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龙，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2019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9年至2022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博雅博士后）。研究兴趣涉及数字经济与平台劳动管理、企业劳动关系与劳动权益保障、不稳定工作与青年就业等问题，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站中）、特别资助项目（站中），在《社会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探寻社会学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A Journey of Discovering Sociology》（Springer），荣获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一/二等奖、中国劳动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费孝通田野调查二等奖、栗林论坛青年学者论文奖等。

本文节选自陈龙副教授的博士论文《“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平台经济劳动过程与资本控制研究》的第三章“研究方法”。为开展研究，陈龙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近半年时间，深度参与观察。他发现不同于简单控制、技术控制与科层制控制，在平台经济中，平台系统及其背后的“数字治理”取代了人的管理成为平台经济劳动秩序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在本次推送的节选章节中，陈龙生动地展现了进入田野的过程。因排版需要，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并以“进入圈子”为标题。

 

图为陈龙副教授。

 

进入圈子

陈龙

当我决定研究外卖骑手以后，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进入骑手的圈子。我知道我需要先找一个介绍人，要么是某个外卖骑手团队的领导，要么是一个外卖骑手，是前者当然更好。但不管是谁，由圈内人带我进入要这比我这个圈外人直接进入显然更可行，也更有利于后面的调查，但那时候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决定研究外卖骑手之前，我甚至都还没有在手机上点过外卖，所以我和外卖骑手的接触在我决定做研究之前几乎为零。

但外卖骑手离我并不遥远，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我面前。我住在北大畅春新园。每天中午和傍晚下楼吃饭时，我都会看到五六个身着不同颜色工作服的骑手拎着外卖站在楼门外。在我的印象中，他们要么语速利落地打着电话，要么面露焦急地隔着门玻璃翘首以盼，嘴里还会不时地嘟囔几句——“怎么还不下来？” “我要超时了！”终于等到有一个同学来取餐时，几个骑手又开始争相报一串数字—— “0626？” “0521！” “0269～” 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这串数字就是顾客电话号码的后四位，还以为是骑手和顾客“交接”时的特别“暗号”。“0521！”， 来取餐的同学一边说着自己的号码，一边通过眼神示意骑手他手上拎着的是自己的外卖。之前报过“0521”的骑手听到同学报出“0521”后更是喜出望外，一边微笑着把外卖递给同学，一边弯腰客气地说，“这是您点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此时如果再看其他骑手，由于没等到来取餐的人，他们的脸上多少显得有些失落，有的甚至又小声嘟囔一遍——“这人怎么还不下来。”拿到外卖的同学都会礼貌地回一句“谢谢！”然后转身走向宿舍，而送完外卖的骑手通常转身就跑，显得火急火燎。

看到他们争分夺秒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要研究他们，那我必须融入他们。因为，一方面想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坐下和我访谈犹如天方夜谭，不切实际；另一方面通过访谈并不能切身地体会到他们在工作中的紧张与忙碌。按照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实践是紧迫与模糊的。在多数情况下，行动者在实践中并不会对自己所处的情景进行充分的考虑。但行动者在实践中会运用一套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这种实践知识和学者发展出来的理论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会形成某种对照。如果从行动者的角度去呈现实践的逻辑，而不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分析这套逻辑，就会发现实践逻辑不同于理论家逻辑的特性。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以外卖骑手的身份融入他们，近距离地接触他们，进入他们的工作状态。更何况，重返“生产的隐秘之处”，将被遮蔽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场景暴露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下，也是劳工研究的题中之义。

于是，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我首先想到各种便民生活网站，比如“58同城”和“赶集网”。因为在我记忆中这些网站会发布很多招聘信息，尤其像保安、快递员、外卖骑手之类。为此我还特意制作了一份假“简历”，因为我得把自己二十岁以后的人生重新“填补”起来，用当保安、送快递之类的工作经历替换自己读硕士、博士的求学经历。不然，一个年近三十，履历却一片空白的人突兀地去应聘，不漏破绽才怪。后来我就在“58同城”“赶集网”上投了很多简历。没过多久就有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奇怪的是，虽然我应聘的是外卖骑手，但打电话给我的什么公司都有，快递公司，安保公司、物业公司以及贩卖机公司——他们需要找人每天给固定的自动贩卖机上货。在一一拒绝他们以后，我终于接到一个自称“夯葛瑞”公司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煞有其事地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以及居住的大概位置，然后就通知我当天下午到后沙峪面试。因为之前接了太多无关电话，“夯葛瑞”又是全国知名的网络外卖平台公司。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于是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但挂掉电话以后，我用手机地图一查才发现，后沙峪在顺义区，从北大出发坐地铁要近两个小时，于是我心里稍微有些打退堂鼓。一是因为远，二是因为我隐约觉得事有蹊跷。但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研究精神”，我还是决定信守承诺，不能头一次应聘就放“老板”鸽子。

从后沙峪地铁站出来以后，我按照联系人发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一幢写字楼楼下。从外观看这是一栋新建成的写字楼，洋气的外表瞬间打消了我之前一半的顾虑。进楼找到相应办公室以后，我便敲门进去。招待我的是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就是之前和我联系的那个人。我自报姓名和来意以后，他马上就知道了我是谁，然后就让我填了一张入职申请表，同时问我要去身份证复印。我带的身份证是我来北京之前的一张，背面的地址写的还是我的老家山西，而且身份证的有效期已过。我之所以没拿现在的身份证是因为它背面的地址栏上赫然写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我相信如果拿着这张身份证去做田野，走到哪里恐怕都会引起注意。特别对于我这种打算“潜伏”的人来说，绝不能就这样“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意图。事后证明，这张过期的身份证反而在关键时刻“救”了我。

复印好身份证以后，我和他简单地述说了我的请求——我希望自己能在海淀区送外卖，最好在中关村，因为离我比较近。我之所以要把这个问题赶紧提出来是因为我担心他把我分配在顺义，毕竟这个公司在顺义。他说没问题，然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带我去看车。因为送外卖总要有电动车，而且不需要立即全款买，一般5000块钱的电动车，0首付按揭以后每月还500，一年就可以还清，甚至到最后几个月也可以一次性还清。于是又本着“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的“研究精神”，我咬了咬牙，狠了狠心，想着“出点血就出点血”，决定跟他去看车。下楼以后，他主动打了辆网约车带我到了一个城中村，或者就是一个村，因为久在学校的我从没有想到北京竟还有这种散发浓厚乡土气的地方。

下车后，他带我走进了一家电动车铺，里面的人看起来跟他很熟，见他带人来便上前招呼。可是车铺里只停放了三辆电动车，款式一摸一样只是颜色不同。他告诉我那就是我要买的电动车。我一看就知道这种电动车不值5000，当时就觉得其中有诈。这时候他又问我要身份证。我心想，“用5000块钱买这么一辆破电动车真不值！”但还是不情不愿地把身份证给了他。除了办理借贷业务以外，他还要把我的身份证扫描件、提交到公安系统中去。屡次提交失败以后他们才发现我的身份证过期了，于是都问我怎么回事。我把事先编好的理由泰然自若地说了出来——“因为新的身份证丢了，一直没来得及去补办。”然后我就注意到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都露出了一脸失望的神情。于是我借机赶紧说，“我可以明天去派出所办一张临时身份证再来，今天就先不买了。”但是面试我的小伙子并没有打算就此让我离开。他一面站在门口的位置堵住我的去路让我再等等，一面和卖电动车的人商量对策，不停地督促卖电动车的人去想有没有其他办法。与此同时，我的内心开始异常紧张，心跳也加快了许多，因为我开始担心自己出不去。一月份的北京天黑得特别早，我透过玻璃门注意到大街上的路灯都已经亮了。最终在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自己明天会再来，才终于换取了他们的松口。但我相信他们当时和我一样心知肚明，我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经过上次的教训，我知道我不能再以孤身直入的方式接近要研究的对象，我必须找一个“中间人”，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最稳妥和安全。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找“中间人”的问题竟然难倒了我。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中间人”，我甚至想过直接跑到骑手团队，找到他们的领导说明我的来意然后直接加入他们的队伍。但那时候的我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研究逻辑和框架，我甚至不知道我该如何阐述我的来意以取得对方的信任。而且我还担心这“一锤子的买卖”如果没有做好会影响到我后期在整个中关村的研究。所以我还是放弃了贸然找团队领导的做法，继续苦思冥想如何找“中间人”的问题，而且这个“中间人”最好就是一个外卖骑手。

寒假回家待到春节一过我就赶忙回到北大。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心里开始不由地着急。我搜遍了在北京的亲戚和认识的朋友、同学，却发现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在接近骑手的问题上帮得上忙。直到一天傍晚，我照例下楼去食堂吃饭。一到楼下，隔着玻璃门我就看到早已司空见惯的场景，又是好几个外卖骑手焦急地守在门外。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一霎那，我立马感觉到他们的眼神瞬间都聚焦到了我的身上。我知道他们是想确认我是不是那个他们一直等着来取餐的人。而我通过眼神回避和埋头疾走的方式传递了我只是一个路人的信息。但在他们中间，我却注意到一个年纪不算大，眼神中还透着股灵气的骑手，以至于在看到他的那一霎那，我就有了想上去和他攀谈的冲动。所以在一旁观察他，等他送完餐扭头要走时，我从他背后喊住了他。

“小哥，你等一下。”小哥听到声音转过身来，看到我后脸上立马露出憨厚的笑容。我见势头不错，于是就赶忙说，“我是这里的学生，我想研究外卖骑手，但我想先找一个人带着我送外卖，熟悉一下你们的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带我？”还没等我说完，他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啊，你要愿意可以跟着我一起跑。”于是，我感觉我要找的“中间人”找到了。完全出乎意料，因为一个困扰了我整个假期的问题竟这样被几句话轻而易举地搞定了。我想我要感谢一下畅春新园2号楼。对，就是这栋楼，替我说明了很多问题（因为来这里送餐的骑手大都知道这里面住的是北大的研究生），以至于我不用做太多的解释就取得了小哥的信任。随后，我和他一路聊天走到畅春新园大门口。临别前，我们互相留下了姓名和手机号。就这样，这个叫保利的小伙子成了我一直在找的“中间人”。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然后让他带我去送外卖。保利走后，正当我志得意满地打算到食堂吃饭庆祝一下时，我才猛然想起来——“坏了！我连电动车都还没有买呢！” 

 

北京街头的外卖骑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中关村食宝街。这里是好几家网络外卖平台公司的骑手等单的地方。“百度”“美团”和“饿了么”三家公司的骑手最多，他们身上的工作服刚好拼出红黄蓝三色，在食宝街显得尤为醒目。我在食宝街找到了保利。因为没有订单，保利正和其他骑手聊天。但是我的到来还是引起了其他骑手的注意。保利明白我的处境，知道此时的我还不想立马让人知道我来这里的真正意图。所以他向大家介绍我说是他家的远房亲戚，也想送外卖。我立马接茬说自己想先了解这行怎么样，听说很挣钱。就这样，我第一次出现在了食宝街的骑手队伍中。

如何向被研究的对象介绍自己，或者说应不应该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一直困扰着我。一方面我希望自己坦诚地面对被研究的对象。因为这样做可以让我直接向他们提问，而不必担心他们因为我“四处打听”“问东问西”的行为起疑，而且他们还有可能积极地向我提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但另一方面，我又十分担心研究者的身份会让他们对我产生距离感。毕竟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他们世界里的陌生人，他们一定会想，“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究竟想要调查什么？”“他刚刚问我那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一开始，当对我产生兴趣的骑手前来询问我的情况时，我只能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比如经常有骑手好奇我地问我，“兄弟，你之间是做什么的？”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上了十几年学、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的人来说，我只能表现出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样子，然后讪讪地说一句——“唉……我啥没干过。”

不过，我十分清楚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最终对自己的研究一定没有好处。所以我还是决定坦诚地告诉他们我是谁，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想干什么。只是我不会立马告诉他们，或者说在告诉他们之前，我希望自己能先赢得他们的信任。在他们对我更加熟悉和了解以后，我再慢慢地揭示自己的研究者身份。而取得他们信任的第一步就是使自己尽量看起来和他们一样。但我发现就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因为在很多方面，我们都不一样。譬如在跑单的问题上，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我跟着保利跑单是为了熟悉流程，但是一个月过去了，我仍然在“熟悉流程”。这时候他们就会感到奇怪，我难道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吗？毕竟我跟着保利跑单，我是没有钱赚的，而他们似乎也看出来我对赚钱并不上心。所以在跟保利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让保利帮我想办法成为一名正式的外卖骑手，而把做研究的事情先搁置一边。其实在跟保利送餐的过程中，我就想过自己去送。因为跟着保利送餐，总让我觉得是“隔靴搔痒”。换句话说，我无法切身体会保利送餐时的那种紧迫状态。此外，如果成了正式的骑手，那我就可以和他们一样穿上“夯葛瑞”平台的工作服，站在他们中间也不会像平时穿便装那样显得“鹤立鸡群”。

在保利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夯葛瑞”骑手。而且随着时间的增加，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在，我都感觉自己和其他骑手很像。因为在和外人说话时，我发现自己会潜意识地站在骑手的立场，对外以“我们”相称。与此同时，随着我和越来越多的骑手熟络起来，我觉得继续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实在对不住那些朝夕相处的朋友。所以当再有骑手问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问题时，我开始有意地告诉他们我还是一个学生，在北大读研究生（我用“研究生”来笼统地掩盖我的博士身份，因为如果告诉他们我是博士，我想他们一定会好奇北大的博士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因为课都上完了，所以出来打工挣点零花钱。我发现，当我和一个人这样说了以后，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因为他们都对一个北大的研究生跑来送外卖感到好奇。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很多之前对我“爱搭不理”的骑手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以后竟然主动找我来搭话。但是在我来这里的真实意图上，如上所述，我还是没有完全坦诚相告。一直到我要结束我的送外卖经历时，我才逐渐把这一点告诉了和我走得特别近的骑手。所以直到现在，我相信还有很多骑手认为我就只是来挣点零花钱的。

当我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以后，我感觉自己一下轻松了很多。而且我发现大家并没有因为我的真实身份而和我刻意产生距离。相反，很多人开始主动和我接近。我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所以我开始理解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在《街角社会》的中说的，“人们并不希望我和他们一模一样；事实上，只要我对他们很友好，感兴趣，他们见我和他们不一样，反而会感到很有意思，很高兴。因此，我不再努力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去。”不仅如此，我开始邀请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北大。我带着保利在畅春新园的大澡堂一起洗过澡；在北大的“美好时光”和孙阳阳一起喝过茶；我还把顾少聪请到北大理科五号楼219给我和师妹讲他送餐被撞后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故事……我越来越发现保持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反而更容易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且我也进一步意识到：虽然研究者想要了解被研究者，但是被研究者同样对研究者有认知的能力。因此，如果研究者在被研究者心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那么研究者就很难真正清晰、深入地了解被研究者，并最终实现研究的目的。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1917-1999），图片来源：pixels.com

从做保利的跟班算起，我在中关村食宝街的“夯葛瑞”外卖骑手团队待了近半年的时间。期间，我有五个半月的时间是和普通骑手一样送外卖；开学前，为了能够从更大的范围对外卖骑手群体做一个了解，我和对外卖骑手同样感兴趣的师妹——桑雅芸和仝晓霞——在海淀区的中关村、五道口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问卷调查。因此，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我是以参与观察为主，辅之以文献研究、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

每天下班回来以后，我都会尽量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主要事情。而这些日常的积累成为本书成形不可或缺的“至宝”。有趣的是，当我开始写作以后，我时常发现自己的文笔聱牙诘屈，远不及当初的田野笔记那样生动有趣。想来，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记录是最直接、最真实因而也是最精彩的。在一般人眼里，外卖骑手可能都是一群“粗人”，但在我眼中，他们却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粗言粗语”在表词达意上远胜过我的“咬文嚼字”。我在书中也尽量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有关他们的一切细节。如项飙老师所言，“细节不是常常意义上的理论，但是各个细节都是有 “道理” 的，即细节展示人们怎么行动、什么行动导致什么结果的逻辑……如果我们把理论理解为劝说读者的工具，细节对我来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论。”

我在开始研究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想法，思路也不清晰。因此虽然人在田野，但心里始终想着和什么样的理论对话、如何对话的问题。结果自己既没法完全投入田野，又在理论问题上时常陷入迷茫和痛苦。后来我大胆决定放下理论的包袱和焦虑，开始了无牵挂、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地投入到了外卖骑手的世界中。我觉得记录细节并通过叙述的方式把我所看到的有关他们的故事讲清楚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而且，尽管我在团队待了近半年的时间，但我还是不能说自己就了解有关外卖骑手的所有事实，更不能说自己可以代表他们发声。我只希望，我的叙述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读者带进他们的世界，有机会透过我的文字和他们接触。就像“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基于我的呈现，每个读者或许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解读。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大功一件。而且即时记录下历史进程中或许“昙花一现”的外卖骑手本身，也很有意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劳动社会学研究的老师总是鼓励学生从不同的劳动群体入手。他们认为哪怕仅仅是记录这些不同的劳动群体也很有价值，于是才有了大量丰富的围绕不同劳动群体的经验研究，譬如建筑工、家政工、服务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互联网技术精英与“民工”等等。

如果说我的研究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进入了被研究者的世界，以“局内人”自下而上的视角而不是“局外者”自上而下的视角去观察和研究他们。因为只有融入他们，研究者才有可能会发现他们在个体性上所呈现出的共通性问题，譬如他们普遍来自农村；普遍辍学早因此普遍低学历；在做骑手之前，普遍都有工厂打工、农村务农的经历，这些经历也为他们日后进入外卖平台打下了基础；他们普遍早婚早育（杜建华19岁当爹、许超文20岁当爹、古彦波20岁当爹、顾少聪21岁当爹、保利22岁当爹、），因此普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生活的重担（养老、育儿、供房、还债）和早期工作的经历（流水线工作、拖欠工资），或者说个体的成长史和生活史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收入高、工作灵活且自由的外卖平台流动。这些在微观个体身上呈现出的共通性问题很容易因为局外人自上而下的视角被忽视。而如果要想对他们的成长史和生活史有所了解和熟悉，就需要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或许就很难对他们有真正贴切和深刻的分析。

文字编辑：徐毅萌
推送编辑：侯安琪、毛美琦

审核：范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