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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大社会学之发端(1918-1935)

 

1916年,北京大学在国内首设社会学班,邀请1915年被聘至北大法制史的康宝忠讲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1928年,曾执掌北大的蔡元培在刚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将社会科学研究所确立为首批成立的几个研究机构之一。从此,社会学在中国各主要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中开始生根一起成长。从国立大学到教会大学,社会学在不同的教育与研究体系中的成长,深刻体现了早期中国社会学人致力于重新研究中国社会与文明传统的共同抱负与努力。在20世纪早期社会学学科化的努力中,首创社会学系的燕京大学开始以社会学中国化为宗旨,开创出独特的社会学燕京学派。

1918年,时任北大哲学教授的陶孟和在《新青年》上发表《社会调查》一文,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首倡实地社会调查的学风。以陶孟和,许仕廉,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人试图通过调查和社区观察来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20年代促成了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第一拨实地调查的高潮。

与社会调查相呼应的是社区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蓬勃开展。燕大社会学家吴文藻综合英美社会学的传统,以“社区研究”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开端。这一努力和曾任教北大哲学的梁漱溟先生倡导的乡村建设风潮从两个最重要的面向影响了当时的“社区研究”。

蓬勃开展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为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提供了深入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开始接受社会学的熏陶。日后为北大社会学奠定学术根基的费孝通,瞿同祖,李安宅,林耀华等诸先生,也正是在开风气之先的燕京大学培养了社会学的旨趣。

(一)社会学学科的创设

1919年燕京大学在北平成立时,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即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社会学系,步济时成为首任系主任,而6名教师均为美国人,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学系之一。燕大社会学系从1924年开始陆续聘任中国社会学者。许仕廉,李景汉,严景耀等陆续在19241925年进入燕大社会学系执教。20年代末,言心哲,杨开道,吴文藻也受聘燕京大学。

1926年,许仕廉成为燕大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并在次年创办《社会学界》年刊。此后,燕大社会学与中国其他较早开展社会学教育与研究的大学有了更多的交流和共识。1930年,许仕廉联合陶孟和、陈达等学者发起倡议,将1928年冬由孙本文,吴泽霖和吴景超等在上海成立的“东南社会学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学社”,并继续其刊物《社会学刊》。19302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孙本文当选为正理事,许仕廉任副理事,吴景超任书记。《社会学刊》自1930年始,成为中国社会学社刊。

(二)社会“试验区”与乡村建设

19287月,在上海的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兼授社会学的杨开道被他中学同学许仕廉聘到燕大社会学系做副教授。同年,杨开道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下开始主持河北清河镇调查。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从事社区研究,并将之与社会改良事业结合起来的开端。

两年后,许仕廉和杨开道一起,将清河镇的社会调查扩大为燕大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试验区”,逐步将清河镇周围四十村纳入,开展农村小额贷款、妇女儿童工作等复兴乡村经济和社会的计划。燕大此举旨在通过社会学的田野工作,为改造这样一个传统的北方小城区做出实质的探索。许仕廉与杨开道、赵承信、黄迪等人共同组织学生到清河镇调查。在创办试验区的同时,杨开道与许仕廉合作完成《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就在杨开道聘入燕大的同时,比他早两年去燕大社会学教书的李景汉出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主任,并应晏阳初之邀赴定县进行农村调查。成立于1923年的“平教会”由和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晏阳初任干事长。1926 年秋,在定县翟城村士绅米迪刚的支持下,平教会将定县辟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华北实验区”。在李景汉加入之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家冯锐和熟悉中国社会调查的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Gamble)一起,制定了《乡村社会调查大纲》,在定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预调查。李景汉的加入,极大地推进了乡村调查在定县的开展。在定县的调查经历,是学习统计分析出身的李景汉将他此前在北平获得的社会调查经验与包含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社区”观察结合起来的契机。尤其难得的是,李景汉在定县实施的调查不但有精确的统计资料,而且充分利用了中国地方志的格局,对于民风礼仪、习俗信仰等都有详细且生动的记录。

5年后,李景汉的著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尽管在此之前,李景汉已经有两部关于北平社会调查的著作出版(1925年和1929年),但他对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无疑还是这本将乡村建设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的大部头著作(828 页,17章,314 张表格,68 帧照片)。

从清河到定县,燕大社会学思路始终是各种社会“试验区”运作的核心力量。而燕大社会学自许仕廉时代开始的这种社区研究,无疑和梁漱溟、晏阳初在中国北方倡导的乡村建设的思路有着颇有深意的呼应。杨开道1930年起即应梁漱溟之邀在暑期赴邹平讲学。此外,他谋求乡建派内部声气联合,于19337月,参与筹备发起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会议。1936年,杨氏和南开大学的何廉受洛克菲勒基金会之托,联络平教会、燕京、南开、清华、金陵四所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乡村建设协进会”,推晏阳初为主席、梁耀祖为副主席,何廉为研究部主任,杨开道本人为实验区主任。实验区设于山东济宁,并成立了“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至1937年秋,杨开道携燕大师生在济宁进行了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

(三)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

燕大社会学在20年代末开始的社区试验,在下一个十年向着社区研究的方向发生了改变,而主导这一深刻变化的,是燕大社会学史上最重要的导师吴文藻先生。吴文藻对社区研究,有着很明白的概念和鲜明的倾向,即“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这个说法的背后,是他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和英国的人类学中“社区”的思考。

1931年和1935年的秋天,时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布朗教授(A.R. Radcliff-Brown)先后到燕京大学授课。吴文藻在《帕克社会学论文集》的序言中总结了帕克教授的贡献,认为有四,一是促成了芝大社会学系的发展,二是形成了社会学上的主要概念:竞争、冲突、顺应与同化。三是开辟了都市社会学,认为都市为文明发源之地,近代人及近代社会的问题根本是都市社会问题。第四,帕克发挥了人文区位学的观点及研究法。虽然帕克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都市社区”,但吴文藻指出说,当帕克来到中国之后便立刻觉得中国社会学者除了研究都市生活、殖民社会、边疆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问题以外,还应该集中精力来研究乡村社区。

吴文藻在《社会学界》第九卷《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中发表了《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在此文中,吴文藻总结了布朗的学术贡献,尤其提到了他促成社会学与人类学重新联在一起,成为合一的东西。布朗的功能学派的观点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比较方法也并非由各民族地区所搜集的表面上相类似的风俗进行简单排列比较,而是要么对同时段的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比较,要么是分析同一社区的内外的关系结构,及正在发生的变迁。前者被称为横向的研究,后者被称为纵向的或连绵的研究。吴文藻在此篇文中表明,电邀布朗来华讲学也有布朗想要将中国现代社区研究变成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这一层原因。吴文藻说,“头两次由他[布朗]主讲,他自动地建议了‘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

吴文藻对帕克和布朗的理解与吸收,促成了他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理论关怀和方向的把握。燕大社会学派的社区研究的基调即是在这个过程中奠定的,而吴文藻及其众多学生正是沿着这样的风格开拓了早期中国的社会实地调查工作,如当时的硕士论文,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杨庆堃的《邹平市级研究》等。

在吴文藻的这一影响下,燕大社会学系于19397月开始,在北京清华车站到清河镇大道上的村庄——平郊村,开展新的社区研究工作。这一时段正是燕京大学在正式南迁之前最为困难的时期,由于中日战争的影响,燕大社会学系维系了近十年的清河镇试验区相关工作被迫中断。而吴文藻在1938年业已离开燕京大学,赴云南大学担任中英庚款人类学讲座课程教授。

平郊村当时有住户约有六十家,人口男女共计约三百人。初时,教员与学生一同下乡。由于调查开始时为暑期,同学有充裕的时间下乡;每次下乡一般为一星期四至五次,每次拜访五六个农家。开学后,次数随之减少,但是部分同学为了搜集毕业论文的相关材料,每星期固定下乡一次,教员则每月下乡一次——既为联络村民,也为向学生提供调查的相关指导。到了寒假,本科四年级的同学则搬到乡间居住,夜以继日地与村民来往,以求对村民生活的进一步体验和了解。第一批四年级的同学毕业了,就由新上升的四年级同学继续工作。这些同学在三年级时选修“社会研究法”课程的时候就已经和前辈们平郊区去和村民接触,待到四年级时便可独立拜访农家。

平郊村试验室设立的目的与清河镇试验区颇有不同,在赵承信看来,该试验室有这样三种目的。第一,是对方法的试验。燕大社会学系所要开展的对中国乡村的社区研究分别受到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的影响,前者是对美国都市的研究,后者则主要是集中于对原始部落社区的研究,而在中国所要研究的社区为乡村社区,因此,平郊村就成了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实验场。第二,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实习的机会。这种实习指在接触村民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去学习社会学理论,使学生能够切身体会到社会学的理论并非空想所得,而是社会学家们从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中分析总结出来的。第三,是对中国乡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师生们对平郊村的整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的体验和观察,然后对其分别加以详细的记录、分析与认识。等这些材料搜集好后,就可以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的资料和结论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这对于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还是对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平郊村试验区的经营持续了两年多,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中断。虽然短暂,但平郊村试验区仍然催生了一批学术成果。

 

论文

作者

指导老师

年份

平郊村的庙宇宗教

陈永龄

杨堃

1941

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

虞权

杨堃

1941

平郊某村政治组织

沈兆麟

黄迪

1940

平郊村一个农家的个案研究

韩光远

黄迪

1941

平郊村之乡鸭业

方大慈

黄迪

1941

平郊村农工之分析

蔡公期

不详

1947

平郊村学龄儿童所受的教育

张绪生

林耀华

1948

平郊村一个手工业家庭的研究

杨景行

林耀华

1948

平郊社区妇女研究

詹宝真

雷洁琼

1947

平郊一个社区教育的调查

薛素珍

雷洁琼

1948

 

(四)社会调查的发达

在广义的社区研究之外,社会调查的兴起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另一大事件。而社会调查的发展,同样与北大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曾在哥伦比亚攻读社会学的李景汉所著的《北平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次年,执掌燕大社会学的许仕廉便将李景汉聘为讲师,开设社会调查和统计的课程。

同样是在1926年,执教北大十余年的陶孟和离开北大,开始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设的社会调查部。从1926年到1929年,陶孟和与李景汉合作领导了多次社会调查,发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并指导编撰《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等调查报告。三年合约期满,这个调查部并没有因为和原本的赞助者-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的分离而结束。在胡适的帮助下,陶孟和将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代替调查部顾问委员会。从1929年开始,陶孟和领导下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也在城市的社会经济调查上投入了更多的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等十类。社会调查所最兴盛时,研究人员有30人之多。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过北平工人及小学教员生计调查、北平手工业工人500家调查、平西农村100家调查、山东中兴煤矿工人979户调查、塘沽制碱工人50家生计调查、天津精盐厂工人147家生计调查,还与最早致力于经济史与经济社会分析的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共同承担天津工人200家生计调查。陶孟和十一年前的社会调查宣言,开始在中国的北方慢慢成为社会学的重要事业。陶孟和主持编写了诸如《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社会调查所每年定期出版12期)、《中国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陶孟和则发表了《社会问题》(1929)、《中国劳动生活程度》(1931)等著作。

1934年,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在“九一八事变”后从北平迁往南京的中研院社会科学所合并,新机构仍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称,陶孟和任所长。至此,这个以社会调查事业为己任的研究机构一直留在南京,直到1952年返回北京。

社会调查作为早期中国社会学最主要的实践方式之一,并没有局限在城市经济的领域,进入3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史论战”等重要的思想与政治论证的开展,社会调查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到农村和农业的领域,也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和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

(五)农村与农业调查

无论是社区研究还是社会调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实践都将视野投向了广大的农村。从20年代到抗战爆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吸引了不同政治立场和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的研究思路,也在20世纪上半期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实地调查,有力地形塑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品格。其中的佼佼者,如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1930)与《乡村社区调查》(1931),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5),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等业已突破了之前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局限,对调查区域的历史、地理、人口、婚姻家庭、财产收入与支出、生活程度、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勾勒出中国农村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基本状况。

在早期社会调查的扛鼎之作《定县调查》中,李景汉就触及了农村问题研究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土地。李景汉通过数次调查,特别是1931年定县土地调查,发表了有关土地问题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土地为农业的基础,为生产的根本工具,土地问题足以撼动农村社会的基础。他将土地分配问题划分为三方面:田权所属(即土地所有权)、田产面积及耕田大小。调查显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田产面积与家庭人口数成正比例。李景汉还进一步研究了农家所耕土地面积与家庭人口的关系,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此外,定县的土地问题,除人多地少外,尚呈极分散的状态。不足5亩的小田块占71%。大多数农家的田地都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包括数块,甚至数十块大小不齐的田地。农民的住家多聚居于村落,而不是与所耕种的田地联在一起,因此生产效率极低。总之,尽管李景汉在调查中提出田地的所有和耕种的分配不均,但人口多而土地不足且分散,似乎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农村调查最为显著的成果,则是后来和北大社会学系结下不解之缘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无-保调查)。无-保前后凡四次,时间跨度达70年,开创了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追踪调查的先例。这一系列调查所积累的南、北两地数千农户的家庭经济数据,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热潮中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它由中国学者发起,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首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由经济学家陈翰笙(18972004)发起并组织领导的。陈翰笙在1928年从共产国际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回到国内,1929年调进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在随后的四年间,他先后在华东、华北和华南三个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完成了包括《中国的农村研究》(1931)、《亩的差异》(1930)、《华南农村危机研究》(1936)、《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39)等在内的一系列著作。据陈翰笙晚年回忆,他是“企图通过农村经济调查,了解实际情况,而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中的革命任务”。也就是说,他发起无锡、清苑调查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农村调查,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论证当时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陈翰笙进行社会调查的基本入手点与分析架构,则在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的基础结构”。

实质上,陈翰笙将生产关系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由此来解释当时乡村社会的危机,这在他对公田问题的讨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中国最南端的公田制度,尤其是族田制度,只是加强了垄断者的地位。约有80%的广东农民按他们所属的宗族生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最初就跟族田联系在一起了。广东族田每年的租金高达一亿二千六百万元,如此巨大的租金收入加上其每年的利息,往往使广东的省收入和国家收入的总和得以增加一倍。尽管族田的收入名义上是用于族内公益性事业,但是实际上作为祖产的公田已经化为私有了,为强大宗族的当权者所把持。从这一论证逻辑来看,陈翰笙是在用乡村社会中围绕土地关系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关系来理解其所谓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对乡村社会危机的经济层面的归因。在陈翰笙的分析进路中,先是通过“生活水平”这种单纯经济分化的方式来对乡村社会的不同农民阶层进行区分,并在此基础上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来呈现乡村社会的破败局面,刻画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末乡村破败的历史画面。

农村调查的选点,陈翰笙的设计是以江南、河北和岭南3地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在江南地区的调查地点就是陈翰笙的家乡江苏省无锡县,河北则选在该省中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清苑县。岭南的调查虽在最初的方案之中,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延续下来。

无锡、清苑农村调查于19297-9月首先在江苏无锡展开。调查团由陈翰笙、王寅生领导,共计45人,除以本所社会学组成员作骨干外,还吸收了本县及邻近县籍的大、中学生和小学教员参加。这次调查,首先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个户农户做了挨户调查,然后又调查了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所用调查表主要是由王寅生设计的,分为两种,一种为“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用于农户经济调查;另一种为“江苏无锡分村经济调查表”,用于村经济概况调查。

无锡调查完成后,1930年夏初,陈翰笙又率领社会科学研究所调查团北上,与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到河北省清苑县进行调查,直到当年8月才告结束。在清苑调查进行过程中,陈翰笙写作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一文,对其组织的这次调查所用方法作出说明,指出:当时做的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第一二两种各自独立,第三、四两种则系补充性质”。这里所说的农户调查与村经济等概况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为后来历次无、保调查所沿用。

无锡、清苑的调查材料,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薛暮桥、姜君辰等7人负责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他们又对税捐、田租、币价以及工商业等与农村经济直接相关的情况追溯到近20年来的演变,继续补充材料。经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大量统计分析,最后写成了研究报告。但这个报告未能公开发表。参与调查的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都使用过调查报告的一些材料来支持自己文章的论点。

1935年,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1934)到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培刚在清苑调查户的样本中抽选了3500户,由参加过清苑调查的韩德章陪同,重新到原调查点进行了1个多月的补充调查。根据调查所得,张培刚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这是用这次调查材料撰写的唯一一部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