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莺莺 凌鹏 张秋实 | 制度体验与白领想象:一项关于社会分层的探索性研究
编者按
纪莺莺,安徽明光人,2003年至201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凌鹏,江西万载人,2003年至201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张秋实,北京人,2003年至200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8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播学硕士,现任阿里巴巴集团高级人才发展专家。
2006年“挑战杯”小组合影(左起:纪莺莺、张秋实、凌鹏)。
本文通过对国企与外企白领员工的深度访谈,呈现他们在体制内外工作经验的不同,以及他们对制度差异的认识和对“白领”的主观想象。本文指出,制度差异认识强的人认为白领大体只能来源于外企或者私企,制度差异认识弱的人则没有这种明确界定。体制内职员更强调工作环境、内容对白领的重要性,而体制外职员则更强调收入水平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在客观分层界定的“白领”阶层内部,存在着由于体制内、外区分造成的制度体验分裂和阶层想象的分裂。本研究一方面在结论上对现有社会分层图景产生补充,一方面试图厘清主观分层和客观分层研究之间复杂关系,将两者整合于整体社会分层理论中。
制度体验与白领想象:一项关于社会分层的探索性研究
指导老师:杨善华、张静
作者:纪莺莺、凌鹏、张秋实
1.1理论综述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家们就一直密切关注转型中国的社会分层,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由开始时对于西方研究的模仿发展到近十年的反思与探索,由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深化,分析视角涉及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并开始触及研究方法论、西方分层理论及其对研究理念本身的反思。这些反思越来越凸现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本土化面向:“转型中国”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格局和体制环境,使得西方分层理论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产生了新的问题意识和解释功能。在1978年以后的转型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而社会分层研究正是切入这种转变的最好视角之一。例如孙立平的“断裂论”、李强的“碎片论”、陆学艺的“层化论”和Victor.Nee的市场转型理论,这些研究实际上都将社会分层处理为特殊体制环境下的中国现象。
但是仔细划分,其内部仍然有差别。“碎片论”、“断裂论”、“层化论”,这三类研究实际上都将体制作为一种潜在条件,它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并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资源分配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而“市场转型理论”以及争论的则导向了另一不同的问题意识:即再分配体制向市场转变的过程本身如何影响了社会结构,因此它们实际上更着重于分析体制与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以上这些研究最终都支持着同一个逻辑:二元体制影响了资源分配的模式,而后者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分层图景。
体制的“二元性”是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面向,但同时它也经常使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时出现偏差。以张静的《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为例,由于单位制的存在,人们通常根据单位利益而非阶级利益组织起来,这就是说假设中国存在一个基于阶级利益而集体行动的“阶级”是可疑的。这项研究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是以其明晰层化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因此笼统地运用西方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时,很有可能遮蔽一些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上述各项着眼于体制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试图从“碎片化”、“断裂化”、“层化”各个角度来展现中国社会结构图景。问题在于,它们是否穷尽了体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呢?
换句话说,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体制转型与社会分层相关关系的新认识呢?这里,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论资源——主观分层研究。
上述四类研究主要着力于对社会分层做出客观性的描述,主观分层研究则是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取向。国内这一倾向的分层研究相对较少,但仍然可以从中得到重要启发。在刘欣2001年和2002年的两篇文章中,他所探讨的是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状态以及形成“社会认知”的原因,他认为“将阶层意识的产生、发展同分层机制的变化联系起来研究,尝试为当前学术界‘社会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这一热点问题的探讨另辟了一条思路”。
在此方法和问题域下,本项研究将要处理的具体的问题是:体制内、外的区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特征,它与新兴阶层“白领”是否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呢?由于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国家体制不断撤离社会生活,市场制度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变化,而“白领”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新兴阶层概念,这个概念在西方并没有与所谓的“体制”概念相联系,但是进入中国语境后就与体制内外的区分产生了模糊的关系,因此正是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相关关系的一个极好切入点。
1.2方法论的讨论
本文应用了主观分层的研究方法,还具有一个重要的面向:客观分层与主观分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两者如何互动并构成对社会结构的完整理解?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分层想象(即人们心中对于社会结构的阐释)与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对应关系。对应关系本身并没有固定形式,而对应方式则有可能是直接的、间接的、正常的、反常的、甚至是极度扭曲的。概而言之,实际的社会结构影响人们的分层想象。这一假设有两个方面的意涵:第一、在个体层面上,他所感受到的社会结构是局部的、片面的,与之对应的个体的分层想象图景也是扭曲的、片面的;第二、在群体的层面上,分层想象的结构则可与实际社会结构密切对应,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推理来说,在社会稳定、社会结构固定化的社会中,社会中人群分层想象的结构也相对的固定化和层级化。
在这个基础上,引入主观分层研究的视角,将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本身产生两重意义:1、主观分层研究可以作为对客观分层研究的补充和验证,来说明社会阶层是否已经定型。2、主观意识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进一步形成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所以,考察人们主观分层意识可以考察体制的维持和再生产机制。
在国内既有的主观分层研究中,一般将主观意识作为研究的直接与最终对象,描述人们的主观意识状态并做出解释,而没有考虑到上述主观分层与客观分层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主观分层没有紧密地与社会体制相联系,没有着重考虑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对于主观分层与客观分层的复杂关系往往没有清楚地阐释,很多情况下只是说明其重要性;或者利用主观分层来验证对照客观分层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意义往往局限于与客观分层研究相割裂的主观分层领域,而无法真正将两者统合在对于中国社会体制与分层这个本应统一的研究领域中。
并且,以往对主观分层的研究获取资料的方法,往往是通过问卷考察被访者对于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的选择和排序。刘欣在对于武汉居民的研究中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其优点在于清晰明了、便于处理。但是,由于问题的抽象性和固定性也产生一些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不以抽象问题促使访谈对象对相关因素进行排列,而是希望对象能够自主描述出其印象中某一阶层的具体形象,从中理解在他在意识与潜意识中划分阶层的因素的重要性。
作为一项小型探索性研究,本文选取一个国有企业与一个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两类企业中抽取11名“白领”作为访谈对象,以他们的制度体验来描述体制内外的差异,以他们的白领想象从一个侧面来展现其主观社会分层的特征和阶层认同,并探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在我们所获得访谈资料中,我们发现在这两个特定的企业间由于制度差异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平衡表现并不明显,同时由于制度体验的差异所造成的认知差别要明显强于资源的实际不平衡。在我们访谈对象适用的范围内,制度体验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对白领想象。其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为实证研究逻辑图(注:实线框部分是本研究具体问题的位置,虚线框部分是本研究理论问题的位置)。图片来源:论文原文。
这里出现了四个需要解释清楚的概念:
1、制度差异:这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分。在这里,体制内是企业所属的国有性质,而体制外则私营或者外资性质。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制度改革,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私营企业大量涌现,国家企业在私营化浪潮中改革,合资企业与外企大量兴起,总体来说市场经济的兴起逐渐打破计划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壁垒,尽管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但是逐渐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制度体验:这指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在不同的制度中工作与生活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社会转型在个体身上凝聚成的经历。对于个体而言,制度体验的来源可以表现为强弱两种:一种是指他真实经历过的体制内、体制外、或者体制内外转换的等等复杂的工作经历,这一类型的体验较强;另一方面,即使个体没有真实的工作经验,但他仍然有可能在理性、感性上具有对于体制内外差异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则可能来自于媒体、亲友意见或者大众舆论,这一体验相对较弱。制度体验本身直接影响着个人的主观意识(包括主观分层)以及由主观意识引发的行动。
3、制度差异体验:这是基于“制度体验”概念而引申出来的一个分支概念,我们用这个词来概括个体对于体制内外差异的认识,基于在上文所说的两种制度体验类型的区分,这一认识本身又可以分为强弱两种。在文章中,我们将主要在制度差异体验的视角下来讨论体制内外成员的制度体验,当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时也就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我们将在“制度体验的强或弱”的纬度中来区分在生命历程中有不同制度体验的人群,另一方面我们还在这一视角下阐述不同制度下的制度体验的具体内容。
4、白领想象: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概括访谈对象对于“白领”群体一系列相关因素的个体性界定,它所凝聚的正是判断社会分层的主观标准以及人们对于自我地位的认识。在他们的想象中,“白领”首先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的,然后人们从这个形象给他的最深印象的特征开始描述。经过抽象之后,虽然每个人的想象侧重点不同,但大体可以认为它具体包括了访谈对象想象中的白领收入、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以及生活方式等因素,同样也包含了他们对于自己是否白领的主观判断。
我们选取北京市某旅游企业(以下简称A)和北京某医用器械公司(以下简称B)作为研究对象的选取单位。A企业原为全国妇联下属的挂靠社事业单位,90年代末期进入“事业单位企业化”的改革,在经济上自负盈亏但仍然保持挂靠性质。同时全国妇联始终保留着对A企业的中上层领导任免权,并管理着A企业相当一部分的福利。因此,现在本质上它属于产出旅游服务的国有企业。我们在它的中层部门中选取研究对象。器械公司是为日方所有,北京区的销售、生产皆由中方自行管理。我们选择了它的商贸部、秘书处和生产处选取研究对象。因此,两个对象尽管产出产品不同,但可以认为各自都具备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典型特征。
图为访谈对象基本资料整理。图片来源:论文原文。
在两个企业中我们共选择了11个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见附表,每位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从收入与职业特征来说,他们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白领。从年龄来看主要分为三个年龄段;性别上8女3男,但在具体分析证明性别并不会对我们选取的因变量产生影响,因此并不影响资料的效度。访谈主要获得他们的制度体验、对白领认定标准以及对于自我地位的判断几个方面的资料。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我们得出的基本发现是:在具有制度差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个体的制度体验凝聚了他们对于转型中国体制变化的感知。我们在制度差异体验的视角下,将个体的制度体验分为强制度差异体验、弱制度差异体验两种,而在前者中又可以区分为基于体制内工作经验的和基于“标签化”认识的两种。本文在这种分类框架中讨论体制内外的制度差异和体制的转变历程这两个因素对于个体的影响。这就是说在客观分层标准所界定的白领阶层内部,还存在着由于体制所造成的规律性差异,我们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制度体验的内部分裂,接下来从制度体验的具体内容来说明这种分裂。
这项结论是根据访谈资料分析出来的逻辑关系,如果要进一步证明它的推广意义则需要更为完善的问卷设计以及大范围内的问卷调查。下一部分是对于这一发现的详细阐述。
我们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分为普通办事员和中层管理层两大类,这就是在陆学艺分层研究中划分为中下与中中层的部分,同时也被包括在学术研究概念上的“白领”之中。但是基于个人经历、工作企业、工作性质等等方面的不同,单纯的以“白领”概括这个群体将会遮蔽群体内部的一些特征。下面基于访谈资料对于制度体验的体现,首先将他们分为三类。
4.1制度体验的类型
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制度体验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4.1.1基于体制内工作经验的强制度差异体验
这类人具有长期国企工作的经历,对国企制度、福利有相对成熟的看法,同时对体制外体验只有概念上的认识并无亲身体验。他们都认同体制外可能有更好的待遇与收入,但就他们自己而言不可能考虑私企或者外企从业,他们不认为在真实生活中自己可以选择体制外职业。这一类人集中体现在年龄层较大的人那里。他们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的30年左右,始终在国企或者机关工作(如个案6、7、11),体制外的工作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6号个案的话代表了这一部分人对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严格区分:
如果我现在没在民营企业做过,就根本不会做过,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为什么我们后来不动,就因为我们的观念不允许我们,就是不可能想到我现在能到私企去做什么,除非我现在退休了,可能再应聘一个,但让我现在把这个单位给辞了,到私营去工作,这种可能性特别小,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我们的观念一直都这样的。
即使在长期的体制内工作之后转入私企工作,先前的工作经验也将强烈的影响他在私企中的行为方式。11号个案先后在学校中工作10年、国企厂工作5年,然后才因为朋友介绍转入B公司。在B公司中他经常站在对比的角度上感知,对于私企的管理方式,在体制内形成的价值标准仍然影响着他在私企中的判断:
恩……假如说我是来主持招聘的话,我会考虑这个因素。因为我原来在学校也支持过学生工作,在学校里头能入党的也不错的。因为我来招聘肯定是找大学毕业生,那我要考虑他在学校里的…既然能入党,那肯定是在各个方面比较活跃,起码是在学生中比较突出的。比方说你思想靠近党组织,积极汇报思想,团结同学同志,认真学习。
当然,11号个案由国企转入私企的工作经历并非没有影响,相反后者在更大程度上真实的强化了他的制度体验。对于他来说,他经常以先前体制内工作的经验与体制外工作的经验作比较,并获得强烈的制度认识:
在这个私企中论资排辈的现象少,在私企中主要看你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员工的忠诚度,忠诚度,这个很重要。说实话就是忠诚于他本人,我们说是做B的事业做B的人,也就是做老板的事业和做老板的人。……国企叫事业心,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实际是一样的,表现在具体工作上都是,对你干的这份工作是不是有很高的责任感、是不是有很高的工作热情。
在我们的访谈范围内,6、7、11的年龄都在50岁或以上。为什么会出现年龄上一致性呢?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认为,现在年龄50岁左右的人,他们在最初找工作时只能进入国企或者单位,当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时他们已经在原单位工作了很长时间,因此,或者由于惯性不会选择离开体制内企业,或者带着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离开原企业。因此,这一类年龄50左右的人,他们的工作经验偏向于单纯的体制内。那么,在近2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体制外企业大量涌现则为20、30岁左右的人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选择,他们也应该会具有另一种制度体验。这就是下面要说的第二种制度体验类型。
4.1.2基于“标签化”的强制度差异体验
第二类型人的年纪分布在20-30岁之间,个体在进入实际工作之前,往往受到媒体、亲朋意见和大众舆论的影响,对于国企(体制内企业)和私企、外企(体制外企业)的特征和性质有了先在的“标签化”认识。而即使在真正进入企业之后,由于尚且短暂而且单一的制度体验和工作经验,这种认识往往容易得到单方面的强化(如个案1、2、8、9)。因此,他们同样可算作具有强烈的制度差异体验的人。
比如,A企业工作的1号个案在找工作时是为“做公务员”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她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说:
机关是要有人才进得去,他不看你的实力,他看你的背景,你背景不够肯定进不去,尤其是北京市公务员,如果是国家公务员的话你有可能进?但北京市公务员先有那个资格然后拿你的资格去面试找单位,我当时连街道办事处我都去了,但是不行,都不行,一个是你的专业不对口,他们要的都是文秘,新闻,能写东西的,然后呢,其次就是,你有没有人。
1号个案实际上只找过不到半年的工作,她的这种对于体制内与外的鲜明判断很难被解释为这短暂时间内积累的经验,而更应当看作“标签化”认识在短暂实际经验中的强化。而在B企业工作的个案8,一方面由于她的父母都是工人,根据父母的生活她对体制内的生活获得了强烈的印象,因此当她回忆时可以将国企职工和私企、外企职员明确区分;而另一方面,据她所说,她所在的语言学校学生毕业后几乎都会将外企作为第一选择,这使得她对于制度体验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大众舆论。因此当我们在询问她是否认为国企中有白领时,她可以明确地否定。
总体而言,他们和第一类人一样,强烈的制度体验意味着对于体制内外差异的明确认识,同时他们的标签化偏向于两个方向:A企员工对国企的良好保障和宽松环境具有正面评价,而B企员工则更满意于本企业的自由竞争和充实工作。
4.1.3弱制度差异体验
前两类人总体上都可以算做强制度差异体验的人,但是接下来的第三类人群则属于弱制度差异体验的人。这就说,他们并不认为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存在不可弥补的差距。第三类人多为年龄在30-40间的资深职员,他们一方面可能具有制度间流动的真实经验,更多遇到过在体制内外进行权衡的机会。因此,他们比第一类人对于体制外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又比第二类人具有更多的对于体制内的真实体验。但是恰恰这两种经历的调和,使得他们对于体制内、外的区分与偏向并不那么明显(如个案3、4、5、10)。
换句话说,长久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实现了“去标签化”的过程。以A企业为例,在A企业年轻的工作人员看来,A企业虽然工资不高但至少有两项优势:1、国家企业提供三险一金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弥补基本工资的不足;2、国企工作较为轻松,“人情味更浓”。但是A企业中的资深职员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再将保障作为优势的一种,因为私企或者外企中偏高的工资完全可以弥补这一点。同时,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资深职员必须承担起比较多的工作,因此实际上所做的事与“繁忙的白领”并没有本质区别。这在后面他们的白领想象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证明。
很容易发现,当我们通过制度体验对人群进行区分时大致可以发现一种年龄上的规律。50岁以上的个体具有强烈的制度体验,对于他们来说体制外工作是不可想象的;20~30岁的个体则同样具有强烈的制度体验,但是他们的体验明显具有不同价值面向;而30~40岁相比于以上两者来说,他们更在乎在体制区分的背后待遇、工作、满意度等综合因素的考虑,这种复杂的考虑使得他们并不着意于对体制内、外的简单区分,相较于前两者来说,不妨将他们称为“弱制度体验”。
如果借用生命历程研究(life course research)的视角,将个人的生命历程看作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则这种规律性便可以与中国的体制转型关联起来。不同年龄段的制度体验暗示背后不同的社会体制状况,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轨迹与不同年龄层的制度体验演变重合起来。对于50岁上的人来说,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属于国家体制内,后者很大程度上框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而逐渐开放的市场环境和体制改革为较年轻一代提供了冲破壁垒的机会,他们目睹了体制外企业的逐渐繁荣和体制内的逐步改革,并在长期的工作中得以权衡与思考体制内外之差别;而对于当前这一代最年轻的工作者们来说,他们已经置身于一个体制外企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带着从前辈、舆论处听来的意见,在体制内、外间比较和选择。
4.2制度体验的具体内容
以上是对于研究对象中制度体验的三种分类,主要依据制度体验的强弱及其原因加以区分,下面我们要具体讨论的是制度体验在内容上的差异。
4.2.1体制内企业在党政制度上明显更具有形式完整性
在A企业中,随着向企业方向改革的深化,党员身份在职员的晋升、工资水平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影响已经大大削弱。但是同时又存在这样一些基本事实:
1、A企业正式员工共120名左右,党员人数50多人,占到1/3多,将近1/2的中层领导(如部门领导)和高层领导都是党员,同时他们兼任着A企业领导、党委领导和工会领导三重身份,A企业总社长在全国妇联中担任一定职务(个案4、6、7);
2、我们所采访的个案,都认为尽管党员身份与工资、奖金和晋升没有关联,但是在A企业中入党是一种必要,而且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意义。“我觉得我要是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真谈不上这个,只不过就是一个归属感,众望所归和大势所趋。从我一入社不久,大家都说一定要入党赶快要入党”(个案5、4);
3、A企业中存在完整而持续的党组织活动,比如保持先进性教育以及平时定时开展的党员活动,领导同样动员个人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上星期五,刚开了一次党员发展会,发展了三个党员嘛,然后就是有的挺激动的,完了恨不得流眼泪了那个什么的。”(个案4);
4、在招聘新员工时,同等其他竞争条件中党员身份构成一种优势(个案1)。这些事实与B企业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者中,被访对象的党员观念非常薄弱,他们并不具体清楚整个公司中是否有党支部,也不知道身边的同事是否党员。同时,他们认为是否党员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个案8、9、10)。在访谈对象的被聘经历中,党员身份是完全无关的(个案8、9、11)。
4.2.2体制内比体制外具有更多样化、更完善的福利与保障要求
体制内的职员更多地体会到来自体制内的保障以及特殊形式的福利,这些构成了他们衡量自身收入、生活条件以及评价工作的重要条件。这些特殊的条件包括了:基本工资、保险制度、生活福利、同事关系以及上级领导的家长作风这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个案3、4、5、6、7)。个案3:
“我周围人有在私企干的,他们的保障就没这么好,他们呢有不签合同的,你不签合同,什么劳动法都没用,要签合同就不要你,很容易解决。这个A企业,周围这些人,党员又这么多,它还是有原来的影子在里面,原来的做法在里面,保护度还比较高,我觉得。……那当然重要了,很重要啊,社会保障系统(三险一金)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我们社福利吧,越来越不好……但现在归入企业了吗,企业就保护它自己的利益,现在福利越来越不好,少,但还有,过节还有过节费什么的,到2005年年底还有,每季度300劳保费什么的,今年都改到效益工资里。我们觉得福利基本上是没有了。”
对于在A企业工作时间较长的员工来说,他们更为重视企业所能提供给个人的包括实物在内的各种福利与保障,并且认为对于职业来说这是一种必要(个案3、4、6、7)。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在B企业的职员相对来说并不十分重视企业有没有给每个职工详尽的保障,他们更加认为只要提高工资而员工就可以自己去购买商业保险(个案8、9、10)。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并不会因此觉得国企就比私企更有保障。换句话说,福利、保障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更高的工资多抵消,尽管两者在形式上很有不同。
4.2.3体制内企业比体制外企业管理层年龄偏大和上升流动较慢
我们还发现,A企业中的中层领导的平均年龄大概在40-50岁,少数部门的经理年龄超过了50岁,A企业的社长今年已经60岁左右,社长助理也达到了55岁左右;而B企业中层领导的平均年龄则在30-40岁之间,还有一些更为年轻。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国企相对存在时间较长,很多员工在年轻时进入然后慢慢在企业中年龄上升,或者由于体制内的调动而出现。而私企由于存在时间相对不长(B企业是90年代才进入中国的);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在国企中更为稳定地按部就班,或者说是论资排辈。
个案10认为:
“我不会考虑跳槽去国企,因为对我这个年龄段来说去国企没意义。主要还是得按部就班的,对于我来说我不会选择国企。……往上升的可能小一些。在私企自由度可能度更大一些,我觉得更方便一点,包括同事之间关系,包括你接触的环境可能更有利于发展。”
在晋升这个问题上,虽然A企业和B企业的被访人都认为工作能力和与领导关系两个方面很重要,但两者的侧重点似乎有些不同,对于A企业来说,重点在于你的工作出色,使得“领导觉得该升你了。这种都是领导想起来了,不然你干得最好的也不会升你的。”(个案4、5);而对于B企业来说,似乎更加侧重的是工作绩效,“要是升迁的话,那还是能力,看你对公司的贡献,你工作得好上头自然会注意到你。”(个案10)
4.2.4工作关系与私人关系相反的互动逻辑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被访者的陈述,在A企业中,员工的工作强度和管理强度较小,工作氛围较为轻松。根据个案1时给我们的描述,在A企业中很多年纪较轻的人之间互相有着绰号,而对于受人尊敬的资深职员和部长,副部长等则以“姐”、“叔”相称,即使在工作的时间内,只要不是影响正常工作,大家也时常会时不时开开玩笑,轻松一下办公室里的气氛。“日企管理特别严格,自己不许打手机,基本上也不能闲聊,像我们办公环境这么好,大家可以开玩笑,中午就别提多休闲了。”(个案2)而在B企业中,工作压力大,每个人在工作的时间忙忙碌碌,没有闲话和玩笑,在工作之余也许能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大家聊聊天。同时,在年终与年末的时候还有公司举办的联欢会,有时候过节的时候整个办公室里的人会大家一起出去吃一顿饭(个案8,10),就个案10来说,这也是“人情味比较重”的表现。
在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A企业中,良好的工作关系是以良好的私人关系为基础的,私人关系如朋友关系、长幼关系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独立性,当职员考虑换工作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感觉到与同事的不舍;而在B企业中,尽管私人关系也有发展,但是它们是以工作关系为基础的,换句话说,私人关系的发展实际上是为了结成更好的同事关系与上下级关系。
我们发现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企业之间,个体制度体验的具体差异非常明显。它们并非基于某种个体心理差异,而呈现出与体制内外区分相对应的规律性。入党与政治气氛浓淡之分、福利保障完善与否、晋升流动是否畅通、工作与人际关系的轻重区分等方面,在客观上造成了体制内外职员对于制度与企业环境的不同认识。这进而构成他们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的基础。至少根据本文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在客观分层研究内部所区分出来的白领群体的内部,实际上还存在着基于体制差异造成的分裂。
对于白领与中产阶级的研究,现在大体的研究脉络是,首先遵循将白领限定为某一职业和收入的范围内,确定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然后讨论这一特殊的阶层在各种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功能。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没有真正包括对白领主观分层的讨论,即使有也仅是在第一步确定其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之后局限性地探讨其主观意识,既没有体制相关的敏感性,也没有从主观分层反观客观社会分层研究。
在对中国“白领”的探讨中,首先必须注意到无论在社会学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白领”都是一个外来概念,而非中国社会内生的概念,同时也不是一个与通常意义上的按照职业进行分层完全吻合的社会分层概念。根据对人们心中“中产阶级”和“白领”的研究,百姓对于“中产阶级”已有印象,而对“白领”则更为熟悉。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媒体和舆论的应用和宣传;另一方面则在于:与较为抽象的“中产阶级”相比,白领是一个更为形象和具体化的概念,明确地意味着一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对于社会中某一个位置的称代,也不是某种职业或者某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更是一种与概念产生地(西方)密切相关的意义。中国首先接受了“白领”这个概念在美国和欧洲的意义,然后将之运用于中国社会,寻找与之对应的阶层和人群。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将之定义为:在大公司(在初始阶段,这一范围更是限于外企)工作,坐在高档的写字楼,工作时穿着正式的工作套装,有较高的工资,有能力追求时尚等;同时,在接受这一概念的十几年过程中,中国社会本身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对于“白领”的理解在巨大变迁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也是不能回避的影响在于体制的变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制度体验”的差异与变化使得人们对于白领的想象产生差异,进而影响他们对自己地位的认定。
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已经力图说明在研究对象的内部:制度体验具有的分裂性,它与体制转型进程本身正是一致的。我们还将制度体验区分为三个类型,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制度体验与白领想象的相关关系:强制度差异体验的人强调白领应当处于体制外企业,弱制度差异体验者则对此没有特殊要求;在弱制度差异体验者的白领想象中,体制内职员强调白领的工作压力和工作环境,而体制外职员则更强调白领的收入水平。
5.1强制度体验的人倾向于明确界定白领在外企或私企工作
我们发现在这两类强制差异体验的群体中,尽管他们仍然对生活方式、工资收入有所要求,但都对白领所属的企业性质作了界定。回访时,我们将个案8为例拿给A公司中的年轻职员判断,尽管前者的工资并没有达到她们预设的标准,但她们同时又都认为个案8可算作白领。
个案1明确地说白领的界定就一条“在外企中工作”,而相应的她认为之所以这么区分则是因为她认为:
“我觉得国企嘛,各种制度比较陈旧,人浮于事。像我们学校一样,每个人都舒服地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但真正办事的没有几个。没有工作的感觉,完全是每天坐在那在混时间。我觉得这就跟白领的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白领还是要高强度的工作,要从严的环境里出来的。”
尽管从业经历短暂,但仔细思考过职业方向的她对体制内外的差别有着较为清楚的预期,而A企业的事实气氛恰又证实了她的种种预期。A企业的各个访谈对象都提到,该企业的办公室氛围正是以“人际关系好、轻松”为主要特征的。
第一类人同样明确地界定了企业性质。个案11说:“我就对白领这个概念,一个是工作条件好一些,待遇高一点,大部分在私企或者合资企业中。”他还认为在不同性质企业中工作性质和生活方式亦具有不同的状态,在体制外企业才会“生活习惯反正都小资化些,就是生活比较自由些,随心所欲些,没有那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来限定着。”对于A公司中的年龄较大的管理层领导来说,他们从判断则更为明确。个案7说:
“我觉得白领跟我们的都没什么关系了,那都是年轻人的事,一般像什么大公司啊外企什么的,比较年轻,像我年龄都这么大了。”
正好相反的是,第三类被我们称为“弱制度差异体验”的人,他们则对于白领的身份界定并没有企业性质的局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强调企业性质的问题。比如A企业中的:
“以前的感觉可能就是在好的办公楼里面,然后呢周围是外国人居多,办公室的业务比较多,这样就称作白领,现在反正工作这么多年给我的感觉白领平时有一定层次、有一定学历的人,只要你从事的不是蓝领,不是体力劳动者,都可以称作白领,现在的白领的概念比以前要宽很多。”
而B企业中的某位被访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她们都认为白领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扩大化的概念,是对劳动方式与劳动内容本身的区分。
这三类现象实际上可以支持同一个判断:无论对于哪一类人来说,“白领”在概念上更接近于一种经过媒体传播的大众想象——白领应当具有不低的收入、良好的办公室工作环境、承受工作压力以及特定的生活方式。因此,那些明确区分体制内外差别的人,就会认为白领必须处于体制外的私企或者外企,才会更接近上述想象。而那些具有资深工作经验的人,在长久的权衡和体验中模糊了体制内外严格差异,从收入、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考虑时反而会忽略体制的限定,而从劳动性质本身加以区分。概而言之,在研究对象范围内,人们对于“白领”的想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是由于体制差异的存在,一部分人基于自身制度体验对于白领所处企业性质有明确的限定。并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自我白领身份的认同。
5.2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更强调白领的工作内容、压力、环境等含义;而在体制外工作的人,则更强调白领的收入标准。
不考虑的年龄的纬度,被访对象对于“白领”概念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趋向:在A企业工作的人们更强调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甚至福利的重要性;B企业工作的人们则更强调收入水平。A企业的员工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被访对象的工作地点、工作环境,他们并不以收入来界定白领。相反,个案5表现出一种更有趣的逻辑,收入甚至呈现于白领身份的一种后果:“那如果是白领的话,工资自然也不低啊,你想一个外企坐办公室的工资能低到哪里去呢。”A企1号个案说:“白领应该是在很高的写字楼里,穿职业套装,做很多工作的那种……”。而B企业中的员工首先对工资做了明确的既定,尽管每个人的底线不定。
而在三种类型的分类中,第三类年龄处于中间工作经历比较久的人,持久的工作经历加深了他们的对于工作本质的理解,故并不强调企业性质。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发现A企业员工与B企业员工对白领标准的强调中仍然各自有区分。个案3首先强调了收入以外的诸多因素:“他们那办公楼都不错,工作环境很好,其次是收入也好,白领给我的印象啊,我周围有,同学就是,一个是比较高档的办公楼,在那里工作,然后工资也比较好,还有就是福利也比较好。”而B企业中的个案10则认为:“首先是知识,收入应该是中等吧。中等也就是我说的是普通的,包括所有的,不是有车有房的,他们一般的生活保障都是可以。”
对于A企业员工来说,他们所缺失的正是取得白领认同所需要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而这一点在A企业中大多数普通职员在悠闲的日常工作中是无法体会到的,因此当他们需要建立起自身的白领认同时,便力图通过对共同工作方式的分享来界定白领。比如个案5:
“我不知道别人的概念怎么样,一般可能都是在外企才能称作白领,可是我觉得现在你就是在国企或者机关,因为你从事的工作和白领没有区别,所以我觉得把他们称作白领也可以,只不过他们可能在穿着打扮上和一般人不一样,但其实从事的工作应该是一样的。”
而B公司的员工严格地遵循着朝九晚五再加班的生活,显然承受着相当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们认为能与白领身份对应不仅是工作压力,更重要的还要有相应的报酬。而当这种报酬达不到要求,白领认同建立的基础也就被推翻了。个案9说:
“所谓的白领,他每月的工资连一平方米的房子都买不起,每天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开车来上班,车和房子都是他非常大的债务,没有办法考虑换工作,每天都不能停下来,因为有很大的压力,一大早就出来。以前有人说你是白领啊,你会很高兴,现在可能就会说:你才是白领呢,你全家都是白领……他可能是白领吗,但每月只有两千块钱的工作,必须到处跑,吃盒饭啊。”
上述分析,使我们看到处于体制内或外的人对于白领各个构成要素的强调也是不一样的。这背后实际上潜藏着另一层意思:除去资源分配差异外,体制内、外的制度差异本身导致了在其中工作和生活的人们的制度体验差异,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于白领想象的不同要素的强调。这种认同标准的不同,一方面暗示着中国社会并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白领阶层,而是被体制区分为不同的差异群体;另一方面,白领想象的差异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自我定位将会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区隔,并且强化体制内外员工的制度体验差异。
对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单纯的客观阶层划分由于遮蔽了对人们阶层意识的关注而使其解释力值得怀疑。在本项研究中,当我们仅以白领想象标志人们的主观分层,以个体的制度体验表征他们对转型中国体制变化的感知,发现了制度差异与白领阶层意识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既有研究脉络中则很难被呈现出来。
在制度差异体验的维度上,我们可以将访谈对象区分为:基于体制内工作经验的强制度差异体验、基于“标签化”认识的强制度差异体验和弱制度差异体验三类;不仅制度体验的强弱有差异,另一方面,制度体验的具体内容也从四个方面上表现出鲜明的差异:如党政机制是否健全、福利保障是否完善、晋升流动是否畅通、工作与人际关系的轻重区分。这就是说,体制差异在客观分层界定的白领阶层内部造成了规律性的分裂,它表现为制度体验的分裂。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现制度体验与白领想象的关系:强制度差异体验的人强调白领应当处于体制外企业,弱制度差异体验者则对此没有特殊要求;在弱制度差异体验者的白领想象内部,体制内职员强调白领的工作压力和工作环境,而体制外职员则更强调白领的收入水平。
基于此,本项探索性研究在社会分层研究的发现和方法上都具有一定意义,在体制与社会分层之间找到新关系,证明了讨论主观分层研究方法的意义。
首先,从事实发现的层面来看:
1、泽兰尼以来的市场再分配机制研究、单位制研究,都已经证明制度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直接影响了社会分层机制的形成。既有的研究都十分关心个体在这一整套分层机制中的位置,从而描绘出整个社会的分层图景。但是在对两个企业的探索性研究中我们发现,客观图景的描述并不是充分的,在其之下潜藏着社会个体自身对于阶层的想象:尽管制度壁垒逐渐淡化,但它的影响已经深刻地凝聚于个体真实经验与理性认知之中,这使得当我们观察所谓“白领”阶层时,他们基于制度体验的差异而产生了一种认同分裂,这就是说体制在塑造了社会层化结构的同时也塑造了层化内部的分裂化。
单纯看客观分层研究的结果,只能看到体制对于社会结构层化的影响,而经由主观分层的视角则揭示了层化内部的结构。两者共同构成对于白领阶层的完整理解。在另一方面,客观分层将这一群收入、职业符合白领标准的人认作“白领”群体,而主观分层却发现其内部存在着认同分裂,即白领的“阶层认同”在严格意义上是值得怀疑的。正是在这两重意义上,主观分层研究的结论对客观分层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深化,主观分层与客观分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对真实社会分层的完整理解。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目的并非判断白领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而是要证明在中国一个新阶层的构建与体制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既意味着体制影响了客观分层方面(资源分配),也意味着体制影响主观分层(阶层意识)。只有在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体制的影响,我们才能完成在文章开始提出的目标:经由主观分层研究的方法,发掘出体制与社会分层之间的新关系。
2、另一方面,既有整体社会分层研究往往截取近十年来某个时间段并根据此段的资源分布状况来描述社会层级。因为1995年以后社会转型逐渐趋缓而社会开始定型化,这种分层方法因此被认为是客观反映了社会分层状态,但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强调历时性关照。我们同意这种做法,但在它将历时性制度影响凝聚到当下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制度历时性本身的解读。沿着这个思路,本文则可以对此构成一定的补充。在大众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尽管由于制度壁垒造成的资源分配越来越淡,但是它却历时性地塑造了人们主观意识的差异。换言之,本文所揭示出的白领制度体验的内部差异以及白领想象的差异实际上是中国制度特征的某种历时性结果。
3、就中国的“白领”研究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白领”之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标定社会层级的概念,其背后隐藏着特殊的文化涵义、社会经济涵义甚至情感涵义。这是因为“白领”建立在西方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上,而在中国,“白领”则作为一个外来词被理解与接纳,它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反映着中西两种社会结构与制度在意义层面上的冲突与融合。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意味着在使用外来概念时必须仔细考虑概念背后的社会背景;第二,反映着中国转型社会非固定化和非层级化的特殊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各种制度与非制度的因素对于社会阶层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使之表现为分裂化和碎片化的复杂形式,而体制正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而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得到基于本项探索性研究的第四点讨论:为什么主观分层可以构成对既有客观分层研究的补充呢?除却文章开始的方法论讨论外,实证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启发:即主观分层研究可以凸现出被客观分层研究抽象掉的内容。
现有的社会分层的理论,分别以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为理论渊源,可以区分为“阶级论(关系论)”与“职业地位论(分配论)”两种理论。“关系论”目的在于解释社会资源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将阶层划分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阶层意识最终被解释为阶层间关系。
而“分配论”则通过两个过程消泯了太多因素:第一,不同群体内部对于职业声望的不同评价被平均数消泯了;第二,作为平均数而存在的整体准主观分层中的主观性又被转化为其他自变量的计算消泯了,这些计算是对收入、教育等因素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所以,当使用“分配论”传统进行社会分层研究时,它的假设是除指数之外没有其他因素会对社会主观分层产生影响。因此,“分配论”传统的社会分层研究需要较为严格的社会条件,即社会应该是一个按照某些主要因素如收入、教育可以划分为秩序化的层级结构,而不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之下并产生断裂的和碎片的,应该是一个稳定发展没有动荡的社会。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一方面体制内外的差异使得完全从关系论的角度考虑便会忽略掉“阶层”内部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恰好构成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重要差异;另一方面,社会转型这一动态的、发展的过程,也使得单纯使用“分配论”并不恰如其分。
文字编辑:孟祥婕、孙铭阳
推送编辑:李金瑶、毛美琦
审核:范新光
文字节选自纪莺莺、凌鹏、张秋实第十四届“挑战杯”参赛文章,2005年。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