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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前行

 

1952-1977年这段时间内,院系大调整使得中国社会学遭受重创,社会学学者们也纷纷受到冲击。但是,包括北大学者在内的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在相当艰难的境况下,依然接续了中国社会学重视“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民族学研究和农村研究。

(一)院系大调整

1、院系大调整

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所有高校的社会学系最终都被取消。社会学系当时的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类:民族问题、劳动问题、民政问题。民族问题被纳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政问题的一部分——政法问题被纳入政法学院;劳动问题被纳入中央财经学院内一个两年制的劳动专修科。1954年,劳动专修科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同时改为一年制的劳动经济专修科。19558月又被“收缩”,变成中央劳动干部学校中一个一年制的干部轮训的劳动经济班。

2、社会学学者的命运与去向

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之后,各有关院校大致按个人专长对原社会学者重新分配工作。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及费孝通、宋蜀华、陈永龄去中央民族学院;严景耀和雷洁琼到北京政法学院;陈达、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等先去中央财经学院,后到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成立,陈达、袁方则转去该校工作。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取消后,言心哲转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担任翻译工作;孙本文到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史国衡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清华担任总务工作。田汝康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关瑞梧在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与教育系合并后兼教育系副系主任。陈序经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

3、转机:恢复社会学研究的尝试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社会学者们逐渐在各种场合表示不同意取消社会学,提出重新恢复社会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李景汉任室主任,吴景超也参与工作。在制定调查研究室的工作计划时,吴景超以甘博早年进行的北京调查及英、美各种经典调查为例,建议对北京市做全面调查。此后,以纪念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逝世100周年为契机,在1957年的上半年,社会学者们进行更广泛、公开、有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一系列试图恢复社会学学科的活动:116日,陈达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案设立社会调查研究机构;118日,中宣部科学处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等社会学家。座谈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学的各流派及社会学在资本主义国家近来发展的情况;215日,在陈达家中召开人口问题研究座谈会;37日,陈达、陶孟和、吴景超等联名向全国政协委员会提出,成立以研究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并在高等学校开设人口课程或设置人口专业;310日,袁方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批评上级领导对劳动科学不重视;312日,费孝通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肯定旧社会学的作用,主张“修桥补路”,连接新旧社会学;410日,《新建设》杂志社召开座谈会,邀请二十多位社会学者,就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423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座谈会,决定筹建“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次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刊载报导,称科学院已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全国各地的社会学者纷纷写信给陈达、费孝通等,或表示祝贺,或要求参加工作,或询问在地方上应如何开展社会学研究;69日,在陈达家召开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推举陈达担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团结与联系原社会学界同人,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研究机构、社会学系,并讨论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计划;6月中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上,陈达提出人口问题研究计划。

4、社会学学科的取消

然而,好景不长。19576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了变换政治风向的信号。紧接着,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开始了。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由此引发了一场对社会学的总清算,从理论到应用,从历史到现状。社会学的问题,不再只是学术问题,而被定性为政治问题。从此,社会学在中国,成了无人敢问津的领域,一直到1979年。社会学者所在的高校、研究机构,也召开了一场又一场批判他们座谈会:言心哲、赵承信、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费孝通、潘光旦、陈达等学者的诸多学术研究都被指责为有“政治问题”,并且遭到所在单位的批判。

(二)社会调查

如前所述,在5277年间中国社会学遭受了巨大的浩劫,但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依然在有限的条件下接续了中国社会学重视“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并开展了一系列极具学术价值的调查与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民族学研究和农村研究。

1、民族学研究

民族学研究方面,在1951年和1952年间,费孝通先生先后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西南及中南访问团,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由此,他正式展开民族研究,领导民族识别工作。自1953年至1982年告一段落,共三十多年时间,经过逐一甄别,最终确定了我国有56个民族。1950年云南解放后,杨堃多次参加云南省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对该省各少数民族社会及其历史进行调查。

陈永龄先生同样做出很大贡献。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后,陈永龄先后赴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广东多地做民族学调查,著有《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合作调查报告)、《青海土族政治的演变》(合编)、《青海塔尔寺情况》等报告。1953年陈先生率领由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组成的民族调查团,赴甘肃青海两省,对该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产、宗教信仰、生活状况,民族关系进行实地调查,并于1955年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季刊》上刊登系列的调查报告,填补了对东乡、撒拉等民族研究的空白,并对西北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他于19561964年参加中央为改变少族地区工作落后面貌组织的社会历史调查组,赴四川彝族地区工作一年,1958年又率组赴青海进行民族调查两年,其后又参加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土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类似的出色研究还有很多,如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调查研究等等。

2、农村研究

农村研究方面同样硕果累累,比如1957年费孝通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李景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郊区农村家庭之今昔》、1956-1961年间,李有义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考察组,深入西藏和四川藏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之后提供的许多很有价值调查报告等等。而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57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偶然从档案中发现了30年代无锡、清苑农村调查的原始资料,遂有人建议与国家统计局联手,在两地原调查点做一次新的调查,用事实证明解放前、后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尽管调查的政治目的性很强,但组织者和参加者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这次调查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调查,形成了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的链条——这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并为以后的接续追踪调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中,张之毅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先生56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并于1958年参加了上述调查,并参与撰写了由孙冶方、薛暮桥指导,刘怀溥执笔的《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张之毅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还写出了《无锡、保定两地调查报告》和《冀西山区考察报告》,但均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