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杜月，北京人，2005年至201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谢立中教授指导下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此心安处是吾乡

杜月

 

从2005年到2012年，我在北大社会学系度过了本科和硕士时光。2012年毕业后我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博，2018年就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这几年坐四号线地铁稍不留神就在北大东门站提前下了车，开车走四环一走神就错过出口开到了海淀桥，种种肌肉记忆都表明燕园一直是我心中亲切的家园。在北大社会学系七年的学习生活不仅培养了我的专业素养，还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社会学系培育了我对学问和传统的敬畏，对师友的眷恋，以及对更广阔世界中他人的共情，这种情感体验与情感能力成为了学术之路上源源不断的动力。

2005年我高中毕业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我的高中虽以素质教育闻名，但依然聚焦于学业和竞赛成绩。初入社会学系时我感到最大的震撼就是原来人可以活的如此广阔，这世界上遥远角落里的人，历史上许久之前发生的事，原来都可以进入我的生活。这种眼界的扩展和经验感的延伸首先有赖于在学习生活中与各位老师的交往。老师们宽厚的人格和对学问敬畏的态度让我们意识到身处于一种远比自己的个人生活宽广和重要的传统之中。

大一的第一门专业课是王思斌老师的《社会学概论》，每个星期王老师都会布置小作业，或是阅读或是作文，记忆犹新的是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那一周，王老师宣布这周的作业只有一项，那就是要去给理科五号楼门口的马寅初先生塑像鞠个躬。同学们当时以宿舍为小组，都认真完成了这周的作业，恭敬地向马寅初先生行礼。这个小小的仪式有很大的意义，我在美国读博士期间觉得茫然时，脑中经常浮现这幅画面。在我当时的印象中，王汉生老师在课上总是有点严肃，很有威严，大家都认认真真听讲做好笔记。直到有一天，王老师讲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并讲起自己对于好的城市生活的理解，她突然讲起：“你们想象这样的一种城市生活，人们可以在街角相遇……”那个瞬间我猛然意识到在严谨的学术研究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其实是一种极其温暖的情感，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杨善华老师上课离不开保温杯，透过镜片望向我们的目光既敏锐又关切。从杨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开始，我始终感受到这关注的目光，所以这些年自己有了一点小小的进步总要向杨老师及时汇报。周飞舟老师上课时极其严肃，在《社会统计学》的课上，下面交头接耳开小差的同学会被周老师叫上去做题，而在周老师《发展社会学》的课上，我第一次确定了自己对于土地问题的兴趣。亲切的爱玉老师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运用统计软件，鼓励我们做了千奇百怪的社会调查，激发了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挖掘问题的兴趣。王铭铭老师的烟特别香，经常在教学楼里迷路的我只要顺着这股香气就能找到正确的教室。在烟雾缭绕中我们拓展想象力，沉浸于一个个全然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流连忘返。在《社会心理学》课上，方文老师指导我将课程论文修改后投稿至《社会学研究》并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非常感谢方老师的鼓励和引导。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劳动抽象性和土地问题的判断，得到谢立中老师指导，之后谢老师收我做了学生。谢老师并不会规定学生的题目，更不要求学生研究他最熟悉的理论家，还会鼓励我们向其他老师请教。我硕士期间对涂尔干的教育理论产生很大兴趣，谢老师非常肯定这个研究方向，认为深入阅读文本是极重要的，但同时又总提醒我要从文本中抬起头，在和其他理论家的对照中形成总体性的问题观。回忆起当年意气风发的我每次与谢老师针砭时弊，很多观点难免极端，说到激烈之处谢老师总是温和地说，“也不至于这样”，然后娓娓道来自己对于若干社会理论的理解。在这些谈话里，外部世界的种种纷扰和由此带来的戾气都被屏蔽掉了，只剩下纯粹的对于学理的追求，令人如沐春风。我的印象里谢老师从来没有跟我生过气，不论是我错过论文提交时间，还是跟老师见面时迟到，谢老师都非常宽容地说，“没关系，我等着你”，让我十分愧疚，也下定决心不可以重蹈覆辙。谢老师对学生很宽容但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退休之后依然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八到十个小时，这种治学的严谨勤奋时刻激励着我。谢老师还有一些很独特的原则，其中一条是坚持独著以体现理论思考之独立和自主，我也是谨遵此条原则。

 

 

左图为社会学系05级新生入学日程安排，右图为社会学系本科教学手册（2003版）。

在北大社会学系的七年读书生活，培养了我们一种特定的学术旨趣和学术眼光。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认识到好的社会学研究既要有高远的志向，又要有扎实的基础。这使得同学们之间有一股彼此鼓励向上的风气，在本科阶段就自发地拓展自己的视野，通过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来为自己打基础。当时系里的同学还会争相挑战各系最硬核的课程，我当时选修最多的是哲学系和历史系的课程，在这些课堂上总能遇到社会学系同班的同学。比如李猛老师刚刚回国那个学年开了自然史和社会史两门课，阅读很难任务很重，我和同宿舍的焦姣经常需要挑灯夜读，一个学期下来竟各自瘦了五斤，后来逢人便宣传李猛老师的课有瘦身奇效。反之若是有人为了绩点选些给分高又容易的课，倒是很容易被同学瞧不上。这种风气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同学们对于自己落在笔头上的作业和报告都是极其认真和慎重的。正是因为见过好的研究和好的学者，见过谦虚敬畏治学的态度，所以绝不敢随意对付，更不敢妄发评论。小到读书报告，大到学位论文，无不踏踏实实认真完成。我所在的本科和硕士班级有很多同学都以学术为志向，硕士班级有十余位同学在各大高校任教，足见社会学系训练之扎实，学风之严谨。

大二那年，渠敬东老师在清华开社会理论课。凌鹏拉上我去旁听，那天渠老师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正在全情投入地讲马克思，在场同学无不被他感染。后来我参加了渠老师组织的读书小组，和老师与一群好友一起度过了非常多快乐难忘的时光。读书会不仅磨练了我们读书的本领，还形成了一种彼此鼓励向上的人生态度，让我们明白了读书和交友是互为彼此的过程。每当我回想起《精神现象学》这本深邃无比的著作，眼前浮现的却是一幅幅无比生动的画面，这是因为和这些段落与文字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老师朋友们一起读书，爬山，讨论电影，还有排演话剧的一幕幕情景。通过读书和交往，我们慢慢学会了从彼此的研究中汲取灵感，像关注自己的研究一样关注对方的研究。我也明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每一个具体的研究都来源于我们对于生活整体性的理解，因此要想做出好的研究，就要努力创造一个令人眷恋，可以源源不断为人提供力量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既包括了我们现时的生活，又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蔓延，容纳了无比广阔的天地。

从高中高度同质化的朋友，到大学宿舍来自天南海北的舍友，大家对彼此的感受从当初的新奇到最终彼此信任，留下了好些生动的回忆。比如这七年我们将北大的夜聊传统严格坚持到底，秉承“九三学社”的精神，夜里聊到三点才睡，早上睡到九点才起。原本生活习惯很好的舍友最后也和我们同流合污。夜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经典理论到当前时事到班内八卦，无所不谈。当时学校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考虑用了各种方法纠正学生的作息，比如十一点断电，比如早晨强制刷卡锻炼。于是我们买了各种应急灯，每天早上轮流派一个人去刷整个宿舍的卡，后来想想这纯粹是为了抵抗而抵抗，还导致我到现在早上也起不来，可能还是早睡早起比较好。七年宿舍生活，所在的两个宿舍舍友间从来没有吵过架，这种和睦也真是难得。当时系里的同学平时攒出点钱就会去逛书店，本科时候每周末西南门的书市，45楼地下的博雅堂和野草，清华西南门外的万圣和豆瓣。我们热衷于攒各种颜色的汉译名著，若是买到了哪本长期断货的著作，会到处炫耀好几天。互相借书和交流心得是结交朋友的重要途径，我和凌鹏第一次见面是大一那年我管他借《论美国的民主》，他的书上下两册里尽是密密麻麻的笔记，临走前还嘱咐我要好好读书。这种前辈对于后辈在读书上的勉励和督促也是社会学系的传统。我在麦迪逊读书时有一个学期由于助教任务过重，同时还修两门很难的主课，一度有些消沉。田耕和来美国开会的飞宇从芝加哥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来跟我吃了顿午饭，为我疏解心情，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吃完一顿饭他俩就急匆匆开车赶回芝加哥去了。王楠则是总嘱咐我不要死读书，要多看看电影和小说，从本科的时候开始他就总给我推荐一些极其深刻又极其古怪的电影，让我开阔了眼界。

 

2007年寒假与宿舍姐妹游厦门小嶝，左起：黄皓怡，郭晗，杜月，贾蕾。

北大社会学系的另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田野调查。老师们在课上传授的知识很多都来源于一手的调查，他们数年扎根于几个田野点，不断往返于校园与田野之间，对自己的研究做出修正，也为我们带来新的知识。在这种熏陶下我们就获得了一些非常简单直观的认识，那就是作为社会学的学生，扎实的田野研究既是需要不断磨练的手艺，又是获得知识的最可靠的途径。进入一个和自己当下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社会情境，并能真切地体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社会世界，是社会学系学生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我第一次做田野调查是大三的实习，杨善华老师带着我们去苏州工业园附近的几个社区做调查。这几个社区是工业园的拆迁安置房，其中的住户都是土地被征收的农户。我本以为田野调查就是照着课上所学的种种概念在现实中找到经验的验证，但杨老师却告诉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这些住户最真实的神态——那些无田可种又找不到工作在小区里闲逛的人，脸上那种木然的表情，是我们需要去捕捉的第一感受，而我们的研究应该能够给人们的神情态度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小区的老人们竟然很大一部分都生活在地下室的车库里。经过入户调查我们发现，这是因为上楼居住之后生活费用和孙辈的教育费用增加，子代又由于教育水平限制在城里就业困难，于是很多老人们都出租了自己的安置房，房租用于帮衬子女。老人们脸上落寞的表情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也真正明白了杨老师想要教给我们的道理。杨老师带队调查时还有个习惯，那就是全体组员每天晚上雷打不动要进行讨论。刚刚开始时候同学们很不适应，在一天的访谈之后体力和脑力都将近耗尽，还要分组讨论，绞尽脑汁地提出问题和线索并做报告，对体力是很大的挑战。但我们一看到杨老师精神饱满的神态，就对自己的懈怠非常羞愧，于是大家都打起精神认真讨论。我后来独自一人去做田野调查时，依然坚持着睡前整理好当天全部笔记并进行线索梳理的习惯，在带学生出去做调查时，也坚持每晚开会，经常讨论到深夜，这都是对于老师习惯的延续。调研结束后，杨老师还特意带我们来到吴江，来到费孝通先生的墓前给费老鞠躬。“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费老的墓志铭深深印在了我们每个人心中，让我们对于乡土，对于田野工作有了一种极其亲切的感受。

接下来的两次田野调查都是跟随周飞舟老师，一次是研究生一年级去成都调研农民上楼，另一次是研究生毕业之后赴丽水调查农村手工业。如果说杨老师培养了我们对于人的共情，跟着周老师去调查则促进了我们与土地亲近。我们的入户问卷调查显示由于农户集中居住，耕作半径平均增加了2.5倍，村庄只好将土地流转出去，但流转的土地撂荒却非常严重。我们走在田埂上，看着撂荒的土地，从心里生出一种难过的感受，这种感受和自己当下的生活无关，但却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在自己后来的研究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保持这种动心的状态才能持续不断地产生研究的动力。周老师的另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是像侦探一样对不符合常识的现象极其敏感，比如数千亩流转出的土地用于生态养鸡和生态养鱼，他一直认为这种严重不符合收支平衡的操作背后肯定有深层的原因。这个农地利用的谜题持续地激发着我的研究兴趣，后来我又在当地继续做了十年的调查，不断发现了一系列反常识的现象，比如在资源匮乏的村庄里突然出现的一夜数千元的高端民宿，比如因产量过剩被砍倒的果树，这些现象背后都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制度困境。跟周老师学到的另外一项技能是依托地方政府做研究。尽管地方政府经常是社会学的批判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内部做出研究。通过对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长期的追踪访谈，通过对他们日常工作状态的观察，通过对他们真诚的思考和困惑的了解，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重要的研究线索。

硕士毕业后我去往美国求学，每一个假期我都会回到系里看望老师，拜访朋友，仿佛呼吸着燕园的空气就能使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能量的回充。在麦迪逊求学的六年我得到了比较系统的职业训练，但是对于“什么是好的学问”，以及“什么是好的生活” 这两个问题，北大社会学系的七年岁月早已给了我坚定的答案。去年的一天中午和杨善华老师一起吃午饭，我说起本科时候自己既不懂事又自以为是，幸亏有师友包容和帮助，才能有所长进。杨老师笑眯眯地说，你现在明白了，要做学问得先学做人。我深感赞同，是啊，我们现在也经常舍本逐末地去追逐学术成绩，反倒忘记了源头活水。我想这正是母系赠予我的宝贵财富，一种对社会世界动心动情的能力，一种有情而向上的人生态度，而我也会将它继续赠予我现在与未来的学生们。

 

2012年7月与黄皓怡参加硕士毕业典礼。

 

文字编辑：宋丹丹

推送编辑：程思璇、沈适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