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内容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7级学士系友张好雨、张勇军与刘锐（第二作者）合作撰写的“挑战杯”论文《徘徊在城乡边缘的“候鸟”：危机语境下返乡农民工去留困境的解读》，指导教师为卢晖临教授。该论文曾获第十二届全国“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第九届北京市首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北京大学“挑战杯”特等奖。本研究着眼于在危机语境的逻辑与情境之中，具有返乡打算和已经返乡的农民工如何做出“去与留”的抉择，希图较为系统地阐释农民工的内在抉择机制，以及比较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即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抉择机制的差异。其中，土地以及农村的乡里、血缘关系往往对农民工返乡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张好雨，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心理学双学位；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博士，战略管理系博士后研究员，目前为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商学院讲师。

 

张好雨参加全国“挑战杯”答辩（作者提供）。

 

刘锐，女，云南红河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本科及硕士研究生，经济学双学位，现就职于清华同衡规划研究院。

张勇军，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和硕士，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目前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系和高等计算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

 

张好雨、刘锐、张勇军摄于实地调查途中（作者提供）。

 

徘徊在城乡边缘的“候鸟”：危机语境下返乡农民工去留困境的解读

指导老师：卢晖临

作者：张好雨、刘锐、张勇军

 

目录

1.引言

2.文献综述

3.危机语境：实践情境与运作逻辑

4.离乡：迁徙动因与移民生活

5.还乡：推拉之间的张力与困境

6.解读困境：候鸟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

7.简单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引言

1.1.研究背景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在人们灵魂深处，离乡与还乡便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在追索中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肉体的流浪，心灵的游弋却始终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徘徊不安。在现代性激情引发的危机与困境之中，农民工的“还乡”诗歌却不再是唐风宋雨中的优美灵性，而是一部艰辛而厚重的现实主义经典。

本研究课题来源于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2008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和繁荣后，出现了金融危机。我国沿海地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失业农民工的返乡潮拉开序幕。在宏观的金融危机语境下，当媒体的镜头和世界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世界性大企业时，我们决定把关怀的目光投向农民工。

让农村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是我国多年来以城市为中心，城乡二元体制不断加剧的后果。在危机语境下研究农民工的压力、资源与生机，对“城市候鸟”的制度保障和生存策略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归途列车》拍摄的返乡农民工，图片来源：澎湃新闻《对话导演范立欣：农民工是春运途中最大的弱势群体》。

 

1.2.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1）从解释维度上看，关于农民工流动迁移的研究，已经有不少学者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理论入手，进行过深入研究，但是缺少一个系统的整理和解释，本文试图从危机语境入手，综合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因素，构建关于农民工流动迁移的模型框架，全面综合地解释农民工迁移流动的机制。

（2）从研究地域来讲，关于农民工的研究，目前较多的是通过在农民工打工所在的城市进行的，本文通过对来源地和就业地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希图做一个比较研究。同时本文也对不同代际之间的农民工进行比较，系统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之处，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在危机语境下独有的特点。

1.2.2.实践意义

（1）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关系着城乡统筹以及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农民工的返乡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供给的短缺，例如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我国东南沿海频繁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回流是一种自选择的机制，另外农民工的回流模式对于农村以及城市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返乡者主要是由能力较高和受过更多教育的人组成，形成“正向选择”，则通过二次迁移，他们将在城市积累的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带回农村，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还可能逐渐减小城乡差距。而如果回流者是“负向选择”的，那么农村与城市，无论在人力资本水平还是在收入上的差距都将进一步拉大。因此，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以及返乡意愿关系着中国是否能突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2）深入了解农民工面临的危机语境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其城市生存环境

农民工的进城给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房屋租赁、教育医疗保障体系都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的城乡差距也对农民工长久留居城市带来了不少的生存压力。从农民工面临的危机语境入手，深入了解城市社会系统与农民工生存以及留居城市的关系，通过相应的保障政策，协调农民工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外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消除农民工增加而造成的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生存的基本权利，改善并创造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发展条件。

1.3.研究对象及样本的选择

1.3.1.研究地的选择

本文研究选取了北京市和河北省两个地区的农民工作为研究案例。北京作为农民工的迁入地，河北作为农民工的迁出地，两地分别选取案例进行研究，全面地理解农民工迁移的全过程。

北京是外来人口的重要集聚地。据2000-2004年间的统计数据显示，自进入90年代以来，外来人口便大量涌人北京，成为北京人口迅速增长最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外来人口占北京市总人口的比重正在逐年加大。

选取河北省唐县下辖的村镇的返乡农民作为研究案例。河北省靠近京津等发展较快地区，而农村土地资源稀缺，人口数量大，农村的土地难以满足较快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因此，根据《河北农村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河北省从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劳动力输出省份，特别是2000年后，劳动力的外出增长情况加剧。由于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河北省在此次金融危机农民工返乡潮现象明显，而且当地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取得一定成效，具有典型性。

 

河北省人口增长情况

 

1.4.研究模型与分析框架

1.4.1.研究模型

总体来说，农民工面临的危机语境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背景；生存能力和生存资源；生活质量；社会福利状况；都市文化习得；城市认同感；心理结构特性——安全感，生命周期阶段，等等。当然，这些研究林林总总的分散在众多学者的论述之中，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整合、系统的解释体系。在综合上述已辨析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出一个综合模型用来系统解释危机语境下农民工去留选择问题。

具体模型如下：

 

 

本模型的创造性体现在将已有研究的核心因子通过危机语境给贯穿起来。危机语境是具体且富有深刻内涵的，作为一个宏观的框架性的背景，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农民工边缘身份与具体选择机制的历史情境。这种情境既可以具体化为：经济性的，如金融危机、就业形势等；政治性的，如政府政策等；文化性的，如传统观念、网络资源等；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如户籍政策、城乡二元体制等。

然而，宏观的危机语境并不是直接地作用到农民工去留选择上，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中间机制。这也是本文探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即对农民工进行划分，依据生命周期阶段把农民工粗略的分为传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类，并根据性别、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又可以进一步细分，如男/女性，受过高/低等教育，对传统/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代际差异探讨和解读。这种区分是必要的，从而为甄别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去留选择的具体机制提出了一种解释视角。

1.4.2.分析框架

本文将传统的农民工迁移研究放在危机语境的概念框架中进行分析。

第三节主要探讨危机语境的内涵，并进行类型学的划分，为下文的具体的案例分析做出理论铺垫。这一节的分析主要从宏观层面入手，提出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危机因子。

农民工的迁移分解为迁入城市和迁回农村两个步骤，因此在第四节主要分析了农民工迁移的第一步——即迁入城市。从影响农民工迁入城市的原因，以及迁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入手。文章的重点是分析农民工的返乡，但是农民工的迁入城市的原因不同，对于其最终回乡意愿的制定也是不尽相同的，另外，农民工在最初迁入城市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危机语境较其在整个城市打工生活的历程中会是最大的，因此这种危机的放大分析，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其在危机语境下返回农村的情况。

第五节主要分析农民工在不同的危机语境之下是如何做出返乡决定的，以及返乡之后在乡村生活的情况。这一节从迁移的推拉理论视角来看，从城市和乡村的层面提出具体的推力和拉力。城市生活的危机语境，是城市推力的显著体现，也正是在和城市的危机比对中体现出乡村的拉力。

第六节以代际差异对以上现象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主要将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在不同的危机语境之下的回乡抉择做一个对比。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在职业、受教育程度、回乡意愿都有极大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重要一员，通过两者的对比，也可以全面地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

第七节是总结前面几章之后提出的简要结论，并且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并在本文不足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四 离乡：迁徙动因与移民生活

本节考察农民工迁移的第一个阶段，即脱离农村迁入城市的过程，主要强调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原始的动力以及原因，是农民工开始“候鸟迁徙”或成为城市人的第一步。另外还论述了第一次迁入城市的类型、第一份职业获得的途径。可以看出农民工外出的主要目的是挣钱，由于对目的地信息资源的匮乏，他们的第一次流动基本都是靠亲朋的帮助完成的，职业类型和收入总体水平较低。

4.1.从乡土到城市

从农村的桑田垄亩走向城市的水泥森林，城市对于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会交往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上来看，农民工进城，除了有生理的需要，即赚钱的动机之外，还有就是为了自身获得更好发展的需要，另外，家人以及亲戚关系网络，甚至同乡的邻里进入城市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4.1.1.经济驱动力为根本原因

（1）经济驱动力包含了“农村低收入”的推力和“城市高收入”的拉力

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从改革开放以前的2.9倍，不断攀升，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3.6倍。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推力和拉力，两者都是十分巨大的。

在访谈中，河北唐县上庄村的石秀芝、尹泰山、赵金庄等人都明确提到了“外出的目的就为了谋生赚钱”。对于40多岁的这批农民工来说，赡养老人，教育孩子的生活重担，全家的开支都指望他们，而农村种植玉米、小麦等2亩多的土地要维系一家人的开销远远不够，城市打工生活是对农村开支的一种重要补充。

唐县王京镇东冯村的王某说他外出打工是因为种地的钱根本不够花，养不起一家人的生活，孩子上学花销很大。回家后，他的家乡在平原地区，经济情况和山区比起来不错，村里也有些私营的小工厂，但是王某不会到村里的工厂上班，主要是挣钱太少，而且乡村工厂的生产时季节性的，有活的时候就干一阵子，没活计就停工，经济收入会很不稳定，虽然体力强度不大，但和大城市建筑工地上相比，挣钱太少了。

昆明螺蛳湾附近的招工点聚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出务工人员，从几位农民兄弟的倾诉中，我们了解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不能使他们富足，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家里有山没水，农业用水不足，被迫出来了，这边收入好。”云南宣威的小徐是家里的独子，年迈的父母在家务农，因为气候不好农业欠收，支持儿子外出打工。“家里的种地不好种了，地干，化肥又贵，今年的天气不行，连土地都往外送人了，地要干死了。”

（2）农村收入与城市薪酬的显著差距

河北的石秀芝一家四口人，她和丈夫都外出打工，但是时间错开，即一人种地，一人外出，两个孩子在上小学。她一般都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的建筑工地上做饭，在外一般一年工作4-5个月，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5000-6000元，因此夫妻两人通过在外打工，可以有收入近1万元左右。石的家中共有两亩土地，种植玉米、小麦、杂粮等，扣除农药化肥的开销，一年的农业收入不到2500元，仅是外出打工的收入的四分之一。农村务农的收入和城市打工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让外出打工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城市拉力，也正是农村务农的低收入成为了农村巨大的推力。

4.1.2.机会结构分布的代际差异

（1）城市发展机会的吸力

发展机会对于农民工的吸引程度，对于传统农民工要弱于新生代农民工。

传统农民工在外出时更多的是出于赚钱的动机，对于将来留在城市继续发展则没有兴趣，这也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融入城市生活不积极，对城市的娱乐消费设施使用量少，朋友圈子大多与同乡交往，与城市人接触仅仅囿于工作等现象。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决定外出打工时，提到的最多的原因就是“城里面有发展机会”、“出来见见世面”，而相对于赚更多的钱则是位于发展机会之后的原因。老家齐齐哈尔的任某在大专一年级的时候就“决定来北京闯一闯”，现在在北大做保安。他觉得自己的家庭境况同老家邻居朋友相比，处于中等水平。认为自己还年轻，所以决定出来闯闯，家人也同意，因此他在北京待了几年。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他觉得增长了自己的见识，他自己有空的时候也去听听讲座，看一点点书，一些烹饪厨艺的书，为将来做点准备。

最初吸引他们来城市的原因不同，也将会导致当他们在城市中面对危机时，做出的抉择不同。本文将在第五节有详细论述关于不同代际的农民工在危机语境下的抉择异同。

（2）教育身份的桎梏

城市的发展机遇不论是在质量上还是机会的数量上，城市无疑是要远远胜于农村的。传统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发展机遇，多是出于子女教育的考虑，希望能继续从事城里的工作，把孩子带到城里受到良好的教育。河北唐县农村的赵某谈到自己都把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觉得自己这辈子很难改变了，“对于我们这些农民来说，没有什么能力在城里面生活的，要想出去，就是只有通过读书的方法了。现在我在外面打工，也是希望两个小孩子可以争气，能够读书读到城市里面去。”传统农民工由于年龄以及家庭负担的限制，不太可能自己做出太大的改变，但是正是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巨大反差，让他们深刻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的迫切性，而改变的途径则是对下一代教育的投入。

不同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立足于自我发展，为自己拼搏，打造他们的新市民梦想。河北高阳县北路台村的Smile一个人十几岁就在城市闯荡，做过产品销售代理、售楼员、美容行业、健身中心的会籍顾问。城市的机遇提供给了她更多的舞台，让她能够从最初的“第一次上班，活也干不好，普通话不会讲”“上班说话土，见人就紧张”的一个初中毕业生到现在能够熟练应对客户和上司的“老油条”，并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她说她在做健身中心的会籍顾问工作中体会到了销售工作的乐趣与和她天性的契合，并对自己的职业持有相当高的评价。城市机会提供给了Smile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职业上的、技能上的到人际交往方面的，这种磨砺机会也城市提供给她的成长机遇。

山东菏泽的张某高中没有毕业就来北京闯荡了，他说自己平时也买点书准备成人高考，但也不一定去读。他想先学点技术，再回去。城市带给了更多的学习和发展的可能性，即便将来回家创业，城市打工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知识以及阅历上的积累。

一个特例在于贵州毕节的王某，年仅24岁的他对后代却投入了更深远的考虑，自己通过十几年辛苦的打工生活，攒钱做个小老板。孩子一出生，他便携妻带子带到昆明，目的就是让孩子从小在城市生活的环境中成长并接受教育。

4.2.移民生活的实践

4.2.1.迁入城市的类型

访谈研究发现，农民工选择打工的城市大多具有这样的两个特点：一是较为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另一个是靠近家乡的大城市或者县城，如昆明、呼和浩特、大同、保定。

这恰与农民工迁入城市的原因解释相吻合：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会，多元化的就业选择，对于以“见世面”、“有发展潜力”为主要目的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大城市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而靠近家乡的大城市以及县城，能够利用较为熟悉的邻里关系，回家的成本也较低，对于以赚钱为进城目的的传统农民工来说，外出打工，成为一种有效的改善家庭经济情况的方式。

4.2.2.工作性质与获取途径

（1）以劳动密集型工作为主

在我们接触到的案例中，传统农民工由于受到知识技能水平的限制，因此，所从事的一般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我们在河北唐县农村的访谈结果中，大多数外出打工的人都是在建筑工地上，甚至女性（石某）也是在建筑工地上从事煮饭之类的工作。赵某说他从20岁左右开始外出打工，前几年在北京，去年在卢沟桥都是在建筑工地上做瓦工。尹某说他在建筑工地、挖山、修公路的活都做过。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在内蒙古、山西等地从事挖煤修路等工作。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不同，但也都是在从事体力劳动。

（2）通过亲戚老乡的介绍获得工作

由于农民工缺乏相应的技术，加之初到城市对就职信息的缺乏，即使有技术或手艺，也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因此，依靠自己的亲戚朋友得到一份工作，在城市稳定下来才是第一次外出就业的首要目标。

河北唐县的赵某、尹某都说外出工作是在建筑工地的包工头来招工的时候才出去的。Smile说她的第一份美容院的工作是大姑姑帮忙给找的，后来她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工作换过几次，也都是靠自己应聘或者自己朋友帮忙介绍。齐齐哈尔的任某说他来北京大学做保安，纯粹是因为其一个姨夫在中关村做手机销售生意，认识了北大的一个保安队长（在到中关村买手机时认识，因为都是东北人）。后来任某让姨夫通过保安队长的介绍进入北大做一名保安。山东菏泽的张某说他在北大的这份保安工作是通过在化学楼做保安的老乡介绍获得的。

4.2.3.适应与隐痛

（1）地域认同与乡土情结

被访谈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中，多表现出较强的地域认同感与乡土情结。他们与同乡交往密切、和家人之间联系频繁。在河北农村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外出的农民工由于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的限定，日常活动中接触的人大多是乡里间一同外出打工的，或者是自己的工友，和当地人接触得较少。

王某说他自在城市生活接触到的人主要是老乡；工作强度大，累得没有时间休闲和娱乐，因此也不会和城里人打太多交道。新生代农民工任某评价其他的从农村来的一起打工的同事说，“他们来北京只是混混（工作），然后存点钱或者回家盖房子或者娶老婆。而且不善于与人沟通，通常只跟自己的老乡用自己的方言聊天，显得无法融入这边的生活，外出打工纯粹是一个过渡。”

（2）当地人的交往互动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除了受到职业和工作时间的限制外，代际间的因素对农民工的交往群体也有很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传统农民工和打工当地城市的人交往的较为密切。传统农民工在城市中多在建筑工地上从事工作，工作时间和强度都很大，和城市人接触的机会少，另外，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因此，自身觉得和城里人接触没有必要，也就减弱了与城里人的交往欲望。40多岁的田某觉得“但北京人素质也高，也不会很为难我们的”。自己也能和北京人和谐相处。但“平时接触最多是老乡，还有就是工作上有联系的人”。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并且工作过程中也会和城里人有打交道的机会，因此，客观上会和城里人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中，希望能够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不仅从穿衣说话等外在形式对自我进行的包装，在内心上也会有更加强烈的动机和愿望去和城市人接触、交往，做朋友、成为城市人中的一员。

本节考察农民工从城市迁回农村的阶段，是一个回归乡土的过程。主要强调农民工进入城市所面临的危机，最终如何做出返回农村的决定。这是农民工开始“候鸟迁徙”从城市回到乡土的重要转变。另外本节从推拉理论入手分析，将危机语境纳入到城市的推力和乡村的拉力中来具体进行解构，结合案例主要论述了影响农民工回乡的最核心的两个城市推力——经济和制度因素，以及吸引农民工回乡的两个主要乡村拉力——乡村土地保障给与的退路以及乡村的归属感。

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的危机语境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的因素，

 

五 还乡：推拉之间的张力与困境

本节将经济和制度危机纳入到城市推力中去分析，将文化和社会危机纳入到乡村的吸力中去分析。但是，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城市的推力中没有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因素，事实上，正是因为农民工落户城市的艰难，因此才有了农村对其的吸引，任何吸力和斥力都是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本节具体分开来进行分析，是为了凸显在经济、制度、文化、政策等各个层面上，具体是城市还是农村作为主体性因素，在对农民工的去留抉择构成影响。

5.1.城乡之间的推拉与张力

5.1.1.城市的推力——就业艰难，生活昂贵

（1）机会与技能断层

正如经济因素是吸引农民工进程来的核心一样，经济因素也是导致农民工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的关键性因素。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市场周期性的波动，虽然农民工不会直接受到这些宏观经济格局的影响，但是折射到具体行业中，就是产业量减少，就业量锐减，所需的工人数量减少。而对农民工来说，自身专业技术的缺乏导致了寻找工作的艰难性进一步增加。就业或者经济上的危机成为决定城市推动农民工回乡的重要因素。河北的尹某说“现在连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何况农民工呢？农民工和大学生比较，更加没有基础。”

（2）都市生活成本限制

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从吃穿住行到大额的房屋消费，农民工一般从事的都是收入较低的工作，又缺乏相应的技术，在职业上也没有长远发展的希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可以一个人在城市打拼，等到年龄大了之后，需要担负整个家庭的开支之后就会觉得城市的生活成本过于高昂了。在北大做保安的任某在谈起为什么不呆在北京时，他说因为这边生活成本太高，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也买不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的想象令人绝望，没有人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做出任何的保障和承诺。也使得反映了城市接纳性上仍然存在制度性的缺陷。

5.1.2.城市的推力——制度性障碍，城乡二元结构

（1）户籍身份的二元限制

对于需要停留在城市中，获得长远发展的人来说，户口和子女的教育都是需要解决的重要条件，但是对于农民工来说，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之下，这两样涉及到制度性的需求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户口和子女教育上的障碍也成为了推动农民工回乡的重要因素。

这种现象在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都有体现。在北大卖水果的田某表示，她其实很想留在北京的，但是太难了，“一个是农转非，很难啊。另一个是北京的户口很难办的。”在北大做保安的任某说自己是农村户口，想要北京户口基本不可能，因此很难留在北京。户口很大程度上和房子联系在一起，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在都市买房几乎不可能，因此自身的生存能力也就决定了他们很难留在城市，而户口只是无法留城的一个制度性表象，其实本质还是农民工自身的生存能力导致的经济弱势。

在户籍制度之下隐含着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那就是农民工在城市中不被认同所产生的孤独感。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是一个鉴于城市和农村人之间的一个两难的尴尬局面，在城市中得不到城市人和当地政府的认可，回到农村毕竟亲戚朋友都在周围，社会交往以及交流沟通都更为方便。

（2）教育排斥和区隔

在北大卖水果的田某说自己最心寒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难以上北京的高中。她说自己的孩子今年在上高三，以前一直是和自己在北京的，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在北京念的书，回去上学后很不适应那边的学习教学，“因为户口在河北，到了高中了，不得不回去，没有办法。”“那边只是重视分数，孩子今年就要高考了，也不知道能考的怎么样。”可见城市无法接纳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上学。

5.1.3.农村的吸力——土地作为退路与保障

土地是农民回乡的保障，也是吸引他们回乡的最重要因素。很多农民工认为家乡的土地是自己后援，如果在城市里面呆不下去了，至少有家乡的土地作为最基本的保障。30多岁的李某现在在北京做一些小生意，在谈到关于未来的发展时，他说“不可能留在北京”，“将来还是回家去，侍弄土地，好歹还是有田地的”。和河北唐县的赵某交谈中谈及土地时，他表示没有转让和买卖土地的意识，认为卖了地，可能会喝西北风。

对于传统农民工来说，他们大多30-40多岁，对于农村、农业、土地有很深厚的感情，并且他们的父母、妻儿也大多还留在农村，在农忙时节也回家帮忙。因此，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经济上和家乡的联系都甚为密切。城市对于他们是一个过渡的地带，一个仅仅为了赚钱而工作的地方，他们对城市没有太多的眷恋和感情，因此，对于大多数传统农民工来说，等到“年龄大了”、“干不动活了”“孩子可以出来了”就必然会回到农村去，回到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去。

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从小对农村生活、农业耕作、土地都不熟悉，他们更加喜欢和接受的是城市的生活。不过，对于土地，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的态度极其相似，都是将土地看作自己回乡的重要保障。在北大做保安的任某对于将来返乡，他认为由于自己不会干农活，爸妈年纪已大，所以准备把土地给出租出去。至于能否适应那边的生活，他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来北京只是一个过渡。而Smile认为“农村户口”相对于“城市户口”其实更加实惠。她的解释是：“农村人有地，还可以卖钱，农村的每个人都有一亩二分地。城市户口倒是没什么大用，除了说着好听，是个城市人，真正的倒没什么作用。现在的人们还是比较看重自己的实际利益。真正到了没饭吃的时候，咱老百姓还可以回家种地呢！（笑）”

Smile对自己的定位是“小市民”。在Smile的概念里，城乡的二元划分并不重，她本人也从来未有收到过来自城市人的异样目光。“城市人”徒有虚名，而“农村人”有实际的利益，而且农村那一亩二分的自留地则是她给自己留的万不得已时安身立命的退路，因而在竞争激烈、压力大、风险大的城市中生活，她仍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土地的吸引力对于传统农民工或者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都是具有极强的返乡吸引力的。拥有土地是农民的身份标识，无论家乡的土地是否贫瘠、是否能够维持生计，无论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多久，在城市的危机之下，土地的保障性是他们内心归属感的重要来源。

5.1.4.农村的吸力——乡土温情与归属感

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一个尴尬群体，不仅身份上得不到认同，经济上也处于弱势。回到农村，虽然经历过外出打工的经历，或多或少对于农村生活有所不适应，但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大多仍然在农村，特别是对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在文化基因中含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农村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心灵的避难所，也是一个最终的归宿，其内心深处对于农村还是具有很大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乡村作为他们世代祖辈生活的地方，作为和他们血脉联系最为密切的地方，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齐齐哈尔的任某告诉我们说自己虽然现在在北京打拼，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去的，除了北京户口很难办之外，还因为“大多数亲戚都在东北，这边无依无靠”。

农民工在城市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上被接纳，文化上被排斥的状态。城市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经济方面，城市对农民工敞开了怀抱，但也并不是所有方面，仅仅只是停留在低层次的如建筑业、服务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等领域。

相比于经济上站稳脚跟，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文化自信的树立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农民工事实上处于一个不断被排斥的过程，尽管可能有的农民工自身并没有感觉到。比如，访谈对象Smile拿的工资很多，甚至比一般的城市人收入还要多些，尽管她自身也体会不到什么来自城市人的异样目光，但是“农村户口”、“临时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却依然使其在社会融合上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地位上，比如享受不了医疗保险，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体现出了城市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经济上接纳，文化上排斥”的城乡二元结构沉疴的残余影响。

又如在同村人眼中的青嫂是个“文化人”，她聪明、能干也十分勤劳。她的高中文凭在当时农村妇女高中虽然算不上出类拔萃，也是个不低的学历了。但是“包饺子”（之前没有提到？这是指访谈对象做的是包饺子的工作？）使得她的文化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她自己也感觉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这样的职业中根本体会不到任何乐趣。但是生活的重担与对家庭的责任感迫使她牺牲自己的闲暇、乐趣、追求甚至健康，去实现她“挣钱养家”的使命，被动地选择适应了这样如此被劳动异化的一种艰辛生活。

5.2.还乡之后的生活

5.2.1.返乡频率

根据我们在河北唐县调研的资料整理看出，大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一年在外的时间大概有5~7个月，回乡的情况大多是由于遇到秋收时节家里面急需劳动力时回来，另一种情况是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才回来，回乡的随机性较大。河北唐县的尹某基本上是在遇到没有工作的时候就返乡，遇到秋收也会回来。他一年大概在外面工作5-6个月，在外面过过两次年。今年他大概是在6月份的时候回来的。唐县王京镇东冯村的王某说他返乡原因主要是建筑工地一期活干完，回家帮助妻子一起照看地，收庄稼。

5.2.2.还乡之后的苦闷

乡村作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从物质、人力到精神生活都被掏空，返乡后的农民工经历过城市生活得充实与繁华，对农村生活存在着再适应的问题。

一方面是生活环境的变换。河北唐县的尹现年41岁，在内蒙古、山西等地从事挖山、建筑等工作，一般在外工作7-8个月，在农忙时节才回家过年，他评价自己的农村生活认为，同城市环境相比，家里生活脏乱差。在同其的交谈中，明显能感到他对当今社会和自己的生存状况的不满足，希望生活有更大的改善，尽管他自己也承认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方面是接触的社会群体的变化。在接触到的人和事情上，农村和城市也有很大的差别，对外出过的农民工来说，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和乡村的人在交流和沟通上已经存在差距。齐齐哈尔的任某觉得，在城市当中打工，接触到的文化和社会都对他自己有很大帮助，现在他说话注意了许多，用语也文明了，他女朋友觉得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可以想见，他回到农村之后，城市文化给他的烙印必将深深影响着他。在北京卖水果的中年妇女田某觉得自己出来这些年，和老家的人还是有差距的，“做事情的方式不同了，也不太看得惯他们。”Smile也提到过，回老家会感觉以前的同学很“土气”，许多已经早早地为人妻、为人母，她觉得“她们很可怜，过几年就完全成了乡村妇女了。”

这些讲述似乎刻画出返乡民工与家乡生活之间的某种断裂。农民工还乡之后，虽然在乡土温情中找到了归属感，可是与曾经的玩伴、同乡之间，却因为生活经历的分化而衍生出情感与认知上的裂痕。更进一步讲，则是对都市文明繁华生活的向往与深深的无奈——不仅是城市人眼里的外来者，也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乡人”，他们的心中依然难免苦闷彷徨。

 

六 解读困境：候鸟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

同样是处于离乡与还乡，封闭与开放，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困境与张力之中，同样的边缘性身份，相似的生活体验，然而返乡农民工群体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异质性。传统的农民工对于危机的回应相对消极，如金融危机后没有楼盖而回乡的尹某、石某，攒些钱回家继续种地的王某。即使对城市生活充满憧憬，但迫于生活压力、制度屏障与养育负担，自己的移民愿望更多地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他们在城市中只是从事体力工作、多挣一些钱，追求更为稳定富足的乡间生活，并甘于作为后代的铺路石。

新生代农民工对危机语境的回应更多的是积极性、适应性甚至是反抗性的，一如每天蹲在螺蛳湾的招工点倔强等待的小王、小李，在北大积极结交学生、听讲座的保安小任，还有用辞职和跳槽来回应主管的不公正待遇，不服输的Smile。他们更有意识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更勇于适应城市生活，并积极拓展有益其发展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其生活轨迹呈现出多元选择与频繁流变的鲜明色彩。

在两年的观察与调研中，我们发现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生代对于危机语境的适应性更强，他们的移民愿望更为坚定，对都市生活的风险有更高的承受能力，对自身的生存技能、知识水平也有更高的自信，并不放弃任何机会抓住信息资源，提升文化资本。因而，对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危机应对上的代际差异，进行深入的探究与解释，显得尤其重要。

6.1.都市文化融入程度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较传统农民工较易融入城市文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原因。

一是职业性质限定。对于传统农民工，其来城市工作主要是在建筑工地工作，平时和城市人接触的机会很低。在河北访谈到的赵某、尹某等在建筑工地工作，职业性质限定了其接触的人群。与此不同的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从事的职业使得他们和城市人接触的更多，对于城市文化的融入更深。在北大的保安任某通过工作也认识了很多北大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也认识了来自家乡的同学，他觉得自己文化素质也提升了，有很大的改变。

二是接触人群有限。农民工进城主要接触到的大多是一起做活的同事，而且这些人也大多是同乡，鲜有和当地市民接触的机会。例如，工人石某说他们一起做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来的人，都没有和城里人接触的机会。任某说他的同事有些不善于与人沟通，通常只跟自己的老乡用自己的方言聊天，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显然和任某相比，他的同事对城市文化的融入较低。不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传统农民工，不同的接触人群对于他们自身的自我认同以及对城市文化的融入都有影响，囿于老乡、同样打工背景的交际圈子限定了其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真正的市民化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留驻，更有思想意识形态和情感上的认同。

三是工作时间限定。传统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大多为体力性劳动，工作强度大，在都市时间大多是处在工作状态，难以和当地市民深入接触。那些在农闲时来城的农民工，大多是短暂停留。同时，从事的职业工作强度大，石某说她工作至少14小时，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们很难有机会融入城市文化。

6.2.身份认同、留城愿望与都市梦想的差异

（1）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

传统农民工，认同自我的农民工的身份。在河北农村访谈到的赵某说对于农村生活，自我有种宿命式的感觉，没有改变的能力。觉得别人喊他“农民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自己挺认同农民工这个称谓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打工的。而他觉得自己和城里人的区别在于城里面的人有社保，但是农民没有。此外就是在穿衣打扮上不一样，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

相较之，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民工”这个身份就没有那么强的认同感。在访谈到的保安任某，他说自己是比较算好，从他的表述中，感觉他并不把自己认同为一个农民工，不是“那种传统的人”。从事美容职业的Smile对自己的定位则是“小市民”，作为“城市人”徒有虚名，而作为“农村人”有实际的利益。

（2）留城愿望与都市梦想的差异

年轻人的都市化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愿望也许会比老人更加强烈。虽然农民工普遍表象出较为强烈的留城愿望，但是因为客观原因难以留城，因此，回乡是被迫无奈的选择。虽然新生代与传统农民工都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崇拜与留恋，如果条件允许他们都会选择留在城市，但从自我发展的意愿上来看，还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主要体现在，传统农民工多是出于子女教育的考虑，希望能继续从事城里的工作，把孩子带到城里受到良好的教育，而新生代农民工是立足于自我发展，为自己拼搏，打造他们的新市民梦想。

6.3.自身谋生技能的缺失成为留城阻力

无论是传统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的缺失是难以留城的因素。对于不留城，在河北访谈中，尹某说：“现在连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何况农民工呢？农民工和大学生比较，更加没有基础。”从事美容职业的Smile觉得自己的初中学历对于她的职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北大的保安任某说自己毕竟也没有什么技术，因此很难呆在北京。

这里，我们可以对政策有所回应。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那么，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让他们得以在生疏的土地上自信立足，就要增强农民工自身谋生技能的培训，提高谋生技能才能真正帮助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梦想。 

6.4.土地成为回乡的吸引力和退路

传统农民工将家乡的土地认为是自己的最终归属，而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是一条退路。农村户口带来的土地也是他们回乡的一个吸引力。对于传统农民工，在北大卖水果的李某关于未来的打算，他说“还是回家去，侍弄土地，好歹还是有田地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观念新潮，充满激情和梦想，Smile身上仍然表现出了一个小农式的理性考虑：认为“农村户口”相对于“城市户口”其实更加实惠。农村的土地是他们的退路。

6.5.都市未来期许的差异

新老代农民工对自己未来城市生活的期许有明显的不同。传统农民工将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读书上大学成为城市人。

河北的石某说如果自己的孩子学习好，一定会支持他们读出去的。赵某说他对于未来的希望就是寄托在自己的孩子上了。他说只有希望两个孩子可以好好读书，通过读书然后才可能会闯出去，自己是不可能在城里面安家的。“现在的社会，对于我们这些农民来说，没有什么能力在城里面生活的，要想出去，就是只有通过读书的方法了。现在我在外面打工，也是希望两个小孩子可以争气，能够读书读到城市里面去。”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把两个孩子带到城市里面去，他说没有想过，因为根本不可能带过去。大人自己在外面都是不稳定的，在外面就是赚钱。要把小孩子带出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在北大卖水果的田某说自己就是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留在城市，然后自己才能留在城市。

相较之，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的觉得自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留在城市。

6.6.主体性意识的彰显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而言更加注重自身的切实利益，也即主体性意识不断加强，敢于同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做斗争。Smile直率泼辣的性格活生生地反映在了她公开对抗健身中心的管理权威，愤而辞职一事，似乎可以使我们看到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意识的彰显，她“不是为钱，但是咽不下这口气，受不了这样的管理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已经和传统农民工很不同了。她不会为了保持一个经济来源而对生活困境逆来顺受，而是奋勇质问、还击、索求公道，并最终以辞职的方式表达出她的反抗。

6.7.消费模式的差异

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中用于个人消费的支出比重增大，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比如，青嫂的个案中我们看到她是面对生活艰辛时的无奈与坚强。她对工作抱有的信念，始终就是“挣钱养家”，从待字闺中时家里作为家里的长女，她高中毕业十几岁时就去做民办教师，结婚后由于丈夫不爱劳作，孩子上学花销又大，她只能累死累活地继续着这负担更重的“挣钱养家”。Smile笑称自己“大吃小花”，除了作为对幼年生活困苦、“没有皮鞋穿”的补偿性心理，也体现了朱虹所谓的“通过与城市生活相匹配的服饰打扮、语言和行为方式，适应城市生活或者说完成城市生活所要求的社会化”。

随较高的时尚消费额度而来的身体城市化，则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都市生活的信念与认同，甚至有益于交往中的自信与友谊的建立。

 

图为不同代际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占比情况，可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模式的转变。

 

七 简单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7.1.结论与讨论

农民工在城市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上被接纳，文化上被排斥的状态。城市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经济方面，城市对农民工敞开了怀抱，但也并不是所有方面，仅仅只是停留在低层次的如建筑业、服务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等领域。相比于经济上站稳脚跟，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文化自信的树立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并在城市与乡村的推拉之间，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交互碰撞之中，不断走向边缘性的地位。

吸引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原因中，经济驱动力是最为主要的因素。然而，在高于农村的薪酬因素之外，相较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看重城市生活的机会、信息与教育资源，工作与生活对个人素质的提升与发展机会的吸引力。而传统农民工则将期许的目光投放在下一代的身上，而自己则是卖苦力，尽力多地获取经济资源，作为后代的铺路石，相对忽视自我素质的提升。

其次，虽然在耕种土地的经验与技能上存在差异，但土地的亲和力却成为农民工在应对城市危机时共同想到的选择退路，万不得已之时，还有种地可以安身立命，这种自信与底气让我们颇感欣慰。当农民工的地位被城市日新月异的繁荣神话日益推向衰微，回乡后的土地使其可以维持生计的重要保障。

当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遇到危机了，他们萌发出回乡的念头时，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让他们选择回去呢？如果家乡没有任何让他们留恋的地方或者回去之后并不见得比在城市生活的更好的话，他们就不会回去。但是事实上，土地以及农村的乡里、血缘关系是带给他们回乡的巨大吸引力，特别是土地。

既往研究曾指出，青年农民工视种地生活为一种羞耻，他们藐视与土地相联系的职业，更不用说将土地视为自己生活的根基。然而本文的实地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土地的传统情感连带并不虚弱，也曾多次主动提到回家种地是自己退路与保障，只是对农业生活相对缺乏经验和自信。另外，在我们的研究中，在北京打工的任某对未来“在北京买房连想都不敢想”，而在昆明的小王、保定的Smile则有较强的留城生活意愿。当然，这种差异可能受到研究时间与地域的影响——北京的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高于昆明等二线城市，且这种差异日益显著。

对于传统农民工，土地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外出打工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并没有放弃在家乡的土地的耕种，只是间断性地外出，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劳动则缺乏亲身体验与认知，土地的概念在他们的脑海里是模糊的，虽然面对城市生活的风险与危机，他们像父辈一样表态“回家种地”，似乎意味着相对于下岗工人与城市底层的某种优越感，但“好歹还有一亩二分地”的叙述方式，则透露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

而一个隐忧在于，在冰霜期的经济形势加重了就业结构的排挤，以及户口身份的制约，就业技能的缺失使得农民工大量失业返乡，这些农业技能生疏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适应并安于春种秋收的辛苦劳作？这其中也可能会引发家庭内部的矛盾，甚至衍生为社会治安的隐患。

7.2.相关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作为国家现代化意志的体现，其进程有赖于政策的改进与完善。随着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步伐，农业作为一种古老价值被现代化进程湮没而迅速衰微。从政府机构到基础设施、市政设施都有必要将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生活的范围内，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将各项文化及公共基础设施公平的对农民工开放，开放的意义不仅是让现有的农民工可以去使用，而是应该从规划建设的选址方面就要将其纳入到使用人群中来，在农民工聚积的地方多投资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让农民工能够真正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样应有的待遇。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应给予特别关注，这个群体和传统农民工有相似的打工经历，却和他们的父辈有着不同的心态和城市定居意愿，他们也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需要紧密关注并给与引导和规范的群体。对于返乡的农民工，当地政府有必要做好安置工作，帮助其就业，提供创业帮扶的措施及信息咨询，让那些返乡的农民工顺利从城市过渡到农村，给农村带来新的观念、知识和技术生产力。

 

张好雨、刘锐、张勇军前往的调研地之一（作者提供）。

 

春节长假刚过，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许多企业就面临着“用工难”的问题，许多媒体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转变是导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中山大学郭巍青教授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收入与支出状况的调查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价值与生活价值上的观念变化与行为方式变化，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即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谈判主体地位逐渐上升。它要求政策制定与相关研究从结构观点转向主体观点”。对于这一现象，本文的研究发现似乎可以给予进一步的解释。

由于城市吸力中的发展机会在新旧两代农民工身上表现是不同的。具体来说，是作用对象与具体方式不同。因此，要改善他们的危机语境，增强城市的发展机会对他们的吸引力也要从不同的层面出发，不能同一而论。

新生代农民工较传统农民工更加看重城市更为丰富的机会结构，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传统农民工将发展的机遇更多的是置于下一代的身上，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则是更多地立足自己的发展。也就是说，传统农民工也重视城市所具有的发展机会，但是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城市所具有的教育资源的优势，在城市里面上学，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条件，未来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因此，城市对于传统农民工的吸引力上看，发展机遇是从孩子的教育水平的提升层面上起作用的。

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怀抱着自我移民愿望与对未来生活的浪漫想象，城市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会，有更多的职业上选择，有更多的学到新技能的机会，因此，选择来到城市，他们关注城市的发展机会，这是一种对自己有益的思考，和传统农民工出于对孩子有益的思考是不同的。同样都是吸引他们来城市的发展机会，但是对于新旧两代农民工，带给他们的机会和收益对象是不同的。

因此，在危机应对方面也就出现了分歧。在子女遭受城市教育难题时，传统农民工就不得不选择返乡。教育制度造成的危机语境对传统农民工的影响更大，但是教育制度的改善触及到整个中国的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的问题，需要在长期才能得以实现。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看中的城市发展机遇是立足自身的，因此，当城市经济效益不高，打工工资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将要离开城市的压力时，作为政府如果能够采取方式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人力素质，让他们看到在城市中有发展的机会，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危机语境。而改善他们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的成本相对于改善教育体制的成本是要低得多的，并且，在短期内，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技能提高之后，对城市的贡献也要更大，进一步又会促进他们留在城市，促进城市化。

7.3.不足与展望

本文将农民工去留选择结合其具体的危机语境来考虑，并将代际视角引入选择机制从而作出解释，并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初步得出了一些结论，比如传统农民工受家庭因素、稳定倾向的心理结构特质、较低的城市认同等影响更多，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受婚姻因素、冒险倾向的心理结构特质、较高的都市文化认同度等影响更多。

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是整个农民工群体中值得探讨的一个群体，他们代表了未来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本文在对比危机语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的去留困境时也着墨颇多，但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市民意识等方面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的危机语境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农民工的去留选择，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机制，这些中间机制就是已有研究辨析出的影响因子。但是基于研究经费以及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样本量与数据资料是比较缺乏的，因而我们做的只是系统地辨析出中间机制的影响因子，至于哪些因子是最显著的，哪些是无关紧要的，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验证。

同时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也未涉及到文章中提出的机制是如何具体地作用于农民工具体的去留选择情境的，这一方面也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完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只对农民工这个群体做出了新生代与传统这样一个简单的类型学划分，而农民工生命个体的差异性十分多元化，如不同的人格特征、认知方式等，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更加广泛的讨论和研究，放大研究的群体，在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中去研究。

 

文字编辑：陈鸣、黄熠、李哲、穆晨哲楠、聂矜诚

推送编辑：李金瑶、沈适

审核：范新光

本文节选自张好雨、刘锐、张勇军“挑战杯”参赛文章，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