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4日晚，第十一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流量争夺战'：算法控制下网络带货主播的劳动过程”。社会学系本科生沈安然主讲，徐毅萌主持，博士后陈龙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助理教授田耕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研究概述
研究缘起。这项研究一开始是暑期实习报告的题目，报告需要在家乡附近找到田野点进行调研完成，因此我开始利用疫情在家的这段时间，用社会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一些社会现象。我来自浙江省义乌市，这是一座以小商品制造、批发为重要经济支柱的商业城市，实体经济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义乌的北下朱村作为“网红直播小镇”却不断地刷新着电商销售额，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里也流传着“一夜暴富”的神话。与家乡亲朋好友的交谈印证了北下朱的新经济形态，伴随着直播电商的兴起、短视频带货的流行，新的一个职业——网络带货主播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加上李佳琦、薇娅这些主播的名字也逐渐家喻户晓，这些线索一同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劳动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的大致想法，引领着我走进了北下朱村。
进入田野的过程。2020年5月我第一次走进田野，以打开突破口、建立与访谈对象之间的稳定联系为主要目标。刚刚进入北下朱村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没有一个确定的题目，这个田野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陌生的、激动人心的，充斥着我听不懂的直播“黑话”。我给自己首先提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会在此地出现一个“网红直播电商村”？北下朱在直播电商产业链中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北下朱的一天开始得非常之晚，中午11、12点才慢慢开始有人群，到了傍晚五六点这里的热闹慢慢攀爬到了顶点，北下朱的主播们开始在店铺的透明玻璃直播隔间和街边开始用手机拍视频、直播，这让我对主播在直播间里的劳动有了一个很直观的认识。
2020年7-8月，我再次进入田野，这一次我深入地探究主播劳动过程的“后台”部分，并注意到了主播在直播电商行业中的特殊位置：在商品流通的链条之中，连接了“人”和“货”，制造了一个消费和娱乐二重功能的“购物场域”。因此，带货主播的劳动“后台”就会包括主播与直播行业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主播与供应链（货）和主播与观众（人）之间的关系。我开始将问题聚焦在主播的劳动控制上，在传统的劳动控制问题中，往往要找到劳动者-资本这组二元关系，而对主播进行劳动控制的“资本”恰恰是模糊的、不显露的。
前两次的田野，让我对带货主播的劳动过程有了全景式的了解，然而，在平台算法与主播劳动之间的关系上，仍然有所欠缺，而且由于一直以来的访谈对象都是经由北下朱的村干部介绍而认识，村干部的在场对访谈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许多主播将直播间的一些“打榜技巧”“直播剧本”以及与平台官方营销团队的联系视作是商业机密、立身之本。以上因素都对访谈材料的收集及其深度造成了一些阻碍。2021年1-2月，为了获得更多的经验材料，我决定第三次返回田野，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进入主播团队，关注主播的劳动策略及背后的逻辑以及主播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深入幕后，在对带货主播们进行深度的接触之后，我发现，正是直播间里观众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播的收入，而决定着观众进哪一个直播间、什么时候进入直播间的却是互联网直播平台。而主播们最频繁提起的一个词汇——“流量”——主导着带货主播的劳动过程，而流量归根结底是由平台算法主导和掌控的，因此，平台的流量和算法也就成为了我的这个劳动控制研究的核心。
截至目前，共访谈17人，其中女性8人，男性9人；带货主播12人，主播培训主管2人，供应链商户3人。在所访谈的带货主播中，有1人为兼职主播，11人为全职主播。
调研地简介。北下朱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有2.2公里。北下朱村一直以来人多地少，商业氛围浓厚，又汇聚了网货货源，为这里形成商品集散中心提供了有利条件；背靠义乌市物流中心，物流速度快，物流成本优势也十分显著。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2009年北下朱村完成了旧村改造行动，合并了周边的三个村落，村民的住房都变成了统一的五层楼垂直房。改造之后的北下朱村街道纵横排列整齐，布局清晰，拥有99幢垂直房、1200间商铺。
2009年之后，北下朱村引进了物流市场，此后北下朱村两委外出招商引资，以减免房租、提供政府支持等方式释放政策红利，邀请创业者来北下朱村开店创业。到了2012年，形成了小有规模的五金专业街。2012年，义乌市政府实行“划行规市”政策，把同类商品放在同一地段经营，北下朱专业街上的商户都被移入义乌生产资料市场，北下朱村的店面房又空了起来。2014年，Y市的传统电商行业蒸蒸日上，北下朱村再一次抓住机遇，通过铺设光纤等建设的打造，吸引了创业者们蜂拥入驻，形成了电商村的良好局面。2016年，移动电商兴起，北下朱村凭借着其货源优势和物流优势，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微商大村”。
2018年之后，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兴起使得“网红带货”成为可能，经营户充分利用北下朱村垂直房的特点，衍生出一套楼上楼下的运营模式，仓库、店铺、销售、宿舍都安排在一幢楼。2019年的北下朱村已经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打响了名气，快手平台上的“网红主播”层出不穷，听闻北下朱村的“致富奇迹”来发展直播电商生意的商人也纷涌而至。至2019年，已有4500多家经营户入驻北下朱村市场。近两年来，北下朱村的本地户籍人口约为1400人，而流动人口却长期保持在13000人左右，最多的时候却达到近20000人。
流量逻辑的形成
早期的互联网平台如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平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平台上，从注意力的数量和精准度两个方面增加平台的盈利。从数量上说，平台希望延长人们在平台上的停留时间，扩大用户基数；从精准度上，平台在网上监控和搜集个人信息和使用平台的习惯，进而获得精准推送的能力，将广告信息提供给潜在的商品或服务消费者。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平台首先要聚集尽可能多的社会注意力，即流量，为下一阶段积累足够多的流量资本；其次要不断地打磨以数据为依托的算法，将流量售卖给广告商们，最后还要保障流量稳定地留存在平台上不流失。带货主播们附属于拥有巨大流量的平台，却与平台没有雇佣关系，只是作为平台的普通用户而存在。带货主播们为了适应平台的需求、在流量争夺战中获胜，发展出各种灵活的技能和策略，如演小品、拍“段子”、剪辑视频、个人才艺等，为平台创作了丰富多样的内容。这些源于生活的内容为平台流量的留存和再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条条短视频的背后是主播们付出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高强度的劳动过程中，主播们付出了大量的情感劳动，却没能避免在持续不断的流量争夺战之中陷入了“流量焦虑”。
算法对主播的劳动控制
除此之外，主播们在平台上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平台所监控，他们的直播数据都被毫无保留地收集，成为平台算法的数据来源。带货主播们的工作具看似有一定的时间、空间上的自由，直播内容表面上是主播个人创造力的发挥，事实上却时刻被流量理性所掌控。平台将流量的逻辑转移到带货主播身上，让主播们互相竞争，不仅制造了主播们的同意，并且通过主播们的劳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内容，保证了流量的再生产。
直播电商的逻辑正是通过平台上的流量将商品销售给观众，“流量”理所应当地被视作是主播工作的核心。但是平台的流量如何分配则完全由算法所决定。带货主播在不断地摸索与尝试中建立起对算法的想象，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试图“跑赢算法”，建立一套在流量争夺中获胜的稳定策略。在调研和访谈中笔者发现，带货主播的“命运自主”意识和自主性不是来源于“逆算法”策略或者找到算法的漏洞，而是希望通过理解算法的逻辑而迎合算法。虽然平台的算法并不稳定，其复杂性也完全超乎任何个人的控制，但其基础逻辑已经成为劳动者们的共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对主播劳动时间的控制。主播们劳动时就像处在一个边沁所说的圆形监狱之中，他们清楚地知晓平台监控着自己的劳动时间，而一旦直播时间过短、直播时间不稳定、断播，平台所给的流量就会减少，因此他们将对劳动时间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职业伦理，陷入了不断延长直播时间的恶性循环。
算法背后的权力不平等
研究将平台的算法霸权总结为以下三点：平台垄断用户数据的使用权和获益权、调整算法和发布平台规范的权力以及在算法霸权下的话语权威。
平台通过控制舆论而抢占话语权，建立算法霸权。平台打出算法“公平、公正、精准有效”的旗号，既不庇护粉丝数量多的大主播，也不照顾粉丝数量少的小主播，算法对一切用户等同对待，其目的是为了筛选出能为平台和其他用户创造价值的内容。主播们接受了算法的话语霸权，建立起主播工作的职业伦理，将为平台创造价值作为工作的目标之一。
主播们的反抗意识也在算法的话语霸权下逐渐消解，在算法的缺陷和漏洞发生时，反而将损失内在归因为“个人的能力缺失”，这也就意味着主播作为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所得的解释权归为平台所有。平台的话语权威也体现在用技术的客观中立掩盖了与主播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抖音等短视频直播平台垄断了数据权力，在售卖流量时利用信息差操纵制造虚假的流量数据，向广告商（通常也是带货主播或平台商家）制造虚假的流量效果。由于广告的效果不可追溯，数据容易被操控，缺少有效的申诉渠道，平台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几乎不受到任何限制。
此外，平台也掌握了制定和修改主播的奖惩规则，保留了对直播间实施封禁、账号封禁等权力。号称客观、中立、绝对理性的算法的基础是平台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而主播辛苦经营账号的努力、劳动权益的保障则被置之度外。在真正赚取利润之前，每一个带货主播都要付出无法预计的长时间、高强度、报酬极度不稳定劳动。最后，研究希望通过对新兴的直播电商平台劳动控制机制的分析，唤起学界对平台经济中数字控制手段的理性思考，对新型平台劳动者的进一步关注。
反思与讨论
互联网平台所构建出来的算法给我们的生活、消费提供了便捷、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他们在我们社会当中所处的位置和结构又是那么重要，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我们不可能直接恢复到没有这些平台的生活世界中。在未来，可以设想，我们使用的大量的应用软件都是基于算法的，而它是隐藏在背后不彰显的。
算法会越来越像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就像水利设施、不可或缺的WiFi网络一样。对于这个基础设施来说，每个用户的个人数据是一个基础性的建设的原料，算法一定是依靠用户的反馈和数据积累去建立起来的。在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我们未来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场景：所有主体的数据存在云上、通过计算形成的模型反馈到某个互联网平台中，共同来建构我们的生活。这些数据一开始由我们所产生，一方面取决于用户个人，比如用户的信息、使用习惯、个人偏好，另一方面必须基于一个技术平台，与在这个平台的算法设计相互勾连。比如，若没有淘宝、没有抖音，那么这些数据也就不存在。
因此，可以说，数据是由平台和用户共同生产出来的，某个平台的生态始终处于一个共在生产的状态。既然如此，不能由一个单一主体来进行数据控制，而是要引入更加多元的行动主体——劳动者和用户也要成为数据控制者。劳动者建立起来的联合组织，监管部门，作为第三方的法律界、媒体的介入等等都是可能的选项。路漫漫其修远兮，可以预见我们在未来与平台算法打交道的日子还很长，我希望看到这个研究的朋友们，或许绝大多数人不是直播电商行业的，但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共在生产的产物都是有责任的、有价值的。
现场问答
问题一
问：你提到了一些主播个人对平台的反抗策略，北下朱作为一个大镇子，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主播的工会，或者存在主播之间结成的团体性的反抗？
答：快手的一些主播和主播之间有“师门”的关系，“徒弟”向“师傅”学习如何直播、做账号，获得一种庇护。师徒之间互相引流、在平台上互动，形成一个账号的矩阵，可以向供应商或平台拿到更大的议价权。但这种师徒关系的形式不是以公共的知识而是以私人的形式传播的。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商会。北下朱有村里组织的商会，还有主播之间私下的商会。商会会长的姓就是一个“门”，商会之间会交流关于流量、商品的种种近期信息。这也属于一个比较内部的消息，主播们比较避讳去谈。
问题二
问：大部分主播都会加入商会，还是只有比较零散的参与？
答：一般体量较大的、经验丰富的主播会在商会中。年轻主播初到北下朱，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完全摸不清状况的；但很多人赚不到钱，不到几个月就退出了这个行业。
问：所以市场集中度会不断趋向于提高吗？新来的创业者越来越难以落脚？
答：是的。我每隔几个月回北下朱一次，发现新手主播、创业淘金者逐渐变少了。老主播对算法的策略越来越娴熟，新手主播越来越难以拿到流量；相比有团队的主播来说，他们在视频内容、质量、布局、选品等种种方面，都容易被淘汰。平台的算法没有价值观，会向用户停留久的视频倾斜流量。起初市场是无序的，流量分配比较混乱，现在就比较有序了。
评议与讨论
陈龙：
我觉得社会学的魅力有两点。第一个是去做田野，可以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扮演另一个身份，体验另外一个生活世界。第二是，在体验之后，可以讲出经验的背后有哪些桌子底下的“道理”或启迪我们的东西。安然的田野和论文做到了这两点。
安然的研究是劳动过程研究中比较典型的范式。劳动过程研究，就是研究劳动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资方如何控制劳动者，劳动者又如何在受控的情况下进行主体的抗争。这篇文章中“控制”有两条线，一是靠互联网技术实现的客观的控制；二是意识形态上的主观的控制，平台会努力培养主播这样的认同——我们是一个流量的共同体，作为劳动者的主播很容易不自觉地陷入这种认同。这其中可能少了一条线：技术和意识形态之外，有一条组织控制的线；主播和平台看似是扁平的合作的关系，但实际上是等级化的控制关系。这一点安然的文章中讲“权力关系”时有所涉及，还可以更加透彻和明确。
论文中提到，电商将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电商行业正在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种社会：不稳定工作、“幽灵工作”越来越多地出现，工作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当占据我们生活绝大部分的工作变动不居甚至更加隐秘，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安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为未来的劳动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刘爱玉老师：
从常规的劳动过程理论脉络来看安然的研究，她差不多都做到了，是领域内最好的程度。但另一方面恰恰相反，这个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安然这样的研究应该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
做研究都面临着一个问题：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所谓社会学意义的研究问题，最简单的是两个变量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安然的研究关注的，可以说是算法控制和流量争夺的关系。然后我们就需要回到理论脉络中来进行学术对话。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控制的是工人的时间；布洛维强调劳动控制的是“努力”。五十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转型，服务业发展起来，劳动过程中加入了顾客这一层关系，控制情感成为了劳动过程很重要的方面。那么互联网经济的时代，劳动过程控制的是什么？注意力的概念是传统消费领域的，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一种方式，对注意力的争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算法控制相比其他的控制有什么不同？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义乌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一般我们认为需要提升关注的是默默无闻的商品，而义乌已经进入了非常完整的国内的、国际的网络，为什么还要网络直播来提升关注度？直播会不会使义乌作为“国际小商品城”的性质发生变化？这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领域大有可为，安然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田耕老师：
安然的研究材料很厚，条理清楚，驾驭能力也很强，完全超出本科生的能力。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安然的论文中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可以类比为影视行业，平台像经纪公司，主播就像演员，观众看到的都是演员的表现，但背后都存在经纪公司对演员的操纵。尽管这之间技术上可能有差别，但是在原理上，“算法”绝对不是大数据时代才出现的问题。我们对非流量时代的算法没有体认，是因为它太具体了，我们很少认为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控制。
安然说的变现能力，就是把注意力变现为消费。这种行为可能有很长的历史，只不过之前不叫“算法”或“平台”。我很同意两位老师说的，这是个成功的研究，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是个开始，因为背后有漫长的脉络。我非常期待安然后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