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也完成了历史上最壮阔的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于1937年9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也在1941年被日军强行关闭之后，也西行入川，在成都复校。
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运动被日军侵华打断，如火如荼的社会调查运动也因学术机构的南迁而被迫中断。但是，社会学人在国难中仍以学术报国，战前燕京学派的学术理想和研究思路在西南继续发展。在云南“魁阁”的社会学工作站激发了燕京社会学第三代学人的田野研究灵感。社会学人行走在村舍田庄，躬行在机器嗡鸣之间，把社会学和民众的生活深深地结在一起。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策划“蒙满独立”，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盛，以吴文藻为首的社会科学家与史地学者一道推动了边政学的热潮，边疆和民族的研究呈现了强大活力，也倍受国人的关注。其中，中国西南的民族社会研究吸引了抗战时期的众多学者，不仅产生了众多杰出的作品，也成为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发展和文化自觉的重要领域。
以昆明和成都为中心，社会学的火种在西南川滇两省中得以保存，它的热力将北大社会学的血气烧旺，将中国社会学人的肝胆熊熊照亮。
（一）抗战时期燕大社会学的发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战争爆发当天闯入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社会学系教师赵承信也在逮捕之列。此后，燕大师生决定内迁，1942年，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华西坝成立。和华西大学合署办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宝任代理校长。燕京大学的加入，使得成都华西坝的高校南迁达到高潮。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积极策划满蒙独立，边疆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危机，边政学突破了边疆服务的界限，一跃成为融汇史地探究和社会科学的学问，并特别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一战之后的地缘政治的认知。抗战前，从吴文藻先生对非汉族团的民族志倡议开始，燕京学派就开始了将社区研究的方法运用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尝试。这种尝试，主要是基于功能理论的基础，希望将民族志社会学发展得更为全面。抗战期间，吴文藻在《边政公论》上撰写发刊词并发表“边政学发凡”等文，明确提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燕京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理念前所未有地推进到第一线的田野工作中。燕京学派第二代中在边疆民族志中最有成就的两位学者，李安宅和林耀华，在西南后方的不同田野中，以非凡的毅力将燕京社会学的社会学民族志设想与甘南，川康地区的宗教与社会结合起来。华西坝上的燕京学派在西南的调查和研究，汇入了同时代学者在边疆民族领域的学术高峰。
1.林耀华与边政研究
1937年，经吴文藻先生的推荐, 林耀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 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利用历史文献研究西南地区的苗族，写成了题为《贵州的苗蛮》（Miao-Man Peoples of Kweichow，1940）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创作是林耀华民族研究的开始，后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林耀华利用此前在福建的田野材料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1948年，该书修订版以《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为名在英国出版。《金翼》讲述了黄东林与张芬洲的两个家族在20世纪上半叶的命运沉浮。林先生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融入了“平衡论”的社会理论，以生命史的白描手法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家族制度。其所开启的可持续民族志工作范式，糅合多个学科传统叙事的生命传记法，在特定时空关系中追踪全面社会关联的编年史手法等等，皆是20世纪上半期燕京社会学的社会学中国化理念的重要成就。
1941年，正值国内抗战艰苦之际，林先生离开哈佛大学归国，于1943年出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1946年随燕京大学迁回北平。在蓉三年，林耀华全力投入到了川康边界的边疆民族研究，先后进行了有关凉山彝族、（西）康北白马藏族，川康北界嘉绒藏族的田野工作，成为是燕京大学边疆民族志方向的代表人物。其中，《凉山彝家》一书是林先生对1943年凉山田野工作所得的系统整理。1943年夏，林耀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不畏艰险，深入大小凉山彝族地区87天，以小凉山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并根据考察写成《凉山夷家》，1947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此书以功能主义的视角横剖彝家的社会系统，以彝人之氏族（家支）为主线，细述彝人的氏族组织、婚姻亲属、生产方式、等级阶序、世仇制度（“打冤家”）以及巫术信仰各环节间的复杂纽结，次及这些关系对于维系彝人社会整体秩序的意义。但同时，他并未将彝家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加以分析，而是在该书几乎每一个章节中都贯穿了对彝汉社会之交往互渗的观察和理解。对族群之间关系与族群内结构的并置，是林耀华在凉山民族志中对经典结构功能理论的突破。
1944年夏，林耀华继续践行学术理想，趁暑假赴西康北部往返三千余里，前后费时两个半月，调查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藏民。他以甘孜以北的绒擦沟为比较深入考察区域，曾亲自登门调查50户藏民家庭，对当地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民族志著作《康北藏民》写成后未能刊印，其后发表了调查报告《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
1945年，原燕大研究生院的学生陈永龄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中出狱，来到成都继续学业，随林耀华攻读民族学。这一年的7月，林耀华和陈永龄师生两人赴川北考察四土嘉戎，师生两人自成都出发，北去灌县，沿岷江上溯，经汶川转至梭磨、卓克基等地，历时六十三日，共行二千余里。此次调查的重点地区为理县北部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等四土司地和理县以西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林耀华依据此次调查发表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论文，并集成了《四土嘉戎》的书稿。此书稿在解放前夕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却因时局骤变而失踪；林耀华先生自存的复写底稿也于连年动乱中不幸散落。同行的陈永龄依据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并在1947年获得燕大硕士学位。
2.李安宅与华西边疆研究所
事实上，李安宅是战前燕京学派致力于民族学研究的学人代表。1934年，李安宅赴美，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人类学，1936年李安宅回国，并继续任教于燕京大学。1938年，李安宅、于式玉夫妇赴甘肃夏河县安多藏区最大的寺庙——拉卜楞寺进行藏族社会调查，调查历时三年，期间李安宅在报刊上发表了数篇关于拉卜楞寺的调查文章。李安宅后将国内发表的文字译为英文，冠名History of Tibetan Religion——A study in the Field，将原稿交由耶鲁出版社以期出版，但因故未能出版且原稿佚散，直到20世纪80年代时才在李安宅本人所存英文稿副本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一书，1994年又将此英文稿副本交由新世纪出版社进行英文出版。
就在燕大建立社会学系的那一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就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出版发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二十年后，出身燕京学派，写成边疆民族研究里程碑作品的李安宅受聘为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这可以说是边疆民族研究史上难得的一段缘分。在李安宅的推动之下，华西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华西大学校长兼任所长，李安宅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以藏彝走廊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聘任了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研究人员，，再加上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的冯汉骥、罗荣宗、蒋旨昂以及后来聘请的郑德坤等人类学专家，在康藏研究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实力十分强大。
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成员其后赴川西北黑水地区和西康北部德格一带进行藏、羌民族的田野实地考察。经过这一时期的考察，李安宅撰写出《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喇嘛教萨迦派》与《苯教——说藏语人民的魔力般的宗教信仰》，任乃强撰《德格土司世谱》与《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同时，华西边疆研究所还出版了谢国安、刘立千等人的藏文汉译名著《藏王世系明鉴》、《玛巴译师传》、《弥拉热巴大师传》及《印藏佛教源流史》和玉文华搜集整理的《西北民歌》等。
费孝通曾说：“我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要怎样建立一个国家，在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这番话是战时依旧坚守教学和研究岗位的学者们的最好注解。也是南迁后的燕大社会学的写照。
（二）西南联大社会学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社会学系与历史学系合并为历史社会学系，属文学院。1938年4月又西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维持了八年时间。
随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联大社会学系也重新组建起来。1940年6月社会学独立成系，由陈达教授任社会学系系主任，仍属文学院；1941年起改属法商学院。1943年8月，陈达辞去系主任之职，由潘光旦教授继任，直到三校复员。其间仅1945年9月，因潘光旦赴渝，由吴泽霖暂代。在西南联大期间，该系前后九届，共毕业91人。西南联大的社会学人不畏艰险，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质的调查工作，培育了许多年轻的社会学人，在抗战的烽火当中保留了社会学的火种，而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和陶云逵领衔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则堪称其中的代表。
1.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是在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基础上组建的，于西南联大迁入昆明后的1938 年 8 月成立，由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组主任，戴世光任统计组主任。并有教员倪因心、戴振东、苏汝江、周荣德，助教罗振庵、何其拔、廖宝昀、郑尧、史国衡、陈旭人、谷苞、黎宗献等 14 人先后在所内参与工作。1939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迁入文庙。1946 年，国情普查研究所返回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校本部。西南联大社会学研究的点滴积累，为此后社会学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强劲而鲜活的动力。
在1946年北返前，国情普查研究所先后出版调查报告4种，研究报告5种，专著1部，论文至少26篇等多种研究成果，尤其是陈达的《现代中国人口》（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1946年首发于《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译《现代中国人口》，于1981年出版），该书既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旧中国现代人口普查工作的实验总结。文中利用呈贡县及环滇池区域的人口普查、人事登记所得性别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来进行全国人口研究，补充了国内外学术界单凭估计之数据来进行人口分析的不足。这些成果达200万字，涉及人口、社会、农业、经济的各方面，是社会学中国化中的重要成果。其在当时的直接贡献还表现在，所编制了呈贡县人口的壮丁人数、年龄分配、教育程度、职业、废疾人口等详细的人口学统计表，为国民政府征兵、云南地方社会建设及其他户籍行政方面提供了科学实在的人口学数字依据。1946年7月，该书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全文发表，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和重视。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开创工作不仅在于数据，也在于方法。梅贻琦校长对此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目的不在普查本身，而在普查方法的研究，务求其简洁精当，省费可靠；研究而有得，就把所得的交给国家，供国家实行普查时的参考采择”。在陈达先生的领导下，国情普查所开启了现代科学人口及农业普查、人事及户籍登记方法的创新。在1939-1941年的《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中，开篇即提出“本研究是对于人口普查找寻适当方法的尝试,此种方法至少须包下列部分：（甲）人口资料的搜集，（乙）人口资料的整理，（丙）人口资料的分析。”此三部分就是方法试验的主要贡献：一是资料搜集方法的试验，国情普查研究所率先对学术界的这种认识进行了纠正，并根据我国农业社会的特殊性选择农闲时作为普查日。二是调查项目的选择，呈贡县人口普查的10个项目：姓名、与户长的关系、通常住所、籍贯、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包括行业与职务）及废疾，陈达认为这 10 项最能反映中国人口国情，项目太简单则难以有充足的资料作人口及其相关研究，太多则调查时费时费力且错误会增多。三是我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呈贡县的人口普查与农业普查同时进行, 是全面认识中国国情的突破。这些经过实验的人口普查方法，在国民政府制定195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中，基本全部采用，并为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借鉴。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成果为当时云南社会发展提供了实证性的资料，为中国现代人口普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集体合作的社会普查之外，国庆普查所的学者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各自的社会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并未局限在人口调查，在主题上和魁阁有很密切的呼应。1941年2月，吴泽霖应聘担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开始调查民族问题。1940年完成了《炉山黑苗的生活》。1943年8月，他到云南丽江县纳西族地区进行调查，完成了《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一文，刊于1945年《边政公论》上。
李景汉在1944年根据其实地调查完成《摆夷人民之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认真分析“摆夷”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况，另写有《凉山罗罗之氏族组织》，对凉山彝族的家支、氏族组织等进行了系统探讨。
西南联大学人以学术报国、振兴中华为己任，为北大社会学和中国学术的薪火相传留下了珍贵的遗产，顽强地保存了战后中国学术复兴的火种。西南联大的社会学同西南联大的命运一样，在中国大学教育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写，“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赋，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这种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正是西南联大精神的体现，也是自强不息的中国大学精神力量之所在。“文庙”普查所则实验了现代的人口普查方法，他们以云南省呈贡县及其附近区域为研究对象，以人口普查为方法，在呈贡县实现了第一次以县为单位的科学的现代人口普查。
2.陶云逵和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
淞沪会战后，在南京鸡鸣寺路重新落户的“中研院”史语所迎来了战时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陶云逵。他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早期中国人类学将体质分析和文化考察融为一体的重要作品。1934年，陶云逵从德国留学归国后，经李济引荐，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任编辑员一职。是年秋，陶云逵和凌纯声一起承担了史语所和与云南省政府合作组织的滇缅边界未界定民族考察。陶云逵与赵至诚(史语所技术员，负责摄影、绘图) 一路，调查区域上，东南至麻粟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重点考察民族体质、语言。陶云逵在云南南部的调查到1936年春天结束，共取得10多万字的调查资料。陶云逵先后撰写了《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麽沙族之羊骨卜与肥卜》、《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一个摆夷神话》、《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俅江纪程》等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其中，《俅江纪程》是陶云逵1934-1936年在云南进行调查时的工作日记的一部分，其内容丰富、记述详实，在调查中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数千个案的体制测量资料、大量的统计图表、民族文献和调查记录等，是极为难得的原始文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云逵随中研院先去长沙，后又至缅甸。他在缅甸认识来自广州的林亭玉女士，两人于1938年在广州湾结婚。婚后，陶云逵应吴文藻之邀，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持开设“民族学”、“西南边疆社会”等课程，并于1939年10月起，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讲师，于1940年年底，接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40年，由于日军对昆明日益频繁的轰炸，吴文藻所建立的社会学研究室，被迫迁往位于昆明附近的呈贡县，之后，陶云逵将自己在呈贡县的居所魁星阁，让给了社会学研究室，此即“魁阁”。1942年，陶云逵转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授，开设“体质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等课程，并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开设选修课“西南边疆社会”。
1942年，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和哲教、历史系主任冯文潜，拿到云南省政府为修筑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经费后，创办“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6月，研究室正式成立，陶云逵任室主任，并将研究室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研究室最初聘请的研究人员有：黎宗谳、黎国彬、邢庆兰，后又有罗常培推荐加入的高华年。7月，陶云逵即带领研究室的青年学者分组在云南新平、元江及罗平等地进行调查。陶云逵、黎宗谳和黎国彬负责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方面调查；邢庆兰和高华年负责语言调查，陶云逵还调查了鲁魁山纳苏的社会组织与宗教。经过两个多月的细致工作，取得了大量珍贵资料。1943年，他们继续开展石佛铁路沿线的思普沿边茶叶、澜沧江河谷地区土地利用、彝族社会组织与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历时8月有余。调研成果中的一部分以云南石佛铁路筹委会与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名义编印成册，提供给了石佛铁路筹委会。
研究室还创办了《边疆人文》学术刊物。刊物分甲、乙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款，乙种是综合性双月刊。《边疆人文》不仅成为西南联大科研的阵地，也是西南地区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著名学者，如罗常培、闻一多、向达、游国恩、罗庸等论学的场所。《边疆人文》自1943年至1946年在昆明油印三刊三卷，计18期，发表论文31篇，前后共出版三刊三卷18期，发表论文31篇。
研究室汇集了邢公畹、高华年、黎国彬等一批年轻学者，和陶云逵一起在云南完成了出色的民族调查和研究。邢公畹于1942年8月抵达昆明，同年开始调查云南罗平县的傣语，调查后完成报告《罗平水户语》。1943年2月，邢公畹和黎国彬接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任务，结伴前往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回到昆明后，先后完成《漠沙花腰摆夷语》、《元江水摆夷语》等调查报告。高华年毕业前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学部学习。1942年，他到昆明附近的核桃箐村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昆明黑彝语研究》，由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同年他完成了《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黎国彬于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习。1941年曾随曾昭抡教授步行考察大凉山。1942年，他写出《论云南省路南县撒尼族和阿西族的体质特征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此后加入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调查员。1943年黎国彬进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进行调查，最终完成《摆夷<傣族>的人文地理》，并于1947年在《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上发表。
陶云逵和他领导下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注重把文献记载与少数民族的具体社会现象比照进行研究，从中发现新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同时，他强调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考察纵向历史发展变化、研究历史传统，从丰富的史料中搜求大量民族学材料。这与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三）抗战时期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
吴文藻于1938年离开了燕京大学，前往云南大学担任中英庚款人类学讲座课程教授。同年秋天，他在燕大的学生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加入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工作。1939年，吴文藻受燕京大学委托在昆明建立了“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为避战乱，工作站迁到了呈贡县的魁星阁，这是一座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进行重修的三层小楼。从此直到1945年9月工作站迁回昆明，“魁阁”在六年的时间里面为研究室的师生提供了教学，研究和生活的空间。在1940年吴文藻离开昆明之后，费孝通成为这个工作站的负责人。“魁阁”是一个“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是一所培育社会学家的特别的“研究院”，它营造了亲密、热烈和坦诚的空气，成就了战时中国最有活力的社会学群体之一。
1940年，吴文藻在他创下的“社会学丛刊”的《总序》当中，总结了战前“燕京学派”的学术思路，明确提出了“社会学之中国化”的主张。从1940 年到1945年，在“魁阁”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先后有十几位，包括陶云逵、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许烺光、李有义、胡庆钧、张宗颖、王康等。不到40岁的费孝通是这个优秀学术团体的核心和灵魂。学者们密切合作，为解决怎样建设中国的问题而进行深入实际的调研。同时，始于战前燕京学派的“类型比较”的方法在“魁阁”的学术实践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学者们打开了社区研究的范围，积极进入到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基层社区管理、少数民族历史现状和风俗、城乡关系的变迁、小农经济社会传统和现代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
“魁阁”主持第一个研究类型，是农村的社会经济调查。1938-1942年，费孝通与他的学生张之毅（1914-1987）相继调查了云南禄丰的大北厂村（禄村）、易门的李珍庄村（易村）和玉溪的中卫村（玉村）。在这一研究系列的基础上，费孝通撰写了《禄村农田》，张之毅撰写了《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前两部著作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费孝通访美时，又将这几部著作编译为Earthbound China—书。194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中。此书的中文本，经作者修改加工，199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云南三村》。
1940年，刚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史国衡加入了“魁阁”。8月25日至11月10日，在费孝通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史国衡先生进驻昆明郊区新创立的一个国营兵工厂，与工厂工人同吃同住，对全厂五百多工人中的三分之一做了访谈和记录。1942年，史国衡先生对昆厂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写成《昆厂劳工》一书，并以油印本的形式面世。本书详细描述了昆厂工人的来源和入厂目的、工作态度和效率、工资、消费和福利，深入分析了工人内部的社会关系，提出了“以广义的工业教育来补救社会教育之不足”的主张。和张之毅一起进入“魁阁”的田汝康的第一个调查作品，《内地女工》被收入本书的附录。费孝通和许烺光将《昆厂劳工》译为英文本，题为“中国进入机器时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该书由吴文藻教授作序，哈佛大学埃尔顿•梅岳（Elton Mayo）教授为其写了编者按语，同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将《昆厂劳工》作为吴文藻创立的“社会学丛刊”之一种在国内出版。
1939年至1944年间，费孝通的同事李有义一直在“魁阁”社会学工作站进行研究和学习。他根据自己在路南县撒尼族地区所做的社区经济结构的调查，写成专著《汉夷杂区经济》（油印本，原稿存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该书对路南县尾村的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并呈现了政治、文化、宗教、家庭同经济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1944年，吴文藻先生推荐李有义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工作。李先生的主管业务有两项，一是宗教，二是教育，此外还捎带管一点社会事务。李先生认为，在藏族社会进行实地调查，能够使他在文化人类学专业内拓展一个更好的实践区域。因此，从1944年8月开始，他借在拉萨的工作之便开始做西藏田野调查。李有义先生一边学习藏文，一边适应藏地的生活方式，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间走访了西藏一千余座大小寺院，跨过十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山，写下约20万字的考察笔记。虽然这批田野笔记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付之一炬，但是三年多的西藏调查开拓了他藏学研究的视野，并为他此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后，李有义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西藏问题之分析》（1948）、《西藏的活佛》（1948）、《西藏的封建制度》（1950）、《今日的西藏》（1951）、《一千五百年来的汉藏关系》（1952）等，增进了人们对西藏社会的了解和藏地文化的传播。
1940年，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田汝康加入了“魁阁”，在和史国衡一起完成了昆明一家纺织厂的调查之后，田汝康在1940年冬天赶往滇缅边境的芒市，在那目寨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社会调查，这是他在最为人所知的田野工作。这项研究虽然最初的动机是类似夸富宴这样的经济行为考察，但田汝康对芒市傣族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摆”的强烈兴趣引导他走出了另一个独特的民族志道路。《摆夷的摆》被收入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第四种，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于1946年出版，书名改为《芒市边民的摆》。在赴英国留学就，田汝康以这项研究为基础写成博士论文，在1948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1941年10月，从西南联大毕业的谷苞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转到了“魁阁”，继续他的研究。在深受费孝通学问影响的谷苞于1941至1942年间，用三个月时间在呈贡县南面的化城镇做了村乡传统组织的调查，次年又进行了一次复查，在两次调查基础上写成《化城村乡的传统组织》一书。书中部分内容以《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一个社区行政的实地研究》为题，刊发于昆明市1943年《自由论坛》。除此之外，谷先生还完成了多篇相关的研究，如《村落与保的编制》（1942），《论保甲与行政效率》（1943），以及《论新政与财政》（1944）。1944年9月，谷先生返回家乡兰州，在国立甘肃学院，亦即后来的国立兰州大学任教，开设社会学和民族学课程。1946年，谷先生利用半年多的时间于洮河流域及白龙江上游的藏族农村、牧区中进行社会调查，并写成了《卓尼的土司制度》等多篇文章及调查报告。1948年秋，谷先生参与了由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组建的甘肃社会调查组，深入到山丹、秦安、会宁等县的三个自然村进行社会调查。谷先生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写作完成的《河西一一农民的地狱》（1948）、《河西农村的崩溃》（1948）等文章，一经刊发便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和费孝通一样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以The Functioning of a North China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受费孝通之邀到云南大学任教，并进入费孝通主持的魁阁从事研究工作。1941年转至华中大学执教。1942年，许烺光重回云南大学，并在费孝通访美期间担任魁阁工作站的代理站长。许烺光在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及1943年7月至9月，前后两次深入大理喜洲（西镇），对西镇居住的农民家庭的生活习俗及宗教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写成了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一书（《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1948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的胡庆钧在1945年被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聘为讲师，负责讲授人类学课程，同年即加入由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工作站，随费孝通先生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至1947年的寒暑假，胡庆钧在云南省呈贡县龙街乡的大河口村（河村）和中卫乡的安江村（安村）进行基层地方权力结构的调查。他依据对这两地的调查写成报告《云南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在魁阁的“席明纳”上作了汇报。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以《论保长》、《农村绅士的合作与冲突》、《衙门与绅士之间》、《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绅士与农民》、《传统农村的社会流动》、《论乡约》、《论绅权》等以单篇文章形式发表于《观察》、《世纪评论》、《新路周刊》等刊物。其中，《论保长》、《论乡约》、《论绅权》三篇后收入费孝通、吴晗等著的《皇权与绅权》一书。胡庆钧晚年将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呈贡两村和四川叙永地区进行调查的资料整理、修改，辑于《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一书，于2006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印出版。
作为魁阁成员之一的瞿同祖并没有走向“田野”，而是继承了燕京学派中由吴文藻、杨开道开启的历史研究脉络，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从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出发，探讨对中国社会与文明的理论理解。这构成了燕京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传统，与前述社区田野调查和边疆民族研究相辅相成。1944年，瞿同祖将上课讲稿进行整理扩充，写成著名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为庆祝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写成重要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1961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1981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
从成都到昆明，从华西坝到“魁阁”，从细密的人口调查到险奇的民族志之路，从川峦纵横的川滇和康藏边区到昆明郊区的工厂，抗战期间的西南没有束缚中国社会学者的抱负和想象力。国难的岁月激发了青年学人的责任感，也把他们推向了此前社会学不曾想象的广阔田野。亲密而又紧张的魁阁可以说是社会学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兴起于战前的 “社区研究”，而师生之间的戮力同心更见证了社会学以田野为课堂的教育精神。被战火淬炼的燕京学派和它矢志不忘的“中国化”理想坚强地完成了学问和精神的传递，为社会学走向中国的未来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