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宋思明（1903-1986），字智轩，生于直隶省迁安县（今河北省迁安市），幼年时期读私塾，接着到昌黎读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1928年毕业，8月进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1928年，北平协和医院正式建立神经精神科，除开展教学和门诊工作外，还指导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现北京安定医院前身）的医疗业务及学生临床实习工作，标志着中国现代精神医学的开始。1934年，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社会服务部成立，宋思明调任首位主任，其余工作人员也都来自北平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宋思明被迫离开北京，跟随红十字总会南下，为抗战服务。长沙会战期间，宋思明在红十字会伤兵后方医院从事伤残康复工作。据其子宋冠立回忆，宋思明很善于使用社会工作中的个案方法，不仅教会一些残疾伤兵们掌握某种手艺，如缝纫、染纱、制鞋等，并且还聘用技术人员来教伤兵们，使他们可以自谋生计，甚至还可以养家糊口，真正达到了社会工作中助人自助和增能赋权的状态。在此期间，宋思明出版了两本著作，即《医院社会工作》（1944年出版）和《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1944年出版），后者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精神治疗社会工作的专著。

抗战胜利后，宋思明到上海担任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主任，继续从事伤残康复社会工作。上海解放后，1949年8月2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召开特殊教育工作者会议。会议通过筹组全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协会的决议，宋思明等五人被推举为筹备委员。1986年4月，宋思明逝世于上海。 

精神病是社会病态的一种，针对精神病的社会服务工作是重要的。宋思明由实际工作经验出发，总结了服务精神病人的社会工作者应有的特质。这样的个案工作者应具有基本的精神病学基础，具有着充分了解病人生命史与病史的能力，在治疗、服务中使其重新融入社会。

对于精神病人的社会服务工作

宋思明

精神病是社会病态之一种。因为一个家庭里若有了一个精神病人，在物质方面，要有相当的损失，如病人毁坏家常用具，焚烧物件房舍以及治疗的费用。在精神方面能使全家老幼永远悬心，或父子变成路人，夫妻变成仇人。一家的生活秩序无法安定，并且除了病人本家受直接影响外，亲戚邻右也常常不能过安定的日子，因为你不知道病人什么时候，因为变态的心理就会恨上你，对你用报复的手段。有时病人一时发昏，虽然同你未见过面，也许咒骂或伤害你。如前数月报上所登的一个疯人连伤八九人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这样说起来，精神病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社会病态么？所以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忘了精神病这个问题的。而对精神病的社会服务工作也是最需要的。作者本着很浅显的工作经验，提出几点来，向大家讨论。

精神病工作人员应具的条件——精神病与其他的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的病多是关于机能（organic）方面的，病原比较容易找出来，可以对症下药。做这种个案服务工作的人，也较容易下手，精神病虽然有一部分是机能病，可是大多数是功能（functional）反常的关系。在研究病原的时候，如只是坐在实验室，由显微镜底下去找，是不可能的。因此医生、看护、个案工作人、心理学家、职业治疗家必须要分工合作的。医生要检查病人的身体及心理的变态，看护要观察病人的行为，心理学家要测验病人的智力情感及态度等，个案工作人员要探讨病人过去的历史及现在所处的环境，以及致病的原因，然后大家共聚一堂，下一个共同的诊断。

不过一个人的历史与其环境，各人不同。若只千篇一律地写出来，与其他的个案历史，又有什么两样！对于诊断及治疗方面又有什么贡献！所以要想做这种工作，总得对精神病学（Psychiatry）有相当的了解。然后起始去作调查的工作，对每一个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着眼处，所说的去轻就重，就是这个道理。譬如说有两个病人全是因为他太太对他态度不好，使他生了疑心，所以他动手打她。也许他太太本来对他很好，病人忽然拿她当作仇人看待，才打她的，此外还许因为性生活的不满足等等，所以这样工作绝对不是听了一面之词，就算完了的。总得对病人的病状潜心研究，然后按着线索去找，才能有结果出来。不过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先决条件，就是得自己对精神病学有相当认识，然后医生和其他同工的意思，也容易明了，也不致白费功夫，去得那些无用的材料了。

如何写记精神病的社会个案——上面已经说过，在诊断未决定以前，关于病人过去的历史，环境及得病的远因近因，全赖个案服务人去调查的。调查的来源，自然是病人的亲属、朋友、同僚、雇主、师长以及一切与病人有关联的人。

 

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所留的一份患者文件。成立于1921年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是国内最早实现建制化的社会服务机构，本文作者宋思明即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资深工作人员。图片来源：King, M. Marjorie. “The 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 Archiv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28-1951.” The American Archivist 59, no. 3 (1996): 340–49.

 

这与普通其他服务社会工作，仿佛相似。至于我们要问些什么，或按着什么次序来问，这也是一种技术。并没有一定的成规。关于她个人历史方面，我们要在知道在她生产时，有难产的情形或创伤没有？她是否如常地发展起来？如生齿走路，是比普通小孩过迟或过早等，儿童时是否与人合群或独处？入学时智力如何，兴趣如何，离开学校以后是作了什么工作，作多少时候，因何改变的职业？不过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只要写得详细就是了。

最要紧的，还是那些平常人不注意的事情呢。这可就多了，我们可以分两个节段来说。第一个节段是常人时期，也可说是没有犯病时期。第二个节段就是已病时期，可是读者要明白，这样的分法只是为使旁人容易明白，实在说起来，很不容易在这两个中间，划一个清楚的界限的。因为家里人看不出病象的时候，也许是他还没有发作，等到病象已经发作，就许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所以当病人在平常的时候，他的性情、举动、幻想、性感、对事情的反应，遇困难时谋解决的方法，对什么事情发生兴趣，有事常想说出来或常自己闷在心里，是否好疑惑人，或总觉着自己不如人，有什么事情最刺激他，有什么事情让他终日挂在心里，此外他的性生活是否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凡是这些事，都得设法找出来，以作研究并诊断的材料。

等到第二个节段，我们要知道些什么呢？就是病人的家里人，从什么时候，因什么事情，才看出病人与从前有了改变。并且改变的性质又是怎样。是忽然间的呢，还是慢慢的。明白了这些以后，就得把他每次犯病的情形详细记下来，好作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病人从前生过什么病，病的经过如何，也要详细地记述下来，以备医生参考，因为有一部分精神病，是因为疾病才起来的，所以对于这点也应当注意。并且他的家族或亲戚中间，有什么人有过这样病，或其他精神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为这与遗传方面会有关系的。

诊断决定后对于病人的服务工作——精神病既然须从各方面详细地诊查，所以个案工作人员将具体的消息报告给医生，算是服务工作的一部分。自经医生诊断以后，遂开始了治疗的工作。这方面更需要我们来合作了。我们要常常同病人接近，让他把他心里的事情，向我们坦白的说出来，如能替他解决，同时也要观察他的兴趣所近，把他介绍到职业治疗部（Occupational Therapy Department）去作工。这职业治疗部，是近些年来一种新的创设，专门按照各个人的兴趣，给他们一种工作。有专门人才亲身指导，让他把全副的精神都用到工作上去，没有工夫再过那幻想的生活。慢慢地让他的常态恢复过来，使他自己信赖自己。同时也要给他计划相当的娱乐，让他不要仅过那些无味的生活。或隔些日给他们开一个游艺会，最好能让他自己也在里边活动，他也能藉着这个，知道旁人还承认他有相当的能力、地位，一面使他离开现实（reality）太远。

 

宋思明著《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以上不过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总括的说起来，当病人住院的时候我们有两样的重要工作，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团体的。但是我们把两样事作到了，也只可算是工作的起始，最要紧的工作，还是预防他的再犯。为要作这一步工作，第一，经医生认为可以出院的病人，先要同他家人或亲友安排，并且在本院安排，让他负起一点责任来。若医生能让他出外的时候，可按照医生所指定的日期，让他回家里看看，想法子把他心里所受刺激的事情，给他摆布开了。直等到他没有反常的行为时，才正式出院。这个时候更是要紧的时候，先要得着病人的家里人对我们的信仰，能与我们合作，使得病人的家人不再存着畏惧他的态度，让他在家里每日能够有事作，有乐趣，少受外界的刺激，我们更要随时去拜访他，看看有什么不合的地方。

但是每一个家庭，不比一个机关，生活总不能太按着秩序的。还有许多家庭，不是因为经济困难，不能按着我们所劝导的去作，就是家人因为种种关系不能同我们合作。结果病人在假释时期，还许可勉强凑合，等到正式出院以后，环境却是不许可了，或许根本连假释时期，看着都不相宜，那末，个案工作的人员就不得不及早变更方针，看看社会上有什么相宜的社会事业机关，能给这样病人一种工作，然后把病人的实情告诉他们，如蒙收纳，就是一种出路。或者有对这样病人关心的个人也许会帮忙的，现在如比利时、苏格兰、美国纽约市试办的乌尔斯村（Village of Walworth）采用家庭寄养法（Boarding system），虽然政府为病人每月得出一点钱，却也是有一部分个人，对此发生兴趣，才肯收容这样的病人。不过无论如何，个案工作人员对病人出院的安排及随时的拜访，是认定为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步作好了，虽然不能说一定能防他不再犯，至少也会使他犯病的期限不延长的。

做这种工作的几种困难——精神病既是社会问题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但是关于这种病的社会事业，仍然非常幼稚，在我们中国，可说仍在试办期。各国的人情风俗，既然不同，我们又不能把他国所认为成功的技术，完全采用过来，所以遇到困难问题，往往不知如何解决，或是虽有解决的途径，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财源可供利用，结果也是无用的。好在我们中国的家庭，对病人都是很负责的，我们很可以利用这个好点，向前施展，不过要真的使家里人完全认识，也来合作，却非容易的事情，这责任却都在服务人员的肩上了。

作者今日偶阅报章，（现代日报十月二日第四版），言有一疯汉刀伤一命的事情，言此人早染精神病症，哭笑无常，但是亲友却没有注意，结果竟演出这样的惨剧来！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像这样情形的事，不是正多着么？所以在未得病时候，加以预防，如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工作，发现病情以后，早日就医，都是极切要的事情，不过这只是靠着口头来说，是无济于事的。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脚踏实地地作去，只要有了成效，事实就是宣传的最好资料。总之，我们最后盼望，是要一面减轻病人家庭的心理负担，一面逐渐消减社会的病态。

文字编辑：林上

推送编辑：王天行、陈立采

审核：凌鹏

节选文字整理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资料室所藏《社会研究》。为方便阅读，在尊重历史文献原貌的基础上，对部分文章段落进行了重新划分，对部分标点和字词使用进行了调整；所有的修改不损害原意、不改变原文风格、不破坏时代通行表达习惯。编者按根据《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华东理工出版社，2019年）中“导读”篇（王春霞，2018）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