市管理体系的“市民”。B村村民“洗脚上楼”的经历正契合我们在课堂上捕捉到的问题点，于是2020年1月我们跟随杨老师再次前往银川，试图了解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城市化”适应后，B村村民的生活体验。
为体现B村的特殊性，我们用“新市民”来代称B村七队这类新通过土地征用获得城市户籍但遭遇融入困境的特殊“市民”们。我们重点访问了一直以来都是固定访谈对象的社区党委书记小胡、退休的党委副书记兼居委会成员郑姐、社区网格员小张等人，发现她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相互之间也各有不同——目前小胡不仅官场得意，儿子也考上了研究生，实现了权力、经济甚至子代文化地位的飞跃；郑姐则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但还在居委会“发挥余热”；小张则觉得生活辛苦且困难，想换职业但没时间准备。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目前生活的不同？他们是否有阶层上的差异？换言之，同为新市民，“被动城市化”对他们的影响路径是什么？这成为我们研究的着眼点。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被动城市化、失地农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等相关文献，发现很多学者都针对失地农民的规模和适应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较多集中于失地农民与政府的动态博弈分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和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认同，关于其内部社会分层的研究则比较少。事实上，阶层与阶层意识影响着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甚至整个村庄的结构地位。由于城乡“二元制”的长期存在，农民的职业和身份转变相当缓慢和困难；90年代以来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以及本世纪初“征地拆迁”政策与三农问题的提出，也使得刚性的农村社会结构开始向弹性社会结构转变。在这些失地农民之中，一些人的社会阶层、政治、经济和声誉地位上升了，一些人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了，这种上、下都正处于频繁和极不稳定的波动中。
回顾我们的调查并结合01-14年数十篇访谈日记和经验材料，我们初步认为B村七队这群特殊的失地农民也就是我们在文中所界定的“新市民”的内部在重新进行着阶层分化。若是将原村民划分为精英和普通民众两类，可以发现精英阶层的变化大致为两类：一是以小胡为代表的“向上流动派”，小胡在村改居前作为妇女主任的权力资本和与生产队队长私交甚好的人际资本，转化为了经济资本，即六套房产；与此同时，其权力资本自身也实现了体制化，即从村委会妇女主任到居委会妇女主任再到社区书记。二是以郑姐为代表的“享受生活派”，她同样在村改居过程中取得了大量房产，即将原有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以提升生活品质，却未能在新社区中担任与其在原村落中地位相同的体制内的干部角色。换言之，他们没有变成“新体制内”的人。至于原先的普通民众，由于他们本就不具备或只具备少量资本来进行转换，“被动城市化过程”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从农村的底层转入城市的底层的过程。
而若是将新市民作为一个整体放入城市社会分层中，不难看到城市化给新市民们表面上带来了由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人口的向上流动，但事实上，如果说他们原来是一种“上层农民”，现在却成了一种“下层市民”，这种流动实际是一种相对地向下流动：无论是商品房和拆迁房的社会区隔，职业技能、生活习惯上的客观不适，还是该群体与原市民的心理区隔，均使得这一群体被城市边缘化。对与B村的村民来说，土地拥有权的丧失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而完全转向并不擅长的非农产业，但由于竞争对手上升为文化和技能素质较高、经验较丰富的原城市居民和“更会吃苦”、社会关系更为简单的外来务工人员，新市民大多进行的参与市场的尝试也只是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其就业形式多以低端的非正规就业为主。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也使新市民们难以过上理想的高质量生活，更多的是一种“花钱过城市生活”：土地征用的补偿短时间内难以实际到达新市民手中成为他们弥补城市开支的主要依靠。总而言之，户籍的改变并没有真正给新市民个人带来农民角色的完整转型，尽管在新市民内部的阶层划分里，一小部分人成为了相对“上层”，但即使是新市民中的上层，在整个Y市中的处境也仍然举步维艰。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乡土社会，很难仅依靠被动的拉力纳入城市管理体系，真正获得新生。村落的瓦解不仅意味着物质形态上的消亡，更意味着对新身份的再适应和新的社会分化。这也就要求“被动城市化”后，政府的政策需要持续跟进，在有意向新市民群体倾斜的同时逐步帮助其实现“造血”，使得新市民真正融入城市。
田野实践
张蓁宜：
今年1月份，我们前往宁夏自治区Y市B村开展了第一次田野调研。我们首先拜访了B社区（以前为B村）的专职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小胡。早在2002年师姐LY的田野日记中，小胡还以“推着摩托车、穿红袄黑裤”的年轻妇女形象出现；而如今，她已经是烫了一头红棕色短发，穿着大衣、短裙、黑靴子，妆容精致的成熟女干部了。但“小胡”的称呼也便延续至今。
小胡家住在道路尽头的小洋房，于2005年搬入，师兄CC的田野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她的新家已经装修完毕，客厅里沙发、茶几、电视都是崭新的，而且显得有些气派。”然而，二层书房的感觉和一层的大沙发、茶几等有所不同，似乎少有人问津。这也符合我们的预期。
坐定之后，我们开始访谈。这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访谈非常顺利，主要谈了以下三点：理论学习、实践积累和子女教育。首先是理论学习。小胡谈到“以前真不懂什么是理论，这都学什么，学这么多有啥意思”，但“干着干着，和党联系了，我发现理论太重要了，我就开始学理论”。现如今，作为专职副书记、居委会主任的小胡不仅自己学习理论，还让“往下面传达”。其次是实践积累。小胡谈到“社区书记比村书记还难，村书记你干就行了，社区书记是能说会写还要会干”。 她把自己在基层为人民服务的经历比作小马过河，也对现在B社区摸索出来的线路“特别切合老百姓”感到欣慰。再者是子女教育。小胡的儿子去年考上了Q大的研究生，小胡对此非常欣慰，和我们大谈特谈她的教育理念——对娃娃从小就狠得很。她提到多年前的一个雨天，拒绝去接上学的孩子，说 “淋雨淋回来了，感冒再吃药，怕啥！不淋雨他咋知道自己身体怎样着呢”，并将这一举动称为“无声的教育”。但后来丈夫还是骑自行车把孩子接了回来。
此外，我们也讨论了一些其他B村的“老人老事”，便结束了这次访谈。而对于小胡的讨论还未完待续，还有每晚的田野讨论会——杨老师带学生下田野的传统。
第一天的讨论会上，杨老师首先提醒了我们“不能光记，要看三个人的互动”和“注重对细节的观察”。由此，我联想到小胡曾打断了她的丈夫解释养老金的问题，杨老师将其总结为“家庭话语权”；雨蝶提到小胡家庭地位变化和她政治地位变化的关系；心怡则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教育问题，将小胡的儿子总结为“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杨老师也借此带我们回顾了近20年来带学生来B村调研时同小胡一家互动的种种。至此，我们总结了小胡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的变化其个人家庭地位获致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后续个案写作的基本思路。
第二天上午，我们拜访了小胡的老搭档——退休的原社区副书记郑姐。郑姐此前还担任过10年的妇女主任，在小胡调到社区后便接了小胡的班。与小胡不同，郑姐住在楼房里，是典型的村改居小区。
和小胡访谈的顺利相比，同郑姐的访谈略显坎坷。杨老师照例聊起老人老事，郑姐总是不耐烦地打断。当杨老师提起八队的老队长时，郑姐直接说：“过去已经是过去了，你就说你现在要咨询啥。”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幸而，杨老师非常有经验，他不慌不忙地接下郑姐的话，表示郑姐、小胡等人是B村的城市化进程的亲历者，而他所带领的团队是其见证者，希望了解“B社区的改变对每家每户带来的影响”。更见智慧的是，杨老师并未将问题停留在如此笼统的层面，而是从城乡户口的转变切入，打开了郑姐的话匣子。终于，访谈进入了正轨。
与小胡的志得意满不同，郑姐的访谈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抱怨和业绩。她有理有据地向我们抱怨了社区工作纸质材料太多、重形式而轻内容，还抱怨村改居初期政府缺乏引导、很多征地拆迁农民将财产挥霍一空之后生活潦倒等。与此同时，她向我们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其社区工作的成绩，例如老旧自行车棚的改造，还专门进屋拿出了“党员志愿者”的红马甲展示给我们看。访谈也由预期的半个小时左右延长到1小时40分钟。
第二天晚间的田野讨论会内容更加丰富。我首先提出了破冰问题，杨老师就此联系了前一天与小胡访谈的一个细节——郑姐年纪比小胡大，却是接替了小胡的位置担任妇女主任，这说明郑姐的“仕途”并不十分顺利。加之郑姐对自己业绩的强调，杨老师提出郑姐其实非常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但郑姐并不仅仅是一个官场失意、未能融入市民生活的失地农民。从后续访谈对象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郑姐在村改居过程中分了六七套房子，经济条件很好。由此可见，小胡和郑姐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在被动城市化之后完成了由村干部到社区干部的转变，但后者没有。回顾小胡对理论学习的赞扬和郑姐对繁琐文书工作的抱怨，不难看出小胡迅速完成了话语和心态的转变，而郑姐依旧停留在村干部的“状态”之中。更有趣的是，郑姐此时此刻对于村改居的不满与17年前的小胡如出一辙——田耕老师2003年的田野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她认为所谓‘大Y市’战略的最不得当之处在于将农民和他们最熟悉，最正常以及最有基础的生活相分离，强行把他们划入到新的生活和营生的办法当中。”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历史进程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
胡雨蝶：
接着我们去拜访了小胡的下属小张，和小胡不同，她属于官场失意的普通小人物，但又能在挣扎时寻求平衡。政治方面，她对小胡相当顺从，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牢骚，觉得小胡和郑姐凭什么能够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分到六七套房，她却没有一杯羹。但是她马上停止了这个话题，没有让个人情绪影响到官场生活。
经济方面，作为仅次于小胡的两委副村干部，但小张的工资和小胡差了4倍。在这样一个薪酬不高的岗位上，小张依然注重闲暇，说现在挺好，至少有双休。她是不甘心的，例如努力考大专证，还在卫生纸上写了提醒：“某某日要看党课”，试图攀援到更高处。但是由于禀赋资源的差异，她很难在现在的生活中寻找突破点，只好聊以自慰。
文化方面，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她的梳妆打扮仍然非常整齐，家里的布置也干净清爽，虽然和丈夫离婚了，但是却在看爱情电视剧，她极力地寻求希冀，或者给矛盾制造缓和点。同时她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期待的却又愧疚的，一方面对他做厨师学徒有些失望，同时却喟叹谁让她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抚养孩子呢？
小张的挣扎告诉我们，田野工作是一种后见之明。我们把小人物的谈话转化为访谈，再去梳理人生轨迹。这个时候她对于生活状态的认识，其实影响着自己的阐述。比如小胡隐瞒自己的“落”，没有提起当小媳妇是多么憋屈，但是浓墨重彩地渲染“起”的过程，说她怎么样逐步从“小妇联”到现在的书记。但是小张则恰恰相反，反复提到生活有多么艰难。我们的访谈经过她们的再加工，而我们难以避免，只好透过这种再加工去书写。
如何书写呢？首先访谈对象过着非线性的人生，因此我们不要事先列出框架，划归为失败或是成功的典例，而是在概念之外去寻找我们和她们之间的联系，不要傲慢和悲悯。我记得村上春树说，在石头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鸡蛋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顺理成章地认为看得到的东西就是事实，而是站在鸡蛋的角度上去思考。我们对于农村的观察是基于城市精英的视角，去观察农村人的生活距离城市还有多远，但是我也许我们可以另一面思考，在面对汹涌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怎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处理外界与自身的矛盾的？我们想去探寻的是命运，而不是宿命。宿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模型，但是我们要看到平凡生活的抗争。
接下来我们拜访了小张介绍的张大爷。他之前在矿上务工，退休之后靠城镇户口拿着不菲的养老金，收入提高了。张大爷的女儿一个嫁出去，一个自己另外有房子，一个跟他住。他没有给她们分配房产，而是分给他的儿子。张大爷是最早走出去的接受城市化的人，但是他在思想上依旧受传统的农村观念的影响。和被动城市化联系起来，我想不仅在城市化方法上，可能在心理上也有主动和被动城市化的区分。张大爷被动地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但并没有主动地接受城市相对现代的价值理念。而小胡在心理上相对主动接纳城市化，注重下一代的教育，装扮时髦，装修贴近城市的风格。被动城市化不仅是一种城市化的过程，还有可能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又间接影响了城市化过程。
刚刚讲到了教育问题，这与小胡的儿子侯元有关，他的成长过程告诉我们：对田野中的受访者，尽管我们什么也不说，也会有一定影响。杨老师说小胡对侯元高期望的来源跟我们有关。侯元从小跟在杨老师的调查队伍后面长大的，小胡可能会跟他说，你看那些同学都是北京大学，你要向他们学习。所以田野调查目前更加强调在场而不是缺席。我们不是简单的拿着话筒的聆听者，而是聆听时也会影响到被访者，所以说被访者会给我们赋予一个意义。像我之前去河北，他们就问我们你这个访谈能不能向上面汇报一下，提点政策。受访者也想在我们的访谈中的一些表象之外的东西之中去寻找意义。
这种双向意义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权利的交错和转换，小胡面对我们是有志的干部，她给我们展现的东西体现了她的主动权，但是当我们进行书写的时候，主动权就回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思考主动权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去规避这种主动权的变化，比方说小胡把握主动权，其实体现了她背后的什么特征。
接下来是石队，和别人不同，他有一种地痞流氓的气质。当时市里的污水处理厂没有把补偿款按期返还给村民，石队带了一帮人去跟他们对峙，讨了回来，并用这批欠款盖了小别墅。在村中大部分人对他的评价都相当正面，这说明在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部分乡村的治理体制的特点，比如说用脚投票，而非是传统的能人社会。
田野感悟
这次田野下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听话、看人，能够见微知著。
就听话来说，即是要听出受访者的话内音和画外音。听出画外音具体又表现为，从被访者的叙述中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和捕捉到受访者没说出口的话。在有“听言外之意”的敏锐意识之后，我们听出画外音的依据一方面是受访者说话时的语气，是肯定的还是略加思索的？以及双方的互动状态，是互相认同的还是未加评价的？包括我们通过往年田野资料已经预知的受访者的生活经历和人物性格，都可以作为言外之意的佐证，作为了解受访者内心真实世界的作证。当然，适时的追问也是证实我们猜测的最快捷方式。
就看人而言，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实际都是时间中人和关系中人。时间中人指涉生活史对个体的影响：如果我们只看到现在的小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谙观察话术、成熟老练的基层女政治精英；但当透过田野日记我们看到她以前乡村女教师、受气小媳妇、满腹牢骚的形象时，我们便能领悟在时间脉络里具体事件的冲击下，体制对她的规训。关系中人则是指我们需要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加深对个体的理解。这种互动或许是直接的、在场的，譬如小胡直接打断了他丈夫说话；抑或是间接的、不在场的，比如小胡提到郑姐时说她是“不简单的女人”等，这种评价里实际蕴涵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且这种关系在一方不在场时或许暴露地更为真实。
当我们能听出来话里话外之音、能看到时间里的人和关系中人时，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才可能是立体的、饱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更准确的、更可能真实地解释生活。
如果说把话语作为微、理解整个人即可作为著；若拓展到一种更大层面上的见微知著，即把一个人作为微、他所处的社会阶层便可以作为著；如果把村庄作为微、它代表的新市民阶级即可作为著。
这种“微”与“著”之间的合理性在于，我们最初透过课堂思考是否存在一种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状态，通过田野我们也发现，存在一些个体甚至一个阶层，他们的人生在征地拆迁后一方面保留原来农村的特点，另一方面被迫被推入城市化的潮流，展现一种边缘的、模糊的、破碎的形象。我们研究的寓意就是把这些形象做一个统合或者分类，进而在一个动态的向城市化的流变过程中探究阶层的变化过程。
事实上，通过查阅文献我们发现，这一破碎的边缘阶层实际是游离在主流议题之外的，研究者也鲜少把社会资本和社会流动关联在一起探讨。关于此议题研究的稀缺性也促使我们反思课程论文。我们常常选择既有议题尤其是既有的热门议题作为我们课程论文的题目，但实际我们所作的工作仅仅是结合文献做梳理和统合，而难以躬身实践。这次杨老师教会我们的是深入同一田野二十年之久的精神：在既有研究甚少的情况下，即使找到新的开拓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杨老师也始终坚持跟随和调查。我们认为，这在现行的本土语境里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如何去做田野？不是去找一些既有的重合，或是把理论塞入现实情境，而是要从社会行动者们真正关心的、愿意倾诉的问题出发，作出对中国社会的真回应。
提问与回答
Q1：你们具体的写作分工分了三个人，但我在听的时候感觉前面的理论梳理和后面的经验写作有一点脱节，能否再讲一下前面梳理的理论和后面经验研究的关联？
A1：首先我们的写作并不是按照今天讲的分工进行的，今天的第一部分是整体介绍，第二部分是田野经验，田野部分的两个人其实是平行讲述的，只是风格不太一样。至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联，由于今天是田野工作坊分享，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开展田野上；但真正写作时，除了经验写作也有理论衔接的部分，包括和既有理论的对话，我们的反思、创新等，今天出于时间所限和分享主题的考虑没有将这部分完整地呈现。当然，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们自己在讨论、修改的过程中也会不断思考如何继承前人的理论，同时结合具体经验进行一定的创新。
Q2:你们讲的几个案例的生活交往活动范围都是在B村内部，他们可能本身不太愿意走出去。那么有没有碰到一些在外外面打工的案例？他们应对被动城市化的心态会不会有所不同？
A2:我们当时时间仓促，没有访谈到外出打工的人。但是根据我的经历推测，并非留在村子里的人不愿意走出去，去外地打工的可能反而更不愿意走，只是因为不得不走——他们无法分到田地、拆迁款，留在村中也无益。在小胡的叙述中，她说大部分人在城市从事低端职业，很难通过一些体系化教育资源获取相关的职业证书。经济资本上，他们的工资可能和村干部差不多，但其实脱离了村里的政治体系。
和村子里走出去的人相对，还有从外面进来的租户，他们不会扰乱村中原有的秩序和活动，但是无法在价值观或社会关系上融入他们，作为“城市的移民”或是“村庄的移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面临着无法融入的问题，这是可以更加深入予以探讨的。
Q3：刚才你们提到在田野过程中研究者的行为也会影响受访者，但是作为研究者，是不是应该尽量避免被卷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既要同受访者构建一个稳定的关系，又要避免被卷入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应该如何在两者间保持平衡？
A：我们并不是倡导去介入受访者的行为，但仅仅是我们“在场”这一个动作，就足以影响他们的行为了。我们看似只是聆听，但受访者并不是Siri，他们会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一定揣测，或者说会对我们有一定的期望。但这种情况我们是很难避免的，只能持有一种默许的态度。其实，更好的是一种长期的实地观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相处，我们对他们就不再只是陌生的外来访客，他们对我们一些额外的、附加的想象和期望也可能会少一些。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需要意识到在田野工作里总是存在这方面的影响因素，我们需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并借助这些信息来理解受访者所想表达的真实含义以及所过的真实生活。
评议
倪羌頔：
首先，要注意田野经验对于理论概念的价值。大家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要写文章时发现经验材料并不完整、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于是“经验不够，理论来凑”。但这种理论是虚假的。今天分享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好的启发：虽然她们研究访谈的人数并不多，但对材料的分析非常细致，能让读者生动形象地看出来访谈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且所有结论都是从田野里提取、概括出来的。田野工作恰恰是要具体化，其中的概念不能从外面借用，而是要自己提炼，这样经验研究才会有价值和生命力。
其次，若想使得经验研究具有生命力，就要求田野做得细致。刚刚学妹们提到的“看人听话”就是杨老师训练我们做田野时非常强调的点。我举一个调研的实例：我们曾在四川遇到一个不太热情的被访者，看到村干部带着大家过来之后就站在房门口跟我们说话，既没有搬凳子坐下来、也没有请我们进屋。这表示他想敷衍一下。但这时一位老师主动跑进屋里搬出来了几把凳子，给被访者和几位老师分了，说“我们坐下来聊”，这一下子就把被访者“架住了”，他不得已坐下来跟我们做一个比较正式的访谈。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访谈者在田野过程中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从见到被访者开始就要调动所有的注意力、在脑海中分析他的心理态度和形象，从而做出举动。此外，刚刚提到的“后知之明”其实是想说，我们在田野中听到被访者的讲述都是他主动表达的，这其中加入了他的意愿。被访者在讲到什么点时兴奋、经常重复什么词、在模糊或者隐瞒什么话，都能体现出它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这也要求我们对访谈内容足够敏感。
再者，田野中有非常多可听、可看的点，在抓住这些点之后要学会整合，呈现出个体完整的形象。刚刚对小胡的分析即从经济条件、子女教育以至于衣着变化、对理论学习的态度等细节体现出了她个人优异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同时，归类工作在田野材料的处理中非常重要。只有归类之后，才能反思归类标准对不对，并进行类别之间的比较等。
最后，要对田野资料有历史感。这种把握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宏观社会历史的敏感，二是对于个人或家族历史的重视和理解。一方面，对于个体和家庭，需要还原其生命历程，并站在这一角度理解；且一个人的经历必然是连续的，要把此前和现在的经历结合起来思考。另一方面，个人历史必然是和社会历史相关联的，把握被访者所处的社会历史会让他觉得“有话可说”。这种诉求对于年长者来说更为明显，他们所经历的社会事件往往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功课、将人物的发展置于社会情境中理解。
老师点评
杨善华老师：
今天她们的发言实在地提供了田野调查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或者是从哪些地方拓展。田野的本意是什么？一方面是实践，另一方面能够受到启发以更好地实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提升我们的田野调查的能力和对材料的认识和分析能力。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郑姐不愿意搭理我，是因为觉得这个访问没有价值，想尽快结束。这说明她不像小胡圆滑，这也决定了小胡能够晋升，而郑姐却即将退休。而且她学历不够，连初中都没有。小胡至少受到高中教育。实际上在访谈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尝试。前面我问一个问题，她顶回来，再问一个问题又如此，终于问到她可以抱怨的时候，恰好满腹的牢骚，所以她就把话匣子打开了。做访谈的脸皮一定要厚，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放弃，那肯定失败。在对方不乐意的时候，你还能坚持周旋下去，那么可能这关就过去了。
第二点，我们春节之后的田野因为疫情被冲掉了，所以这次只访谈了4位，但是挑战杯还是要做。因此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要去找一个题目，把前面的材料用上，到最后真正写文章的时候，不能一成不变。这个题目明显材料不够怎么办？大家可以考虑换一个使你的材料都能够用上，而且也有锋芒的题目。你要把研究看成是动态的过程，想法根据材料改变，找到最能够囊括的主题，然后提出一个好问题，这样会帮助大家避免失败。
刘爱玉老师：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用自己的知识去调研、去讲中国城市化的故事非常重要。你们讲的被动城市化中阶层的形构实际上在社会学的脉络中是非常有意义的：马克思讲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被动城市化；涂尔干讲劳动分工也是在讲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变化；韦伯则是在讲在新型的城市社会当中，确立阶层的要素。所以我觉得一边讲中国城市化的故事，一边从知识脉络中进行梳理是非常重要的。
“被动城市化”来讲，相对于主动城市化或者自然城市化，但如果我们把“政府发起”看作“被动城市化”的标准，是不是比较单一？ 2014年前后有大量中国农民在“上楼”，在这样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性别、家庭、代际之间，其个体意愿在主动和被动上是有差异的。如果政府的行动正好契合了一些人的心愿，它可能就不再是被动城市化。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将主动和被动放在历史和时间、空间的脉络当中看待。
再谈到新市民的内部阶层重构问题。它既可以在个体的意义，也可以在家庭的意义上、甚至在性别和代际层面讨论。你们提到的家庭资源和个体资源的变化、以及关系脉络中的资源变化，是否导致了村庄中阶层地位重构的个体化倾向？还是说仍是沿着家庭地位的分化进行的？哪种要素才是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要素？田野调查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核心关注的问题上来。
田耕老师:
刚才两位老师也讲得非常清楚，我就简单讲两点。
一是在生命史访谈中找到访谈对象愿意倾诉的人生亮点。杨老师训练学生很注重生命史访谈，但这种最没有目的性的访谈被拒绝的可能性其实很大——很多时候访谈对象工具理性更强，认为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可聊”。这便要求田野工作者迅速找到访谈对象愿意谈的、不论是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点。生命史访谈有时也被称作深度访谈，并非因为访谈对象比较有深度，而是因为需要迅速地找到生命中的转折点。
二是就文章而言，理论和经验部分都应该生动。这个作品是从征地拆迁开始讲，呈现“新市民”重新融入社区的过程，这是研究里很精彩的部分。但有很大的反差——理论部分篇幅很长，很像教科书；经验即个案部分则非常惊艳有趣。在写作中，要注意写完经验部分后重新改写理论部分，并非将所有需要的的理论都罗列在文章之中。
王迪老师:
我主要想讲两点想法。一是我们要看到田野的传承性。整个作品并不是基于短短几天收集到的资料基础之上的，而是有先前二十年的田野资料的积累。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不是破土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有师兄师姐和老师替我们趟过路试过水。我们不应该把前人的工作丢到纸堆里然后自己单干，而是需要回溯和传承。当然应当有明确的索引，这个是重要的规范性问题和致敬问题。既要把这种传承性看作是一种财富，也要看作一种敬畏。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女人一台戏”，作者用她们在农村中的故事去讲被动城市化的问题，这种思考和叙述逻辑实际上受到疫情的影响。如果这个田野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最终的选题会不会围绕城市化、阶层跃升、社会资本、身份认同等等“大词”展开？作为研究者，最常提及的那些概念真的是最关键的问题吗？我们在说农民上楼拆迁的时候强调要“留住乡愁”，但很多地方的村民之间会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有钱的去赎买更多的土地指标，不需要房子的家庭会把土地指标让渡出来换取经济利益。这些才是更加鲜活的事实，而不是那些很矫情的、受过专业训练之后形成的概念。我们在访谈当中要不断试探社会行动者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要回答的真问题，才是我们躬身于社会土壤中去做的真研究和真探索，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做出的真回应。
凌鹏老师:
这篇文章细致生动，但需要注意到底从什么角度分析比较好，或者说社会阶层这个词在这用合不合适。在材料基础上思考能不能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我以前做的是白领，当时越做越觉得在中国讨论社会阶层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就是单位和市场的关系。在这两者同时存在的时候，讨论阶层就非常复杂，因为这两个体系的人对于阶层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从这里到那里的阶层流动是不是上升或下降，也是类似的例子，而我们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涉及到城乡的问题。城乡是非常大的二元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农村到城市，这中间有些人发生分化，这个分化到底是不是能够用阶层来讨论？这很关键。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研究阶层，恰恰不是以阶层为目标，而是社会的实质问题。社会阶层这个概念没问题，但是怎么样切入这个概念，用它来讨论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文章里面谈三个女人从原来农村的状态，到进入社区，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影响，不同的几个人在这个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不用社会阶层这个词，而是更具体讨论他们在社区里面的结构，比如说位置，作用，与人际关系的变化等等，可能更好。然后再看这个问题和我们所看到的阶层到底有什么关系，背后展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什么？我觉得把思路倒转一下，会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