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日历|11月19日,齐格蒙特·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是波兰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教授,现为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关于鲍曼
1925年鲍曼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困的犹太教家庭。1939年,二战爆发,鲍曼全家逃亡苏联。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战后,鲍曼升为上尉,不久又被升为上校,就是在这个时期,鲍曼开始攻读社会学学位,师从当时波兰著名的学者奥索夫斯基和霍施菲尔德。在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他成了牺牲品,被突然撤销职务。于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系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6年,鲍曼当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1968年因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1972年后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基于其对社会学与社会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鲍曼于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并于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
代表作有《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阐释者》、《流动的爱》和《虚度的光阴》等。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国际性社会理论杂志sis Eleven的主编贝尔哈兹说,鲍曼是“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鲍曼的成功不仅基于其作为一个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技巧,更基于其富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卓越的社会洞察力。
鲍曼年表
1925年 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
1939年,二战爆发,鲍曼全家逃亡苏联。
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战后,鲍曼升为上尉,不久又被升为上 校,就是在 这个时期,鲍曼开始攻读社会学的学位,师从波兰当时的知名学者奥索夫斯基和霍施菲尔德。
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成为牺牲品
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
1966年,担任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1968年因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 。
1972年后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
1978出版《阐释学与社会科学》
1982出版《阶级记忆》
1987出版《立法者与阐述者》
1989出版《现代性与大屠杀》
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 (Amalfi Prize)。
1991出版《现代性与矛盾》
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 (Theodor W. Adorno Prize)同年,全球化与人类后果
鲍曼之说
作为当代的著名社会理论家,与其年龄相应,鲍曼不仅著作等身,且其学术发展经历了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囿于篇幅限制,我们从他的两本著作中对鲍曼的思想以管窥。
立法者与阐释者
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鲍曼把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地位变迁问题放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探讨。
在现代世界观看来,实践的优劣是可以客观检验的,可以证明是合理的。基于这一世界观,鲍曼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工作的典型现代策略具有“立法者”角色的特征。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的集体拥有者,他们的知识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完善有直接的和决定性的意义。
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观是这样的世界观:秩序并没有先于实践,所以秩序并不能作为其有效性的标准。鲍曼总结说,从后现代世界观来看,知识的相对性(即知识只能根植于自身的传统之中)则是世界的一个永恒特征。
基于这一世界观,鲍曼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工作的典型的后现代策略具有“阐释者”角色的特征。它由解释性陈述所构成,这些陈述的作出是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的,其目的是让这些陈述能够在以另一传统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内得以理解。
鲍曼作出了知识分子正日益由现代的“立法者”转变为后现代的“解释者”这一论断,其重要贡献在于其表现出潜在的假设是,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资源的控制,谁控制了不确定性资源,谁就拥有权力。
现代性与大屠杀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通过对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对现代化社会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经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或者要素都推动了大屠杀这一悲剧的发生。
长期以来,在社会学领域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大屠杀的爆发仅仅是现代性中未曾剔除的前现代性的残余,或是文明对付野蛮的一次失败,或是理性克制非理性时的软弱无力。而鲍曼明确指出,大屠杀不仅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更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大屠杀与现代性的联系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思想根源上看:种族灭绝计划和科学以及社会管理计划密切相联;从社会体制上看,大屠杀与现代官僚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实际操作上看,大屠杀与现代工业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统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不道德不可能是社会的产物,其原因必须从别处寻找,而鲍曼指出道德的原动力来自于前社会,而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的约束力,使不道德的行为变得合理,进而促进了大屠杀现象的出现。
大屠杀不因为现代社会的进步而灭,反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趋向于一个趋于完美的,可控制的世界,一旦失去了控制,便产生了像大屠杀这样的副产品。因而鲍曼发出了这样的警示:如果对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不加以控制,那么人类离类似“大屠杀”的灾难会越来越近。
鲍曼最终归于对于道德的讨论。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倾向,使得每个人成为冷漠的个体,为大屠杀的形成创造条件。在这种互相隔离的社会生态中,鲍曼更渴望通过社交性的道德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打破群体盲思。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http://baike.so.com/doc/7747163-8021258.html#7747163-8021258-2
《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1
供稿人:系团委宣传中心 系学生会学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