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鄢盛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3年于香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社会学系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老年社会工作、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医学社会学和自杀问题研究。

 

鄢盛明老师在会议上。图片来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公众号。

 

本文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急剧的社会人口学变迁，家族主义和孝文化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无疑，这一变化将会对传统的亲子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过来，变化中的亲子关系又会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保定市代际关系研究的问卷调查数据，对老年父母的亲子关系与其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中抛砖引玉。并呼吁社会工作者在提供老年社会服务时，应特别关注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消极方面。

 

老年亲子关系与抑郁症状——对保定市老年父母的研究

鄢盛明

（一）关于子女特征和亲子联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从理论上讲，子女的特征对父母的心理健康会有直接的影响，因为每个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可能都不一样。以性别为例，通常女儿与父母的关系比儿子要更为亲近，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被称为父母的“贴心小棉袄”。另外，在对老年父母的支持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更可能为父母提供帮助。因此，研究者们认为子女的特征对父母有影响。

经验研究表明，结果确实如此。孩子的问题（如精神或躯体健康问题、酒精或药物相关问题、压力问题)对父母的心理健康有直接的影响。孩子有问题的父母比孩子没有问题的父母更可能抑郁。但是，在北京进行的一个研究表明，老年父母子女的性别构成以及他们拥有子女的数量等与其心理健康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在另外一个研究中，Hurh和Kim也没有发现子女数量和父母精神健康状况相关。

关于子女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往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与子女合住有利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例如对北京老年父母的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能够提升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morale）。在沙特阿拉伯，人们发现，与家庭成员包括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较小。但是有研究者提出，与子女同住除有上面的好处外，也会在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造成某种紧张。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和父母的心理健康之间没有关系。

关于与子女面对面的接触，研究表明其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相关。一方面，以一定频率联系的子女数量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相关。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抑郁得分与每周见一次面的子女数量显著相关，而与每月所见的密友数量并不相关。另一方面，与子女联系的不同频率也与老年父母的抑郁有关。Lee等发现，和与子女差不多每天都联系的情形相比，与子女差不多每周联系的情形同老年父母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的得分呈负相关。但是，在控制了文化调适（acculturation）、生活压力、网络规模的效应之后，和与子女差不多每天都联系的情形相比，与子女联系频率为每月一次或更少的情形同父母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得分则呈显著正相关。

（二）关于亲子之间的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1.接受子女的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结果目前并不完全一致。有研究发现，接受子女支持的父母比没有接受子女支持的父母抑郁程度更高。也就是说，接受子女的支持不利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也有研究表明，接受来自子女的支持有助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根据对北京市老年人的研究，除身体照料以外，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能够提升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接受来自子女的支持与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没有任何关系。

在接受子女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就是接受子女支持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随着支持量的改变而变化。例如在一个研究中，Pruchno等发现，对于无配偶的父母来说，接受子女的支持起初有利于父母的心理健康，但是随着子女的支持从中等程度向更高程度发展，子女的照护反而降低了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

2.为子女提供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也并不完全一致。Dunkle发现，与主要照护者同住的老年人对于家庭的贡献与其抑郁水平呈负相关。但是，也有研究发现，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帮助对于其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取决于他们提供了什么类型的帮助。这一研究表明，为子女提供个人照护可以提升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但为子女提供经济帮助则对他们提升精神面貌没有作用。此外，还有研究发现，为子女提供帮助与老年父母的精神面貌之间并不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三）关于亲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研究

理论上，和子女之间的冲突会潜在地影响到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这一情况是通过影响老年父母的自我感，或是影响他们对自己作为父母效能的信念来影响心理健康的。尽管老年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冲突非常罕见，但冲突一旦发生，就会影响父母的心理健康，甚至增加老年父母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有限的几个经验研究表明，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冲突确实会影响到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例如Umberso发现，和成年子女之间关系紧张的父母心理健康水平较低。Shek也发现负面的亲子关系与香港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亲子关系不好，则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好。

在有关负面的亲子关系对于父母的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对效应方面，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例如，在Umberson和Shek的研究中，与正面的亲子关系相比，负面的亲子关系对于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要弱很多。但是在Umberson的研究中，负面的亲子关系对于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要比正面的亲子关系强得多。

（四）对于以往研究的简要评述

总的来看，迄今为止，有关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非常缺乏。相对而言，有关亲子之间的相互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稍多一些，而关于子女特征和亲子联系以及紧张的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有关亲子关系中的很多具体方面（如具有某些特征的子女情况、采用不同方式以不同频率联系的子女情况等）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仍然极为缺乏。尤其是对于亲子关系中不同方面复杂的相互作用及其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然少有研究。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试图对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探索：一是亲子关系的不同方面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二是亲子关系中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关联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一）数据资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与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世纪90年代的合作研究项目“保定市老龄化与代际关系”。该项目在保定市对50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及其一个年满18周岁且在调查时居住在保定市的成年子女进行了抽样调查。老年父母的调查样本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选取，在老年父母被选取为调查对象之后再从其子女中随机抽取一位符合条件的子女作为调查对象。

无论是老年父母调查问卷还是子女调查问卷均由接受过严格系统培训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本科生、部分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和上述三家合作单位的教师与研究人员入户访填。老年父母问卷的访填平均耗时90分钟，成年子女问卷的访填平均耗时68分钟。调查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老年父母访填问卷1002份，子女问卷753份。老年父母及其子女样本调查的成功率分别为81%和67%。

虽然该调查中包含大量有关老年人与子女关系的内容，研究完全可以从老年父母与被访子女的样本出发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但考虑到当时调查的老年父母都有不止一个子女，仅考虑老年父母与其中一个子女的关系，而不考虑他们与其他子女的关系有可能使结果出现巨大的偏差。另外，由于老年父母的调查问卷中本身就包含与多位子女关系的内容，因此，本研究仅使用老年人样本进行相关分析。

在成功访问的1002位老年父母中，有3位在调查进行时没有成活的子女。因此，最后进入本研究分析的老年父母样本量为999人。

（二）变量的测量

1.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

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采用调整后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y-Depression Scale，CES-D，又译作流调中心抑郁量表）来测量。该量表是一个自评量表，原表共有20个条目，用来测量研究对象在过去一周的抑郁症状。研究对象被询问在过去的一周在多大的频次上有过量表条目中所列的情绪、感受或行为，是大多数时候、有时候、偶尔，还是很少有/几乎没有。对于积极的情绪、感受或行为进行陈述的条目，上述四个频次分别计1分、2分、3分、4分，反之，对消极的相关陈述则分别计4分、3分、2分、1分。最后对所得分数进行加总，分数越高，表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越严重。

 

CES-D量表样例。图片来源：medworksmedia.com

 

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在国内老人和国外华裔老人中广为使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保定项目的研究中，基于试调查的结果，课题组对于量表的条目进行了删减，去掉了一些测量特性不好的条目，最后保留了14个条目，量表总分在14～64分。统计分析表明，调整后的14个条目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4。

2.老年父母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负性压力源

（1）社会人口学特征

在本研究中，老年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年龄按实际的岁数来测量，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都编码为虚拟变量。其中男性编码为1，女性为0;调查时有配偶编码为1，其他为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编码为1，其他为0。

（2）负性压力源

负性压力源包括经济上的紧张状况、压力生活事件和躯体健康状况。其中经济上的紧张状况通过老年父母对于自己整个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来测量。满意程度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比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四档，分别赋值1、2、3、4。老年父母对于自己整个家庭经济状况越不满意，表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越紧张。

压力生活事件包含早期和近期两类。无论是发生在早期的还是近期的压力生活事件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本研究中，早期的压力生活事件操作化为超过3年的生活事件，近期的生活事件操作化为3年或3年以内的生活事件，包括是否曾患有严重但不致命的疾病，是否受到过伤害或人身攻击，是否经历过自然灾害，是否有家庭成员卷入政治斗争等内容。

研究对老年人所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进行计数，数值越大，表明老年人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为了避免数值分布的偏态，研究对老年人经历的两类压力生活事件进行了再编码，没有经历任何压力生活事件编码为0，经历1件压力生活事件编码为1，经历2件压力生活事件编码为2，经历3件及以上压力生活事件编码为3。数值越大，表示老人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遭受的压力也越大。躯体健康状况在本研究中通过老年人在调查时对于自己确诊或存在的健康问题的数量来测量。老年父母报告的健康问题数量越多，表明他们的健康状况越差，所体验到的压力也越大。

3.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

（1）老年父母现有子女的特征及其与现有子女的联系

这方面所需测量的内容包括老年父母在调查时子女的数量、构成、空间距离的远近以及与子女的联系等。其中，子女的数量指的是成活子女的数量，包括和老年父母有生物学关系和非生物学关系的孩子数。子女的构成指的是性别、婚姻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的构成。性别的构成包括儿子的数量、女儿的数量以及老年父母有不同性别孩子的情况（即只有儿子、只有女儿、儿女双全三类）三个变量。

婚姻状况的构成包括已婚孩子的数量、未婚孩子的数量两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构成包括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的数量一个变量。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是通过子女所从事的特定工作来大致代表的，这些工作包括教师、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医生、干部、军官等。

子女空间距离的远近通过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居住安排以及子女的住处来测量。如果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与老年父母同住的子女越多，住在城区的子女越多，则老年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越近，反之则越远。与子女的联系通过老年父母每周与子女见面和通过其他方式联系的情况来测量。与老年父母每周见面的子女数越多，通过电话或写信等方式联系的子女数越多，则老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越密切。

（2）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支持

这方面所需测量的内容包括老年父母接受子女支持的状况、对子女支持的评价以及老年父母给予子女的支持。

老年父母接受子女支持的状况包括四个方面，即老年父母在调查时是否接受子女提供的身体照料、做家务等日常生活活动、钱和实物等方面的支持。如果是的话，需列出提供照料的孩子是谁。上述四个问题分别被创建为两个合成变量，即为老年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的子女数以及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数。提供支持的子女数越多，表明老年父母得到的支持越大。

在情感支持方面，老年父母被问及如果有了严重的个人问题需要与他人讨论的话，他们会首先对谁讲，并列出这个人是谁。此外，老年父母也被问到他们愿意对谁讲自己的个人问题，并列出这些人是谁。将这两个问题合并起来创建了一个合成变量，即为老年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子女数。提供情感支持的子女数越多，意味着老年父母得到的情感支持越大。

老年父母对于子女支持的评价通过对子女情感支持的评价来测量。老年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支持越满意，我们便认为他们在情感方面得到子女支持的数量和质量越好。

老年父母给予子女的支持主要通过他们为子女看小孩、做家务以及给子女钱和实物四个方面来测量。老年父母在看小孩、做家务方面帮助的子女数越多，在给钱和实物方面帮助的子女数越多，意味着老年父母在工具性活动和经济方面为子女提供的帮助越多。

在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方面，老年父母被问到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如婚姻、工作等）要做决定时，是否会来与他们讨论并听从他们的建议。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一个四刻度的李克特量表来使用，其中0代表孩子从不这样做，3代表总是这样做。

（3）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

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通过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批评的频率以及老年父母觉得自己与子女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存在的差异来进行测量。对于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频率的回答作为一个四刻度的李克特量表来使用，其中0代表从不批评，3代表经常批评。将双方的分值相加，创建出一个关于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批评的合成变量。合成变量的分值越高，表明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越多，负面的互动可能就越多，关系也就越紧张。对于老年父母觉得与子女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没有什么差异编码为0，有些差异编码为1，有很多差异编码为2。差异越大，负面的互动可能就越多，关系也就越紧张。

（三）数据资料的分析方法

对于数据资料的分析分三步进行，首先分析老年父母和子女关系的基本情况，其次对两者关系的不同方面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变量分析，最后再进行多变量分析。在进行多变量分析时，只有在双变量分析中具有显著性的变量才纳入最后的模型之中。另外，在多变量的分析中，老年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负性压力源均被作为控制变量来使用，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为自变量来使用。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10.0进行，显著性水平定为P＜0.05。

（一）老年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1.子女的特征以及老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

在调查时超过2/3的父母有三个或以上的孩子，更有大约16%的父母有五个或以上的孩子。老年父母的平均子女数是3.25个。仅不到1/3的父母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总的来看，在调查时老年父母的子女数较多。

从子女的性别情况来看，15%的父母只有儿子，约9%的父母只有女儿，其余76%的父母儿女双全。也就是说，有儿子的父母多于有女儿的父母。另外，老年父母平均的儿子数量是1.64个，女儿数量是1.59个。显然老年父母平均拥有儿子的数量要多于女儿。

超过90%的父母至少有一个已婚的子女，约28%的父母有超过4个已婚的子女，约59%的父母子女全部已婚。老年父母平均拥有的已婚子女数为2.66个，由于老年父母的平均子女数约为3.25个，这表明在调查时老年父母的多数孩子已结婚。老年父母已婚儿子和已婚女儿的分布非常相似。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老年父母非在婚的子女基本上都是未婚，而不是离婚或丧偶。老年父母未结婚子女的性别分布并不平衡，总的来看，更多的老年父母有未结婚的儿子，而只有少数老年父母有未结婚的女儿。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超过一半的老年父母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子女，超过10%的父母有3个或更多的这类子女。平均来看，老年父母有0.92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但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的性别构成存在差异，其中儿子的数量略多于女儿。

在居住方面，约36%的父母不与子女同住（自己单独居住或与其他人同住），其余的都至少与一个子女同住。其中与一个子女同住的老年父母约为46%，与两个子女同住的约为16%，与三个或以上子女同住的约为3%。从同住子女的性别构成来看，有更多的老年父母与儿子而不是与女儿同住，只与儿子同住和只与女儿同住两者比例分别为40%和15%。

另外，从空间距离来看，老年父母绝大多数的子女生活在城区，只有少数住在城区以外。约71.7%的老年父母有不与其同住的子女生活在城区，只有1.6%的老年父母没有子女生活在城区。从性别构成来看，有儿子生活在城区的老年父母的比例要高于有女儿生活在城区的老年父母的比例。总的来看，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空间距离比较近，无论是从居住方式来看还是从子女是否生活在市区来看均是如此。

老年父母与不同住的子女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与接触。在有不同住子女的老年父母中，约78.1%的老年父母至少每周与一个不同住的子女见面，只有约3.5%的老年父母与至少一个不同住子女的见面频率为一年一次或少于一年一次。也就是说，在有不同住子女的父母中，超过96%的父母与至少一个不同住子女的见面频率在一年一次以上。

从性别构成来看，老年父母与不同住的女儿见面比与不同住的儿子见面更频繁。除见面以外，老年父母通过电话或写信等方式与子女联系的很少，如通过这类方法与不同住的子女每周联系一次或以上的老年父母仅为7.3%左右。这种情况可能与在调查时老年父母的绝大多数子女生活在城区，而当时的城区较小，且家庭电话尚不普及等情况有关。

在性别构成方面，老年父母似乎通过这类方式与不同住的女儿联系更多，这一特点和老年父母与不同住子女见面的情况相似。总之，在与不同住的子女联系方面，老年父母更多采取见面的方式而不采取其他方式。另外在不同住的子女中，老年父母联系更多的是不同住的女儿而不是儿子。

2.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支持

（1）老年父母接受子女的支持

在工具性支持方面，2.6%的老年父母得到了子女在身体照料方面的支持，19.1%得到了子女在做家务方面的支持。总体来看，约有20.2%的老年父母得到了来自子女的工具性支持，为老年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的平均子女数为0.31个。得到身体照料的老年父母的比例较低，并非因为子女不孝，而是因为老年父母较年轻并不需要这方面的支持。为老年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的子女在性别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经济支持方面，22.9%的子女给予老年父母钱，31.4%的子女给予老年父母物品。总体来看，有40%的老年父母收到了子女以钱或实物形式提供的经济支持，有平均1.39个孩子为老年父母提供了经济支持。从性别来看，老年父母得到的经济支持更多来自女儿而不是儿子。

在情感支持方面，当老年父母有了重要的个人问题时，63.5%的父母有子女可以作为知心人谈自己的问题，老年父母平均有1.34个子女可作为谈问题的知心人。可以看出，老年父母在情感方面得到的子女支持要高于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但是，当老年父母有了问题时，只有21%的老年父母会最先对子女讲。因此，尽管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要比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更多，但是和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和老年父母的配偶相比，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可能只处于次要地位。

与日常感觉不同的是，在提供情感支持方面，儿子而非女儿更多被父母当作知心人。也就是说，儿子比女儿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支持。进一步的交叉分析表明，老年父母更多地报告儿子而不是女儿为情感支持者，并非因为儿子比女儿数量多，而是因为老年父亲在有需要时更多地寻求儿子的情感支持，老年母亲在寻求子女的情感支持方面则更为平均。

在对子女的情感支持评价方面，15.1%的老年父母表示满意，80.5%的老年父母表示比较满意，只有4.4%的老年父母表示不满意。总的来看，老年父母在情感方面得到了子女较好的支持。

（2）老年父母对子女的支持

在工具性支持方面，老年父母平均为0.48个子女提供了工具性支持，33.5%的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了工具性支持。老年父母给子女的工具性支持主要是看小孩，做家务的较少。和子女提供给老年父母的工具性支持相比，老年父母提供给子女的工具性支持要更多。这种结果可能与调查时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年龄构成有关。

不过，老年父母提供给子女的工具性支持在子女之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22.8%的老年父母为儿子提供了工具性支持，但只有15.5%的老年父母为女儿提供了工具性支持。另外，老年父母为平均0.3个儿子提供了工具性支持，但只为平均0.19个女儿提供了同样的支持。以上差异即使是在考虑到老年父母平均儿子数和平均女儿数的差异后也仍然存在。

在经济支持方面，老年父母为平均0.13个子女提供了经济支持，6.8%的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了钱或实物形式的经济支持。以上情况可能表明只有很少的子女需要经济帮助。在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方面，老年父母为更多的儿子而不是女儿提供了经济帮助。

在情感和信息支持方面，有50.1%的老年父母总是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37.9%有时提供这类支持，5.4%偶尔提供这类支持，只有6.6%的老年父母从不提供这类支持。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年父母为子女较为频繁地提供了情感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3.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相互批评方面，约有28.5%的老年父母报告说他们的子女总是或有时批评他们，有42%的父母说他们的子女从不批评他们。老年父母对于子女的批评要更为频繁，有46.7%的父母报告说他们总是批评子女，只有25.8%的老年父母从不批评子女。由此看来，在与子女的冲突方面，负面的互动似乎更多是由老年父母而不是由子女所引起的。将两者结合起来看，37%的老年父母认为至少父母或子女中有一方经常批评对方，29.3%认为至少有一方有时批评对方，由此可见，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以批评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冲突和紧张关系还是比较频繁的。

在生活方式与思想的代际差异方面，60.5%的老年父母认为有一些差异，6.9%的父母认为有很大的差异，只有32.6%的父母认为没有差异。这表明超过2/3的老年父母认为与子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与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批评的状况是一致的。

（二）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

在有关子女特征以及老年父母与子女联系的变量中，仅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数同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老年父母的子女中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越多，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越低。其他变量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之间均没有显著关系。这方面双变量分析的结果详见表1。

 

 

在接受子女支持方面，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的人数均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仅有老年父母对子女情感支持的满意程度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呈显著相关。这表明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人数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关系不大，在这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子女为老年父母所提供支持的总的数量与质量（见表2）。

 

 

在为子女提供支持方面，接受老年父母所提供工具性支持、经济支持以及情感与信息支持的子女人数均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其中，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的相关系数最大，提供经济支持的相关系数最小。以上结果表明，接受老年父母所提供支持的子女人数越多，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越频繁，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越低（见表3）。

 

 

在与子女的紧张关系方面，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以及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与子女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均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呈显著正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子女对父母的批评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的相关系数，要显著大于父母对于子女的批评。这意味着，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对于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要大大超过父母对子女的批评。另外，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与子女之间差异的大小与其抑郁症状得分的相关系数最大，表明代际差异对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见表4）。

 

 

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老年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负性压力源的影响之后，亲子关系的不同方面对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仍然有显著的效应。其中，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数量、对于子女情感支持的满意度以及为子女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呈显著的负相关。

老年父母在工具性帮助方面支持的子女数，虽然也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得分呈负相关，但是在控制了亲子关系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其作用变得不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亲子关系中的上述方面能够减轻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从而有助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但是，紧张的亲子关系，如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则与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两代人之间的负面互动以及两代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会加重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从而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不利。

从亲子关系的不同方面对于老年父母抑郁症状效应的大小（强弱）来看，老年父母所认为的代际差异效应最大，其次是老年父母对于子女情感支持的满意度，再次是老年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和信息支持，接下来是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批评，最后是老年父母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数。 

以上结果提示我们，影响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两代人之间的情感支持（无论是子女对于老年父母的情感支持还是老年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支持）以及代与代之间的负面交往/互动。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子女对老年父母还是老年父母对子女所提供的其他具体支持（如工具性支持、经济支持等），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都不如亲子关系的前述几个方面大。多变量分析的结果详见表5。

 

迄今为止，虽然有不少研究对当代中国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探讨这一关系和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研究并不多，综合考虑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和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更少。本文运用保定市老龄化与代际关系研究的调查资料，对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和老年父母心理健康(抑郁症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和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关联。具体来说，在子女特征和老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方面，老年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情况与其心理健康无关，仅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特征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相关。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数越多，老年父母抑郁症状得分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在老年父母和子女的相互支持方面，无论是接受还是提供情感支持都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作用的效果较大。

相对而言，在考虑了与子女关系其他方面影响的情况下，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老年父母与子女的紧张关系方面，两代人之间的相互批评以及老年人所认为的两代人之间的差异都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不过子女对于父母的批评比父母对于子女的批评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比较来看，在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中，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最大的是与子女的紧张关系，其次是两代人之间的情感支持，影响最小的是子女的特征因素。

以上结果提示我们，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大小、方向各不相同。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实际上就是这些不同方面经过复杂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因此，如果只是单一地研究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虽然也是有益的，也有助于对于亲子关系和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认识，但结果很有可能是有局限的，因为在单一方面的亲子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所呈现的关系模式，在考虑了亲子关系其他方面的作用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改变。以本研究的结果为例，在只进行代际支持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分析时，为子女提供工具性支持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如果考虑到老年父母与子女紧张关系方面的效应后，其结果就变得不显著了。

本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是，首次综合地研究了中国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并探讨了这些不同方面和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未来老年亲子关系以及心理健康的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经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建立在对二手经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这就使得研究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是老年父母年龄的低龄化。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经验数据来源于以50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为研究对象的项目，结果导致样本中有较高比例的老年父母的年龄在60岁以下。鉴于60岁以下与60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在健康和功能状况、工作、日常生活、社会网络及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因此本研究中发现的老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及其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是否能完全适用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群体，还需要今后运用60岁及以上老年父母的样本做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是有关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测量的不完善。受限于所使用的二手经验资料，本研究未能就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和内容在理论的指定下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测量，而只是从方便的角度使用了二手数据资料中现有的一些相关测量。这些测量虽然涉及老年父母和子女关系的不同方面，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仍然是不系统和不全面的，从而最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统计分析的结果。

因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在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60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样本，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更为系统全面的对于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测量，来探讨老年亲子关系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对于老年社会服务的一个基本启示是，在为老年人或老人家庭提供服务时，社会工作者需要特别关注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消极方面。由于老年亲子关系的消极方面对于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效应大于积极方面的效应，因此，了解、掌握老年父母与子女关系中可能存在的冲突、紧张、批评等消极内容，帮助老年人和成年子女正确地处理已经出现的消极关系和互动，并且预防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消极互动与关系，促进亲子和谐，是老年社会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鉴于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支持对于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如何发展相关实务项目，促进老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支持从而提升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也是老年实务工作者需要计划的重要内容。

 

文字编辑：赵新灏

推送编辑：谷诗洁、周芯宇

审核：田耕

本文选自《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十三辑第160-182页，因阅读与排版，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