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周振光，男，1929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学号29026，1933年学士毕业。彼时正逢国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周振光奔走呼告，组织燕大学生募捐，为抗日战争贡献切实的力量。1932年《燕大周刊》刊登《校闻：援助東北义勇军，募捐运动之经过》，其中写道：“先是开学之初，东北传来消息，各地义勇军纷起血战抗日，声势浩大，而朔风渐起，尚穿单衣，亟待援助”，“于是一部分同学遂自动发起募捐运动”，“发起人会议，推举干事五人，负责进行。当即选出总干事周振光”。最终同学方面实捐洋870元1角5分，“即于十一月卅日，由本团主席周振光携往北平，面交朱庆澜将军”。

 

 

 周振光将捐款交给朱将军后所写的报道。图片来源：1932年《燕大周刊》，“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在校期间，周振光曾协助杨开道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调查，并于1931年在《乡村建设》上发表合著研究报告《邹平教育研究》，于1932年与杨庆堃在同一期刊上发表合著研究报告《邹平社会调查工作报告》。毕业后，在杨开道教授的组织下，周振光与杨庆堃、严景珊、费孝通、周逸澜于1933年6月一同发起组织社会通讯研究机关，以沟通全国各地社会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交流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其更为详细的生平暂不可考。

燕京大学社会学一直重视人物传记研究，这与吴文藻和杨开道两位先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由吴文藻引入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强调社区研究与个案方法，重视对具体人物的个案研究，对燕大社会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之前刊载过的严景珊、周叔昭等的毕业论文，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研究风格。杨开道先生对农村自治的研究则非常重视农村中的自治人才以及社会领袖，杨先生对中国历代领袖的研究也由此生发。1931年，杨开道在《社会学刊》上发表《中国领袖研究：楚项羽》，1932年发表《中国领袖的研究：汉高祖》。同时，他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相关课程，指导学生从事对中国人物的具体研究。所以此一时期有林耀华的《严复研究》、黄文宗的《孙中山之社会思想》等学生论文。此次刊载的周振光《曾国藩领袖之分析》，更是遵循着杨开道研究中国领袖的思路。

 

 

 《曾国藩之研究》封面。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对中国现代史亦有巨大影响，他在道德、文章和事功三个方面的成就，都被后人誉为“不朽”。文中称“夫领袖为群众中之特出人物，其思想在群众之前，位置在群众之上，既可引导群众之进行，又能制裁群众之动作，而一切行动，胥皆与群众生活一致。易言之，领袖实为群众之结晶，社会文化之产物也。”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曾国藩是传统历史文化凝聚的结晶，对曾国藩展开深入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文章首先“核期曾国藩的生平事迹，足供吾人之借镜者”，随后“以社会学之方法，作详密之分析”。所以从第一章至第九章，都是采集各种材料，对曾国藩从家世到晚年各个阶段进行论述。“结论——曾国藩之领袖分析”，则从“领袖进程、领袖才具、领袖性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特别是“领袖才具”一节的分析，以“清、慎、勤、俭、恕、强、忠、诚”八个字描述曾国藩，这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做出的一个精准勾描。

作者以极大的努力，详细整理了曾国藩的传记，并对其进行了精到的社会学分析，是一篇出色的学士学位论文，更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值得重视的学术遗产。由于文章很长，此次选取导言、第一章、结论进行登载，以飨读者。

 

曾国藩之研究

周振光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曾氏家世

第二章 少年教育

第三章 初入仕途

第四章 创立湘军

第五章 东下视师

第六章 四省军务

第七章 围攻金陵

第八章 北上剿捻

第九章 晚年政绩

结论——曾国藩之领袖分析

 

一 导言

有清一代，道咸之世，朝纲中坠，政治腐败，外侮洊至，国耻端兆；鸦片之役方平，淀园之变继起，莠民交扇，法揆将沦，于是林清突发于宫掖，洪杨崛起于金田，皇路渐夷，圣水斯兆，世变之亟，未有甚于是时者也。适于嘉庆辛未之岁，禹域之内，笃生异人，以名世首出之姿，应继往开来之任，曾文正公即其人也。幸能以非常之才，应非常之变，以在籍侍郎，墨绖从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号召贤俊，办围剿贼，积十余年之艰苦奋阔，会百十万之英雄豪杰，竭忠诚之悃，树救民之帜，义士景徙，乡民奋起，果能平定粤匪，肃清捻逆，挽朝纲于既坠，创中兴之大业。领袖之才，一时无两，功业之隆，实迈古昔。考其原因，皆赖文正之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故能成德立功、名垂千古也。

曾文正公之伟大领袖事业，在其道德文章事功，三者皆不朽。幼受家庭教育之严格锻炼，长承贤师益友之切磋陶冶，学问则继承孔孟，文章则上比唐宋。个人修养，服膺宋儒之理，进德修业，最重平凡实际。忠诚克苦，沈潜坚毅，处事待人，宽大和平，不自矜伐，不苛责人，生平自勉，告诫子弟，不外勤慎廉俭，习劳有恒诸义。不为大言，不作矫伪，故能树立楷模，转移风气。

 

 

 曾国藩行书，图片来源：Art Base艺术图片库。

 

古今中外之领袖人物，其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观。论者谓公之为人，极富宗教性，即具纯洁之动机，坚强之意志，与热烈之情感；故气魄雄厚，以身作则，运其人格感化之大力，以为一代之领袖，堪称确切不磨之论。读其湘乡昭忠祠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与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忌。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既九载而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矣！”

由是足见文正之志节意气，表现于道德文章，固有超出乎世俗利害之外者，是即宗教性之忠义血性迫之使然也。

以言事功，则当时各地土匪蜂起，公奉旨督办团练于长沙，提倡保甲，招募农夫乡兵数十，号召山野才智之士，为天下倡。其求才也，举塔齐布于戎行，识罗泽南于诸生，拔杨载福于卒伍，延彭玉麟于莞库，保胡林翼以大用，而湖南泄沓之风，由公一变。又当于郭公嵩焘江公忠源论东南形势多阻水，欲剿贼非水师不可，乃造战船于衡州，募水陆万人。水军以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等领之，陆军以塔齐布、罗泽南领之。兴师讨贼，廓清南楚，奋兵而出，荡鄂渚，摧江洲，收夺失地数十里。

遂受东征之命，水陆诸军，夹江而下，规全皖形势之地，以制贼死命，推毂群帅，选将分兵，则两浙三吴，相次恢复。然后悉精锐而拔金陵，枭元恶，扫除数百万狺狺之犲虎，而减其景迹。至是东南大定，即致力于地方与革政治善后事宜。裁湘军，进淮军，而剿捻事起。乃奉旨率师北上，定剿捻之大计，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初立驻兵四镇之议，次设扼守黄运河之策，皆得其要。其后剿捻之功，虽非成于公手，而平捻所用之策，皆公本谋也。

至于公在江南任内之政绩，宏谋伟略，尤为后人称道。事功虽存乎一时，而教泽实留于百世。盖公学究天人，于书无所不读。公诚之心，形于文墨。平生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迂，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画天下事，无不效者，故当时咸称“圣相”。

公允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人才，不可胜数，而李公（鸿章）左公（宗棠），相继极用，遂匡国家。以故出入将相，讫二十年为盟主，海内餍服。论中兴之伟业，应推公为唯一领袖也。

吾侪治社会学者，深信领袖在社会之组织及过程中，有其特殊之地位与价值。夫领袖为群众中之特出人物，其思想在群众之前，位置在群众之上，既可引导群众之进行，又能制裁群众之动作，而一切行动，胥皆与群众生活一致。易言之，领袖实为群众之结晶，社会文化之产物也。中国社会具数千年之文化，其所产生之伟大人物，史不绝书。

在近百年中，更有曾文正公其人，即为我国文化所产生之一正统人物。盖公以道德家而为政治家，其理想与实际并重之精神，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身处乱离之世，全国束手无策之时，乃能遗大投艰，膺重任于国家危迫之际，率领部众，救民命于大局縻烂之时。清剿贼匪，奠定中原。内而挽回已失之人心，外而导引群众于积极建设之途。幸以将士用命，万众一心，遂成中兴伟业，其功固非尽在文正。特以公之克己爱人，善驭部众，忠诚感召人心，谦敬礼致贤才，遂为三军所爱戴，全国所敬仰，于是统制其成，负荷全责，谋中兴伟业之建设，领导之功，确舍公莫属也。

因考核期生平事迹，足供吾人之借镜者，以社会学之方法，作详密之分析，藉供研究吾国领袖事业者之参考。此篇之作，仅为初步之尝试。粗陋之处，知所不免，校而正之，是在读者。

 

第一章：曾氏家世

曾文正公讳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

 

 

 曾国藩像。图片来源：《曾国藩传》，萧一山著。

 

其先自江西徙衡阳，清初始迁湘乡荷塘都之大界里。家世力农，六百年中无以科第显者。祖玉屏，字星冈，少时喜任侠，己乃折节下士。尝曰：

“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

“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垅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芸，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吾宗自元朝居衡阳之庙山，久无祠宇，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世人礼神徼福，求诸幽遐，吾以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才宿儒，接足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与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而卜家之兴败，理无爽者。

“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词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婺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少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

星冈之生平行事，如此笃实慎重，其影响于文正一生之思想行为，实至重大也。

文正幼年常受其祖父之严格训练，故对于早起勤俭之道，终身服膺，且以为训诫子弟之法则。尝曰：“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治家之道，最重勤俭，故以“书蔬鱼猪”为日常生活之标准。至于“早扫考宝”之义，则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是皆文正奉为治身修己与治家之法。以在家能勤俭之精神，出而治国，此其所以终身能忠贞自持，廉洁自守欤！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文正将进京，请祖父作临别训辞，星冈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此为星冈对文正之当面最后遗训，故公能永志勿忘，且坚守不渝，终生谦虚待人，礼贤下士，此后之所以能知人善任，建功立业，皆拜祖父训辞之赐。及官京师，已至翰林，仍不稍露傲意，亦不稍牵虑于家事，能尽忠国事。星冈尝语竹亭曰：“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指文正）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自是以后，曾氏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盖有贤祖父也。

 

 曾国藩庆贺太平宴。图片来源：Art Base艺术图片库。

 

星冈生三子，长曰竹亭，讳麟书，文正之父也。仲曰上台，早卒。季曰骥云，以文正故显贵。竹亭生子五人，公居长；次国潢，字澄侯；次国华，字温甫；次国荃，字沅浦；次国葆，字事恒。封翁平生积苦力学，谋徒传业者盖二十有余年。文正自七岁侍封翁于家塾，晨夕讲授指书，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覆之。或携乎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文正经此督励，故其学问不苟。

竹亭久困于学。应有司之试十有七，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四十有三，始补县学生员。事星冈以孝闻。星冈生平督子最厉，其责竹亭尤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以致举家耸惧。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星冈晚年大病，痿痹瘖哑，动止不良，起居造次，必依竹亭。竹亭朝夕恭敬奉事，常先意而得之，辛勤翼护，终宵惕息。久而家中长幼，皆受感动，争侍病者，各尽职役。家庭间之感情教育，收效最宏。文正秉承庭训，深受濡染，故其后教子女弟妹，皆以勤俭孝友为持家之道，忠诚笃敬为处世之方，盖皆渊源于家学也。

 

 

 曾国藩手书家训。图片来源：人民网。

 

壬寅之岁（1842），公已携眷寓京师，常接竹亭来书，屡训以持身交友之道，以节欲、节劳、节饮食为保身三要。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与人有隙，宜速自改过，向友当面自认不是。文正终身交友待人，均能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个人修养，极重敬身之道，皆秉承父亲之教训而行者也。

咸丰二年（1852），粤匪窜湘，攻围长沙，竹亭即已率乡人修治团练，戒子弟讲阵法，习技艺。及文正奔母丧回籍，奉命督办湖南团练，初俱以封翁之法则为规模。明年又奉命治舟师援剿湖北，竹亭僻居穷乡，志存军国，常谕文正以训戒军中之要务，如黎明操演、扎营方式、调度之方、破阵之法等等，均足指示文正以练军楷模，为后来湘军成功之张本。

封翁每次家书，皆教文正以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文正亦能敬体封翁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此后竹亭并命其季子国葆出而募勇讨贼，既又令国潢国荃，募勇北征，予文正以极大之助力。未几而国华以奋勇剿贼，殉难于三河，其后国葆又病殁于金陵。而竹亭之教忠教孝，尽验诸子执戈赴敌所致。此文正之所以能领导湘军，创建大业，非偶然也。

季父骥云，在乡亦以孝闻。文正自进京后，离乡凡十有四载，对于家事，殊少效劳。竹亭则掌教馆塾，侍奉父病，数载辛勤，更难分心，当时家政，均幸赖骥云维持。故家中长幼和睦，内外感化，均季父训育之功也。季父无子，六弟国华承继，稍闻六弟得子，文正即驰函致贺，谓“叔父含饴弄孙，瓜瓞日蕃，其乐何如。”及十数年后，再闻六弟生子，文正且以季父后嗣渐盛，为一门之庆。于此足见叔侄间之情谊，至为深切。

季父于主持家政之余，复兼营公屋建筑事宜，劳心焦思，遂致吐血。文正忧之，请稍修养，并着六弟自南京归，尽仰事俯畜之职。文正向敬仰季父之为人勤慎，故每训戒诸弟，对于叔父，宜敬爱备至，毋稍隔阂。此后文正于湖口之役失败时，竹亭既命国潢领兵赴衡州驰援，骥云亦着国华带勇至颖桥助一臂之力，绝不以其为独一嗣子而稍事姑息，盖视国难较家事为尤重要也。未几，国华果能以忠勇奋发之情，统领三军，溽暑远征，卒攻克咸宁浦圻等县，恢复江西湖南之交通孔道，为国事积劳致疾，三月休养，剧疾初痊，复视师端州营次，继入李续宾军中转战皖省，竟以军败，从李君殉难庐江之三河镇，噫亦烈矣！曾氏满门忠义，未始非季父家庭教育之功也。

文正生平，最重孝悌之道，故对于诸弟之进德修业，莫不极力提携抚导。尝谓：“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德业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早年在京，诱掖九弟国荃于道德学问之途，极费苦心。全部家书，教训诸弟之函札，凡数十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尽心竭力。心中所最念念不忘者尤在教弟成名。故曰：“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于余多有受益者，而独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一片友悌之情，跃然纸上。

 

 

 曾国藩致曾国荃信札。图片来源：Art Base艺术图片库。

 

而于进德修业工夫，尤时多策励诸弟之辞：“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即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剩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然所勉励者，并非必求成名于科举之途。故对诸弟科名之得失殊不挂怀，且劝以不可求速效。盖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而已。故常勉诸弟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要之，文正教弟之道无他，但求能在家勤敬，上下和睦，廉俭自守，毋稍疏忽。其家则但愿为耕读友孝之家，不愿为仕宦之家，为人则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作官，而遂敢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略得声名，即应谦以自持；常保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也。

尝曰：“教之以勤俭，观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本此原则，数十年间，谆谆训诲，弟辈莫不奉为圭臬，悬为家训，遂能处艰危之境而不觉其苦，居宽裕之地而不纵其欲，克己从公，兢兢业业，此其同门兄弟之所以能创大业建大功于国家艰难之时会也。

诸弟从军，以国葆为最早。于咸丰三年（1858）四月，文正奉诏讨贼，即募湘勇六百人，驻扎长沙南门外，协助乃兄训练团勇，转战湘南横郴一带，叠奏肤功。其后文正倡办水师，制造战船，彭玉麟、杨载福相继来营投效，公初令帮办国葆营务，旋以国葆力荐彭扬之才，当任一军，不宜屈为帮办，文正遂拔而用之，其后彭扬二人果以水师雄视东南，其有赖于国葆之臂助荐贤，功实不少也。

 

 

 彭玉麟像。图片来源：《曾国藩传》，萧一山著。

 

至于国潢之领兵衡州，国华之带兵新桥，则在湖口之役以后。国潢在省，帮办团练，千辛万苦，钜细必亲。在衡数月，尤为竭力尽心。衡郡诸绅佩服以为从来所未有。才力诚心，人所难学。不幸当日公道不明，外间悠悠之口，好造谣言，多所中伤。国潢又见文正诸事不顺，为人欺侮，愈加愤激，肝火上炎，不免时时恼怒，盛气向人。盖乃情势所逼，激之使然耳。文正恐其因抑郁而行成内伤，又恐因生气而抬怨声，故即婉劝归家养息，并以助理家务焉。当时家中兄弟，终年在外，惟赖国潢在家，襄理家中亲政，使文正不以家务为虑，其有助于文正，当非浅鲜也。不幸六弟国华，殉节于三河，大功未捷身先死，虽得名垂千古，亦足遗恨百世也。国葆从军多年，转战各省，旋病殁金陵，皆为国致劳，捐躯报国之义士也。

九弟国荃，幼年尝从文正就读京师。文正督励至严，相勉亦至殷勤袒白。尝告之曰：“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于心，如我有不是，弟当明争婉讽；我若不听，弟当写信禀告堂上。”当时兄弟手足之间，确能相见以诚。文正官京师时，屡函诸弟，当如良师益友之互相箴规。谓“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

国荃与文正，生平相处最相得，劝勉读书，尤所认真。文正日记尝志辛丑十二月在京时，“夜归与九弟言读书事，九弟悔从前读得不好，若再不认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体虽虚弱，此后自己工夫尚可抛弃，万不可不教读书也。”爱弟之诚，于斯可见。

故初在京时，国荃虽屡拟南返，终因文正蔼然长者，以至诚相待，故不忍轻离。及不能强留，恋恋而别，仍情深似海。文正自谓“自九弟去后，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谓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亦当为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终身互相依倚，则虽不得禄位，亦何伤哉。”其后文正与国荃之能终身相倚，共襄大业，未始非文正此种袒怀相待，友悌之诚所感召也。

文正于国荃初出治军之时，几于三日一书，五日一札，对于治军处政，多方指导。如处军事于危疑震撼之秋，即劝以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处世则重“才大器大”之修善，尝谓：“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总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弟之总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

至于管理军事营务，则勉之以慎重于始，力谋自主，毋求速效，并劝以真诚待友，临敌镇静，浑厚处世，处事以恒。尝作一对联箴弟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嗅，既要精到，又要简捷。”是皆针对国荃性情而发之嘉言善教也。至于将才四大端之指示，尤为中肯，曰：“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观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贤弟当于此四大端下功夫，而即以此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才也。”

国荃得兄长之循循善诱，其后果能独主一军，建功金陵，皆承此教言之益。而文正能成中兴之业，亦有赖于九弟之臂助者也。文正日记尝记庚申（1860）十一月，接国荃来信后之自警语：“九弟信言：‘古称君有争臣，臣有争君，今兄有争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虚名太大，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若九弟果能随事规谏，又得一二严惮之友，时以正言相勉朂。内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几其免于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败于自是，何人不败于恶闻正言哉！”是则国荃不仅为公贤弟，亦诤友也。

国荃在军事上之协助，功劳尤大。初，公治军江西，数年未获成效，及国荃出，领吉字营，立功赣水之城，未几而克复吉安，名满天下。公于吉安捷音传至之日，尝诒书国荃云：“自弟从军以来，变故百出，危疑困乏，极难下手。弟内治军旅，外和官绅，应酬周密，调理精严，卒能致此成功。余在江西数年，寸功未就；得弟隐忍成业，增我光华不少。”

继而出师安徽，辛酉之岁，公方困于祁门，以身许国；国荃围攻安庆，势亦颇危，但仍不顾自己之艰危，专谋阿兄之安全，驰书劝文正速移东流建德，情词恳恻，令人不忍卒读。文正后复信云：“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读弟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于二十四日，移营东流，以慰两弟之心。未几，国荃果能专心攻克安庆。明年，规取金陵，卒于同治三年（1863）克复江宁，开中兴之局，皆贤兄弟互相策励督促，相见以诚，同心协力之成效也。

 

 

 安庆之战。图片来源：Wikipedia。

 

文正生二子，长纪泽，袭爵官至兵部侍郎。次纪鸿，赏举人，先兄卒。纪泽为文正家继起之惟一人物，不愧名父之子，左宗棠甚爱重之。尝称以“聪明仁孝”，并以人才奏保焉。纪泽幼年在京，侍父读书，文正督课极严。还乡后，缔婚贺家，文正恐其因此废学，遂致书竹亭，谓：“纪泽免授室太早，经书尚未读完，上溯江太夫人来嫁之天，吾父亦系十八岁。然常就外读书，未久耽阁。纪泽上绳祖武，亦宜速就外傅，毫无虚度光阴。”并常致书纪泽，勉以勤于学业，善习古文诗词之学，切戒奢傲之行为，当力行勤俭敬恕之道。

公自称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缉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阁殊多，三耻也。因训纪泽曰：“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此为纪泽后日勤习西学，讲求天文地理，能出使西洋，办理外交之张本也。

舍读书求学之理而外，更注意训练其个人修善之道，诫以早起，有恒，重厚诸义。谓“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尔既冠受室，当以早起为第一要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诫之。”

又以祖父遗训之八字与三不信，定为家法，时加申说。所教子弟，均不离八本及三致祥之说，为纪泽终身所服膺者。公曰：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营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

文正虽终年在外，治理军政，对于教子成材，督促学业诸事，均极费心。贻书训诫，均详述修身治学之法，应读何书，习何字体，均详加指导。故纪泽早年，即著名于科第。公意尝以少年科第，固为幸事，然若成名太早，年未弱冠，遽掇巍科，其根基较浅，器小易盈者，又或沾沾自喜，视天下过易，掉以轻心，临以狂傲，亦是一病。故于纪泽得荫生后，命至二十四岁始行乡试，无非慎重学业，使得循序渐进，毋稍存侥幸之心耳。纪泽之能终身诚敬勤慎，保持先世之勋业威名于不堕，盖有由也。

其后纪泽于光绪四年（1878），奉简出使英法大臣，蒙上召见。奏对时，西后勗以任劳任怨，盖示外交之难办也。纪泽遂以当年文正牺牲名誉，忍辱负重办理天津教案之苦衷，曲曲奉闻，能洗先父之污誉，感动西后。左宗棠尝谓“劼刚（纪泽字）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足证纪泽堪称孝子。及光绪六年（1880），纪泽使俄改订前使已签之约，重定伊犁疆界，挽回利权不少，其外交手腕之过人，举世共称，足为文正吐气；西后亦叹：“曾国藩可谓有子。”纪泽归国后，以侍郎值译海两署，朝野属望；乃不数年即病逝，未竟其用，天下惜之。

 

 

 曾纪泽。图片来源：《曾国藩传》，萧一山著。

 

文正有孙四人，广钧举人，广镕六部员外郎，广铨六部主事，文正逝世时，年皆幼，朝廷推恩，赏官有差，四孙广銮，于公薨后始生。又文正生女五人，一适袁氏，江苏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秉桢；一适陈氏，安徽池州府知府源衮之子远济；一适罗氏，浙江密绍台道追赠巡抚忠节公之子兆升；一适员外郎郭刚基，嵩焘之冢子也；一字聂氏，广东候补道尔康之子缉槼；今独存，年己八十有二，尚居上海。年前尝刊行《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一卷，详述此八十年中身历目睹之事。记念先德，兼资训迪。吾人读此，得悉曾文正公燕居轶事及所立家规，虽稍嫌过于严肃，然在当年世变日亟之时，非如此严整峻洁，殊难建成德立功之伟业也。卷末附“廉俭救国说”一文，详述治家救国之理，皆以廉俭为基础，其辞则皆以文正之遗训为本，尤足徵文正人格之伟大，及其遗训感化力之深厚，迄今仍不稍衰替也。

 

三 结论——曾国藩之领袖分析

欲建不世之功，立不世之业，必须有非常之人才，主持其间、运筹帷幄、决定大计、统驭群众、兼制全局，是即领袖制功能也。夫领袖者，非必为天生异质，禀赋特殊之人；但求能克苦修养、艰难锻炼，亦未始不足以成非常之事业。

由于以上全书之演述，吾人可以略知曾文正公之人格，曾文正公之才具，即为克苦锻炼中之成就，其所以被推为中兴之领袖者，有由来也。兹为求更明瞭曾文正公之功绩计，特将其一生之事业，为纵行之综论；将其领袖制性质，为横行之分析，自可于此中得悉其成败得失之数也。

一、曾国藩之领袖进程

文正一生，自其少年立志，以至晚年成就，中更数十寒暑，屡遭沮败，叠遇险阻，其领袖之进程，实至曲折，约略言之，可分为八期。

幼年在家、秉承庭训、贤师益友、相与切磋，既习宋儒义理，以奠人格之始基；更事考据词章之学，以为学问之本务。而结交师友，对于日后领袖前程之襄助，实至重大。是为“少年教育时期”。进京中举，署任侍郎，以平民之身，得进仕途，以后遂能屡遇机缘，显露头角。是为“初入仕途时期”。

及奉旨督办团练于长沙、招募乡勇，创立湘军，树剿贼之先声。几经艰苦，成就陆军水师之规模，以为一生功业之准备。是为“创立湘军时期”。其后贼势猖獗，蔓延各省。湘军威名，亦渐兴起，稍得朝廷信任，遂出省剿贼，援救邻封。文正亦亲自督师，东征江西。然环境困难，准备亦未充分，故所受挫折亦最甚。是为“东下视师时期”。湘军水路将领，训练已有成就，各可独当一面。军事准备渐近充分，筹策亦能周全，遂出师东南，统顾全局。是为“治军四省时期”。

 

 

 清末湘军。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左李起用、淮军继兴，肃清东南之局已定，进取江宁之计可行。三军鏖战、将士用命、攻下伪都，逆贼授首。是为“围攻金陵时期”。粤匪既平，捻逆事起，北上督师，决定围剿之策，事虽未成，而计谋可用也。是为“北上剿捻时期”。晚年办理外交，三治江南，鞠躬尽瘁，效劳邦国。创设新政，远略尤多，迄今犹芳泽长存焉。是为“晚年从政时期”。

（一）少年教育时期

文正以布衣起家，先祖数世，均无以科第显者，一旦飞黄腾达，殊不易折服相当邻里，乃为迎合中国社会之故旧思想计，特作神奇之传说，如曾祖父竟希之奇梦，宅前之苍藤老树，皆成神迹，以示文正初生，即有荣贵之先兆。于是日后遂可愚弄乡里，号召部众矣。夫神奇附会之传说，原无多大价值，然或因此而因其文正个人之自信心，乡党邻里亦因相信奇迹，而甘愿奋起景从，襄助剿匪之大业。则神迹之说，其影响于领袖兴群众之心理，非尽无效验也。

文正幼小时，状貌端重，禀学于庭训，所受家庭教育，其影响最大者，当推祖父星冈公。苟非星冈之翻然改图，由纨绔子弟而复归务农，则文正之家业，必另成局面，幸赖其早年之觉悟，专心力农，敬祀祖考，兴文士相往来，督子就学，冀成儒业。不幸竹亭资质较钝，久困于学。

及至文正，少年聪颖，屡试及第，是皆星冈督促之力、竹亭训练之功也。及入京师、与唐鉴倭仁等之往来讲学，既习宋儒性理、以建终身德性学问之基础，而所结纳交处之士，或为朝廷名臣，或为京中贤官，皆一时硕望，则此后于仕途之引荐、提携之力，颇关重大。矧文正之文誉才名，渐著于朝，为京中士大夫所赏识哉！文正在京，少年积学，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每自负，立志行仁义于天下，小之亦立不悖之言以善教于宗族乡党。

尝谓“风俗之厚薄悉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謄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时方鸦片战起，时事日亟，文正固俨然以此一二人自居也。或谓公大言欺人，惟其师友倭仁等数辈信之，而扶翼提携益至。领袖之前程，将从此蒸蒸日上。

文正少年立志，未免迹近夸张；然非此则日后不敢遗大投艰，创立大业。且于乱离之世，天下糜烂之时，势无所趋，正造就英雄成名之良机，有此夸大之志，夫然后方足以号召天下，引起群众之信仰也。所最要者，能以实力躬践，言行相符，然后领袖之地位始能稳握掌中耳。

（二）初入仕途时期

文正以少年科第，早岁成名，品学兼优，时辈推重。然于仕途腐败之际，欲露头角，实行素志，殊非易事。无己，惟有一本戆直精神，于积玩之后，振之以猛，罔恤一切利害，毅然三上激切之疏，箴规正谏，打破当日朝廷苟且泄沓之陋习，以少年勇往之精神，特立独行，转移风气。一鸣惊人，全国仰望风采矣。

文正初上奏摺之时，早知将犯不测之威；然能不计成败，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乃有此犯颜直谏，而树威名之始基。苟于其间，稍具畏缩，工于心计，则必不致有此惊人之举，而文正一生，或亦仅为朝廷之贤官、一代之循吏而已。是以为能不计成败者，方能获直正之成功；不顾祸福者，方可得无穷之幸福也。少壮时期，固不必事事拘谨；混乱之世，尤非此戆直之举，不足以引起群众之注意与推戴，获得领袖之地位也。

文正于咸丰元年（1851）所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声情激越、辞气剴劲，最为当时少壮之士所传颂。罗泽南更远道来书，表示赏识劝励之意，此后二人即因此成挚友，共襄中兴大业。其他人物，日后之所以慕名相从，共策剿匪之巨功，未始非此疏之影响于当时人心。其有功于文正领袖之前程，尤其非浅鲜也。

 

 

 罗泽南，晚清湘军将领。倡办团练，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然此疏虽为文正犯颜直谏之第一疏，亦为文正犯颜直谏之最末一疏。盖次岁即受命治军，以迄督江督直，始终尽将帅之任。则一位臣工可以扶主德而极谏，惟将帅不可以直言，恐近于鬻拳，有武力威逼之嫌疑。且激切狂妄之言，于既得领袖地位之后，亦不宜于再发，否则危言耸听，徒邀虚誉，鲁莽灭裂，反足贲事。惟有渐趋慎重，行事不苟，乃可以永保威名，长留声望也。

（三）创立湘军时期

洪杨起义之始，原以民族革命为号召，加以宗教之组织，党众皆有热烈之信仰，受其训练，守其纪律，颇足引起一部民众之同情。况当时政治腐败、官逼民变，实为助长贼势猖獗之基本原因。且官吏苟安，官兵窳败，更安足以言剿贼？故太平军之势力，能于数月之间，自广西北上，下长岳而陷武汉也。

文正初办团练，创立湘军，即深悉此中困难，惟以忠诚为天下倡，与粤贼争民众。以儒生治军旅，招募农夫乡勇，采用戚继光遗法，加以特殊训练，取官兵而代之。于是万众一心，忠义奋发，果成劲旅，堪与粤贼对敌矣。

当时乡民，苦贼既久，忽得才智之士，以理相喻，以德相化，倡办团练，以谋自卫，安得不纷起景从？而积学之士，亦以文正可与言事，相率自效。可见文正之威信，已为天下所共仰。仓促之间，湘军即成三营，所用将才，若罗泽南，若塔齐布，均非常之人，足与太平军之各伪王相角逐者。民心之归向，将士之效命，以与粤贼相较，顺逆判然，成败之数亦可预睹矣。

 

 

塔齐布。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文正联络地方士绅，相与讲求保甲之法，协谋自卫之道，务使各家联为一气，合为一心，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使所有武力，与民众合作，且成为民众之武力，则逆贼虽猖獗，终不能为地方害。人心受情理之感动，则自卫之势力渐增，贼匪之凶焰自灭。况文正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为大声之疾呼！以保护桑梓之热诚相激劝，民众既可除官军之压迫，又可免贼匪之蹂躏，所以乡团兴起，湘军发达，文正之领袖事业，有此坚固基础，逐日进无穷矣。

湘军成立之始，诚信未孚，威名不足，殊难收效，故匪教匪，均著送局办理。乱世用重刑，所以寒贼胆而振军威，故不数月间，杀贼二百余人，致获“曾屠户”之称号；然因此而湘军之威信以立，地方获一时之安静。至于官兵之嫉妒争持，以致兵勇之间，积不相能。文正则以湘军势力尚未充足，而远大事业，尤在将来，不因小不忍而乱大谋，遂决意退让，以示宽宏大度，宁避一时意气之争，谋内部之和谐，然后可以安心剿贼。此种忍心为国，牺牲目前以为将来之精神，尤为领袖成功之根本也。

（四）东下视师时期

文正剿贼，最能号召。当时士民者，厥为名教思想。故《讨粤匪檄》之文一发，士大夫阶级闻风奋起，争先效命。此为洪杨起义以来，第一次看成旗鼓相当之笔战文字，亦文正所用攻心之上策也。此后洪杨之势力渐衰，军事之失败，恐尚属次要；人心之倾向文正，归顺湘军，实为根本原因。文正领袖事业之成就，固赖强大武力之征服逆贼，尤靠德化理喻之功也。

湘军出征之始，实力不及洪杨远甚。以区域言，洪杨淹有东南富庶之区，文正仅得湖南半省。以兵力言，洪杨之军十万，文正之师数千，相差过远，焉能对敌；所以出师未捷身先几，首败于岳州，继败于靖港，水陆精锐，丧失殆半。虽然，是皆王鑫之鲁莽，与陈辉龙之轻敌所致，然亦足予文正以重大之教训：准备未充分之师旅，固不能轻易草率从事征伐也。

文正既得此失败之经验，遂能慎重用兵，计出万全，谋定后战矣。至于失败之咎，文正惟以调度乖方罪已，不以诿之部将，此为文正之伟大领袖风度，爱护部曲之苦衷；而湘军将士之所以争先效死，亦未始非文正忠诚感召之效也。加以领袖知人善任，疏荐林翼，称其才胜己十倍，以示另眼相看、爱才之诚。而是时塔罗彭杨，亦先后以勇敢善战名天下，数年准备，规模粗具，乃出师东征。

虽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文正亦知惟有“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复计较”。能如是，方足以言立大功成大事，盖惟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者，即不求于速成，则日后必有大成。能置死生于度外者，然后必可以不死。故靖港之败，愤自投水；湖口之失，亦欲以身殉国。固足以示其悲愤之情，亦足见其赴义之勇也。文正一生，始终坚持“不怕死”之精神，自创立湘军，号召乡农始，以至于晚年办理外交，均以此种精神克胜一切困难，终抵于成。

或有谓文正之不死，固为幸事，然投水纵不获救，剿匪之大功，亦可成就，固未必系于文正一人也。余曰不然，天下滔滔，同时兴师讨贼者，盖有几人，而讨贼之屡收大效，不致一蹶不振者，有其人否？当日时势，固足以造成无数英雄，然果能利用群众心理，顺应时势潮流，创造环境，挽救大局者，文正而外，未之见也。苟无文正，领导群师，见危授命，遗大投艰，则剿贼之功，正不易成；即或有成，亦未知迟至若干年后也。

文正东征之师虽成，湘潭田镇各役，亦屡获大胜；然厄运之来，有加无已。江西局面，困阻尤多，故当此时期，为文正一生最不得志之时期，苟非胡林翼之屡次驰援，曾国荃之吉字营叠奏肤功，恐文正亦不易于整顿困局也。及闻父薨，奔丧回籍，固为名教思想攸关，抑亦谋暂时之摆脱忍让，以为未来更新之计耳。

（五）治军四省时期

文正知人善任，共事得人，故艰危之局，均赖林翼勠力支持，卒复九江，为东南一大转机。而筹饷助兵，调和诸将，尤具苦心。至于国荃一军，攻克吉安，肃清江西，建功亦伟。文正得此地域，联络湘鄂，窥伺东南，野心渐大矣。东征之局之能成功，皆得力于此二人也。文正对诸部将，赏罚分明，安抚有道，慰生恤死，笼络得法，故部众能舍身以事，晋接士类，则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天下人才，尽为所用。此则文正领袖风度感召之效也。

文正奉命援浙，督师四省之初，实为时事最艰苦之际；但能毅然以天下自任，不顾利害，识力坚定，不为浮议所摇。领兵进驻祁门时，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贼，无日无战。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劝移营他所，则以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且去此一步，即无死所矣。贼至环攻，文正手书遗嘱，帐悬佩刀，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鲍超一战驱之岭外。以十余载稽诛之狂寇，文正受钺四年，即次第荡平，皆因祁门初基不怯，有以寒贼胆而作士气。文正每处危疑震撼之际，均从容若定，遂能转危为安；盖三军镇静，然后可攻可守。一生之成功皆得力于此道也。

文正治军，最重立脚坚定、巩固基础之道，故用兵江皖，定四路进攻之策，先谋围攻安庆，以破陈玉成之老巢，为规复金陵之张本。时议或有非之者，文正不为所动，卒收成效。及安庆克复，则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无一语及其弟国荃，实行有劳不避、功成不居之旨，故部众无不心悦诚服。至于地方善后，抚循百姓，极力加意经营。感化逆贼，招安流亡，尤为费尽苦心。昔日剿贼之始，仅争民众，今者夺贼之腹心。故陈玉成之战败，在乎粮道断绝，外援内应尽失，苟贼心更向文正，则粤贼距日暮穷途不远矣。

（六）围攻金陵时期

安庆克服，为肃清东南之基础。李左起用，淮军继兴，为平定粤匪之主力。故安庆之获取，为文正之得地；李左之起用，为文正之得人。且粤贼是时，雄据伪都，纵情酒色，无志于天下大业。内而政治日趋腐化，士卒渐成疲老，不稍图谋振作；外而诸王势力渐失，逆贼相继投诚，陈玉成老巢之被陷，打击尤大。当此时也，文正之命运日佳，部将日增；而贼党之地域渐蹙，众叛亲离；谁胜谁败，形势判然，岂待金陵之攻下而后定耶！

 

 

《南京得胜图》。图片来源：英国伦敦新闻画报。

 

文正治军，向不亲临前敌，惟镇压后方，居中策驭，筹兵输饷，统顾全局，故于围攻金陵之役亦然。先以浙事交左宗棠负责，苏事委李鸿章主持，国荃则专攻金陵伪都，文正仍保守安庆老营。诸事布置适宜，筹策无遗。然后国荃仅以五万之众，直捣金陵。城中贼寇十万，外援尤众，洋人复以轮船为之输送粮饷。湘军仰攻坚城，先攻南面，叠破贼垒，继攻钟山，城围得合，外援遂绝。而文正于后方则慰劳将士，安抚难民，剿捕窜贼，羁縻洋人，引为己用，以绝贼党之臂助。分工合作，力当艰巨。卒能攻陷伪都，平定巨寇。上奏称功，推诸部将，而已与国荃不兴焉。

大功既成，致力善后，不稍自矜，匔匔如畏。编遣亲弟部卒，裁湘军，进淮军，以实行裁汰冗兵，免为民虑之素志。才具余裕，从容不迫，继续奋斗，不贪享乐，无成功后之悲观，无志气消沉之现象，是皆十年积学，修养苦练之功也。

（七）北上剿捻时期

粤匪既灭，捻匪代兴，时事多艰，文正之责任尚多，故督江未几，又奉剿捻之旨。文正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此多年巨患，朝廷屡剿未清之逆氛，不先为草率之追剿，而先谋行营之布置，匪区之辨别，饷械之准备，马队之训练，乃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以便大举包围，互相呼应援助。用兵持重，稳打稳扎，已预兆胜利之局矣。

捻匪所最擅长者为东奔西窜，流亡无定，故贼党虽不大，而势力可及八省。朝廷所派大将，非庸懦无能，苟且偷安之士，即清燥锐进，急功负气之人，所以贼势不因此而稍戢，官兵反折名将。文正用镇定稳健之策，分兵合围，各驻定防，专司一方，惟重迎剿，不事尾追，实为遏流清源最上之策。及建议筑长城以防御于运河，修坚壕以置守于黄河，虽近迂阔，实属治本大计。事虽未成，而贼势已因此稍遏其锋。其后淮军平捻，所用皆不出文正之本谋，尤足见公之宏谋远略也。

（八）晚年从政时期

文正晚年，忧惧恐惶，更遇天津教案，向未习于夷务，更乏前例可援，而民愤嚣悍，士气激昂，上下皆以感情用事，置身局外，作不负责之清议高调。文正惟以至诚，力疾应命，死生祸福，置之度外，一秉大公，明判事理，对于攻击教堂之口实，则追求证据，于士民之义愤滋事，则力主惩办，无非委曲求全，力保和局，而都门士大之讥议纷起，均莫恤也。然于国权所在，府县议抵之说，则又力斥其非，务求以不亢不卑之态度，折卫其间。根本原因，则朝廷未有作战之准备，不能不力求中外相安之道。此中苦衷，至难得人谅解。文正自身，亦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叹，然洋人卒未构衅，鸿章得从容办理议和，文正亦与有微劳也。

至于督直督江任内，清除积弊，兴办新政，春秋虽高，而志学不怠，采纳西学，倡用机器，派员留学，皆为近代中国维新运动之开始，固文正遂成中兴伟业之唯一领袖矣。

二、曾国藩之领袖才具

曾文正公之人格，曾文正公之才具，在历史上早有定评，吾人今以其领袖事业而剖析之，则其道德文章事功，三者皆不朽。在古今中外之领袖人物，能兼三者之长，实所罕觏，其伟大之事功，不外平定粤匪，决计剿捻，与乎创立中兴之局，已详于上，今不复赘，兹谨而再论述其文章与道德之伟大焉。

（一）文学

文正初治古文，实自姚鼐入，虽发扬光大，不为姚鼐所困，而于姚鼐仍推服之，世之论者，乃称文正为桐城派古文之中兴第一大将。文正在日，亦隐隐以桐城派中兴功臣自居，所作圣哲画像记，其选圣哲三十二人，姚鼐亦为其一，且谓：“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后之学者，亦推崇为姚鼐之继承者。王先谦尝曰：“惜抱（姚鼐）振兴绝学，海内靡然从风。其后诸子各诩师承，不无谬附。……梅氏（曾亮）浸淫于古，所造独为深远。……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今古。……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

然称文正惟桐城派，实所未允。李详《论桐城派》有云：“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然益探源杨、马，嫥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此为对于文正文学思想渊源不可不辨别者也。

文正尝言：“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为要务。”居常以文字治学，与圣贤之道相沟通。所为文章，朴茂宏肆，涂于汉魏唐宋，上沂周秦，衷之以六经，而修词必以立诚为本。尝曰：“文以载道，犹车以载物；欲致远者，必坚其居。”又曰：“天地之所以立，国之所以存，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故曰，不诚无物。今夫数百里之间，而语言相闻，神明相系属者，非文无以为也；而况于百世之下户？然而文有时而窒，诚则无之不而不通。”

以文载道，以诚通天，故文正所为文章，无不博大宏肆，雄奇瑰丽，有倚天拔地之观。其文章极胜处，在以伟辞发精思，以盛气运伟辞。其日记有云：“古文之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又云：“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为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文正论文之语，当以此等处为最得力。然于此更可见文正文章之高贵，为不易学耳。

 

 

曾国藩行书录苏陆二公诗屏。图片来源：Art Base艺术图片库。

 

盖文正得天独厚，发而为文，气识不凡，缘其人格之伟大，魄力之弘毅，识解之卓越，均混合一起而表现之，故能大气磅礴，光焰万丈也。试读其《湘乡昭忠祠记》，叙述二三子以忠诚号召天下之热诚；《讨粤匪檄》，仗义执言，声数贼罪；《母弟温甫哀词》，手足之情，悲痛之概，跃然纸上。是皆至性真情之文字，有其特殊之风俗，为后人所不可攀跻者也。

文正文学，为湘乡派之领袖，党日幕府宾僚中，即不少文人学者，若钱泰吉、李善兰、俞樾、李元度等，皆有名学者，方宗成、吴汝纶、黎庶昌、王闓运等，皆一代名人。文正既肇湘乡文字之端绪，是辈从而发扬光大之，是无怪曾派文字势力，影响及于今日之社会也。在文正党日，作文原非求名。尝曰：“苏诗有二语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余为广之云，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兼此四者，则胸次广大，含天下之至乐矣！”又尝联语以自箴，有“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语，亦即此意。

故后世之予文正以文章之名者，实达其本旨也。抑有进者。以文正之境遇，而文学之深造如此，所作虽不多，类皆气势浩瀚，警辟万伦，每一批读，辄叹其精力之大过人者；且觉正缘其如彼之境遇，足以恢宏其阅历，增益其识解，锻炼其志气，发摅其才思，使天下之优，更能发挥光大，以著于文章，而不可与文人之文，等量齐观也。且其文章之伟大，对其领袖事业之发展，助力正不少，以文章为号召才智之士感力至大。是可知领袖之才具，当具多方面之学问者也。

（二）人格

领袖之功能，以伟大之人格感化力，最为最要。文正领导三军，苟非识力过人，德高望重，曷足以号召群众？文正学问，自宋儒入，最重慎独持敬。修己治身之道，一生以有恒为功课，以不欺为宗旨，以勤俭为始基，故其高尚人格，迄今尤为世称道弗衰也。

以体质言，文正气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眉发稍低。具劳碌奔波之相。终身鲜疾病，虽年逾花甲，尚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英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方肩宽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眦平如直线，凡寻常汉人，眼必斜，颧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连颏下，披露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令人一见，而印象甚深者也。

文正所以能有此强健之体魄者，在其平日修养得法故也。尝著养身要言云：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体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为大公，物来则顺应；裁之吾心而按，揆之天理而顺。养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智所以养肾也！”

要之，日常生活，贵有恒规，此为吾人修德养身之基本原则。文正一生，自勉戒人，均属平凡实际，勤慎廉俭，习劳有恒诸义。在京师时，规定每日课程，凡十二条：

“一、敬 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 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 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 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 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银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 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 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 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其所无 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其所能 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 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 旷功课，疲神，切戒！切戒！”

故其伟大人格雄壮气魄之养成，非朝夕之功，实积数十年之锻炼者也。

文正为人，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虽处功勋灿然之时，仍不稍露矜喜之色。凡进言于公者，是则取之，非者亦无一言辩驳。凡属士求见者，无不见。退则记其人言语气象如何，皆笔之日记。每日办事，必有定时，盖数十年如一日。居身朴素，治家勤俭。自居官后，亦未尝置田庐。夫人子妇，不废纺织。而礼敬贤士，周恤故旧，如恐不及。凡事必躬自整理，犹有暇时读书写字，与诸贤士论文讲学，事事有条不紊。凡生平所见人物书籍，大致皆能记忆，而外貌浑然不露，真伟人也！

以道德言，文正之修养，人格之高超，在近代史上，实难觅堪与比较之人物。概括言之，约可以下各字为说明：

（甲）清 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此清字之要旨也。个人自处，清明在躬，身心之间，存一种清气，使子弟饮其和，相当熏其德，庶几积善可以致祥。文正劝弟之言有云：“饮酒太多，则气必浑浊；说话太多，则神必躁扰。……欲葆清气，首贵饮酒有节，次贵说话不苟。”

文正一生，治军从政，喜推功于人，而自愿受过，屡辞权位，乞毋加恩于家人，皆无贪竞之心使然。而两袖清风，一介不取，尤为人所共知。清字亦有廉字之意。所谓廉者，即于公众银钱取与之际，必有斟酌。文正终其身，不妄取分毫，不轻易动用公款。如在两江任内，廉俸之外，又有办公费，每岁万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馈遗亲戚故旧，皆取诸廉俸；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公则仍留为慈善之用。移节直隶后，安徽有灾，买米赈之，皆此款也。其清廉之风，有如此者。

（乙）慎 “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恭，曰祇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文正一生，对于进退出处，最为慎重不苟。其初以母丧力辞官职，恐为名教罪人也。及知国事危急，受戚友之奖劝，始墨绖从戎。用兵之际，必先谋允分之准备而后出，不草率，不苟且，务求计出万全，谋定后战，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晚年从政，办理外交，凄凄惶惶，老成忧国。仍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恐惶，可谓慎始慎终。

慎字亦有谦敬之意。文正师友，多习宋儒义理，讲慎独持敬之道，故其课程之第一条即为敬字：“整齐严肃，无时不惧。”自立五箴，以为克己之则，其第一第二箴曰居敬，曰立敬，皆以谦卑慎重自勉之意。文正日记中亦尝言：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効验也。”又谓“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故生平居高官享盛名，仍极主谨慎谦虚，毋存骄气，盖骄佚乃败家之道。且懔于“满招损，谦受益”，及“月盈则亏”之戒，苟一不慎，必为盛名之虑。终身以谦敬自持，功成不居，晚年功勋彪炳，犹有志事未酬之意，不稍骄矜，故不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失其威名也。

（丙）勤 “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文正禀承祖父家教，生平最重勤字，勤俭孝友，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等，皆悬为而训勉子弟之原则，均无非勤俭二字之意耳。尝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其朝气为要。”又曰：“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孔子之临事而惧，则绝骄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惰之源。无时不谋，自无惰时矣。”

文正每日工作有定时，持之以恒，守之以节，未明儿起，操劳终日，虽贵居侯爵，而夫人子妇，不废纺织。事无大小，必自躬亲，不轻易假手于人。军队教养，以勤于训练，视为最要。数十年治军行政，虽病躯积弱，犹鞠躬尽瘁，效劳邦国，不稍怠安也。

（丁）俭 文正治家，最重俭约。从政数十年，清俭如寒素，廉俸尽免官中用，未尝置屋一廛，田一区。食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教弟之道，不外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生平以廉率属，以俭治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中，竟能造成风气。官江宁时，尝谓家人定每日功课，其单如下：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作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每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姪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招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家勤则兴 人勤则健

能勤能俭 永不贫贱

 

 

曾国藩故居。图片来源：Wikipedia。

 

前官安庆时，夫人尝购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转以赠他家。生平不好蓄姬侍，公弟为买一姬，公淡然遏之，不溺爱，亦不虐使，逾年病卒。待公允一载，未尝使着丝罗，晨昏纺绩有定课，毋许过佚。及夫人子妇至署，每日亦工作。夫人月费四千钱，子妇半之，其简谱与家居时同。其治家严肃守俭若此，皆可以转移当代风气，足为后世楷模者也。

（戊）恕 文正尝有三致祥之说，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生平以之自勉，并屡勉诸弟者也。恕亦即圣人之所谓仁。尝驰书劝弟曰：“吾辈有声势之家，一言可以荣人，一言可以辱人。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辱人则受刑受罚受苦恼，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谓我倚势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舍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直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我处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生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文正一生，和以待部众，恕以待友人，从不怒气凌人，而于部曲之艰苦努力，与以极大之同情心，为之抚慰安循。对于意见不合之同事，则以谦虚诚实以感化之。惟仁者能得人，故将士用命，上和下睦，鼎力完成艰巨也。

 

曾国藩手书“肝胆相照”。图片来源：Art Base艺术图片库。

 

（己）强 文正处事，于其始也，必先慎重较量，定而后行。及其出也，则又毅然行之，罔恤利害。赴事之勇，志气之强，实为其一生成功之根本。左宗棠尝谓公怯懦，实未深知文正者也。尝曰：“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而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尸坐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文正以坚强之意自持，故能见危授命，卒练劲旅，荡平贼寇。能尽心作事，不计成败。能勇往直前，置生死与度外，卒成大业。

文正之强，乃坚忍沉毅之强，而非鲁莽灭裂，徒恃血性之强。惟其能强也，故有大勇气，有大志气，以天下为己任，眼光远大，度量宽容，屡忍小恶，终成大谋。舍一时意气之争，成长远中兴之业。惟其能强也，故能处事镇定，临危不乱，从容布置，持久不屈。于是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惟其能强也，故能安处逆境，困心衡虑，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卒能扫平强寇，奠定中原。

文正具此坚强之气，故能善用大智。人见其近，公见其远，是谓高明；人见其粗，公见其细，是谓精明。刚强果断，不稍犹疑。不用巧伪，不尚权术。手创事业，必谋规模远大，又求总理微密。苟非坚强如公者，曷足以成此伟业。然公之所谓强，必须外圆内方，刚柔互用，不可偏废，盖“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詀退而已。”故文正之强，实为能屈能申，能刚能柔，屡经艰危，百折不挠。

（庚）忠 文正之创业，在能以忠诚号召天下。其一生自处，最讲忠心。尝曰：“以人事以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若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此文正自勉之辞，亦躬自实行者也。

本文之所谓忠，乃指广义而言。忠于其君固曰忠，忠于其事，亦得谓忠，忠于其家，世称为孝，为悌者，皆可谓之为忠也。文正初入仕途，上疏直谏，激劝圣心，转移风气，不畏不测之威，不计祸福利害者，忠也。以至数十年始办团练，毅然墨绖从戎；以至治军从政，所有进退出处，唯君命是从，兢兢业业，不稍懈怠者忠也。处事练军，朝夕勤苦，军书鞅掌，筹兵运饷，地方兴革；以至于晚年办理外交，所经事件，无一而非竭尽精力，为之经营，虽任劳任怨，成败利钝，均能不稍计较者忠也。

以孝道立家，尊敬长上，训诲诸弟，上和下睦，廉俭自守。出而讨贼，入而守礼，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无一而非本于忠之一念，而发者也。文正能以忠贞自持，乃能以信义待人，言忠信而行笃敬，勤于邦而俭于家，修己治人之道，尽于此矣。

（申）诚 诚之一念，为文正一生道德基础也。“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着也。无私着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其治军也，以忠诚为号召，待诸将士若家人子弟，军中统领营官，以其有真心实肠者为第一，感情之联络，精诚之维系，视为最要。其从政也，向不欺饰假借，有所见于中，必以言之上。“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辞，有功不矜。”

尝曰：“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故其治学修德，一皆以诚为本。而待人接物，尤重至诚。所交友，均以真心相向，不稍怀藏智术，以相迎拒。苟人以伪来，仍以诚德，久之，则伪者亦趋于诚矣。当彼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时，文正乃以赤诚坦白之心，以呼号于全国民众之前，劝之以名教，勉之以自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于是山野响应，士民景从，顽贼受化，氓匪觉悟，而大业得成，天下中兴矣。噫！忠诚之効力，亦大矣哉！

要之，文正之才具，文正之人格，均为一时特出之领袖，实乃中国儒家教育之结果，当时环境之产物，数千年文化之结晶也。故世之论者，多谓公曷不自立天下，谋汉族之革命，反助纣为虐，使清室苟延残喘者数十年？是可谓不明时势，不知环境势力之影响者也。以当时之教育，当代之传统思想下，所产生之士大夫，而敢于倡言革命，推倒满洲者，必不可能之事也。然其晚年，提倡西学，制造机器，肇维新运动之始端，为革命运动创造先路，其功绩亦岂浅鲜也哉！

三、曾国藩之领袖性质

综核文正一生之事业以观，其所以能成大功、立大业，被称为中兴之领袖者，在乎“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耳。然所谓筹策，所谓调度，恐非尽为文正之才能，实得力于其共事之人者也。故文正之领袖基本性质，当以“知人善任”为第一，“谋勇兼备”为第二，而所以策动之者，则“志存邦国”之念使然也，故列为第三。

（一）知人善任

文正为人，仅一饱学之儒生耳，以言从政，或尚有余；以言治军，实一无所能。然赖其锐利之眼光，高超之才智，知人甚明，用才得当，所以塔罗杨彭，分掌水陆之师，胡公林翼筹饷理财，而三军以立。其后拔擢左李，另立劲旅，完成伟业，皆文正知人善任之大才也。

 

胡林翼，与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湘军重要首领。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夫社会之所以贵乎有领袖者，在能统筹全局，总揽其成，然后选用人才，分任一面，各用专长，处置得当。则分工合作，大局以成。各部人才，独任本分内事，各有专长，只可策应一方。文正居其太上领袖之地位，指挥全局，何地缺饷，何地缺械，某方需兵，某方用人，均能策应周到，兼顾精密。或为四路用兵，或为十道出师，配置得当，调度适宜。此其所以叠奏肤功也。

文正所以能联络诸将，统帅三军，自有其伟大之人格，以为号召。赏罚分明，安抚有道。诚信相待，训练得法。军中相处，有如家人子弟。同生共死，均能患难相救。至于有功则推诸将，有过则为担承。仁者之心，长者之爱，三军之士，安得不感激图报，为之赴义效死也哉！

况用人则绝对信任，不稍疑惑，不加遥制；所以各部将领，人人能自为战。所用降将，以及洋人，均以诚信相孚，受其感化，争先来归。经手财政，十年一报，深知办事者之艰难苦衷，乃文正愿为负责，以坚在上者之信赖，而勉在下者之努力，以恕相处，能设身处地，谅人衷曲，鉴其诚实，于是上下相处，皆成道义之交。所以天下人才，均为文正所用矣。

（二）谋勇兼备

文正治军十余年，决计定谋，必求统筹全局，眼光远大，器识过人，所有筹议，均非速效可睹，或成功于五战之后，或结果于十年之间，如创立湘军，招募乡农；兴起水师，规定规制；以迄于剿捻之逆，驻兵四镇之议，扼守黄运河之策，均为平实可行之见，而不为当时所谅解者，虽筹议稍迂，成果转奇，发端至难，而取效甚远也。每次奉命兴师，必求计出万全，慎重将事。行军之际，必求稳打稳扎，不轻进，不轻退。然于定计之后，则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前者如奉旨派兵援苏常，则以准备未充分，不允草率往援。虽或受怯懦之议，仍沉着应变。先求坚立稳固基础，然后出师。后者如安庆之围，或议应撤，先救江南之急；然公以计议已定，虽极困难，仍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

盖文正之谋，深具卓识，其勇又为“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之大勇也。且部将众多，有勇无谋者，则轻燥前进，必有待于公之定计指导。而有谋无勇者，则庸懦不振，有待于公之鼓舞策励。故为之太上领袖者，必须谋勇兼备，按人而勇，刚柔相济，因此而施，夫然后能屈能伸，善进善退也。

且夫刚强之勇，在所多有，一时不惧，即易失败。文正于靖港之败，户口之失，与祁门之险，均以谋计未周，而屡遭险阻；幸以文正之坚强镇定，临危不退，以与环境搏战，卒脱于难，此沉毅迎战之大勇也。每遇失败，处境困逆之际，不稍畏缩，继续奋斗，维持大局，然后再接再厉，百折不挠，此亦坚忍依计而行。故勇于进取而葸。能处顺境，更能善处逆境，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此皆领袖之重要性质也，而文正有焉，此其所以能建功天下欤！

（三）志存邦国

文正生于忧患之世，目睹国家艰危，遂少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悬此标的，奋勇迈进，故历数十年之刻苦奋斗，终底于成，皆此坚决意志之力也。故立志为领袖之根本性之。盖领袖之事业，非有赖于过人之才智，而在于修养锻炼，则人皆可以为领袖也。苟有大志，坚定不变，持之久远，必奏成效。文正之致力于领袖事业，皆出于一片忠诚为国之念，故能牺牲名教，忘弃家业，置死生于度外，措祸福于不计，持之以恒，守之以诚，于是有志者事竟成矣。

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二语可以喻领袖之事业。盖领袖之才，有天生者，亦有以人力可修养而致者。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天才之领袖可存而勿论，吾人今日所当勉人自勉者，即人才之领袖。欲成领袖，先须择善固执，即先求立志，乃困而学之，苦而练之，努力行之，方能有成。文正立志远大，以邦国为对象，以扶危救险为己任，故其所努力者亦最大，则结果亦超出寻常万万矣。文正能择善而固执，故艰苦不能夺其志，险阻不能夺其志，不畏死亡，则死亡不足以更其意，不计祸害，则祸害不足变其节；于是天下无不成之事矣。文正之所以成功者，惟赖此坚强意志耳。

善夫曾文正公之言曰：“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文正一生，与忧患为缘，所立事业，均为扶危救难而设，其心力之劳苦，可谓至矣尽矣。然忧患正所以磨练文正，式其久历艰苦，屡败屡试，久而弥坚，则所成更大。且事业之成就愈难，其所存芳泽，愈足垂诸久远。晚年境况，戚戚皇皇，刺激实深，故尤兢兢业业，慎始慎终。此曾文正之所以为成功之领袖，伟大之领袖，堪足为后人之模范，百世之师表也。

 

文稿整理：林上、陈伊涵、薛嘉棋、申彤、喻铃茜、宋丹丹

推送编辑：程思璇、沈适

审核：凌鹏

节选文字整理自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周振光所作论文《曾国藩之研究》。为方便阅读，在尊重历史文献原貌的基础上，将繁体均转为简体，标点有适当修改，段落亦重新划分；所有的修改不损害原意、不改变原文风格、不破坏时代通行表达习惯。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