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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国家的学术机构为避敌锋大批进行西移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于19379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4月又西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也在1941年被日军强行关闭之后,在四川成都复校。

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运动因全面侵华而宣告结束,如火如荼的社会调查运动也因学术机构的南迁而被迫中断。国难当头,中国的社会学人沿着社会学本土化的方向,继续艰难地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一方面他们在后方坚持进行社会调查、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以“社区研究”为核心的燕京学派;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策划“蒙满独立”,中国出现了的边疆危机,以吴文藻为首的的学者随之掀起边疆政治研究热潮。研究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传统在这时受到了空前的强调和重视。

吴文藻先生于1938年离开北平的燕京大学,赴云南大学担任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和研究工作,组建“魁阁”;燕京大学留守北平继续完成未竟的使命,后于1942年迁往四川成都。社会学的火种在西南川滇两省中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北大社会学系在逆境之下,艰难成长。

(一)抗战时期燕大社会学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最终决定燕大暂不迁往后方,而继续留守北平。他在燕大升起星条旗、并在大门口贴上公告不允许日军进入,以此保卫校园里暂时的平静和安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方也不再顾忌美方反应,在战争爆发当天闯入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司徒雷登被关押,社会学系的赵承信也在逮捕之列。混乱的局势之下,燕大师生决定内迁。燕京大学临时学校于1942年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南迁前后的燕京大学,苦心坚持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为抗战时的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继之才。社会学系亦如是,燕大南迁后边政学研究作出卓著贡献都为燕大精神写下了最有力的注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积极策划满蒙独立,边疆问题成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危机,边政学一跃成为“显学”。吴文藻相继在《边政公论》上撰写发刊词并发表“边政学发凡”等文,明确提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建立边政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论的,二是实用的,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学科速速发达,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寻源,探求法则。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这是边政学在实践上的功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燕大,逮捕了包括陆志韦校长、赵承信教授在内的一批教师和学生,燕京大学被迫南迁。翌年,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和华西大学合署办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宝任代理校长。燕京大学的加入,使得成都华西坝的高校南迁达到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迁到成都华西坝上的外地高校除了有燕京大学之外,还有有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及其护士专科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等。这些高校基本采取与华西大学联合办学的方式,以解决当时经费、师资、校舍与设备方面的困难。华西大学一方面为内迁的院校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集中和互用了教师及学术资源,使得华西各学校教学与科研水平都得到了应有的提升。

人类学方面知名学者如李安宅、柯象峰、马长寿、林耀华、徐益棠、李有义、陈永龄等齐聚四川华西坝,为此一阶段华西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安宅于1941年来到成都,兼任燕京大学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在李安宅的推动之下,华西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这一专门人类学研究机构,依托于该机构,边疆研究尤其是康藏地区(今学术界所谓“藏彝走廊”地区)的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其他几位学者也在当时的四川、西康两省藏、彝、羌、苗等民族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考察,并写出一批标志性的专著。例如,林耀华的《凉山夷家》、《康北藏民》、《四土嘉戎》,马长寿的《嘉戎民族社会史》、《钵教源流》和《凉山罗夷考察报告》、李有义的《杂谷脑的汉藏贸易》和《杂谷脑喇嘛寺的经济教育组织》等,这都是那时田野调查研究的珍贵成果。

在战火烽烟的岁月之中,学者们不畏艰难、身体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促进了时人对于边疆社会民情的了解,也为我们留下了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1.林耀华与边政研究

1940年,林耀华先生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41年携妻回国并投入到边政研究当中。是年底,林耀华辗转昆明,加入其师吴文藻创办的燕京—云南大学田野工作站——魁阁。1943年,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任职的吴文藻先生为拓展边政研究,特召林先生取道重庆出掌成都燕大社会学系。林耀华在中国抗建垦殖社、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哈佛一燕京学社三个机构资助下,在教学之余,连年暑假考察凉山彝族(1943)、康北藏族(1944)和川康北界嘉戎藏族(1945),为战时的边政研究做出了卓著贡献。

事实上,林耀华对于边民的研究旨趣在美国留学时期,便展现了出来。《贵州苗民》是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但这篇论文主要是基于历史文献进行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进行相关的田野调查。这篇论文也为他后续的民族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学术机构的支持之下,林耀华的研究兴趣得以付诸实践。

1943年夏,林耀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不畏艰险,深入大小凉山彝族地区87天,以小凉山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并根据考察写成《凉山夷家》,第一次用人类学的方法对于凉山彝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澄清了人们对于凉山彝族族源的误解,揭开了彝人的神秘面纱。

1944年夏,林耀华继续践行学术理想,趁暑假赴西康北部往返三千余里,前后费时两个半月,调查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藏民。他以甘孜以北的绒擦沟为比较深入考察区域,曾亲自登门调查50户藏民家庭,对当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民族志著作《康北藏民》写成后未能刊印,其后发表了调查报告《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

1945年夏,林耀华又带领其研究生兼职助教陈永龄对于川康北部交界地区嘉戎(今为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行程两千余里,重点地区为理县北部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等四土司地和理县以西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发表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论文并集成了《四土嘉戎》书稿。此书稿在解放前夕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却因时局骤变而失踪;林耀华先生自存的复写底稿也于年动乱中散落,酿成学界恨事。陈永龄依据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

林耀华在西南一隅,以学者的热情和审慎为边疆研究、为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边疆社会做出了卓著贡献。

    2.马长寿与边政研究

马长寿先生于1933年由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以后留校任教。1936年,他转入当时设在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马先生任职于民族部。

为了开展对四川民族的研究并搜集民族文物,中央博物院成立了四川民族考察团,由马长寿、赵志诚、李开泽三人组成,马长寿是这一团体的核心。考察团于1937123日抵达凉山的屏山县城,直至617日才离开汉源县城,深入凉山彝区,考察凉山彝族的历史与现状,共停留145天,时间之长,是当时绝无仅有的。是年秋,在返回成都稍作休整之后,马长寿一行人再次踏上民族考察之路,对四川北部的藏、羌地区进行调查,直至年底才返回成都。在整理资料之后,马长寿发现现存资料仍有欠缺,便又率考察团于193912月再次深入凉山越西县田坝彝区一带进行调查,历史115天。在马长寿先生返回成都之后,开始着手撰写《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并邀请越西县彝族学人共同进行探讨、研究。1940年底,该报告初稿完成。

1941年,马长寿先生又在凌纯声率领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合组的川康民族考察团中任专员,赴四川西北以及西康东北部藏、羌地区进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考察。之后,他一直在因抗战南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1946年春因抗战胜利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

马长寿不仅对“藏彝走廊”中一些主要民族,如羌、藏、彝等民族及其民系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做过大量而深入细致的田野实地调查研究,而且还撰写了一批有着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从而开启了人们对这一地区诸多民族的重新认识。

    3.李安宅与华西边疆研究所

1910年在成都建立的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学”),在建校不久即进行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并建立了以人类学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部,1922年又在该校成立以人类学为重点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并出版发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李安宅于1941年受聘为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1942年兼任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翌年,在他的推动之下,华西边疆研究所得以建立。在当时的战时环境之下,高校南迁之后,怀抱着民族理想和学术热情的优秀学者们齐聚华西坝,该系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尤其是边疆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

1934年,李安宅先后赴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人类学,1937年李安宅回国,并继续任教于燕京大学。1938年,他偕夫人于式玉赴甘肃南部藏区的拉卜楞寺,为期3年之久,对藏族宗教进行了全面而细致地考察,后用英文撰成《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一书。

1941年李安宅离开拉卜楞寺,来到华西坝,兼任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两校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和教授。他一边从事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一边着手筹建一个专门的人类学研究机构。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在李安宅的推动下成立。华西大学校长兼任所长,李安宅任副所长主持工作。华西边疆研究所以藏彝走廊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聘任了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为主研人员,其中任、谢、刘等几位先生都是当时有名康藏研究专家,再加上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的冯汉骥、罗荣宗、蒋旨昂以及后来聘请的郑德坤等人类学专家,研究实力十分强大。华大边疆研究所与社会学系多次邀请专家举办学术讲座,葛维汉、戴谦和、李安宅、林耀华、冯汉骥均是主讲人员。

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成员其后赴川西北黑水地区和西康北部德格一带进行藏、羌民族的田野实地考察。经过这一时期的考察,李安宅撰写出《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喇嘛教萨迦派》与《苯教——说藏语人民的魔力般的宗教信仰》,任乃强撰《德格土司世谱》与《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当时田野考察研究的成果还包括蒋旨昂的《黑水社区政治》,于式玉的《麻窝衙门》与《黑水民风》等,这些都是填补当时人类学调研空白之作。华西边疆研究所还出版了谢国安、刘立千等人的藏文汉译名著《藏王世系明鉴》、《玛巴译师传》、《弥拉热巴大师传》及《印藏佛教源流史》和玉文华搜集整理的《西北民歌》等。

1945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华西坝上的许多因抗战内迁的高校陆续迁回,对华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由于华西人类学已形成自身优势,故该学科仍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当时华西各人类学机构仍继续从事各自的教学和研究。1946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由于多种原因而停办,此后,由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同仁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立在成都成立了康藏研究社,并创办《康藏研究月刊》。此刊物从该年直到1949年,共出版了29期,在人类学界有较大影响。

费孝通曾说:“我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要怎样建立一个国家,在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这番话是战时依旧坚守教学和研究岗位的学者们的最好注解。

烽火连天,弦歌不辍。学人们不能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却坚持在后方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小心维护着社会学的火种,抗战时期的华西坝见证了国家的灾难也见证了学者们的铮铮铁骨,正是因为他们的苦心坚守与积累,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才得以艰难地长成今天的模样。

(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社会学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社会学系与历史学系合并为历史社会学系,属文学院。19384月又西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从193854日开始上课到194654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维持了八年时间。

随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联大社会学系也重新组建起来。19406月两系分别独立成系,由陈达教授任社会学系系主任,仍属文学院;1941年起改属法商学院。19438月,陈达辞去系主任之职,由潘光旦教授继任,直到三校复员。其间仅19459月,因潘光旦赴渝,由吴泽霖暂代。在西南联大期间,该系前后九届,共毕业91人。在西南联大的八年期间,社会学者们组建社会学系,继续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同时也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机构,开展一系列具有开拓性质的调查工作,取得了一批在国际社会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即“魁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1939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在呈贡县的魁星阁成立。魁阁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进行重修,这座三层小楼为研究室成员的办公和彼此间的讨论提供了便利。同年,清华大学的陈达先生主持的西南联大国情普查所也在呈贡县的文庙驻扎下来。“魁阁”研究所坚持“社区研究”的类型比较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工作。“文庙”普查所则实验了现代的人口普查方法,他们以云南省呈贡县及其附近区域为研究对象,以人口普查为方法,在呈贡县实现了第一次以县为单位科学的现代人口普查。西南联大社会学研究的点滴积累,为此后社会学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强劲而鲜活的动力。

    1.魁阁与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

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文藻于1938年离开了燕京大学,前往云南大学担任中英庚款人类学讲座课程教授,组织了燕大与云大“合作研究所”。同年秋天,他在燕大的学生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加入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次年,吴文藻受燕京大学委托在昆明建立了“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在1940年吴文藻离开昆明之后,费孝通成为燕大-云大社会学工作站的负责人。19459月工作站迁回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校本部,历时六年。

1940 年到1945年,在“魁阁”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先后有十几位,包括陶云逵、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许烺光、李有义、胡庆钧、谷苞、张宗颖、王康等。费孝通是这个优秀学术团体的核心和灵魂:他与学者们密切合作,为解决怎样建设中国的问题而进行深入实际的调研;同时,他践行吴文藻的理念,将魁阁作为“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指导学术青年各自选择一些题目和适当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学者们运用类型比较的方法,对诸如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基层社区管理、少数民族历史现状和风俗、城乡关系的变迁、小农经济社会传统和现代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开展专题调查研究。

魁阁主持第一个研究类型,是农村的社会经济调查。1938-1942年,费孝通与他的学生张之毅相继调查了云南禄丰的大北厂村(禄村)、易门的李珍庄村(易村)和玉溪的中卫村(玉村)。在这一研究系列的基础上,费孝通撰写了《禄村农田》,张之毅撰写了《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前两部著作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费孝通访美时,又将这几部著作编译为Earthbound China—书。194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中。此书的中文本,经作者修改加工,199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云南三村》。

费孝通的另一名学生史国衡于1940年到昆明一家约五百人的国营军需厂进行企业调查,在此调查基础上写成《昆厂劳工》一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田汝康的早期作品《内地劳工》被收入本书的附录。费孝通在美国访问时将该书译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1944年在美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史国衡还撰写有《个旧锡业矿工生活》等论著。

李有义曾在1939年秋到路南尾村开展为期半年多的实地调查,对汉夷经济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写成《汉夷杂区经济》一书,由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油印出版。

1940年进入“魁阁”的田汝康在当年8月就赴昆明一家纺织厂进行社会调查,并写成《内地女工》这一调查报告。但田在云南最为知名的田野工作,则凝聚在他对地方信仰的民族志考察当中。 1940年冬,田汝康赴云南省芒市那目寨进行为期五个月的社会调查,详细调研了芒市傣族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摆”,写成《芒市边民的摆》一书,1946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田汝康以这项研究为基础写成博士论文,在1948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2008年,《芒市边民的摆》被收入“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深受费孝通学问影响的谷苞于19411942年,用三个月时间在呈贡32个村落进行地方行政调研,1946年由社会学研究室油印出版了《化城乡地方行政》。

另一项“魁阁”时期民族志的代表工作出自人类学家许烺光之手。许烺光在19417月至19426月及19437月至9月,前后两次深入大理喜洲(西镇),对西镇居住的农民家庭的生活习俗及宗教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写成了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1948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潘光旦影响下进入民族史学研究的胡庆钧在云南滇池地区开展了基层社会机构的调研结果。这段经历成为当时还是本科生的胡庆钧进行民族史研究的第一次田野工作。2006年,胡的工作经过整理并以《滇东汉村》之名,编入其《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一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为魁阁成员的瞿同祖并没有走向“田野”,而是运用传统的治史方法,于1944年写成《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1981年在中华书局重印出版。

事实上,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他们从事实地调查的实践和研究成果,非常有效地推进了兴起于战前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为社会学学科建设和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

附表:魁阁工作人员信息表(部分)

姓名

毕业高校

专著

留学(讲学)高校

建国后工作

费孝通

清华大学

《云南三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许烺光

沪江大学

《祖荫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美国西北大学

张之毅

西南联大

《云南三村》

美国斯坦福大学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田汝康

西南联大

《芒市边民的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历史系

李有义

燕京大学

《汉夷杂区经济》

美国南加州大学等

社科院

谷苞

西南联大

《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组织》

-

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社科院等

史国衡

西南联大

《中国进入机器时代》

美国哈佛大学

清华大学图书馆

胡庆钧

西南联大

《呈贡基层权力结构》

-

清华大学、社科院

陶云逵

南开大学

《纳苏宗教与巫术调查》

德国柏林大学、汉堡大学

-

袁方

西南联大

《昆明城市化》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瞿同祖

燕京大学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员)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2.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

中国西南的民族社会研究吸引了许多一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成为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发展和文化自觉的重要领域。“魁阁”的重要成员之一陶云逵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早期中国人类学将体质分析和文化考察融为一体的重要作品。1933年陶云逵从德国留学归来,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5年,陶云逵到滇缅沿边地区对云南傣族、傈傈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取得10多万字的调查资料,先后撰写了《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人口之估计》、《摆夷族之生育》、《关于磨沙之名称分布与迁移》和《磨沙族之羊骨卜及肥卜》等论著和调查报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陶云逵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0年底兼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42年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开设“体质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等课程。

同年6月,陶云逵、冯文潜等教授正式创办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由陶云逵任主任。陶云逵将研究室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这个研究室汇集了邢公畹、高华年、黎国彬等一批年轻学者。陶云逵和研究室同仁从昆明出发,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西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展开调查工作。1943年,陶云逵又带领研究室同仁利用8个月时间对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开展调查,如思普沿边茶叶、澜沧江河谷地区土地利用、彝族社会组织等问题。他们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历史语言,并收集了许多文物和文献。陶云逵在研究边疆社会时,注重把文献记载与少数民族的具体社会现象比照进行研究,从中发现新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同时,他强调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考察纵向历史发展变化、研究历史传统,从丰富的史料中搜求大量民族学材料。这与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这一时期,陶云逵还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学术刊物,该刊物不仅成为西南联大科研的阵地,也是西南地区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著名学者,如罗常培、闻一多、向达、游国恩、罗庸等论学的场所。《边疆人文》自1943年至1946年在昆明油印三刊三卷,计18期,发表论文31篇,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学术刊物。

邢公畹于19428月抵达昆明,参加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他于同年开始调查云南罗平县的傣语,调查后完成报告《罗平水户语》。19432月,邢公畹和黎国彬接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任务,结伴前往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回到昆明后,先后完成《漠沙花腰摆夷语》、《元江水摆夷语》等调查报告。

高华年毕业前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学部学习。1942年,他到昆明附近的核桃箐村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昆明黑彝语研究》,由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同年他完成了《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

黎国彬于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习。1941年曾随曾昭抡教授步行考察大凉山。1942年,他写出《论云南省路南县撒尼族和阿西族的体质特征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此后,他在陶云逵教授的聘请下,他成为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调查员。1943年黎国彬进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进行调查,最终完成《摆夷<傣族>的人文地理》,并于1947年在《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上发表。

     3.文庙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是在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基础上组建的,于西南联大迁入昆明后的1938  8 月成立,由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组主任,戴世光任统计组主任。并有教员倪因心、戴振东、苏汝江、周荣德,助教罗振庵、何其拔、廖宝昀、郑尧、史国衡、陈旭人、谷苞、黎宗献等 14 人先后在所内参与工作。1939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迁入文庙。1946 年,国情普查研究所返回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校本部。

 1946 年北返前,国情普查研究所先后出版调查报告4种,研究报告5种,专著1部,论文至少26篇等多种研究成果,尤其是陈达的《现代中国人口》,该书既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旧中国现代人口普查工作的实验总结。文中利用呈贡县及环滇池区域的人口普查、人事登记所得性别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来进行全国人口研究,补充了国内外学术界单凭估计之数据来进行人口分析的不足。这些成果达200万字,涉及人口、社会、农业、经济的各方面,是社会学中国化中的重要成果。其在当时的直接贡献还表现在,所编制了呈贡县人口的壮丁人数、年龄分配、教育程度、职业、废疾人口等详细的人口学统计表,为国民政府征兵、云南地方社会建设及其他户籍行政方面提供了科学实在的人口学数字依据。19467月,该书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全文发表,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和重视。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开创工作不仅在数据,也在方法。梅贻琦校长对此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目的不在普查本身,而在普查方法的研究,务求其简洁精当,省费可靠;研究而有得,就把所得的交给国家,供国家实行普查时的参考采择”。在陈达先生的领导下,国情普查所开启了现代科学人口及农业普查、人事及户籍登记方法的创新。在1939-1941年的《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中,开篇即提出“本研 究是对于人口普查找寻适当方法的尝试,此种方法至少须包下列部分:(甲)人口资料的搜集,(乙)人口资料的整理,(丙)人口资料的分析。”此三部分就是方法试验的主要贡献:一是资料搜集方法的试验,国情普查研究所率先对学术界的这种认识进行了纠正,并根据我国农业社会的特殊性选择农闲时作为普查日。二是调查项目的选择,呈贡县人口普查的10个项目:姓名、与户长的关系、通常住所、籍贯、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包括行业与职务)及废疾,陈达认为这 10 项最能反映中国人口国情,项目太简单则难以有充足的资料做人口及其相关研究,太多则调查时费时费力且错误会增多。三是我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呈贡县的人口普查与农业普查同时进行, 是全面认识中国国情的突破。这些经过实验的人口普查方法,在国民政府制定195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中,基本全部采用,并为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借鉴。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成果为当时云南社会发展提供了实证性的资料,为中国现代人口普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集体合作的社会普查之外,国庆普查所的学者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各自的社会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并未局限在人口调查,在主题上和魁阁有很密切的呼应。19412月,吴泽霖应聘担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开始调查民族问题。1940年完成了《炉山黑苗的生活》。19438月,他到云南丽江县纳西族地区进行调查,完成了《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一文,刊于1945年《边政公论》上。

李景汉在1944年根据其实地调查完成《摆夷人民之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认真分析“摆夷”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况,另写有《凉山罗罗之氏族组织》,对凉山彝族的家支、氏族组织等进行了系统探讨。

西南联大学人以学术报国、振兴中华为己任,为北大社会学和中国学术的薪火相传留下了珍贵的遗产,顽强地保存了战后中国学术复兴的火种。西南联大的社会学同西南联大的命运一样,在中国大学教育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写,“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赋,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这种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正是西南联大精神的体现,也是自强不息的中国大学精神力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