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月，河北保定人，现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2013年至20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陆杰华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曾赴美国杜克大学访学一年，三次赴德国马普人口所短期交流学习。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与家庭发展、老龄健康、人口预测等。作为专家组成员深度参与国家卫健委组织的优化生育政策系列研究，长期从事人口预测和生育政策效果评估等咨询工作。至今已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多项。

 

 

在李月副研究员的博士论文《早期逆境抑或晚年支持？——童年逆境、家庭支持及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机理研究》中，她从童年逆境、家庭支持和社会参与三方面就早期经历和晚年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加以讨论，本文节选的部分聚焦在李月就早期逆境对老年抑郁发生的分析过程，选取论文中研究核心概念、研究框架、第五章“童年逆境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研究”及其结语部分以飨读者。因排版需要，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早期逆境抑或晚年支持？——童年逆境、家庭支持及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机理研究（节选）

李月

 

目录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第二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第三章 研究设计

第四章 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基本现状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第五章 童年逆境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研究

第六章 家庭支持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研究——兼论其与童年逆境的交互作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第七章 社会参与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研究——兼论其与童年逆境的交互作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1.1研究背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与老年抑郁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2016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31亿人（占比16.7%），0~15岁少儿人口数量为2.44亿人（占比17.7%），二者差距进一步缩小，老龄化形势愈加严峻（国家统计局，2017）。根据预测，在未来二三十年，我国还将迎来老年人口急速增加的时期。我国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必将对我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在老龄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老年健康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提高老年健康水平成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成功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前提。

当前，抑郁已成为导致失能和疾病负担的五大因素之一（Caspi，2003）。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1.2亿人遭受抑郁障碍的困扰，最近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一般人群的抑郁发病率为10%~15%（曹衍淼等，2016）。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发布的《Mental Health: New Understanding, New Hope》，在世界范围内，重度抑郁导致的疾病负担在全球排名第四位。抑郁也是威胁老年人的最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在老年阶段，抑郁会对老年人的健康和身体机能产生严重影响，抑郁会使老年人患认知功能受损、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风险增加（Chiao，2011）。抑郁症在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中更为普遍：有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老年人患抑郁的风险分别要高30%或25%，有两项或更多慢性身体疾病的老年人患抑郁的风险是其他老年人的七倍（Katon et al，1997）。老年人抑郁症状和身体疾病常常是相伴发生的，由于老年人患身体疾病的风险大大提高，这进一步加大了其患抑郁症的风险。且研究表明，抑郁症状在老年人中持续的时间更长，还将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在自杀的老年人中，抑郁是最常见的诱因之一（Prevention，1996），老年人的自杀和自杀企图有50%~70%继发于抑郁症（伍小兰等，2010）。

抑郁也是中国老年人常见的慢性心理健康症状（Chi et al，2005）。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城市老年人中30.9%有轻度抑郁症状， 13.6%有中重度抑郁症状（伍小兰等，2010）。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更为普遍和严重，农村老年人中有38.7%表现出轻度抑郁症状，25.5%表现出中重度抑郁症状，二者共占农村老年人的比重已超过六成。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高龄老年人的抑郁问题都更为严峻，城市高龄老年人具有中、重度抑郁症状的比例已达20.8%，农村高龄老年人中74.7%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其中29.9%处于中、重度抑郁状态。城乡地区都具有女性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比男性严重的特点（伍小兰等，2010）。另有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中27%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每年因心理问题自杀的老年人，占全国自杀人群的36%（王燕等，2012）。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未来我国老年人的抑郁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关注我国老年人抑郁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然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我国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我国在老年人精神赡养方面存在很大不足。据《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五城市调查》显示，在上海市的家庭中，子女与老人不交谈的占23 %，较少交谈的占 41 %，经常交谈的仅占 36 %（邵南，2006）。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北京市老年人口心理健康及需求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关爱三个养老维度中，精神关爱是经常被忽视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我国学界研究来看，当前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研究仍较少。根据王贵生等（2013）对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文献进行的计量学分析，1981~2012年关于老年心理学相关的研究有843篇；剔除摘要和学位论文、并选取以数量化指标反应结果、研究主题为老年心理健康的文章仅有224篇。此外，当前我国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专业，1981~2012年间关于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中，53.6%来自医院和医学院校，且多以小规模自主调研为主（王贵生等，2013）。因此，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对老年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提高我国老年心理健康水平，促进“成功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抑郁是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医学、流行病学等众多领域的问题，因此，与抑郁相关的文献回顾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首先回顾了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发展，介绍了研究老年抑郁问题的宏观理论背景；其次，介绍了抑郁问题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及其生物特征风险因素；随后，重点梳理了影响抑郁问题的社会心理逆境风险因素，以及老年抑郁的保护性因素，以了解当前关于老年抑郁问题研究的现状；最后，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本篇推送重点介绍了抑郁的社会心理逆境风险因素以及老年抑郁的保护因素。

2.4 抑郁的社会心理逆境风险因素

2.4.1 童年逆境 

童年逆境是抑郁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社会心理逆境因素之一，包括个体在童年时期经历的虐待事件、不幸经历等。学者们广泛研究了童年逆境对个体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Varese等（2012）搜集了1980至2011年被权威数据库收录的研究童年逆境（包括性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心理虐待、被忽视）与精神疾病的文献，其元分析（Meta-analysis）结果显示，童年逆境与精神疾病有显著的相关性，且作用系数较为稳定。这一分析揭示出童年逆境与个体精神疾病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稳健性。Bifulc等（1998）对童年经历和成年女性抑郁的关系进行了长达20年的系列研究，研究显示，那些在童年时期有过被忽视或被虐待经历的妇女，成年后患抑郁的风险要提高一倍，且被虐待的次数越多、在成年时期患抑郁的风险就越高。这一跟踪研究为验证童年逆境对个体成年后精神状况的影响提供了较为坚实的证据。

学者们广泛探讨了童年逆境对生命历程各个阶段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童年逆境对个体青春期（Hazel et al, 2008）、成年早期（Turner等，2003; Clair et al, 2015）、成年期（Lanoue et al, 2012；Johnstone，2014）的精神状况或抑郁发生风险都有显著影响。有过性虐待经历的个体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患抑郁和自杀的风险都更高（Brown et al，1999）；童年逆境使儿童、青少年及成年人自杀的风险提高2~5倍（Dube et al, 2001；Bjorkenstam et al, 2017）；使成年人在早期及当前的抑郁障碍发生风险都显著提高（Heim et al, 2008）。整体来看，童年逆境可能对个体产生持续一生的影响（Sheeber et al, 1997；Collishaw et al, 2007，Kessler et al， 1997）。

童年逆境对个体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表明童年逆境导致个体首次出现抑郁症状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的风险要更高，但这一差异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在50岁及以上群体中变得不再显著（Wainwright et al, 2002）。Rudolph等（2007）的研究显示，童年逆境影响抑郁的作用机制存在性别差异，压力敏感机制在青春期男性和女性均存在，压力放大机制存在于青春期女性中。Mclaughlin 等（2010）的研究也表明，在引发效用的压力事件门槛上存在着性别差异。

2.4.2 社会经济地位 

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在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对其精神健康产生影响。一方面，较差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有更高的精神疾病发生率。早在1855年，流行病学家Edward Jarvis报告了其关于精神疾病发生率的经典研究。其最惊人的发现是指出“贫民阶层精神错乱的人数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好阶层（independent class）的64倍”。此后，虽然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和界定方法几经变化，但这一关系都始终存在，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有更高的功能障碍总体发生率、精神分裂症发病率、抑郁发生率（至少在女性中）、反社会行为或药物滥用比例（至少在男性中）（Dohrenwend et al, 1992）。

另一方面，诸多研究表明，以往较差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影响个体当前的抑郁水平。如Sadowski 等（1999）的研究表明，童年时期不利的家庭环境，如母亲抚养不利、依赖社会福利、居住较为拥挤等，会显著提高成年后个体的抑郁风险。Gilman等（2002）的研究也表明，在控制了儿童时期的社会人口特征、家庭精神疾病史、以及成年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后，那些童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其抑郁发病率是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群体发病率的两倍。这些研究表明，抑郁问题的社会不平等可能起源于生命早期。

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抑郁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可能受到抑郁的影响。Shea等（ 2012）认为这一社会模式是源于在女性成长过程中更多处于社会不利地位，从而有更高的抑郁风险。Chen等（2014）重点研究了中国台湾中年女性群体的抑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女性更可能出现抑郁症状；但缺乏正式教育并没有加剧个体的抑郁症状。

2.4.3 生活压力 

长期以来，压力事件都被发现是导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重要原因（Kendler et al, 1997）。经历压力事件的时间越长、压力程度越大越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抑郁结果，发生这些症状的时间越早、越可能复发，且这些经历也会降低抑郁的治疗效果（Herbison et al, 2017）。

学者们对可能导致个体抑郁的生活压力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可能引起个体抑郁的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压力、家庭压力、长期照料他人、妊娠等诸多方面。工作压力是导致抑郁的高风险因素（Parkes et al, 1990；Tennant，2001），研究表明从事高心理压力工作（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的人群患重性抑郁、焦虑障碍的风险是工作要求较低的人群的两倍，且该关系不受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压力也被证明能够显著提高个体抑郁水平（Phelan et al, 1991），还有研究显示丈夫的失业会在长期内提高妻子的抑郁水平（Penkower，1988）。此外失能老人的照料者也有更高的抑郁发病率，其发病率是非照料提供者的两倍（Baumgarten et al, 1992）。产后抑郁是一种重要的抑郁亚型，调查显示，全球女性中产后抑郁的发病率达20%（Gavin et al, 2005），这一症状出现在全球各国，但其发生率存在一定差异（Liu et al, 2016）。

2.4.5 重大事件 

个体经历的突发重大事件对抑郁有显著影响，包括经历自然灾害、遭遇丧偶等。多项考察飓风对个体的研究表明，在经历飓风后，人群中的抑郁发病风险显著提高（Bonanno et al, 2010），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影响在消极情绪的人群中较大，在积极情绪的人群中影响较小（Sibley et al, 2016）。Basoglu等（2004）对亲身经历地震、以及在距离震中100公里外居住的两个人群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两个群体出现抑郁的比例分别为14%和8%，表明地震经历可能会提高个体患抑郁的风险。丧偶也会显著提高老年人患抑郁的风险，在失去配偶的第一年，有10%~20%的老年人会出现抑郁症状，若未能及时治疗，该症状将会进一步发展（Alexopoulos et al, 2005）。在失去配偶两年后，老年人的重度抑郁症发病率达到14%，远高于其他老年人（Blazer et al, 2003）。

2.5 老年抑郁的保护性因素 

2.5.1 社会支持

压力过程模型是解释社会压力与个体精神健康关系的统一范式，基于这一范式，对个体心理健康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对个体压力来源的探索，其二即是在个体压力应对的研究上，在这一方面，社会学导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源、个体社会心理资源，以及应对的行为模式及策略技巧等（梁樱，2013）。其中，在对社会资源的研究上，社会支持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众多研究都验证了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健康以及个体抑郁的保护作用。George等（1989）对150名被诊断患重性抑郁的中老年人进行了跟踪调查，其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规模和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症状，其中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重性抑郁的相关性最强。针对心肌梗死患者群体的研究显著，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能够显著降低抑郁导致的死亡风险，且能够使个体抑郁症状有显著改善（Frasure-Smith et al, 2000）。社会支持的质量也可能有显著影响，如Golden等（2009）的研究表明，老年人选择性维持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参与活动是促进其晚年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积极成分。针对单身已婚母亲的研究显示，压力事件和获得的社会支持能够解释单亲母亲患抑郁风险的40%，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个体抑郁状态重要的中介变量（Cairney et al, 2003）。社会参与与老年抑郁的关系也得到了元分析（Meta-analysis）结果的支持，Gariepy等进行的元分析（2016）显示，有90%以上的研究结果都验证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保护作用。

对于社会支持作用于个体心理健康的机制，诸多研究都显示，社会支持可能主要通过增强个体心理知觉从而有益于其心理健康。知觉的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可能比实际接受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保护更为直接和重要（Wethington et al, 1986）。Bisconti等（1999）的研究也验证了，社会支持可能主要通过增强个体自身的控制感，进而有益于其心理健康。

2.5.2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老年人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诸多研究都显示社会参与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发生风险。Glass et al（2006）的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对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有独立的显著影响。White等（2014）的研究表明较少的社会参与能够显著预测老年人抑郁的发生情况。针对日本的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社会参与越多其患抑郁的风险越低（Okura 等，2014）。Chiao等（2011）的研究指出，当老年人参与兴趣爱好团体、宗教团体、政治团体、退休老干部组织、志愿者等六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其抑郁发生风险都将显著降低。

社会参与活动类型不同对健康的影响也可能不同。Hong等（2009）指出，当前关于社会参与的分类缺乏实践基础，大多研究将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的各种社会活动构成一个综合性指标。研究表明那些要求较高的技术水平、有较高参与程度的活动、展现更多的献身精神、以及与家人、朋友、教堂或社区有更紧密联系的活动，能够使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Mannell, 1993  )。Hong等（2009）将老年人参与的社会活动根据参与程度分为3个不同的类别，结果表明不同参与程度的社会活动对抑郁的影响存在差异。Simone (2015)  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参与与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有相关性，但其方向及作用强度依社会活动的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赵忻怡等（2014）研究了跟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舞蹈健身、社团活动对不同性别的丧偶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参与活动与男性丧偶老年人的抑郁无显著相关，跳舞健身的参与程度与女性丧偶老年人的抑郁呈负相关。

志愿者活动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领域。多项研究表明，参与志愿者活动可能影响老年人的抑郁发生情况。Li等(2005)讨论了进行志愿者活动与抑郁的关系，研究将志愿者活动分为正式的志愿活动和非正式的帮助。结果表明正式的志愿者活动对抑郁有显著有益作用，但非正式帮助没有影响。另一方面，抑郁症状也导致随之的正式志愿者活动的增加，表明老年人可能将志愿者活动作为一种补偿机制。针对日本的一项跟踪调查研究显示，对于男性，参与有报酬的工作或志愿者活动与更少的抑郁症状相关，志愿者活动也能够减轻失去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女性，从事生产性工作和更少的抑郁症状相关（Sugihara, 2008）。Musick et al（2003）的研究表明，参与志愿者活动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有较低的抑郁风险，而长期的志愿者活动对非老年人也发挥有益作用，此外，研究还指出出于宗教原因的志愿者活动的有益作用比世俗原因的志愿者活动的作用要更大，但该关系仅存在于老年人中。

2.5.3 家庭支持

家庭是个体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家庭支持对老年人保持身体、心理健康等都有重要意义（郭晋武，1997）。研究表明，那些获得家庭支持的老年人抑郁发生率显著低于其他老年人（Munshi et al，2007）；亲戚交往可解释抑郁2.4%的变异，而朋友交往仅为0.2%（唐丹，2010）；家庭融合度越高对老年人的保护作用越强（Park et al，2014）。家庭成员还能够为老年人起到积极榜样形象，促进其健康行为，并能够带领老年人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环境中（Thoits et al，2011）。

但家庭支持的质量对其效用发挥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只有当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的联系是高质量的且联系较多时，才能缓解老年人受到负面情绪影响的程度（Leach, 2013）。Holtfreter等（2015）的研究表明，与配偶和子女较强的联系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由于抑郁引起的社会参与活动下降的可能性，但仅考察是否有配偶、是否有子女则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联系的质量高低具有重要影响。配偶对老年人的支持作用是最为受到关注的方面。婚姻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相互理解等，但也有研究指出，并非所有的婚姻关系都会发挥正向影响，研究表明，对与配偶的交往持负面情绪的老年人，其患抑郁、生气、有自杀倾向的风险反而有所提高（Santini, 2015）。与子女联系的质量高低也有重要影响。与子女的负面关系（例如子女在经济上仍依赖父母）会使老年人感到焦虑和压力。总的来说，与配偶和子女保持高质量的关系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Coursolle, 2010）。

2.6 小结

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老年人抑郁是身体、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种机制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的结果（Arean et al, 2005）。从本文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抑郁的发生有其病理生理学基础；个体抑郁受到生物特征、躯体健康、遗传因素、社会心理逆境等威胁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支持、社会参与、家庭支持等保护性因素的影响。George曾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提出其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如年龄、性别、民族/种族），早期生活事件（如教育、童年创伤）、晚年生活事件（如收入、婚姻状态），社会融合因素（如宗教或社区参与），保护性因素（如社会支持），风险因素及应对策略（如生活压力及其应对）（Park et al, 2014）。综合当前关于老年人抑郁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对于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的类别，包括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躯体健康、生活事件和遗传因素，详见图2.2。从图中可以看到，老年抑郁问题既受到性别、种族、躯体健康、遗传因素等个体特征的影响，也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童年虐待、遭遇灾害、患慢性病等可能引发老年人抑郁的负面影响因素，也包括社会支持、教育、收入等可能有益于老年人抑郁问题的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因素之间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最终共同作用影响到老年人的抑郁问题。

2.7 已有文献评述

通过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当前学者们对抑郁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当前对抑郁的病理生理学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揭示了导致抑郁问题的生理机制。此外，对抑郁问题的影响机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了诸多可能诱发抑郁问题的风险因素，包括生物特征、躯体健康、遗传机制、社会心理逆境因素等，也得到可能对个体起到保护作用的因素，包括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等，对研究抑郁问题积累了较好的基础。

但从当前对老年抑郁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局限和不足之处：首先，针对早期逆境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实证研究还较少。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个体当前的心理健康状态可能受到整个一生中经历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考察早期经历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加深对老年抑郁问题的认识。其次，较少有研究采用有全国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数据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当前，关于童年逆境和晚年支持对老年抑郁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国家的调查数据，由于中西方社会在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之处，既往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我国社会，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特点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第三，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人口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还有待加强。老年抑郁问题的研究涉及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流行病学、医学等诸多领域，且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也已上升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此，要加深对老年抑郁的认识，有必要对其展开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从当前研究来看，至少在我国人口学和心理学领域，还主要是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展开研究，进行的交叉学科探究还较少。

 

老年抑郁的影响因素框架图

3.2 研究框架和研究问题

既有文献表明，抑郁有其病理生理学基础，并受到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的共同作用（Hazel  et al, 2008；Turner等，2003；Lanoue et al, 2012；Johnstone et al， 2014；郭晋武，1997；Glass et al，2006）。老年人抑郁既受到其整个生命历程中经受的逆境风险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其在晚年时期得到的支持因素的影响，那么，早期逆境与晚年支持对老年人抑郁分别有怎样的影响？晚年支持因素是否能够弥补或消除早期逆境带给老年人的负面影响呢？本研究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的探讨。

早期逆境包括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经历的多种逆境事件，包括童年逆境、童年时较差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压力、工作压力、遭遇丧母等重大事件。其中童年逆境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风险因素之一，因此本文选取了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研究。家庭和社会是老年人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包括配偶的支持、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等，本文选取了家庭支持和社会参与来代表晚年支持因素进行研究。基于上文的分析，童年逆境对个人的影响可能是伴随其整个生命历程的，童年逆境会降低人们对较小压力的承受能力，增大其出现心理疾病的风险，老年阶段可能是这些效用长期累积的结果。而获得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可能提高老年人应对压力的能力，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童年逆境是否仍对老年人抑郁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庭支持和社会参与能否降低老年人抑郁问题？同时，家庭支持和社会参与是否能够缓解童年逆境的负面影响？文章研究框架如图3.1所示。

 

本文的研究框架图

 

具体来看，本研究涉及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是框架A，研究童年逆境对老年抑郁的影响。童年逆境对个人的影响可能是伴随个体整个生命历程的，那么，童年逆境是否仍会显著影响老年人抑郁？该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此外，本文还研究了童年逆境对中年群体抑郁发生的影响，将其与针对老年人群体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二是框架B，包括B1和B2。B1首先研究了家庭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机理，考察经济支持、与子女同住或子女住在附近、与子女的联系等家庭支持因素是否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风险。B2考察了这些家庭支持因素与童年逆境的交互作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以验证家庭支持是否能够弥补童年逆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是框架C，包括C1和C2。C1研究社会参与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机制，从不同角度探究社会参与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包括老年人是否有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的程度、社会参与的种类等，以期探究社会参与在健康老龄化中的独特作用。C2考察了社会参与与童年逆境的交互作用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考察老年人从社会参与中获得的支持是否能够缓解童年逆境的负面影响。

依据相关理论，在此提出各章节的主要研究假设，对于各研究假设的进一步分析则参见相关各章节。

在童年逆境对老年抑郁的影响方面，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个人发展和老龄化是贯穿一生的过程，个人健康状况受到其过往经历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证明，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对个人成长可能会有负面作用，且该作用会持续到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对个人的精神健康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Sheeber et al, 1997；Collishaw et al, 2007，Kessler et al，1997）。生物学机制研究也表明，早期生活中的逆境事件会在几十年时间内以持续的方式对自身生物系统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个体对疾病的易感性（Millers et al, 2009）。因此，有必要考察早期经历对老年抑郁的影响，据此，提出第五章的主要研究假设：

假设一：有童年逆境经历会显著提高老年人患抑郁症状的风险，并提高其抑郁得分；

压力过程模型是解释个体压力及感知的支持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机制。基于该模型，大量研究表明支持获得是个体压力应对的重要途径，社会支持对老年抑郁的保护作用得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George et al, 1989；Frasure-Smith et al, 2000；Gariepy et al；2016）。个体感受到的支持可通过压力缓冲作用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个体获得的支持使其预期能够得到其他人提供的帮助，这一心理预期将加强个体应对压力的能力，因此改善个体所处的压力环境，降低其负面效应（Cohen, 2004）。支持获得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也得到了生理学研究的支持。生理学研究发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是人体神经内分泌系统的重要部分，有调节个体心情和情绪的作用（本特森，2006），而个体感受到的支持可能会影响内分泌腺的反应模式，进而作用于其心理健康（House 1982）。对于离退休的老年人来说，家庭支持和社会参与是其获得支持的两个重要来源。家庭支持包括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等，这些因素能够从经济安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支持，从而可能降低其抑郁发生风险。且这些因素也可能通过压力缓解机制来弥补或消除童年逆境对老年人的负面影响。据此，提出第六章的主要研究假设：

假设二：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能够降低其患抑郁症状的风险，并降低其抑郁得分；

假设三：家庭支持能够缓解童年逆境对老年抑郁的负面影响；

社会参与指老年人进行的有社会性和互动性的活动。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从社会中获得支持的重要渠道，在活动参与中，老年人能够从他人处获得情感慰藉，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还可以锻炼身体以及保持脑力活动；通过承担一定角色可以使老年人有更强的自我价值实现感，社会参与可能会通过这些机制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发生风险。此外，社会参与也可能会弥补或消除童年逆境对老年人的负面影响。据此，提出第七章的主要研究假设；

假设四：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能够降低其患抑郁症状发生风险，并降低其抑郁得分；

假设五：社会参与能够缓解童年逆境对老年抑郁的负面影响。

3.3 数据与测量

3.3.2 核心概念界定

3.3.2.1 老年抑郁

老年抑郁是本文的核心因变量。抑郁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可根据其表现特征、诊断标准和严重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包括抑郁情绪（depression mood）、抑郁综合症（depression syndromes）、重性抑郁（major depression）或者抑郁障碍（depression disorder）等（曹衍淼等，2016）。也可采用抑郁量表得到样本的抑郁得分，根据严重程度将其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本文即采用后一种分析策略，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10道题目的简表（CES-D10）对样本抑郁状况进行测量，并根据通用方法，根据得分将样本划分为有抑郁症状和无抑郁症状两类。此外，抑郁得分表示样本的抑郁症状程度，因此，也将抑郁得分视为连续变量进行研究。

3.3.2.2 童年逆境

童年指儿童的生活，童年往往不是一个自觉的、独立的状态，成人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对童年的界定是不同，现今，人们普遍采用联合国儿童权利大会的定义，将从出生到18周岁这一时期规定为童年期（顾彬彬，2012），本文也采用了这一年龄划分标准，且从本文的文献回顾来看，童年虐待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了这一标准。

童年虐待（Childhood Maltreatment）和童年逆境（Childhood Adversities）是最常被使用的指代童年不幸经历的术语。但从语义及相关测量来看，二者从严重程度和指代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异。童年虐待一般指对儿童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躯体或心理伤害，而童年逆境除包括童年虐待事件外，也包括被忽视、情感逆境、家庭功能障碍等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因素。McLaughlin等（2010）文中对童年逆境的测量较有代表性，其对童年逆境的测量包括了情感虐待、躯体虐待、被忽视、非意愿的性行为。其中，情感虐待根据抚养人多长时间会对被访者实行侮辱、责骂、说带有伤害性的话以及用暴力威胁被访者进行测量；躯体虐待根据抚养人多长时间会对被访者施以造成伤痕或伤害的暴力行为进行测量；被忽视包括被访者在太小而不应独处时抚养人没有尽到照护的责任、抚养人未提供必要的物品（如衣服、鞋子）、不能保证正常的饮食、或没有给予必要的医疗照护等。且如前文所述，父母较差的精神状态和父母间的暴力行为也是童年逆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来看，当前研究中，对童年逆境的测量主要包括：性虐待、躯体虐待、情感虐待、被忽视、父母较差的精神状况、父母间关系较差等方面。

然而，当前关于童年逆境的研究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与我国在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在童年逆境的测量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首先，西方研究中较为重视的“被忽视”（Negelect）这一因素可能不适用于我国的研究。“被忽视”考察儿童的衣食、营养、医疗等方面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而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大多出生在建国前或建国初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大多处于只能解决温饱的状态， 因此，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的这些需求都不一定能够完全得到满足，因此本文未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但本章考察了儿童承受的情感忽视，即抚养人对其关注较少、或对其花费的精力很少。其次，儿童性虐待相关研究在我国还相对较少，且本文未能获得样本儿童时期性虐待的相关信息，因此，本文未考虑这一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以西方相关研究为基础，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将童年逆境定义为样本在儿童时期经历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情感忽视、父母精神状况较差、父母关系较差。 

5.1 引言

心理学研究业已证明，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对个人成长可能会有负面作用，且该作用会持续到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对个人的精神健康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Sheeber et al, 1997；Collishaw et al, 2007，Kessler et al， 1997；顾彬彬，2012）。其中，童年虐待的负面影响是较早受到学者关注的领域之一，自197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研究显示，经历过创伤、尤其是童年虐待，会使人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Widom，1999），童年虐待还会使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内化特征和更具攻击性、更易有冲动行为等外化行为；创伤经历尤其会使那些有较高患病风险的人群更易罹患精神疾病（Spauwen et al, 2006）。2006年WHO 发布报告《Preventing child maltreatment：A guide to taking action and generating evidence》指出，儿童虐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些经历会对儿童一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及个人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报告呼吁社会应给予儿童虐待问题更多的重视，加大干预投入力度，并加强对童年虐待造成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工作（WHO, 2006）。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童年时期不幸经历的考察扩展到了童年逆境。童年逆境除包括家庭暴力、性虐待等童年虐待事件外，还包括被忽视、情感逆境、较差的家庭环境等不利于儿童成长的事件。虽然童年逆境造成的直接伤害可能要小于虐待，但这一问题更为普遍，且儿童承受这些不幸的时间可能更长、受到的长期影响可能也更为深远（Gauthier et al, 1996）。研究表明童年逆境与个人成年后的情感障碍、焦虑、药物滥用（substance use disorders）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且童年逆境与这些疾病之间的相关性没有显著的差别，表明童年逆境可能是多种成年后精神疾病的共同起源（Kessler et al., 1997）。Varese等（2012）搜集了1980至2011年被权威数据库收录的研究童年逆境（包括性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心理虐待、被忽视）与精神疾病的文献，其元分析（Meta-analysis）结果显示，童年逆境与精神疾病有显著的相关性，童年逆境的作用系数OR值为2.78，在基于面板数据、预测性或半预测性（quasi-prospective）数据进行的研究中，童年逆境的作用系数分别为2.99和2.75。这也表明，童年逆境与个人精神疾病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作为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抑郁与童年逆境、童年虐待的关系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显示，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等均对青少年的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凌宇等，2009）；童年时期经历的躯体虐待、被忽视、情感虐待和性虐待等因素能够解释大学生抑郁26%的变化量（何剑骅，2016）。Bifulco等（1998）对童年经历和女性抑郁的关系进行了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通过与被访者的深度访谈以及调查数据，其研究揭示出，在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后，那些在童年时期有过被忽视或被虐待经历的妇女，成年后患抑郁的风险要提高一倍，且被虐待的次数越多、在成年时期患抑郁的风险就越高，这些经历严重伤害了被访女性的自我价值感、破坏了其对人际关系的态度。Mclaughlin 等（2010）的研究表明，对于有3项或更多童年逆境经历的人，经历压力事件会使其抑郁发生比例提高27.3%，而那些没有童年逆境经历的人抑郁发生比仅提高了14.8%。由此可见，童年逆境的影响是持续且长久的，即使到成年之后，童年时期的经历仍然对个体罹患抑郁的风险有显著影响。

除儿童自身经受的各种事件外，不利的家庭环境等对儿童的精神健康也有重要影响。Gilbert等（2009）指出儿童目睹父母间的暴力行为也应被视为童年虐待，其研究表明家长之间的暴力行为与儿童精神疾病的关系可能还要大于其他逆境事件。还有研究显示父母的精神状态也是童年逆境的表现之一，如有研究显示表现出焦虑症状的孩子其父母更可能有焦虑的症状（Rapee et al, 2009）；若母亲有精神疾病会提高后代患抑郁疾病的风险（Asselmann et al, 2015）。

针对童年逆境对个人可能造成影响的持续时间也有较多讨论。多项临床研究表明，童年逆境对个人精神健康会有持久的影响（Kessler et al, 1997），对此较为流行的解释是童年逆境会造成个体成年后的心理脆弱性，从而对压力承受力较弱（Hammen et al, 2000；Harkness et al, 2006）。但也有研究指出大多数童年逆境只与成人精神疾病的第一次发作有关，与该疾病的进程无关（Kessler et al, 1993；Pollack et al. 1996）。Brown等（1999）的相关研究发现童年虐待经历会使青少年抑郁发生风险提高3倍，但控制其他不利条件后该影响会减小；然而，在成年人中，即使在控制其他因素后，该影响并未发生变化，据此作者指出，童年的不幸经历对个人精神状态影响具有很高的复杂性，可能需要从整个生命历程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可见，童年逆境对个人影响的作用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Millers 等（2009）从生物学角度考察了早期较差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该研究为理解童年逆境的长期影响提供了一定佐证。作者采用全基因组转录谱分析（Genome-wide transcriptional profiling）研究发现，那些早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健康成年人中具有一种防御型的表型，其特征在于抗糖皮质激素信号传递，这将引发过度的肾上腺皮质和炎症反应。虽然这些反应在自身受到威胁时能够起到适应调节的功能，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反应模式可能会对肌体造成不利影响，最终导致慢性老年疾病。该研究表明，早期生活中的逆境事件会在几十年时间内以持续的方式对自身生物系统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个体对疾病的易感性。由于童年逆境与个体早期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属于个体早期遭遇的不幸经历，因此童年逆境对个体也可能产生与此相类似的生物影响机制，能够对个体产生持续且长久的影响。

虽然当前对童年逆境和抑郁的关系已有较多讨论，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如当前较多研究关注童年逆境对青少年或成年人抑郁发生的影响，但关注其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童年逆境可能会使儿童成年后心理承受力较为脆弱，而心理特征一旦形成将较难改变，因此，童年逆境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老年阶段，从而增加老年人抑郁发生的风险。其次，当前关于童年逆境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国外调查数据，较少是基于我国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由于国情、文化等的差异，无论在童年逆境的测量还是影响机制等方面，国内外都可能有一定不同。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国情，基于我国的样本对童年逆境和老年人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章基于CHARLS这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探究了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希望能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童年逆境是否仍然对老年人患抑郁症状及其抑郁得分发挥显著影响？其次，不同类型的童年逆境事件对抑郁的长期影响是否存在不同之处？再次，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是否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最后，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与其对中年人的影响有哪些异同？

5.2 数据、变量及研究方法

5.2.1 数据与变量测量

研究数据。本章采用的数据为CHARLS 2011年基年调查、2013年追踪调查以及生命历程调查数据。童年逆境是本章的主要考察因素，因此筛选了在2011年和2013年均参与了调查、同时有童年经历数据的样本，构成了两期的平衡面板数据，筛选研究样本的年龄为60岁及以上，并删除自变量有缺失的案例，得到有效样本3828个，面板数据包括7656人年。

抑郁的测量。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10道题目的简版对抑郁进行测量。根据该量表，将10个题目的分数相加即得到样本的抑郁量表得分。对根据CHARLS调查得到的抑郁得分进行检验，在2011年和2013年该量表的Cronbacha系数分别为0.8381和0.8041，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很好。

在量表使用中，大多研究根据界分点将被访者分为有抑郁症状和没有抑郁症状两类，当前普遍采用10分作为界分点。本研究也采用该界分点，大于等于11分则视为被访者有“轻度”或“显著”的抑郁症状，小于11分则视为正常。也有学者将该得分视为连续型变量进行研究。CES-D得分高低能够表明被访者抑郁症状的程度（汪向东等，1999），考察该得分的影响因素对认识老年人抑郁问题也大有裨益。本研究将同时采用这两种老年人抑郁测量方法进行分析。

童年逆境的测量。根据第三章对童年逆境的界定，童年逆境指样本在儿童时期经历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情感忽视、父母精神状况较差、父母关系较差。结合CHARLS生命历程问卷，对童年逆境的测量如下。根据是否被女性或男性抚养人打过测量躯体虐待；根据女性或男性抚养人是否严厉、是否更偏爱其他子女测量情感虐待；根据女性抚养人是否从未表达对被访者疼爱、是否花了很少的精力照顾被访者测量情感忽视；根据女性或男性抚养人是否有紧张、害怕、抑郁等情绪测量父母的精神状况；根据父母间是否吵架、打架等测量父母关系。根据对变量进行的相关性检验，发现来自男性或女性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以及男性或女性抚养人的精神状况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499、0..654、0.756，表明在家庭中男性抚养人和女性抚养人的行为、精神状况均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本文不再区分来自男性抚养人和女性抚养人的行为或精神状况，而是认为当男性或女性抚养人任一方施加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或其精神状况较差时，即认为儿童有该不幸经历。合并后童年逆境各变量的相关性均低于0.24，从而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控制变量。本章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与配偶同住、户口类型、是否与成年子女同住、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IADL）、患慢性病的种类数量、认知能力、是否吸烟、是否饮酒、睡眠质量是否良好、是否有医疗保险、与所在社区/村相比，收入情况如何、教育程度、退休前职业类型、家中是否有冲水厕所、是否有洗澡设备、是否有网络。

5.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CHARLS 2011年和2013年两期的跟踪调查构成的面板数据，童年逆境信息来自2014年进行的“中国中老年生命历程调查”。面板数据能够提供被访者在2011年、2013年的抑郁症状及各控制变量的变动情况，该数据的一大优势是能够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问题，从而排除个人异质性对结果的影响。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是分析面板数据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模型基本表达式见公式5.1，其中 为个体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为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由于面板数据包含被访者两期或以上的数据，模型中的扰动项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扰动项 ，以及随个体和时间而变化的扰动项 （陈强，2014）。 

根据模型分析策略，若与解释变量和均不相关，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在本文中，童年逆境是被访者童年时期的经历，与样本当前的特征无相关性，且该数据是在2014年生命历程专题调查时收集得到，与样本的抑郁信息及其他控制变量收集不是同一时点，故认为可以满足与解释变量和扰动项不相关的假定条件。从另一方面考虑，由于在两期数据中，每一样本的童年逆境变量是完全相同的，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童年逆境变量将被删去，使得分析无法进行。因此，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由于对因变量将采用两种分析策略，即根据界分点将样本分为是否有抑郁症状以及将抑郁得分作为连续型变量进行分析，因此分别采用随机效应Logit模型和随机效应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

5.3 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描述性分析

5.3.1 样本的童年逆境分布特征描述 

样本童年逆境情况如表5.2所示。有26.20%的样本表示在童年时期曾有躯体虐待的经历。觉得抚养人严厉的占比达32.52%，可见在当时社会大多父母对子女管教比较严厉，不过大多父母对子女不会有明显的偏爱。在情感忽视方面，觉得女性抚养人从没有或很少表达对自己疼爱的样本为21.37%，觉得女性抚养人完全没有或很少花精力照顾自己的样本为24.03%。在抚养人精神状况方面，样本认为在童年时期抚养人大部分或相当多时间感到紧张和着急、容易觉得难过或害怕、常表现得伤心或抑郁的比例分别为18.52%、14.92%、21.42%。最后，在不利的家庭环境方面，父母常吵架的占比为19.33%，父亲打过母亲的占比7.71%，母亲打过父亲的占比1.28%。整体来看，样本老年人在童年时期有童年逆境的比例不在少数。

 

表5.2 研究样本的童年逆境变量描述性分析（N=3828）

 

5.3.2 童年逆境与老年人抑郁的简单相关分析 

对样本的童年逆境经历与是否有抑郁症状、抑郁得分进行了简单相关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童年经历变量均来自于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且分析样本为既有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也同时参加了2011年和2013年的追踪调查，因此，表5.3展示的是同一批人分别在2011年和2013年的抑郁状况。

在躯体虐待方面，曾经历来自抚养人躯体虐待的样本有抑郁症状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其他样本，2011年和2013年分别高出6.95、5.72个百分点，可见曾经历来自抚养人的躯体虐待可能对样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影响。

在情感虐待方面，抚养人比较严厉使样本群体患抑郁症状的比例显著提高，在2011年和2013年分别高出7.25、5.08个百分点，偏爱其他子女也会提高样本群体有抑郁症状的比例，但在2013年并不显著，这可能与该样本群体数量较少有关。

抚养人较差的精神状况会显著提高样本群体患抑郁症状的比例，若抚养人感到紧张和着急、容易觉得难过或害怕、常表现得伤心或抑郁会使样本患抑郁症状的比例分别提高14.68、17.99、13.60个百分点（2011年）和15.26、18.20、16.27个百分点（2013年）。

父母间的消极关系也对样本患抑郁症状的比例有显著影响，若被访者父母经常吵架会使样本群体患抑郁症状的比例提高5.47（2011年）或6.57个百分点（2013年），父亲有时候或经常打母亲使样本患抑郁症状的比例提高9.35（2011年）或13.08个百分点（2013年），母亲有时候或经常打母亲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也可能与该类样本较少有关。

比较来看，抚养人较差的精神状况使样本群体有抑郁症状的比例提高的程度相对更大。从不同特征群体抑郁得分的差异来看，除女性抚养人是否经常表达疼爱、母亲是否曾打过父亲变量外，其余各变量均与老年人抑郁得分呈显著相关性，有童年逆境经历均会使老年人的抑郁得分有显著提高，且从使得老年人抑郁得分提高的程度来看，抚养人的精神状况影响最大。但简单相关关系可能受到老年人其他特征的影响，以下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进一步考察童年逆境与老年人抑郁之间的关系。

 

表5.3 不同童年逆境的样本群体的抑郁症状特点分析

 

5.4 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研究

5.4.1 不同类型的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研究

首先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童年逆境因素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如表5.4所示。在基础模型中仅控制人口学变量时，各童年逆境变量对老年人抑郁症状和抑郁得分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表明有童年逆境经历的样本更可能受到抑郁的影响。进一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全模型结果表明，躯体虐待、情感虐待、父母的精神状况、父母间的关系等因素分别对老年人患抑郁症状或其抑郁得分有显著影响，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即老年阶段的精神状况仍受到童年时期经历的影响。这些结果也曾被以往诸多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所证实（Widom，1999; Spauwen et al, 2006; Varese etl, 2012）。

从各变量影响程度看，父母的精神状态的影响值得引起关注。结果显示，若儿童时期父母精神状况较差每提高一个单位，会使样本有抑郁症状的风险比提高38.9%，使样本的抑郁得分增加0.791个单位。父母精神状况的影响超过与类似于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有躯体虐待经历会使样本有抑郁症状的风险提高46.5%，使样本抑郁得分增加0.412个单位；情感虐待经历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样本有抑郁症状的风险提高21.7%，对抑郁得分无显著影响。此外，父母间的消极关系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抑郁得分，但对样本是否有抑郁症状无显著影响。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情感忽视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

根据模型结果可以看到，童年逆境因素中，与儿童情感需求相关的因素有重要影响，父母较差的精神状况对样本抑郁症状的影响与躯体虐待相差无几，对抑郁得分的影响要大于躯体虐待，父母间的消极关系也会显著提高样本的抑郁得分，这一结果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生活中，人们更多关注儿童的躯体虐待或情感虐待等实质性的伤害，而较少关注父母的精神状况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但结果表明，父母较差的精神状况导致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究其原因，若父母经常感到紧张或着急、感到难过或害怕、经常表现得伤心或抑郁，很可能会使家庭长期笼罩在较为压抑的氛围中，而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很难摆脱这种氛围的影响，大多只能默默承受这种压抑的氛围，长此以往，必然会对儿童身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阻碍儿童个性的正常发展，导致其形成有缺陷的人格等后果。Gauthier 等（1996）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Gauthier 等指出，与父母保持情感和身体上的亲密关系对儿童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躯体虐待至少会让儿童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被关注，儿童会知道是因为自己做错了某些事情而被惩罚，而情感上无法得到满足会使儿童丧失了这一重要的情感支持来源，让儿童产生心理上被抛弃的感觉，这一缺失对儿童的心理功能以及儿童与他人建立私人关系的能力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而这可能会给儿童带来持续一生的影响。Gilbert等（2009）的研究也表明，家长之间的暴力行为与儿童精神疾病的关系可能还要大于其他逆境事件。但另一方面，与儿童情感需求有很大相关的情感忽视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社会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当前处于老年阶段的人群出生年代为1921~1951年，在其童年时期我国家庭孩子数量普遍较多，且仍处于建国前后的动荡时期，因此，大多父母可能无暇顾及子女，而这也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由此使得情感忽视对儿童的影响不大。

总的来看，模型结果验证了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有显著影响，童年时期经历躯体虐待、情感虐待、父母精神状况较差会提高老年人患抑郁症状的风险，经历情感虐待、父母精神状况较差和父母间关系较差会使样本的抑郁得分显著提高。且文章还发现，儿童经历的与情感需求相关的逆境对老年抑郁有很大影响，这些逆境可能会通过影响儿童的心理功能、个性发展，进而对个体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应加大对儿童情感逆境的关注。

 

表5.4 童年逆境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5.4.2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剂量-反应”效应

文章还检验了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剂量-反应”效应，如表5.5所示。其中自变量为样本经历的童年逆境事件数量。如前文所述，每个童年逆境变量均根据若干相关行为测量，在计算逆境事件数量时，只要被访者回答有至少一项行为即认为有该经历，最后，将五个逆境事件加总得到童年逆境的“剂量”变量。仍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如表5.5所示，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效应，童年逆境数量越多，老年人有抑郁症状的风险就越大，逆境事件数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样本老年人患抑郁症状的风险提高35.4%，使其抑郁得分增加0.508个单位，这回答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即童年逆境对老年抑郁的影响的确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以往诸多基于西方国家调查数据的相关文献也都表明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童年逆境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很强的“剂量-反应”关系(Afifi et al, 2008；Chapman et al, 2004)。Dube等（2001）的研究表明，无论何种童年逆境事件增加都会使个体的自杀风险提高2到5倍；Trauelsen等（2015）的研究表明，随着逆境事件数量的增加，样本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也不断增加；Bjorkenstam等（2017）发表在顶级杂志BMJ上的文章也发现，童年逆境与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自杀风险有很强相关性，该研究基于瑞典的登记数据，样本量达到548721个，研究显示，有一项童年逆境经历的OR值为1.1（0.9~1.4），有两项的OR值为1.9（1.4~2.5），有三项及以上的OR值为2.6（1.9~3.4）。可见，经历的童年逆境事件越多给个体带来的伤害就越大。

 

表5.5 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剂量-反应”效应模型结果

5.4.3 童年逆境对中老年人抑郁影响的比较研究

童年逆境对老年人的影响与其他年龄阶段相比是否存在不同之处呢？抑或是童年逆境对个体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是稳定的？如本文对于童年逆境影响个体抑郁的作用机制的解释是正确的，即童年逆境是由于影响了个体的心理功能和性格特征的发展，从而导致个体更可能受抑郁影响，那么童年逆境也将显著提高中年人群体受抑郁影响的风险。但由于在不同年龄段，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职业生活特点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童年逆境对个体抑郁症状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不同。基于这些分析，本文对比了童年逆境对中年人和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从而考察童年逆境是否也会显著提高中年人群体受抑郁影响的风险？童年逆境对个人抑郁的影响在中年人群体和老年人群体中存在哪些异同？

表5.6展示了童年逆境对45~59岁的中年人群体抑郁症状的影响。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全模型结果显示，躯体虐待、父母较差的精神状况、父母间的消极关系均会使中年人有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提高，这些因素以及情感忽视因素均会使中年人的抑郁得分显著增加。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即童年逆境会显著提高中年人受抑郁影响的风险，这一发现也被以往的相关文献所证实（Chapman et al, 2004；Wainwright et al, 2002），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关于童年逆境影响个体抑郁作用机制的解释，即童年逆境会妨碍儿童的心理功能和个体特征的发展，从而使得童年逆境可能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会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从各变量影响来看，童年时期父母的精神状况对中年人抑郁的影响是最大的，若样本在童年时期抚养人的精神状况较差，会使其在中年时期有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提高41.9%，使样本的抑郁得分提高0.865个单位。躯体虐待对中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但能够使抑郁得分增长0.256个单位。与老年时期相比，情感忽视和父母间消极关系对中年人群体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情感虐待的影响则变得不再显著。

 

表5.6 童年逆境对45~59岁中年人抑郁症状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分析

 

总的来看，童年逆境对中年人和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既存在差异，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二者间差异来看，首先主要体现在各变量的影响上。情感虐待、情感忽视、父母间的消极关系对中年人和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均有所不同，相比于老年人群体，父母间的消极关系和情感忽视对中年人抑郁的影响要更为显著，情感虐待的影响则变得不再显著。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家庭内部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变迁有关，当前的中年人群体出生于1951~1966年，相比于建国初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家庭孩子数量有所降低，家庭内部关系更为密切，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变得更大，因此父母关系较差以及父母精神状况较差可能会对儿童产生更大的影响。而情感虐待不再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父母对子女较为严厉大多是出于教育、教导等目的，其初衷是为了孩子的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会更加理解父母，因此不会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二者也存在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情感方面的逆境对儿童的影响在中老年样本中均相对较大，在中年和老年样本中父母的精神状况、在中年样本中父母间的消极关系的影响均高于或类似于躯体虐待的影响，这表明，虽然很多父母并不会对儿童施加打骂等暴力行为，但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的负面情绪也会对儿童产生重要影响。这再次验证了童年时期经历的情感方面逆境对个体的影响要更为长期且深远。

5.5 小结与讨论

本章基于CHARLS2011年、2013年跟踪调查、以及生命历程调查数据构成的平衡板数据，利用随机效应模型探究了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童年逆境与老年人抑郁的简单相关分析表明，除少数变量外，童年逆境与老年人是否有抑郁症状，以及老年人的抑郁得分有显著相关性，经历过童年逆境的老年人群体有更高的抑郁症状发生比例，其抑郁得分均值也更高。这一发现有助于在实践中较为精准的筛选更可能受抑郁影响的老年人群体。

其次，随机效应模型结果验证了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存在显著影响，经历过童年逆境会使老年人更可能有抑郁症状，且抑郁得分也更高。文章发现不同童年逆境因素发挥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这一点也验证了以往的相关研究结论（Afifi et al., 2008）。模型显示，父母较差的精神状况对样本抑郁的影响要类似于或超过躯体虐待，表明儿童时期经历与情感需求相关的逆境产生的影响更大。此外，文章验证了童年逆境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效应，表明儿童经受的逆境事件越多，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大，这也以往针对西方国家样本的发现相一致（Afifi et al，2008；Chapman et al， 2004；Bjorkenstam et al, 2017）。

最后，文章对比了童年逆境对中年人和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结果表明，童年逆境对中年人抑郁也存在显著的影响，验证了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可能会对个体产生伴随一生的影响，凸显了童年时期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童年逆境各变量对中年人和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于老年人群体，父母间的消极关系和情感忽视对中年人抑郁的影响要更为显著，情感虐待的影响则变得不再显著，这可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家庭内部关系变化有关。但童年逆境对中年人、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也存在相同之处，其研究结果均表明与情感需求相关的逆境事件对个体的影响要相对更大。这一结果提示我们，除关注儿童经受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等实质性伤害外，也应对儿童在情感方面的逆境给予高度关注。

本章在理论上进一步扩展了对老年心理健康的研究。以往围绕老年健康的研究大多关注老年时期的因素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如个体的肌体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活动等因素，还较少有研究考察早期经历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自生命历程理论提出以来，人们愈加认识到早期经历对个体当前状态的重要影响，老年健康不仅仅是老年阶段才需要关注的问题，而是应该从整个生命历程的角度去审视这一问题，个体在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是其整个一生经历的累积。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于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中年时期等早期经历与老年健康间关系的研究，这对于认识老年健康问题将大有裨益。从另一角度看，这些研究也有助于人们形成从整个生命历程中去积累健康资本的意识。

8.1 本文结论

本文从心理健康的社会学视角出发，基于成功老龄化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考察了童年逆境、家庭支持和社会参与及其交互作用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前我国老年抑郁问题十分严峻，老年人有抑郁症状的比例达到30%左右。从不同特征老年人群体抑郁症状的发生比例来看，男性比女性的发生比例低；已婚且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发生比例低；城镇老年人的发生比例低于农村老年人；IADL完好老年人的发生比例大大低于IADL残障的老年人；收入水平较好、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的发生比例更低。从这些差异随年龄增长变化的趋势来看，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随年龄增长不断增加，婚姻状态、IADL、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的差异随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考察了本文所有控制变量对老年抑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户口、IADL、慢性病数量、认知状况、记忆力、睡眠质量、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家中是否有冲水厕所、是否有取暖设备、是否有网络均对老年抑郁症状和抑郁得分有显著影响。

其次，童年逆境对老年抑郁的影响研究显示，躯体虐待、情感虐待、父母较差的精神状况等童年逆境对老年是否患抑郁症状有显著影响，躯体虐待、父母较差的精神状况、父母间的消极关系对老年人抑郁得分有显著影响。童年逆境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存在“剂量-反应”效应，童年逆境的数量越多，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就越大。此外，研究显示不同童年逆境事件的影响存在差异，与情感需求相关的童年逆境事件对老年抑郁的影响非常显著，可能类似于或超过了躯体虐待、情感虐待等的影响，这可能因为此类逆境事件会妨碍儿童的心理功能、个性特征的发展，从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文章还考察了童年逆境对中年人群体的影响，得到了与老年群体研究基本一致的结论，验证了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可能会对个体产生伴随一生的影响。

第三，晚年支持因素中的家庭支持方面，当前我国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日常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比例均较高，但获得高质量家庭支持的比例相对较低。对家庭支持和抑郁症状、抑郁得分的交叉分析显示，获得家庭支持的老年人群体其抑郁症状比例和抑郁得分并不一定更低，但获得高质量家庭支持的老年人群体的抑郁症状发生比例和抑郁得分均值要更低，表明家庭支持的质量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利用倾向值加权分析考察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支持对老年抑郁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支持、情感支持能够显著改善老年抑郁状况，但日常照料支持反而会提高老年抑郁风险。对高质量家庭支持进行的研究表明，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仍对老年抑郁有改善作用，且效用更为显著；高质量日常照料支持对老年抑郁并未发挥保护作用，这可能与老年人对不同支持类型的知觉程度或本文研究样本的年龄特征有关。本部分的研究表明，虽然当前我国面临着家庭核心化、结构简化的趋势，且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家庭户比重持续提高，但非同住子女通过经济纽带、情感纽带等形式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同样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受抑郁影响的风险，不共同居住并非一定会削弱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功能。而日常照料这一传统的家庭支持模式却对老年人抑郁无直接的显著影响，表明要结合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来给予其支持。

在社会参与方面，从当前现状来看，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比例较低，参与形式较为单一，参与频率较低且活动种类较少，总的来看，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有待进一步开发。从其模式特点来看，社会参与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女性仅简单交往型参与高于男性，其他参与形式均低于男性；已婚并与配偶同住老年人的参与水平均高于其他老年人；城镇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均高于农村老年人。文章利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结果显示，是否有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程度均对老年人是否患抑郁症状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能够显著影响其抑郁得分，表明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主要有“剂量效用”，而不存在“门槛效用”，即社会参与能够降低老年人抑郁得分，但对老年人是否有抑郁症状无显著影响。模型结果还表明，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症状及抑郁得分的影响存在差异，验证了对智力、体力等要求较高的社会参与更可能发挥有益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社会参与与户口、教育水平、退休前工作类型等社会经济变量的交互作用对老年抑郁有显著影响，表明社会参与活动能够更好的激发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的保护作用。这也表明，社会参与可能是导致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一种作用机制，未来应着力提高老年人普遍的社会参与程度。

从家庭支持、社会参与与童年逆境的交互作用对老年抑郁的影响来看，家庭支持对弥补童年逆境的作用相对要大于社会参与，但二者对老年抑郁有显著影响的交互项均较少，表明家庭支持和社会参与对弥补或缓解童年逆境的负面影响作用十分有限。这表明早期逆境对个体的影响可能很难弥补或消除，这些经历对个体的心理功能、个性特征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这也凸显了从生命历程视角对老年健康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回应了本文所关注的主题，即影响老年抑郁的是早期逆境抑或晚年支持？结果表明，无论是早期逆境还是晚年支持均会显著影响老年抑郁。以童年逆境为代表的早期逆境因素可能会对个体产生长期且深远的影响，很难被晚年时期其他保护性因素所弥补。但晚年支持因素能够显著降低老年患抑郁症状的风险及抑郁得分，应注重发挥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

文字编辑：徐毅萌

推送编辑：王天行、王朗宁

审核：范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