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基于对北京城郊L村的农民工家庭的实证调查，呈现了在当前“农民工”体制下当代农民工在城乡结合部的主体体验，探讨了农民工关于“老家好”、“回老家”的话语表达对于他们的意义以及老家的意义在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别。

鲍程亮，浙江杭州人，2005年至201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师从卢晖临教授。硕士论文曾编入《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12）》。现服务于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老家的意义：身处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的复杂心态——以北京城郊L村农民工家庭调查为例

鲍程亮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老家水土好、气候好，蔬菜瓜果也比较好。到时候（回乡后）在家里种一点地，可以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不像城里的菜，都不太好，看着挺好的，实际上有毒、不安全。而且住在城里谁都不认识，整天待在自己家里,不如老家生活舒服自在。我们在老家盖了三层的楼房,还没有装修，以后就学城里的装修，有电视、冰箱、洗衣机,二层还要摆上一台大的液晶电视。——对L村外来打工者袁大姐的访谈

袁大姐思念的老家在四川省北部的一个山区，正是秦岭以南，山川形胜之处。袁大姐的描述中老家比他们现在工作生活的大城市北京要好得多。袁大姐一家目前生活在北京的一个城乡结合部L村，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小屋。与老家相比，袁大姐认为北京除了能赚到钱以外几乎一无是处。在城市的打工生活是一种“忍耐”，她相信最终会回去老家“享受”生活。

这是笔者和同事于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期间对北京城郊L村的农民工家庭进行的跟踪调查中的个案。笔者发现，与袁大姐类似，这些农民工在谈到老家时使用的表述经常是“老家好”，而在谈到未来打算时的表述基本上是“回老家”。

“老家好”的表述中包含着对家乡的思念，但又不仅是表达一种思乡的情绪，而且是经过对城市北京与老家的农村或城镇的综合对比后，表达对老家更为美好的确信。“回老家”的表述中把老家作为他们的未来归宿，包含着一种信念：我终将回到我美好的家乡，不再在这里受苦。

在现代化的话语下，城市和农村被视为两极，城市是现代的、文明的，农村是落后的、原始的，农民进城打工被视为解放和发展。沿着现代化的逻辑，有学者指出城市的打工和生活经历有助于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也有学者指出，这种现代化话语造成了“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在现代化话语的打造下，农村是“没有出路”的地方，是农民/农民工想要逃离的地方，去城市打工，不仅是生计所迫，而且是想要成为现代性主体的主动诉求。笔者的经验研究中，农民工肯定“老家好”，并把“回老家”作为归途，似乎从意义层面上表现出一种“转折”，从对农村（落后地区）的贬低和逃离，转向对家乡（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城镇）的肯定和回归。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农村向城市输送劳动力的总体趋势一直未变，而且农民工在家乡和城市之间不断流动、无法安身立命的状态也没有改变，由此产生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感到自己是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异于家乡农民的“双重边缘人”。

笔者提出的问题是：是怎样的体制造成了农民工“双重边缘人”的社会处境？而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对他们外出务工的主体体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农民工“老家好”、“回老家”话语的出现有何关联？而他们关于“老家好”、“回老家”的话语表达对他们自身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

 

春运临近，农民工返乡归家。图片来源：Chinanews.com

 

第二节 相关的研究

1、 乡土认同

在对农民工的研究中，与之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乡土认同”或“乡土情结”。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中，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仍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但是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的乡土认同在降低。王春光对“乡土认同”没有明确定义，基本上把形容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社会）特点的表述如对土地和农业的重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安土重迁”等观念视为“乡土认同”的内涵。邱幼云等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该研究把“乡土情结”定义为农民对于世代生活其中的乡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情感、态度、愿望等心理因素，从土地意识、老乡观念和返乡意愿这三个维度来测量农民工的乡土情结。

在这些研究中，“乡土认同”或“乡土情结”被置于乡土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中进行理解。在“传统—现代”的这种两分法下，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从农业社会（农村）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的农民工对于农村（土地或农业是其重要组成）的认同情况。笔者关注的农民工关于“老家好”、“回老家”的表述，与此有所不同，农民工并没有把农村（农业）—城市（务工经商）作为对立两极的看法。老家的概念是具有伸缩性的，可以包括来源地农村、小城镇、县城，甚至更大范围的省市。在表达“老家好”时更多地是指，与现在工作生活的城市相比较，老家（主要是农村和城镇）是更好的。“回老家”之后主要不是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务工经商、养老育幼等。由此看，在本文中，对于“老家好”和“回老家”话语，使用“乡土认同”来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解释是不太合适的。

2、返乡意愿 

对于农民工返乡意愿及其相对的迁移意愿，学界已有很多研究。由于抽取样本或研究方法的不同，反映迁移意愿或返乡意愿的数据经常不一致。文军2002-2004年对上海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有90.7%的农民工在调查中表示“如果政策允许，我愿意长期移居上海”。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的一项调查，85.6%的调查对象在外出打工之初就有回乡的打算。周元鹏对温州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显示，63.8%的流动人口有最终返乡的打算，但是他们有着很强的长期滞留趋势。

在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或返乡意愿方面，研究者们观察到诸多因素影响到意愿的强弱，个体性因素如年龄、文化程度，居留时间，工作或收入的稳定性等，非个体性因素如户籍制度、社会排斥，城市公共服务，农村非农产业等。总体而言，以往对于返乡意愿或迁移意愿的研究中，很少关注农民工“回老家”的意愿表达所具有的意义。意愿表达指向可能的行动，但其本身也可能是意义性的指称。

3、 返乡话语 

将“回老家”的表述更多地作为意义性的指称，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农民工的感知和体验。在国外的移民研究中，类似的表述被称为“返乡神话”（myth of return）或“返乡意识形态”（ideology of return）。King认为这种“返乡神话”（有返乡意愿但没有返乡）具有某种防卫机制的功能，可能作为对于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道德辩护（moral justification）。Thomas-Hope提出了一个解释的概念框架：聚居地和社区微观环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家庭或个体对“家”和“家外之家”的感知的最重要背景。她强调了个体的感知（perception）和想象（image）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国外移民研究中对于“返乡话语”的深入洞察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民工“老家好”、“回老家”的表述提供了借鉴。

第三节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笔者和同事追踪调查了北京一个城乡结合部L村9户农民工家庭的情况。作为一项跟踪调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不断深入或者修正访谈，以达到对于农民工“生平情境”的理解。此外，在我们之前，还有同事收集的反映这些家庭2009年末至2010年6月的情况的资料。

2、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家庭传记（household biographies）的研究策略。

第一节 廉价劳动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凭借其廉价劳动力的巨大储备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者。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地区一枝独秀，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而且资本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这也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返乡农民工排队在招聘会现场求职。图片来源：www.gov.cn

 

区域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涌向东部，从农村涌向城市。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亿人。从地区分布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16537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5.4%。在对劳工的研究中，生产资本的超流动性被认为使全球劳动力汇聚成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力之间竞争加剧，劳工的讨价还价能力被削弱，工资和工作条件上的“底线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向全球蔓延。而在中国，国家力量更参与到为资本持续提供稳定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目标，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劳工的地位。

在资本和国家双重力量的压制下，中国农民工长期作为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被使用，而且缺乏与工作相关的保障。在对90年代的中国农民工的研究中，农民工微薄的薪资、高强度的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无保障的就业和生活状态、饱受歧视的边缘地位等受到较多关注。进入21世纪后，国家政策和舆论对农民工的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向，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但是，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的状态并没有改变，农民工薪资低，增长缓慢是不争的事实。据研究，从2001年到2005年，城镇职工年均工资增长了69. 3%，以平均每年14. 1%的增长率在快速上升。同期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19.5%，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 3%。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等问题也仍然存在，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调查结果显示，在城里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总体而言，尽管国家和舆论对农民工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农民工仍然被作为廉价劳动力遭到剥削和压榨。

第二节 二等公民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而由于国家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政策，农村劳动力处于更弱势的地位，在承受资本剥削的同时，又承受着结构性的压制。经济改革时期，国家放松了对农民的控制，农民从农业中释放出来，进入乡镇企业打工，进入城市打工，农民工开始大量出现。尽管对乡城人口流动的绝对限制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国家并没有赋予进城农民工以市民权。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仍然对农民与市民做出区分，进城农民工不被给予与市民相同的待遇，仍是低于市民的二等公民。有学者指出，这是国家在发展主义逻辑下为了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实行的一种劳动体制，这种体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且不使农民工成为城市的负担。

农民工还在社会舆论中遭遇了污名化，被称为“盲流”或“民工潮”——意指给社会秩序带来不安全隐患。他们在社会舆论中还被认为是“低素质”的群体。对农民工内在能力缺失的强调，遮蔽了将农民工限定在边缘性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限制他们获取资源和实现生活目标的结构性机制。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及舆论层面对农民工的贬低，造成农民/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的观念被他们自身内化，以致他们对于像市民那样获得社会主义福利几乎没有想象，他们更多的是受市场逻辑和农民家庭观念的影响，把城市的工作仅作为获得收入的方式。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诸多社会不公问题引起了执政党的关注，开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政策导向，促进弱势群体和欠发展地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近期的研究看，在社会保障方面，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缺乏保障的状态仍没有得到大幅改善。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的参保情况出现参保率低、保障待遇低、退保率高的现象，而在非缴费项目如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被排斥在外。

第一节 社区环境及居住情况

1、城乡结合部

我们的观察点位于北京市的一个城乡结合部L村。该村现有两万余人，本地人口4200余人，外来人口约15000人。该村的土地大部分已被征用，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发为商品房，未开发部分仍为村民使用，大部分租给外来人口居住。L村呈现出一幅奇特的景观，在高档别墅区和商品房周围环绕着成片拥挤的平房。主路相当狭窄，汽车一过就尘土飞扬，垃圾随地可见，环境卫生状况堪忧。L村的公办设施较少，仅有一所小学，一家卫生所，零星几个卫生条件很差的厕所。满足近两万人日常所需的设施大多为私人自发形成。外来人口中，一部分经营着村内店铺，有一部分居住在村内工作在村外，一部分在村内开办小作坊或工厂，这些作坊绝大多数属于无照经营。

总体而言，L村居民的社区环境与现代的、时尚的大都市相距甚远。农民工“进城打工”，但他们生活的环境却不是所谓现代的“城市”，也不是他们家乡那样的村镇，而是社区环境十分糟糕的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

2、简陋、流离的蜗居

外来人口的居住情况大部分十分简陋。据北京市部分流动人口居住状况调查显示，全家住房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占45.9%，租住在平房的占90%。我们追踪调查的9户家庭中，5户家庭居住在同一个院子，这些家庭的职业以垃圾捡拾为主。垃圾捡拾者们的院子由一排平房和一大块空地构成。平房为灰色砖坯搭建，外墙没有粉刷，内墙墙面已经剥落。房东是本村居民，每间平房不足10平方米，2011年年初租金为每间120元，2012年已涨至150元。院子的空地原来不收钱，2009年前后空地开始收钱，价格从10元至300元不等。院子的居民大多是四川籍的垃圾捡拾者，空地上长期堆满垃圾，污水横流，天气一热就散发出阵阵恶臭，夏天时垃圾堆附近常有蛆虫出没，院子的环境十分糟糕。

这个院子的住户们，大多是夫妻一起打工，孩子大多放在老家，假期的时候接过来居住。房间小，一家人居住就显得逼仄和窘迫。院子里的房间都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做饭一般是在屋外搭个小棚子，洗澡去外面的公共浴室，但考虑到花费并不常去。院子里的大半房子是石棉瓦房，冬冷夏热。房间里都没有暖气，一到冬天，室内温度接近室外温度，十分寒冷。院子外其他4户居住的房子虽然情况好一些，有的安装了自制的暖气管，但也只是稍微温暖一些。小朱家虽然有自制暖气，但两岁的女儿仍在深夜被冻哭。从家用电器看，9户家庭中，3户有电脑，都是年轻人家庭，由于网费昂贵，电脑经常处于不连网的状态；7户有电视机，看电视是多数家庭娱乐休闲的方式；都没有洗衣机、冰箱等常见家电。总体而言，他们在北京的“家”从物质条件看与舒适享受靠不上边，更多的是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维持基本生活的场所。

 

位于北京的一处“城中村” 。图片来源：Chinanews.com

 

多数外来打工者在城市的居住条件是简陋和局促的，而且如此简陋的蜗居还处于无保障的状态。他们经常主动或被动地在这个城市辗转流离，工作的流动、租金的变动、政策的变化等都可能促使他们流动。L村面临的拆迁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利克之剑，拆迁令一下，他们就得离开L村，重新寻找工作机会和住所。而诸如奥运会等特殊事件，则可能把他们驱散出城市。在城市中，外来打工者的住所太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使得他们无法长期居留，他们从一个城乡结合部到另一个城乡结合部，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城市住所的动荡性和无保障性是他们把城市生活作为“暂居”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劳动状态

笔者追踪调查的9户家庭中，丈夫主要从事垃圾捡拾、装修、电工、黑车、炸油条等工作，大多属于自我雇佣，妻子主要从事垃圾捡拾、超市或商场的销售、保洁、炸油条等工作。从跨城市的工作地点变动看，大部分家庭的变动次数为0，小朱家的1次还是因为奥运期间被驱散出京，总体而言这些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跨省市流动的比较少，长期居留同一个城市的情况比较明显。

从外出打工年龄看，二三十岁的第二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年龄普遍较早，通常在家乡初中毕业后就随着父母进城打工。这9户家庭中，小徐和小朱的母亲都从事垃圾捡拾工作，但她们与丈夫都脱离了这个行业，陈大哥夫妇的女儿来北京打工后与父母住在一起，也没有继承父母的行业，而是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对于类似垃圾捡拾之类又脏又累的工作，第一代农民工默默承受着，艰辛地用劳动换取收入，但第二代农民工大都不愿意再继承这类工作，更多地选择超市、商场、店铺等环境较好的工作场所，尽管在收入上可能还不如父辈的垃圾捡拾工作。

 

 

 

1、劳动在底层 

这些家庭从事的工作大多具有散工的性质。周大鸣较早关注到“散工”这一群体，他认为城乡劳动力二元分割和社会习惯性的力量，使散工处于社会的边缘，直接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机会，限制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在散工群体中，垃圾捡拾者处于底层中的底层，因为他们还承受着污名化的标签，遭到更多的排斥。拾荒者已经被符号化了，成为肮脏、病菌的化身，而且，这种符号化已经被社会内化了，不论是其他人还是拾荒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垃圾场中的拾荒人。图片来源：Chinanews.com

 

面对着周围人的有色目光以及内化的污名符号，垃圾捡拾者们在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的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陈大哥夫妇在北京做垃圾捡拾工作将近20年，他们的小女儿在老家上学，有一位住在同一个小区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父母工作方面她从来没告诉过她的朋友实话，只是说父母在北京做生意。职业污名化给拣拾者的自尊带来了创伤，他们趋向于自卑和封闭，戒备心很强。垃圾从业者们几乎不和老乡以外的人打交道，避免着被歧视和厌嫌的可能。这些家庭从事的诸如装修、销售、保洁等其他行业，虽然没有像垃圾捡拾业那样被严重地污名化，但是都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最底端，职业声望比较低。

散工在择业与日常行为上具有较大的“自由性”，与工厂工人相比，不受严格的劳动时间控制，也没有加之于其身的精微纪律管理。但正如周大鸣等指出，拾荒者们所珍视的“自由”仅仅是一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在资源回收和再造产业层层收购链条的末端，他们能够获得的收入由这个产业的上端决定，经过层层的剥夺，他们的获得是这个链条中最为微薄的，必须依赖大量的时间投入和高强度的工作。对于其他类型的散工，“自我剥削”的情况也是随处可见。“包小区”的垃圾捡拾者们，“因为不知道住户什么时候出来扔垃圾，什么时候都要出去转转，随时把垃圾收回来，不管刮风下雨都得出去”。

散工“自由性”的另一面是缺乏保障，游离于正规的工作体系之外，没有劳动合同的保护，也没有与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障。他们直接面临市场变化的冲击，市场需求的变化很快影响到散工的“饭碗”。由于近两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在建工地数量减少及不少工地停工，建筑业受冲击较大。从事电工、装修之类建筑业的家庭普遍反映“找活难”，有的甚至三四个月失业在家，给这些家庭带来了很大压力。小朱的丈夫2011年年底至2012年3月一直待业在家，家中仅靠小朱每月1500元的薪资维持，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2、 女性的重负

比较这些家庭男女两性的工作情况，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女性工作内容变动次数高于男性。男性有一个相对而言一以贯之的“职业生涯”，尽管可能仍是处于行业链条的末端，但在同一个行业仍会有一定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在此基础上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垃圾捡拾业，虽然入行时需要学习行业知识，但仍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行业积累的上升空间很小。女性外出打工后，垃圾捡拾和做炸油条生意的妻子通常与丈夫一起劳动，也兼做零工。而其他家庭的妻子大多从事销售、保洁等服务业的工作，工作类型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次数都较男性高。

小朱15岁开始外出打工，扣除结婚生孩子、在家养孩子的3年，工龄4年，做过医院保洁、火车票代售点销售、超市销售、酒水促销、开小卖部、培训机构助理、商场保暖内衣促销等7个工作。这与家庭的性别分工有关，“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妻子贴补家庭收入的工作是辅助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妻子的工作是轻松的。由于缺乏职业经验的积累，妻子在外面能够获得的工作大多薪酬很低，为了多赚一些钱，不少人都打多份工。女性在家承担家务劳动，在外还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以获得更多收入，女性的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负担。

冉大嫂晕车严重，去城区做保洁时深受晕车之苦：“我晕车晕了半个月，早上不吃早饭，晚上不吃晚饭，白天还要干活。我晕车就跟要死了似的。那时候在中关村地震局那里干活。去干活还要倒车，先到颐和园，然后再换330、718。我老公看我晕得难受，就跟我说要不别去了，我说不行，还是得去……没有办法，还有两个孩子，小的还这么小，不上班怎么行呢！”

农民工家庭从事的劳动大多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端，薪资待遇低，职业声望低，劳动强度大。笔者在L村调查的这些家庭，大多是散工，看似“自由”，但由于处于行业链条的末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才能获得维持家庭生活的收入。而且，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处于“无保障”状态，直接面对市场的冲击，随时可能丢掉自己的饭碗。在性别分工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仍占主流，女性的劳动服从于家庭的需要，以从事临时性工作为主，在职业上缺乏积累，造成在低薪工作之间流动的恶性循环。女性在家承担家务劳动，在外还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获得收入，女性承受着很大的负担。

第三节 家庭生活

1、 被撕裂的家庭

90年代对农民工家庭的研究中，家庭分居被视为常见现象。近年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已呈现家庭化的趋势。2005年末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显示，农民工在京家庭类型以夫妇携子女家庭（34.7%）、夫妇二人家庭（30.3%）为主，两者合计占所有家庭的65.0%。

笔者观察的L村9户农民工家庭在外出打工时以夫妻共同迁移为主，也有丈夫先外出打工，妻子之后再外出打工。这些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异地分居的情况仍比较常见。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模式较多是父母与子女分居型。第二代农民工曾经历过与父母异地分离的孤单和痛苦，笔者曾以为他们可能不愿再承受与子女分离之痛。但在调查中发现，第二代农民工家庭大多仍然把孩子送回家乡由老人抚养，唯一的例外是小朱家，但原因是小朱家两边的老人都在北京打工。由此看，到了第二代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没有发生大的改观，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仍然分隔在城市和农村。

 

 

家庭分居的模式给农民工家庭带来了很多创伤和痛苦。对于夫妻分居家庭而言，长时间的分居生活以及各自处于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致使夫妻感情淡漠，出现感情危机甚或离婚的比例升高。对于夫妻与子女分居家庭而言，“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出现很多问题。在对L村9户家庭的追踪调查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农民工家庭分居、骨肉分离之痛。孩子要不要送回家？在面临这个决策时，两代农民工大多选择把孩子送回老家，因为孩子不送回老家，妻子就得在家照顾孩子，家庭就失去了一份收入，生活的经济压力不堪承受。笔者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冉大哥的小儿子出生于北京，一岁零八个月即被送回老家，由他的姨妈抚养。2011年他7岁，冉大哥夫妇把他接回北京念小学。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冉大哥的小儿子管养他的姨妈叫妈，管自己的亲妈叫姨妈，两个称呼的差别，是外出打工的父母心中的剧痛吧。虽然北京的教育体系已经放开了对外来打工子女的严格限制，但是要想在北京上公立学校而不是打工子弟学校，难度仍然不小。据调查，北京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中，87.90%的子女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学。冉大哥小儿子要进入L村小学，首先要提供八证，劳务证、暂住证、身份证、婚育证、户口本、租房合同等都需要办齐全，这是报名的基本条件。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外出农民工普遍担忧的问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在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的现状下，农民工的下一代们通过教育获得上升空间的希望依然渺茫。

把孩子留在身边抚养不容易，把孩子送回老家，由于异地相隔，沟通和交流减少，父母对子女的担忧常被放大，总是感觉“不放心”，这种内心深处的忧虑反而可能影响了父母与子女间的良好沟通。而由于不能照顾子女，父母总感觉对子女多有亏欠，异地相隔使得他们难以给予子女足够的关爱，父母便尽力从物质上补偿子女，甚至纵容子女的“过度消费”。

2、 生活在边缘

城市的打工和生活经历常被认为对农民工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获得过程的核心，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基本的途径和动力就是外出务工。

从笔者观察的L村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生活体验看，城市经历促使农民工获得现代性的观点似乎没有那么乐观。这些农民工家庭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过着一种“极简的生活”。“极简”一方面表现在日常开支的“压缩”，日常消费以满足基本生活为主；另一方面表现在生活圈子的“简化”，他们的交往圈子更多局限在以老乡为主的职业群体。他们也许看到并接触了一些城市现代性的体现物，诸如城市现代的生活方式及文化观念，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城市的现代生活仍是他们难以企及的，他们的边缘生活使他们与那个城市始终保持着距离。

农民工在城市的日常消费是“极简的”。考察笔者观察的农民工家庭，按他们的话说，“在外边能讲究什么”，城市生活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赚取经济收入。第一代农民工陈大哥家（夫妻两人）每月的支出情况如下：房租150元；电费1元/度，每月7-8元；水费和卫生费由村委会派人来收取，每月每人10元，共20元；食品支出1000元；陈大哥抽烟，每天一包，买最便宜的烟，月支出100元；手机费50元。累计1300元左右，人均650元。为了压缩开支，在饮食方面，他们的食物以蔬菜为主，很少买水果，偶尔买些熟食。

在对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常被认为在消费方式上与父辈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城市的消费支出更高，更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但从总体的消费水平来看，第二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仍然与第一代一样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未婚的第二代农民工在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上与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变化较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当前他们的经济压力还比较小。

第二代农民工家庭小徐家（夫妻两人带一个两岁的孩子）每月的支出情况如下：房租150元；水费和卫生费20元；烧煤做饭的支出100元；电费100元；食品支出1000元，其中购买水果和小孩零食的比例较高；丈夫在工地工作，离L村很远，每次来往路费需20元，一个月加起来100元，抽烟250元，电话费200元，加上偶尔不去食堂去外面吃饭，每月共计650元。小徐家花在购买衣物或娱乐活动上的支出很少，每月家庭日常支出约2000元，人均约670元。比较两代农民工的日常消费结构，小徐家的日常支出更为宽松，在生活享受方面（如暖风扇、更高级的烟）、通讯和交通方面支出比较高。但从人均消费看，小徐家的消费水平与陈大哥家相比没有较大幅度提高，第二代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生活仍然是省吃俭用的，他们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仍然很低。

未婚的第二代农民工在日常消费上则更舍得花钱，更追求时尚的、娱乐的生活享受。郭大哥的女儿22岁，在一家电子厂工作。她喜欢打扮，追求时髦，经常买新衣服新鞋子，一旦不喜欢了就给妈妈穿。她一般不告诉父母衣物的真实价格，打个对折告诉他们，怕他们嫌她花钱多。在她的日常支出中，服装和娱乐的支出占大部分。这与前述两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支出与较大不同，在消费水平上有较大提高，消费结构上也更接近于城市生活方式。未婚的第二代农民工在消费方式上表现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他们当前的经济生活压力还比较小，而到他们结婚生子，需要负担一个家庭时，他们可能如前文所述的第二代农民工家庭一样，又开始节衣缩食，更为注重储蓄和积累。由此看，第二代农民工在消费上的变化并没有能够让他们走出边缘，获得城市的现代性，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那样，打工妹的社会身份无法在消费领域获得全新的重建，从而最终强化了其次等的生产主体性。

“极简”生活的另一个表现是农民工局限在狭窄的生活和交往圈子，被排斥在城市的边缘，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笔者追踪的这些家庭可以分为两个圈子，一个是以垃圾捡拾者及其后代为主体的圈子，另一个是以装修工为主体的圈子，他们都来自四川，但互相并不认识。对于垃圾捡拾从业者，职业的污名和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基本上局限于同一职业范围的老乡圈中。他们每天专注劳动，然后早早回家休息，深居简出，几乎是真正的“日落而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可能的与外界封闭隔绝。对于以装修工为主的圈子，他们的交往也主要在同乡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很少。这些家庭除外出工作以外，几乎都待在L村，他们的主要娱乐方式是看电视，或者邻里老乡聚在一起打牌、聊天。他们的生活是极简的，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和享受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他们与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仍然是相隔膜的。

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长大，但也只是生活在城市的一个角落，现代的城市生活仍是他们少有接触的。笔者的调查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郭大哥小儿子在北京上小学，学校要求交一份作业，题目是假期去旅行，要求贴上一张照片并写上一段话。小朋友把几年前去天安门的照片贴上了。那张照片上他愁眉苦脸的，妈妈看着不满意，说，不是有好多照片嘛，怎么就找这张。然后就开始翻相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两张在北京照的表情不错的照片，妈妈说，用这张吧。儿子却指出那不能要，那是在家里照的，不是旅游时照的。

郭大哥的小儿子从小在北京长大，古都北京的风景名胜就在近旁，闻名遐迩的颐和园距离L村仅公交车半小时的车程，但是在他的相册里，只有一张幼时去天安门的照片。旅游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与农民工的距离仍十分遥远。调查中还有一个故事，第二代农民工小冉凭借自身的努力拥有了一次融入城市的机会，这个机会带来了喜悦，却又带来了更多的辛酸：

小冉在北京教育政策变革的机遇下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被推荐进入一所以城市学生为主的优质城区中学。L村小学仅有5名学生获得推荐，小冉是唯一的外地学生。小冉的父亲为此十分自豪，认为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大有希望。但是当小冉入学后，才发现融入城市是如此艰难。首先是交通不便，学校规定七点半之前到校，小冉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从家里出发，来回学校没有同学与他同路，十分孤单。而更为艰难的是，小冉在学习上无法跟上学校进度，尤其是英语课，刚去时几乎听不懂老师上课。他的同学大多来自名牌小学。同学们多数都上补习班或请家庭教师。学校附近的补习班一小时80元，每天放学后安排两小时补课。小冉父母两人每天的工资之和都不足160元，他们根本无力送小冉去补习班。由于家庭背景的巨大差别，小冉难以与城市同学交上朋友，他的朋友圈子仍然是L村小学的同学。

从这些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及融入情况看，他们仍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过着极简的生活，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他们难以企及的，他们与那个城市中间有一道深深的隔膜。

第一节 老家好，回老家

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尽管这些农民工家庭长期居留一个城市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是，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二代农民工，对老家普遍具有较高的认同。“老家好”是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这个词在表达时是带有自信的。在问及将来的打算时，“回老家”也几乎是标准回答。笔者的经验研究虽然显示农民工具有返乡意愿的比例很高，但是作为一项小规模的定性研究，并不具有可比性。本文观察的重点并不在于农民工中具有返乡意愿的比例的高低，而在于农民工表达“老家好”、“回老家”时的话语及其具有的意义。

这些农民工在叙述“老家好”时，经常强调老家的自然环境、饮食、居住条件、社会交往圈等都较北京优越，他们在城市十分想念老家的事物。他们对“老家好”的叙述是自信的，带有一种优越感。

我感觉北京这个地方不好，反正我以后要是没有负担我就回去了。吃的水、蔬菜都不好，不健康，跟我们家差太多，我在家待着心情都舒畅一些。北京夏天太热，冬天太冻，蔬菜都没味儿。比方说香菜，我们老家叫盐须，在老家的盐须老远就闻到它的味道，在北京的香菜哪里叫香菜，都没味儿。北京的牛羊肉根本都没有牛羊味儿。比方说鱼，我们老家的鱼，从山沟里、农村里拿来的鱼就有一股腥味儿。——对陈大哥的访谈

他们在叙述“回老家”时，会说：“以后还是要回去，像我们在外面打工不能打一辈子，肯定要回去啊”；“我感觉还是要回老家去。还是老家好，这里好什么呀？在这儿总觉得不踏实，总是飘飘的”。在这些表达中，他们难以想象在城市北京永久居留，城市给他们的感觉是不踏实的，家乡才是他们安置内心的场所。

 再看他们对于“回老家”之后的打算，他们对回老家后的生活主要有两类预期：一是回家乡养老，帮助照顾孙辈，第一代农民工较多这类打算；二是回老家做生意、找活干，第二代农民工较多这类打算。他们大多打算返乡创业。

第一代农民工陈大哥打算回乡从事餐饮业，他描绘着想象中的美好图景：“就想投资几万块钱，桌子、椅子什么的肯定是必备的，做南方那种夜市。就放一个投影，在夜市上用DVD电影招揽顾客，然后干点小吃，做点夜宵”。第二代农民工小张也打算回乡做生意，他考察过老家等待转让的一家蛋糕店和一家纸厂的情况，但综合考虑，小张放弃了接收蛋糕店和纸厂的生意，还在等待老家出现更好的商机。与对老家美好状况的描述以及各种回乡打算相对比的是，这些农民工仍然居留在北京，心在老家，而人却长留北京。

在城市的农民工似乎经常处于一种返乡后不再回来的认知状态中。垃圾捡拾者们会在准备回家过年前把所有的存货卖出去，把钱拿到手后再回家。在回老家之前，他们基本上会结清所有经济往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返乡后还会不会回来，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再返回北京。在他们的认知里，每一次返乡都有永久返乡的可能性。但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他们返乡后又再次外出打工，他们的返乡计划被不断推迟。

陈大叔60岁，外出打工近40年，在老家盖起了新房，在县城买了新房，抚养大了儿子，照顾大了孙子，人生各阶段的任务全部完成了，但是他的返乡养老计划还未实现。有很多创业想法的小张则常处于返乡还是不返乡的焦虑中，他说，“有时候看央视三农节目，看那些人致富，赚几百万，好像特别容易，但是真到自己这里，感觉就特别难了。夜里十条路，第二天一根柱”。这类话语常出现在访谈中，他们思念老家的“好”，筹划着自己的返乡计划，但是真实的状态是他们仍在北京打工。

第二节 难以回去的家乡

为什么返乡有意愿，也有一定的计划，但是返乡却不断被推迟？老家好而归不得是什么原因？从访谈资料看，经济因素是农民工的首要考虑，在北京打工能获得相对可观的收入，但是回老家后收入情况却难以预期，返乡创业似乎也是困难重重。他们老家的真实情况如何？为什么他们的返乡打算难以实现？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一是他们的家乡（农村/小城镇/县城）能否提供足够的生计机会；二是从意义层面看，“老家好”、“回老家”之类话语的意义究竟何在。

 

福州农民工骑摩托车返乡过节。图片来源：Chinanews.com

 

1、家乡的生计机会

如果农民工返回家乡，他们的家乡能够提供足够的生计机会和发展空间吗？对回流或返乡农民工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农民工家乡的生计机会提供了一个窗口。从返回家乡的农民工的就业结构看，白南生等的调查显示，尽管不少回流者在回流前曾经有各式各样的从业打算和创业梦想，但在回乡后，实际上大多数回到传统的从业结构中，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仅为15.5%。农业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生计机会呢？该研究通过农民纯收入及其构成的数据说明，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劳务报酬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越来越重要。从农业的情况看，农民工的家乡无力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计资源。

那么农民工家乡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能否给他们带来足够的生计机会，能否为他们返乡创业提供机遇呢？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情况，对此的推断似乎不太乐观。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对安徽、四川两省农户的调查显示，在回流原因方面，因外地就业困难而回到家乡的最多，占56.6%，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2.5%。在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指出返乡创业的困难和障碍不少，主要体现在资金筹集困难，税费负担不合理，政府扶持不足，市场过度竞争等等。

从对回流或返乡农民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多数农民工位于中西部的家乡从农业和非农就业两方面都难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足够的生计资源。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农民工返乡但又不得不外出的原因。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下，中西部的农民工难以在家乡获得足够的生计资源和发展空间，他们思念家乡，想要回乡，却难以回去，现实的压力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离开家乡。

2、家乡的意义

从农民工对家乡的叙述话语“老家好”和“回老家”看，他们对家乡有着较高的认同，家乡被赋予了“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农村经常被视为“没有出路”的地方，农村虚空化的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农村成为农民工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这是因为在改革时代，乡村不再是一个自在的表述体系，现代化和城市文明成为主体，而乡村作为其对立面，则成为传统的一极，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在对城市和乡村作为对立两级的建构中，农民自然而然成为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这套意识形态继而通过“素质”话语，把农民建构为“低素质”的群体，但是又许诺农民通过“自我发展”提升“素质”仍然能够成为现代性的主体。这样，素质就使农民工能够抱有希望地安心于现实。

然而，从农民工对“老家好”、“回老家”的叙述可以看到，家乡对他们而言仍是具有意义的。家乡的农村或城镇不是他们想要奋力挣脱的所在，而是他们思念的美好的最终归途。从意义层面上看，农民工对于家乡的看法有了一些转折。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所谓的家乡是相对宽泛的概念，经常不仅包括他们的来源地农村，也包括附近的城镇及县城。在他们的叙述中，家乡除了“赚不到钱”，其他方面基本上是优于北京的，不论是自然环境、居住条件，还是人情温暖、娱乐休闲等。也就是说，家乡除了经济方面，其他方面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并不是一个完全被掏空意义的所在。探究为什么农民工的主体体验中出现了这样的“转折”——从抛弃农村前去城市寻找“做人的空间”，转向肯定家乡的价值和意义，还得看他们在城市是如何体验的。

本文的第三章叙述了L村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和生活的体验。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和生活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而且似乎没有进入主流的可能性。周大鸣认为在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日常体验的他们自己的城市生活是边缘化的，他们看不到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可能性，现实的打击也让他们想象不到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也许是他们返回来重新向家乡寻找肯定和意义的主要原因。

但是他们的家乡尽管有千般好，却无法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生计机会。区域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滞后，他们的家乡难以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这迫使他们返乡后仍然要外出，仍然要去城市过一种边缘的生活。由此看，“老家好”、“回老家”的话语表述，更多的是一种对“缺失”的补偿。“缺失”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边缘的城市生活中所体验的“缺失”，二是“老家好”却无法回去而感受到的缺失。农民工身处城乡夹缝，难以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家乡，这种两难的处境迫使他们去寻找支撑他们生活的意义，这是他们升华“老家好”，把老家作为最终归途的根源。

再回过来看农民工对于“老家好”的表述，老家美好的自然环境是他们叙述中最动人的部分。但是相关调查监测表明，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形势严峻。据《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局部地区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仍十分严峻。近年来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受到高度重视，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而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面临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有学者指出城乡社会断裂已经扩大到生态环境方面。从农村环境问题严峻的现实反观农民工对于老家美好环境的赞美，可以理解“老家好”、“回老家”的叙述更多是想象和意义层面的，老家是他们脑海中的美好家园，是他们借以获得自信和意义的对象。他们对于美好老家的描绘以及对于终将返回老家生活的信念，更多的是他们身处城乡夹缝，面临无力融入城市且回不去老家的处境的心理反应，是对“缺失”的一种补偿。这类话语并不能完全消解他们在当前“农民工”体制下的紧张和痛苦，而在身处城乡夹缝的现实处境难有改观的情况下，他们感知的紧张和痛苦可能将不断加深。

第三节 陌生的家乡

在对移民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移民的社会认同根基于他们的家乡。移民会把收入带回家乡，并在那个社会结构中用他们带回的收入提升个人地位。在笔者对L村农民工家庭的研究中，这类认知方式在第一代农民工中较为常见。他们用的参照系通常不是城市人，而是老乡；而且他们把比较的空间也放回老家。

袁大姐说，外面是挣钱的地方，回去是花钱的地方,有时候回去还会为了面子攀比。老家的消费水平在这种“攀比”心态下水涨船高。袁大姐的丈夫说，回老家过年，吃的菜都非常好，有虾、有鱼、有鸡鸭，现在宴席每桌都要有一只鳖。可乐没有人喝了，都要喝十块钱一瓶的营养快线。大家打牌的输赢也都非常大，抽的烟都是几十块钱一包的。在老家的这种消费方式与他们在城市的省吃俭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炫耀性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在老家“找回面子”，赢得尊严的做法。

尽管常年在外打工，但是在老家盖起高大漂亮的新房或在县城买房子等行为，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城市生活并不是相互比较的对象，在城市的经济收入及其在老家的体现物，才是外出打工者相互比较的对象，是他们在老家获得肯定和认同的主要因素。

然而，能够通过在老家的相互比较来赢得肯定和认同的主要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相对成功者，对于相对不那么成功的普通打工者而言，乡土社区可能又给他们添加了一重压力。小张夫妇在城市卖力工作，捡拾垃圾时早出晚归、风雨不辍，在日常消费上又极其俭朴，但在同乡群体中，小张仍感到很大的压力，他认为自己赚钱少，担心被人说“不行”，他在城市和家乡两地都无法赢得他想要的肯定。

把家乡视为社会认同的空间，农民工从心理层面上避开了与城市人相比的巨大失落感和挫败感，但是“比较”意味着有高低、有胜负，在家乡的相互比较中，“低”的一方——也许是居多数的人——仍无法重拾肯定和尊重。从这个角度看，把家乡作为社会认同的空间，仅仅是对于部分人的相对有效的心理调适机制，它并不能消除农民工在当前的“农民工”体制下所产生的紧张和痛苦。在至今未曾改变的被作为廉价劳动力和二等公民的“农民工”体制下，他们身处城乡夹缝中的处境无法得到改变，也似乎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他们在这种体制下感知的紧张和痛苦也就无法消除，老家所具有的意义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安慰，而无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之途。

在对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中，王春光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少。在笔者的追踪调查中，第二代农民工与家乡的疏远也十分明显，他们有的在北京长大，有的长年未回老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较少提及家乡的自然风物，较少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充满热情地谈论“老家好”，但是当问及对未来的打算时，他们的回答基本上是同样的“回老家”。如何理解他们的这种选择？本文将通过小朱的故事呈现第二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挣扎。

小朱出生在四川巴中县的一个农村，爸爸在她小时候就出去打工了，妈妈带着她在老家生活。2004年，她初中毕业，妈妈带着她和妹妹们来到了北京，和爸爸一起生活。那年她15岁，开始了她在北京的打工生涯。她在医院做过保洁，在代售点卖过机票，在商场和超市卖过鞋，辗转做过很多份工作。从2004年至今，她没有回过老家。问起对老家的印象，她说，“不记得了，只记得村里有一条大河”。小朱在QQ上找到了她的另一半，结婚时办了两次婚礼，一次是在丈夫的老家，娘家的那次是在北京办的，因为老家已经没什么亲人。说起这事，她忽然想起，让她觉得奇怪的是，远在老家的外婆好像都不知道她结婚生孩子的事情。她自己很少和外婆联系，她妈妈好像也没有告诉外婆她已经结婚的事。

小朱是一个典型的与家乡疏远的例子。与小朱不同，小朱的父母仍与家乡保持着联系，他们在春节时会回老家过年，并且在老家买了房子。问及小朱对未来的打算，她说“以后总是要回老家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老家”不是她原来的老家，而是她丈夫的老家，也是她小家庭的老家。

对于外嫁媳妇小朱而言，她有两个老家，一个是娘家的老家，另一个是夫家的老家。相较于北京，这两个老家对她而言同样是十分陌生的地方。但是在她的认知中，以后要回的仍然是陌生的家乡，留在北京、成为一个北京人是她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对家乡的叙述中，经常强调的是回家乡需要重新建立社会关系。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家乡的社会网络始终是存在的，他们通过回乡过年、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等维系着家乡的社会网络，与家乡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他们把在城市获得的收入带回家乡，用于建起新房，用于某些“炫耀性消费”，获得类似“衣锦还乡”的荣耀。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肯定和尊严是在一个相互了解的社会网络中才可能存在的，否则无异于锦衣夜行。第二代农民工与家乡的疏远，使得他们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把家乡视为社会认同的空间而获得某种肯定和价值变得更为困难。

由此看，第二代农民工“回老家”的表述显得有些苍白，是他们对身处城乡夹缝的现实处境的更为无力的一种表达。对他们而言，“回老家”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对于自身漂泊命运在想象中的安置，“老家”是城市“待不下去”可以退回去的地方，是他们命运的最终归宿，“老家”在象征意义上提供了某种保障，这使得他们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变得可以容忍。

本文围绕农民工“老家好”、“回老家”的话语展开了讨论。笔者在经验研究中看到，家乡对于农民工而言是富有意义的，他们对家乡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和认同，并且把家乡视为未来的归宿。基于学界对于“返乡话语”的研究，笔者认为农民工的这类话语表达与他们在城市和在家乡的主体体验密不可分。在当前的“农民工”体制下，农民工被作为廉价劳动力遭到严重的剥夺，并且在社会舆论中被视为“低素质”需要被“改造”的群体进一步“剥夺”了他们的价值，使他们变成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权益和社会保障。但从近期的研究看，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和二等公民的社会处境还没有得到较大改善。

在这种“农民工”体制下，农民工在城市体验着一种边缘的生活。他们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的劳动处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末端，多数人是散工，享有较多的“自由”，但这背后是高度的自我剥削和无保障的状态。他们在城市的家庭仍是被撕裂的，城市的工作难以负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们被迫骨肉分离，长期承受相思之苦。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生活使他们难以从城市寻找到支撑他们的意义，这可能使他们转而向家乡寻找意义。

“老家好”、“回老家”的表述包含了农民工对于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探寻。尽管他们描述中的家乡有千般好，但是处于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家乡由于区域和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无力为他们提供足够多的生计机会。农民工在这种身处城乡夹缝的两难处境下，体验到两大“缺失”——始终处于城市边缘的“缺失”以及“老家好”却无法回去的“缺失”，升华“老家好”，坚信终将“回老家”的话语在心理和想象层面上对“缺失”做出了一定的补偿。然而这类话语更多是想象和意义层面的，并不能完全消解他们在当前“农民工”体制下的紧张和痛苦。

老家的意义对于两代农民工有所不同。第一代农民工把家乡视为认同的空间，他们将在外打工获得的收入带回家乡用以改善家庭生活或者投资创业，通过这些成就他们可能在家乡熟悉的社会网络中重拾尊严和获得认同。但是第二代农民工与家乡的关系已经疏远，返回家乡意味着需要重建社会网络。第一代农民工在家乡熟悉的社会网络中可能获得类似“衣锦还乡”的荣耀，但对于已和家乡疏远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回归可能是“锦衣夜行”。对于第二代农民工，“回老家”话语是他们在当前的“农民工”体制下更为无力的表达，是他们对于自身漂泊命运在想象中的安置。

在以往的研究中，农民工关于“老家好”和“回老家”的表述经常变成统计上的一个数字，而缺少从他们表述时的语境及他们自身的体验去理解这些话语。本文在探索农民工叙述和话语的意义方面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还缺乏理论层面的关照和提升，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文字编辑：林上

推送编辑：王天行、沈适

审核：范新光

本文节选自鲍程亮硕士论文《老家的意义：身处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的复杂心态——以北京城郊L村农民工家庭调查为例》。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