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社会学系推荐参加2011年北京大学第二十届“挑战杯”的集体作品，荣获正赛特等奖，指导老师为社会学系刘爱玉教授，团队成员有田志鹏、邝继浩、罗晓亚、李昌琦、封之颖、吕帅，均为社会学系2009级本科生。原文篇幅较长，此为节选版。

田志鹏，2009年至201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刘爱玉教授，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职业声望评价——以北京大学本科生调查为例

指导老师：刘爱玉

作者：田志鹏、邝继浩、罗晓亚、李昌琦、封之颖、吕帅

 

目录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设计与假设

四、职业声望得分统计和排名

五、职业声望排名特征分析

六、职业声望排名的历史比较分析

七、总结与讨论

现代社会的分工带来了不同职业的分化，而职业对于一个人获取资源、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可至关重要。虽然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不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这也是实现不同社会成员身份平等的重要基础之一，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机制的引入，不同职业间的分化逐渐明显，形成了一些所谓的“好职业”和“坏职业”。

我国的职业声望研究就是随着我国日渐明显的职业分化而逐步展开的，这方面最早的是80年代初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合作在北京城区抽样，对1774名居民进行了50种职业的声望调查。职业声望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借助统计学，能够得到某一群体对于当下职业声望的一般评价。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北京大学本科生数据样本做出最新的职业声望评价排序，并结合1999年和2005年同样针对北京大学本科生的调查进行变迁趋势分析。对比发现，前五年的声望变化要高于近五年声望变化，总的趋势是职业声望评价趋于稳定。

研究作为趋势研究的一部分，本研究最基本的价值在于数据更新，是5年一次的北京大学本科生声望评价调查最新成果，并结合社会变迁，调查了诸如家庭主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证券投资分析师、驻外使领馆文官、社工、交通协管员等10个新职业，为以后对比分析打下基础。

在职业声望评价本身方面，本文对各种职业做了类型学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职业分类的一些看法。本文认为职业声望评价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内容，对于理解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认为大学生对于声望的评价与其未来择业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对于理解大学生择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职业声望研究经验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研究中断近30年，并且有着职业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我国职业声望研究起步较晚，而职业声望一直是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之一，主要用于解释职业地位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认为职业分层与社会分层相关，最早提出社会分层标准的是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他认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必须依据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声望——社会标准，并且韦伯认为社会声望分层由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所决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价值态度和行为方式有直接影响，而经济分层对这些方面的影响则不那么直接。

肇始于韦伯的声望研究，经过后世社会学家从各个方面的扩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特莱曼认为职业声望评价上存在的差异是由社会结构自身所决定的，并且人类社会的分工和每一种职业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在各国十分相似，换言之，特莱曼根据各国职业评价较高的相关分数，认为职业声望评价在世界各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特莱曼开启了国际比较研究，实际上，他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要验证职业声望评价存在的差异纯粹是由客观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从而提炼出各国职业声望评价的宏观结构因素，这样的结构论排除了评价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如果说特莱曼是结构主义的视角，那么我们在这里还必须讨论功能主义视角的职业声望研究。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T. Parsons）认为，不同职业声望、身分的高低是人们道德价值观评价的结果，评价的根据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而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是由社会的首要机构所塑造的。如在注重经济机构的社会里，人们崇尚财产地位，收入高、经济地位高的职业社会声望就高。根据这种理论，职业声望的差异是由共同价值观体系和首要社会机构所决定的。帕森斯还认为，至于究竟哪一种机构能成为首要机构，则是由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因素决定的。

职业声望并不是帕森斯讨论的重点，他更多的是从宏观社会发展角度讨论的，与本文研究更为相关的是戴维斯和莫尔关于职业功能的研究，他们认为，职业地位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其原因在于一些职业在功能上比另一些职业更重要，需要有特殊才能和技术者去承担，并且相对于其他职业要付出更多的劳动。

因此，这些功能重要的职业就必须具有足以吸引人的特点或特殊利益才会有人愿意接受这种特殊才能和技术的培训，并且付出更多的辛苦。这些特殊利益包括职业的报酬以及舒适性、消遣性、自我尊重性、自我扩张性等，总而言之，更高的职业地位。戴维斯和莫尔的观点因其极端的功能主义而遭到了批评，其研究结论可能被认为是为拥有高地位职业的人群辩护，毕竟并不是所有拥有重要职位的人都经过特殊的才能和技术培训。

（二）中国职业声望评价研究

1.早期职业声望调查

中国社会的职业声望评价较早的研究是林南根据1983年的调查数据所做的研究，这篇文章开启了中国的职业声望研究，并且成为后来研究分析的重要数据基础。林南指出，当时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但是社会分层、流动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某些职业的排列顺序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受到技术、资源或者是近期的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

根据林南的调查结果，职业声望得分前十位的依次是医生、电气工程师、大学教师、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建筑工程师、中学教师、司局级干部、图书管理员。从中可以发现，专业性职业例如医生、科学家、工程师等是得分最高的职业。其次是中小学教员、干部、机关专业人员等。因为他们作为技术人员，能得到价值很高的资源，这些是声望较低的半技术或者非技术人员所不能得到的。

这一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后的人们，在社会结构和制度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这为我们的趋势研究提供了20多年来的数据基础。另一方面，林南也发现不同性别、年龄组的成员对于同一职业有相差甚大的声望评价，这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表征。这就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对于职业声望的评述有了一个借鉴：如何从社会结构、时代变迁的角度理解这种职业声望变迁。

林南最后还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三点可能的趋势研究视角。第一，城乡二元化的长远影响是否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对不同生活区域的大学生有了更加深远的影响。这种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反映了早年实行责任制和市场开放制度以来，中国社会长期的职业价值认识和职业声望评价的变迁。第二，有关在企业以及官僚机构和官僚制度中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这涉及到中国社会更加深层的社会官僚制度及更为广泛的政治制度的整体架构的问题。这也为本研究分离出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三者，并在选取典型职业分类的过程中，对设计有明显政治意涵的职业有系统的类型学的划分。第三，林南也指出职业结构现在更多地有按照性别分开的趋势。

在林南的研究之后，199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职业声望课题组”在北京和广州随机抽取1141位居民调查了80种职业的声望评价。调查发现，声望评价得分前十位的职业依次是工程师、教授、作家、物理学家、医生、部长（政府高级领导）、律师、大学教师、画家、历史学家。同林南的调查结果相比，两者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比如两项调查结果中声望排名前十位的职业至少有七个是一样（调查职业不完全一样），这一方面是因为两者调查时间较为接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尚未进入社会剧烈变革时期，职业评价相对稳定，这与后来的一些调查和讨论存在较大差异。

2.社会变迁中的职业声望研究

后来的职业声望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不同于早期研究的特点，那就是运用趋势研究方法，将不同年份的职业声望做一个队列分析，讨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从而得出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受到不同社会结构、制度等因素影响，出现不同的职业声望评价。

例如李春玲在其研究中指出，可以将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对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方面得出认识。首先是对林南城乡二元分化这一观点的否定：她认为工业化社会普遍主义、一元化价值观继续扮演着主导性地位，虽然中国城乡二元分立的现实存在，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中国有城乡区分明显的特殊的声望评价标准。研究数据支持了特莱曼的观点：“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不论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的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不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不论白领阶级还是蓝领阶级，职业声望评价基本趋于一致。”最后基本结论是总体上声望等级排列还是体现出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

但是李春玲的研究也指出工业化普遍主义价值成为主流的同时，相互冲突的多元评价标准仍有可能存在。人们可能因为原有的官僚制度、传统儒家思想等，同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所引领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能力主义之间仍存在相互冲突、多元化的价值评价取向。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普遍主义以及货币市场经济带给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冲击同原有的认知之间发生冲突，从而有了这种转型时期特有的职业声望评价。例如，李强研究指出新兴职业、高收入与权力型、公众服务型和体力工人型的职业声望是人们职业声望最有区分性的四类职业。

3.大学生职业声望评价研究

大学生群体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对其未来的就业选择有重要影响，但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较少。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在量上较少、更新数据较慢之外，还存在以下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框架，分析也就停留在较为直观的描述统计上，并且这种统计的量较小，采取的是直接给职业打分的方式，这可能存在信度较低，职业分类不够齐全的问题。同时缺少对职业的类型划分以及对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性分析，这也是本文试图努力发展的方面。

国内有关大学生职业声望评价方面的研究，例如余新丽等学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国际力量的广泛深入、国内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机制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现实化、多元化、短期化、功利化。这项研究还指出大学生发挥自己的才能是毕业择业时的一个首要考虑因素，这在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看来就是在一个完全平等竞争的情况下，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创造社会价值之间的一个平衡过程。同时大学生择业在空间上更加倾向于向大城市、沿海开放地区聚集。这也反映了现代择业观念的开放化、功利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提高。

除了更新大学生职业声望评价的数据外，本研究试图在更新数据的基础上做趋势分析，尝试探究五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完善对大学生价值观念解组与重构的程度及其具体影响机制，以期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进一步证实或证伪假设，发展并更新有关职业声望的研究，为大学生择业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研究设计

1.趋势研究设计

趋势研究是纵贯研究的类型之一，所谓纵贯研究是指在不同时点或较长的时期内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本文的研究设计是趋势研究，是对研究对象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研究。我们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即为北京大学本科生，趋势分析的内容为北大本科生对不同职业声望评价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具体说即是分析1999年、2005年以及此次调查的2011年北大本科生在职业声望评价上的变化趋势。同横向研究相比，纵贯研究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描述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考察事物的发展趋势。

2.职业声望测定

测定职业地位和声望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主观法，另一种是客观法。主观法又分为声望尺度和排序法，客观法是用反映职业地位的各项指标来衡量职业地位的高低。国外在职业声望调查和测定方面发展出一系列的量表和指数，较有影响的包括：海特（W. Hunt）职业地位量表、康兹（G. Caunts）职业声望表、塞特（R. Centers）职业地位量表、诺斯—哈特（C. North-P. Hart）职业声望表、邓肯（O. Duncan）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以及特莱曼（D. Treiman）的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

可见，对于职业声望的测量，西方社会学家发展出许多职业声望测量技术，而国内研究者大多采用较为简化的测量方法。例如林南和叶晓兰设计的分组职业声望测量方法，简单来讲，就是将要测量的职业随机分为与随机分配的调查者一样多的组别，然后将各个职业逐一嵌入到不同的调查组中。

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调查者本身对评分的厌倦感，提高问卷的效度。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少，可能存在方差过大的问题。另一些国内研究者则是通过列出几十类常见的职业，让被调查者主观评分，然后计算出各个职业的平均得分。这种方法可以提高问卷的信度，但是因为数量较大，评分时调查者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后一种方式，在一份问卷中列举86种职业让受访者对其进行一个利克特量表类型的评价：从非常低到非常高分为五类，然后我们将其做一个5分的加权处理。在加权处理人们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评价的数据之后，将其通过诺斯-海特计算公式得出一个综合性分数。然后我们按照方差的集中性、以及各个可能的职业类型之间在经济、社会、政治地位之间的区隔，将集中具有单项指标的共同性的职业与具有明显区隔的职业区分开来，划分到不同的具有高低之分的组别中。

（二）数据收集

1.抽样方法

在职业筛选上，我们沿用了刘爱玉在1999年和2005年所做的研究的调查问卷，为了保持研究的一致性，形成趋势研究思路，其中涉及76个职业均被我们取用。但是我们发现，这76个职业并不能涵盖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职业。

因此，研究小组通过头脑风暴广泛搜集在当今社会中重要、有影响力、受关注，以及与北大学生专业相关的职业，然后在初步获得的数十个职业中，筛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10个职业。它们分别是法官、律师、驻外使领馆文官（外交官）、社工和证券投资分析师、翻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城管）、交通协管员、性工作者和家庭主妇。在总共86个职业的编排上，我们采用了随机化处理，采用抓阄的简单随机抽样方法确定职业的罗列顺序，并对初步编排的结果进行了微调，避免性质相近的职业过于集中。

实际操作中，因为难以完全按照抽样框随机抽样，我们采用了定额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前者的操作是：根据我们的样本总量（400），我们结合各院系各年级的男女学生人数进行配额，委托我们认识的各院系同学进行分发。因为配额难以全部满足，所以我们另采用了整群抽样，其操作是：选取一些各院系文理科学生均有选修的大型公共必修课和通选课，如政治课、社会学导论、经济学原理等，对整个班的学生发放问卷，取得了相对满意的效果。

2.样本概况及代表性

本调查一共发放了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6，回收率92%。数据使用SPSS进行录入和分析。样本中，男性与女性数量比为4:6。由于样本量较大，因而男性与女性的观点均能得到体现和反映。从年级分布来看，样本主要集中在2010级和2009级，学生的职业观正在形成以及稳定的时期。

样本的院系分布包括了社会科学部的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学院、社会学系、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管理系、政府管理学院；人文学部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外国语学院；理学部的数学科学学院、物理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心理学系；信息与工程科学部的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工学院；跨学科类的元培学院以及医学部。

从民族成份来看，样本主要是汉族，占到样本总量的九成以上，其余各民族也均有分布。从原居住地的行政区域来看，越中心的行政区域样本量越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大学学生来源地的比例差异。另外，除两名新加坡同学外，样本的居住地来源包括了中国各省。最后，从上大学前的户口属性来看，超过八成的样本均属非农业户口。

（三）研究假设

根据以往调查研究经验，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假设：（1）职业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评价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2）2011年，2005年和1999年调查所得的职业综合声望排序具有较高相关性；（3）大学生的职业声望评价会影响其择业。

我们将职业声望分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三部分，每一种地位赋予“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5个等级，填答者则在这5个等级中依自己的意志勾选其一。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我们采用诺斯-海特计算公式计算各职业声望：

式中S―― 职业声望分数；

N―― 调查的总体样本数；

Fi――被调查者选择等级的频数；

Wi――i等级的加权数；

T―― 等级的个数。

（一）     职业声望分类别得分排序

 

表1 三个层面的职业地位得分及综合得分排序（自高到低）

 

 

（二）职业声望等级划分表

依据职业声望分数，我们将这86种职业分为6个等级，分数范围分别为(20,39.995)(40,49.995)(50,59.995)(60,68.995)(70,79.995)(80,100)，反映了这86个职业在北大学生群体观念中的等级。根据上述等级划分，我们将根据职业地位得分划分的职业等级做成折线图，如下图：

 

图1：职业地位等级折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种职业地位分布的鲜明不同。经济地位为第1等的职业比其它五等任何一等的职业都多，2、3、4等职业数量相差无几，而第5、6等职业，特别是前者，数量上要比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相同等级少很多。这样，经济地位的数量分布总体呈下降的趋势。这可以反映出在当今社会，职业经济地位中相对于其它职业地位是相对容易获得的，相应的，经济地位在对上层职业的区分中作用都不是很大，因为大量的职业都能赚钱，但是却不一定有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政治地位的分布就和经济地位全然不同。位于头两等的职业的数量比起3、4、5等要少得多。政治地位处于第3等的职业数量是一个高峰，第4等和第5等的职业同样地多，整个曲线呈一个鲜明的单峰，整体上看，大多数职业的政治地位都分布在中后三个等级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政治地位是较难获得的；如果我们加入其它两种地位，就会发现，在三种地位当中，政治地位是最难获得的。

社会地位的分布也是自有特点。位于第2等的职业很显著地最多，而第1、2、5等职业数量差不多。

我们把加总平均的职业综合地位也绘成了曲线，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综合声望曲线的前半部分（1-3等）与社会地位曲线基本拟合，而后半部分（3-6等）则与经济地位曲线基本拟合。则与经济地位曲线基本拟合。

虽然没有严格的逻辑推断，但这一结果起码与我们某些社会经验现实有所契合——在中等以上的“好职业”中，人们最看重是它的社会地位，因为好职业由收入增加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而且随着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近年来中上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所以收入的多少已经形不成社会区隔，而在中上阶层中，“社会地位”则是相对稀缺的（中产阶级更看重社会声望），需求弹性也更大，人们趋之若鹜。而在中等以下的“坏职业”中，职业不好总是因为它“穷”，经济地位具有基础性的特征，收入最先满足的是人的生存需要，衣食不足，权力和尊严也是虚妄。

第六等职业在三种地位和综合地位上的数量都很少，且职业种类也相对固定，基本上是由人力车夫、农民合同工、种田农民、废品收购员、清洁工、性工作者等职业构成。如果我们把综合声望处在第5等和第6等职业不恰当地称为“坏职业”，我们会发现坏职业的三种地位的评价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

经济地位最低的十种职业分别为（由低到高）人力车夫、清洁工、农民合同工、种田农民、搬运工人、废品收购员、护士、矿工、建筑工人、纺织工人，政治地位最低的十种职业分别为性工作者、人力车夫、清洁工、废品收购员、种田农民、农民合同工、搬运工人、矿工、建筑工人、保姆，社会地位最低的十种职业分别为性工作者、人力车夫、废品收购员、清洁工、农民合同工、种田农民、搬运工人、矿工、建筑工人、保姆，其中有8个职业在三种地位的评价上都名列末十，而经济地位倒数第10的纺织工人，在政治地位上是倒数第11，在社会地位上是倒数第12；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均倒数第10的保姆，在经济地位上也仅是倒数第12。

其中比较特殊的职业只有性工作者和护士，性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及社会地位均为倒数第1，但经济地位却相对偏高，得分58.87，排名为倒数29位，列入了第四等级；而护士显著偏低的是经济地位，得分43.80，排名倒数第7，低于除搬运工人外的工人职业，但其政治地位为正数第54位，其社会地位为正数第53位，列于第4和第3等级。

有了相对固定的“坏职业”，我们再转向所谓的“好职业”。相比起“坏职业”，“好职业”就不那么固定了，从刚才的职业声望曲线中我们就能找到部分原因，获得经济地位相对容易，但获得政治地位却很难，三种地位的分布结构并不相同。如果我们同样考察三种地位前10名的职业，就会发现只有国营企业厂长、律师和经济学家三个职业在三种地位中均有列席。考虑到处在经济地位第1等级的职业数量较多且得分较为集中，我们把排名扩展到前15名，这个数字仍然没有改变；再扩展至前20名，新列入的职业有集体企业厂长、医生、法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标准评定人们心目中的“完美职业”：3种地位得分均在80分以上，即均处于第1等级的职业。则这样的职业有国营企业厂长、法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驻外使领馆文官、经济学家和律师6个。

让我们顺着排名从高到底观察处于每个次位的职业在该位次上的职业地位得分分布，并绘出走势图：

 

图2：职业地位各次序得分走势图

 

可以明显地看出，各位次的经济地位得分几乎都高于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分，社会地位得分在55位之前则明显高于同次位的政治地位得分。这说明北大学生群体更容易给出高的经济地位评价，而最不易给出高的政治地位评价。这一结果再一次证明了之前提到的观点：经济地位的易致性和政治地位的不易致性。

（一）体制内职业和体制外职业

将20个在党、政、军以及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且编制在内的职业划分为体制内职业，它们是驻外使领馆文官、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邮递员、国营企业厂长、集体企业厂长、法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运动员、税务工商管理人员、民主党派负责人、海关工作人员、工会主席、政府机关秘书、公安人员、军人、交通警察、城管、列车乘务员、乡镇企业工人、炼钢工人。

本文对体制内外职业的三种职业地位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体制内职业和体制外职业在经济地位的方差(F=3.951, sig.=.050)和均值上(2-tailed sig.=.189)均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检验中却差异显著，政治地位的均值差为16.31（2-tailed sig.=.000），社会地位均值差为10.99（2-tailed sig.=.005）。这说明体制内职业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具有优势。从实际排名中也能发现，在政治地位前20名中，体制内职业占了13个，而在社会地位前20名中，体制内职业占了8个；而同样是经济地位的前20名，这个数字只有5个。

（二）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

将掌握了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专业理论知识并以此为业的职业界定为“知识分子职业”，根据这一标准，纳入这一分类的职业有9个：大学教授、大学讲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农学家、中小学教师、工程师、医生。对知识分子职业与非知识分子职业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两种职业在三种地位上均满足方差齐性，但在经济地位上，两者均值没有显著差异(2-tailed sig.=.069)，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中，两者差异显著（政治地位2-tailed sig.=.014，社会地位2-tailed sig.=.000）。在社会地位的第1等级中，知识分子职业占了6个，而剩下3个都在第2等级，其中社会地位最低的为农学家，但也有31名。可见，知识分子职业比起其它职业，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更加明显。

（三）文艺创作类职业

将作家、影视演员、时装模特、流行歌星、画家、歌唱家、服装设计师、导演等8个职业纳入文艺创作类职业类别。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发现，文艺创作类职业与非文艺创作类职业在经济地位分数方差上不同，且在地位得分上有显著差异，均值差为18.46（2-tailed sig.=.001），而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均无显著差异（政治地位2-tailed sig.=.857，社会地位2-tailed sig.=.067）。

在所有职业的排名中，影视演员在经济地位上名列第1，而政治地位却名列第49（第4等），社会地位名列第26（第2等）；流行歌星在经济地位上名列第3，在政治地位上名列第37（第3等），社会地位上名列第23（第2等）；导演在经济地位上名列第4，政治地位上名列第28（第2等），社会地位上名列第12（第1等）；时装模特在经济地位上名列第9（第1等），在政治地位上名列第58（第4等），社会地位上名列第51（第3等）；歌唱家经济地位名列第14（第1等），政治地位列第29（第3等），政治地位列第17（第2等）；服装设计师的经济地位排名第17（第1等），政治地位排名第44（第3等），社会地位排名第39（第3等）。这6个职业都是影视、歌舞和服装行业的典型职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娱乐圈”人士，在职业定位评价上显示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一致的高经济地位，而政治地位与高经济地位相比都是不相称地偏低，社会地位的排名则介于两者之间。

现今对这类演艺类职业的评价仍与传统的看待“伶人”的方式脱不开关系。传统社会中“伶人”即使收入颇丰，也始终处于社会底层，遭人看不起。不过在北大学生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对这些“伶人”职业的社会地位评价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可能是由于年青一代更加关注并消费他们的文化产品，使得相比于更年长的群体，他们给出的评价要高一些（未验证）。不过，这些职业的弱势在政治地位上，这也反映出他们在社会中缺乏话语权，比其它职业更多接受的作品审查和规制的事实。

而余下的两个职业，画家和作家，就不太相同。它们的经济地位都不算高，作家排在第45位（第3等），画家排在第42位（第3等）；政治地位作家为第39位（第3等），画家为第46位（第3等）；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社会地位，作家为第24位（第2等），画家为第37位（第2等）。作家的职业地位综合来看要高于画家。

（四）工人的职业声望

在所有的86个职业中，包括14个工人职业，分别是中外合资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清洁工、汽修工人、农民合同工、炼钢工人、矿工、建筑工人、纺织工人、电子装配工人、电工、车床工人、殡葬工人和搬运工人。将工人职业平均水平与所有职业平均水平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结果——工人职业在三种职业地位的得分较所有职业平均得分显著的低(均满足方差齐性，2-tailed sig.=.000)。工人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平均得分（49.3/46.5）比所有职业平均得分低约18分，政治地位得分（46.1）低约15分。

（一）职业声望历史排序对比

我们去除了此次新加入的10个职业，按原来的76个职业重新排序，并与1999年与2005年两次职业声望调查得到的职业排序做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变化，汇总结果如下表：

 

表2 1999、2005、2011年职业声望排序对比

 

刘爱玉在1999年和2005年做的职业声望研究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5年其间，职业声望可谓发生了剧变，职业声望上升和下降了20位及以上的职业分别有8个和4个，而上升和下降了10-19位的职业分别有7个和10个。但2005至2011同样的6年间，职业声望的变迁却不及1999年至2005年，这从侧面显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步速逐渐慢了下来——转型已经进入了后半阶段，各阶层在转型社会中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各类职业的地位和声望逐渐固化于社会结构之中。

从数据结果来看，2005年至2011年间，没有一个职业的声望变动了20位以上；而职业声望上升或下降了10位及以上的职业分别都有4个，且都在15位以内。为了便于分析2005年至2011年的数据，我们对职业声望排序重新做了划分：排名变化了0-5位的职业，我们认为它们的职业声望基本没有变化；排名变化了6-10位的，我们认为这些职业的声望经历了小幅变迁；排名变化了11-20位的，我们认为这些职业的声望经历了中幅变迁；而排名变化了20位以上的，我们认为这些职业的声望经历了大幅变迁。按照上述界定，我们做出下表对比1999年至2005年和2005年至2011年的职业声望变迁：

 

表3 两个6年的职业声望变迁状况

 

其中2005年至2011年，职业声望中幅上升的职业有：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排名从第25位上升至第11位；军人，排名从第24位上升至第12位。这两个职业都与军政有关，反映出北大学生对以政治工作为主的职业声望评价发生了变化。让我们从三种地位中细看军人的职业声望变迁，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中，军人的得分都有所升高，显著升高的是经济地位，得分从原来的59.2上升至68.1，在经济地位上的排名从原先的第52位上升至第41位（剔除新加入的10个职业后），这反映了军人待遇的提高，是因为国家对国防投入的增加。而政工干部的三种得分也均有所升高。其中显著升高的是政治地位（72.4上升至81.2）和社会地位（69.8上升至78.2）。

声望中幅下降的职业有记者，排名从第13位跌至第26位，三种职业地位的得分均有小幅下降；海关工作人员，排名从第9位跌至第21位，其中经济地位得分有大幅下降（85.2下降至75.0），政治地位有小幅下降；外贸公司职员，排名从第28位跌至第40位，其中经济地位得分有大幅下降（82.0下降至73.8）；大学讲师，排名从第11位跌至第22位，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是经济地位（77.6下降至71.5），社会地位也有小幅下降（84.0下降至80.0）。

在当今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这些职业经济地位得分较大幅度的下降更引人思考。我们尝试对一些职业得分的下降做出可能的解释：海关工作人员经济地位得分大幅下降可能是因为体制内垄断资源的权力变弱引起的；而记者职业地位得分的整体下降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传媒产业结构转变，网络媒体、自媒体快速发展，记者从业规模扩大，但职业群体整体素质下降的缘故；外贸公司职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很可能与被感知到的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出口萎缩有关。

职业地位小幅下降的职业有7个：税务工商人员，排名从第17位降至第24位；电子装配工人，排名从第53位跌至60位；工程师，排名从第8位跌至第14位；海员，排名从第41跌至第47位；导游，排名从第43位跌至第49位；美容理发师，排名从第49位跌至第55位；宾馆服务员，排名从第60位跌至第66位。

而职业地位小幅上升的职业有9个：流行歌星，排名从第23位升至第13位；地质勘探员，排名从第51位升至第41位；公安人员，排名从第27位升至第19位；历史学家，排名从第35位升至第27位；公共汽车司机，排名从第59位升至第51位；集体企业厂长，排名从第14位升至第7位；民办公司职员，排名从第52位升至第45位；交通警察，排名从第42位升至第36位；中外合资企业工人，排名从第50位升至第44位。

为了把1999年至2005年的职业变迁状况也纳入考察，整合探讨1999年至2011年12年间这76个职业的总体变化，我们就以1999年、2005年、2011年这三个时点，将这76个职业分为5类：

①非常稳定，职业声望排名一成不变的职业

②1999年至2005年间职业声望有变（上升或跌落），但2005年至2011年平稳不变的职业

③1999年至2005年间职业声望排名不变，但2005年至2011近年间有新的变化的职业

④1999年至2011年间持续（上升或跌落）变化的职业

⑤变化有起伏的职业（先升后降或先降后升）

 

表4 职业声望变迁分类表

 

可以看得出，那些历久不变的①类职业包括大部分工人和底层的第三产业服务人员以及个体从业人员；此外，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医生、导演这四个“好职业”的地位也是一直没有变过的。

而相对于①类，④类职业也是值得关注的：地位持续上升的主要是体制内的职业，特别是公安和交警两个执法职业；流行歌星不仅在持续上升，而且上升幅度很大，由第51位到第23位，再到第13位，侧面反映出流行文化消费市场的迅速发展，流行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就流行音乐市场的发展来看，世纪之交时是港台流行歌曲的天下，而到了2011年，日本、韩国乃至欧美流行音乐强势进入中国大陆，娱乐追星热潮愈演愈烈；而且流行歌手不单单停留于曲艺界，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步入影视圈——这些因素都促使流行歌星的职业声望水涨船高。在地位持续跌落的职业中，导游的地位变化最为明显，这或许与旅游市场的繁荣和导游职业的非正规化有关，使得公众对导游的评价降低。

（二）职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

刘爱玉在2005年的研究报告中检验了三种职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职业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之间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936，其次是职业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为0.850，职业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50，在职业地位的三个层面中，职业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之间的相关程度稍微低一些”。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再次考察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54，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0，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41，三组相关均在双侧检验的0.01水平上显著——与先前的研究存在高度的一致。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间的相关程度最低，而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间的相关程度最高。

（三）职业声望的历史相关性

我们把1999年与2005年得到的职业声望排序与2011年职业声望排序分别做相关分析，2005年与2011年职业声望排序的相关系数为0.971（2-tailed sig.=.000），而1999年与2011年职业声望排序的相关系数为0.795（2-tailed sig.=.000），1999年与2005年职业声望排序相关系数为0.837（2-tailed sig.=.000）。从中我们也能窥探出十年间职业声望变化趋势，2005年与2011年间的职业声望排序变化幅度虽然不如1999年和2005年间的幅度大，但总体上看，职业声望变化趋势是偏离1999年的水平变化的。

我们把2005年的三种职业地位分数与2011年的分数做相关分析，发现它们之间高度相关。经济地位分数的相关系数为0.958（2-tailed sig.=.000），政治地位分数的相关系数为0.969（2-tailed sig.=.000），社会地位分数相关系数为0.978（2-tailed sig.=.000）。与2005年和1999年的系数相比相关程度提高了很多。

（四）职业地位总体评价的变化

值得关注的还有，76种职业的三种职业地位评价的平均水平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经过统计得出2005年所有职业经济地位均分为66.7，标准差为16.35，2011年所有职业经济地位平均分为66.5，标准差为15.45；2005年所有职业政治地位平均分为58.3，标准差为13.4，2011年所有职业政治地位平均分为60.2，标准差为13.26；2005年所有职业社会地位平均分为61.9，标准差为15.17，2011年所有职业社会地位平均分为64.1，标准差为15.22。经过Levene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三种职业地位得分均值和标准差在2005和2011年间均无显著差异，即没有出现职业声望评价整体提升或降低、评分区间扩展或压缩的情况，职业声望评价总体上维持在稳定水平。

本文研究最基本的内容即是2011年北京大学本科生对于各个职业声望的评价，其他的讨论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本文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理解职业声望评价的变迁，探讨影响职业声望变化的社会因素。趋势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得出声望变化的发展趋势，本文发现最近五年的职业声望评价相对于前五年是趋稳的，如果承认本文的调查对象，即1999年、2005年和2011年北京大学本科生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并且同意社会结构影响着职业声望评价，那么可以认为声望评价趋于稳定与我国社会结构趋于稳定有关。

针对本文的几个重要的假设，文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得出初步结论。首先是对职业声望评价本身的一些假设的验证，本文区分了体制内的职业、知识分子、文艺创作类职业以及工人，并将这些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平均状况比较，当然职业的划分根据客观的标准，但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研究发现：（1）体制内职业相对于体制外职业具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优势，且政治地位优势更加显著，但在经济地位上没有显著差异；（2）知识分子相对于非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地方具有优势，且社会地位优势更加明显，经济地位上同样没有显著差异；（3）文艺创作类职业相对于非文艺创作类职业在经济地位上具有显著差异，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无显著差异；（4）工人的职业声望在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平均值均显著低于其他职业的这三个方面的平均值。

第二个层面上是相关性分析，分析职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发现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类职业地位之间均是显著相关，并且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相关程度最高，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相关程度最低，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相关程度居中。三种职业地位之间显著相关的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但两两的相关程度却是不一样，可以推测政治声望和社会声望评价上具有更高的同构性，人们在评价某种职业的政治声望和社会声望时可能想到更多相同的因素，与此相对应，构成经济声望和政治声望的因素可能存在较大不同，以致二者的相对不一致性更高。

本文在探讨理论和更新数据的同时，将整个研究放到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同时，社会转型也是本文解释很多问题的框架。应当说，声望评价本身就是职业结构的表征，有排名就有所谓的“好职业”和“坏职业”，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深入思考。作为实证研究，文章中避免价值介入，而本文根据这些实证资料进行讨论时难免会带有价值判断，应该说北大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对职业声望不存在显著的差异，针对北大学生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只是北大学生这一群体更为年轻，对于新兴事物有着更强的接受力，对于社会的变迁反应更快。

那是不是说就应当选择声望排名靠前的职业呢？其实不然，本文分析中谈到了北大学生对于新兴职业会有更高的评价，所以北大学生也常常愿意尝试他们认为很好的职业，但这些职业在社会上并不一定具有高声望。另外，职业的划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研究局限性方面本文也谈到不同人对同一职业的理解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别，有些职业内部也分为很多层级，同样排名靠前的职业也不都是那么完美，毕竟统计排名反映的是一种集中趋势，所以，不应让职业排名局限职业选择。

如果说有些“好职业”和“坏职业”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那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职业已经沦为绝对意义上的“底层”，文章中也详细讨论了工人地位的下降，以及农民一贯较低的声望评价，这方面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工人和农民在总人口中占到很大比例，但在研究中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职业声望和地位一直在下降，如果这一庞大的群体不能分享社会变革的成果，甚至沦为利益受损者和牺牲者，那么对于社会的稳定将会造成影响，也不利于一个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毕竟每个职业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最后，本文研究在设计上仍存在一定问题，但相对于之前的研究，本文也有所改进，如增加了一些新职业，提出并验证了一些新假设。职业声望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职业声望评价变迁的分析更需要历史数据的积累，本文的分析得益于前人的调查数据，同样，本文也将作为新的数据基础，为以后调查提供新的数据支持，以期能做出更好的调查分析。

文字编辑：龚之璇

推送编辑：王天行、周芯宇

审核：范新光

原文刊载于《青年研究》2013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对原文段落进行相应的划分。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