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日上午8:45, 北京大学社会学第八届博士生论坛在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 201（线下）与腾讯会议（线上）上同步举办。在线下出席本次博士生论坛的嘉宾包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晓阳教授，范新光助理教授，谢雯助理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焦长权助理教授。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主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到，“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论坛” 自2012年开始举办，迄今已经成功举办7届。2020年开始，论坛得到了胡余锦明女士（著名社会学家余天休先生之女）设立的“北京大学余天休社会学基金”的支持。本届博士生论坛邀请了43位青年学者担任评委，以每篇文章3人评审的方式，在投稿的69篇论文中遴选了10篇优秀的博士生论文参加了交流。

 

 

 

01

第一单元：仪式·身体

 

2021年11月27日上午9:00，论坛正式进入第一单元的报告和讨论，主题为“仪式·身体”，主持人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晓阳教授。本单元的报告人有：上海大学博士生路阳，香港大学博士生刘丹。担任本单元评议人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帆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姚泽麟老师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涂炯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博士生路阳，报告题目是《奇迹的发生：S 村善人虚病治疗的禳解仪式与社会表演》。在S村，善人是人神之间的灵媒，其工作主要是治疗虚病，因之举行的仪式为禳解仪式，那么，如何理解这一依靠民间信仰治病的现象，又如何看待村民深陷结构性困境中却无力改变时，选择通过仪式实现困境的超越？这一关怀下，路阳借鉴涂尔干宗教研究对神圣与凡俗二分的阐释，结合实地调研经验，指出这一民间信仰实际是以神仙鬼和人与事的神圣/凡俗的象征体系构建的，“神”是集体观念的理想化身，“神域”是奇迹发生之地，是理想化的社会。而缺乏资源的部分村民重拾传统信仰，是为在作为虚病的治疗中寻求超越困境的可能，尽管这种发生是短暂甚或虚妄的。

 

 

第二位报告人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刘丹，报告题目是《再造微笑：医学实践中唇腭裂身体的建构》。唇腭裂作为先天性面部畸形，其治疗实践与个体成长过程相互交织。刘丹基于在唇腭裂外科的田野调查材料，以“唇腭裂的身体”为中心，试图展现医学实践中不同主体对于治疗过程与技术产生不同的认识理解与实践逻辑，并探讨医学实践背后“唇腭裂”的意涵以及是如何在实践中建构。以“正常～不正常”，“缺陷～超越”为流动性的阐释框架，她的研究表明，唇腭裂的身体并非处于固定的疾病分类秩序之中，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关系性身体，实践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当前主流疾病的规范性论述中拓展对于身体新的理解。

 

 

两位博士报告结束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帆老师首先做出评议。张帆老师肯定路阳在理论方面的学养，接着给出了三点批评和建议：第一，文章对宗教、仪式等相关社会理论的使用缺少细致的辨析，对以虚病为代表的疾病问题的二手研究的回顾有所缺失，比如，未辨明涂尔干理论中宗教和巫术的区分，对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使用等，由于论述不足而稍显混乱。第二，对田野资料的分析，过于借重涂尔干的分类框架，社会整合不足或过度整合，恰恰是自杀论的分类框架，而这和中国乡村建设是什么关系，能否贴合，没有辨析清楚。第三，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体认不足。在中国现实中，影响个体心理的，不仅是“社会”这一范畴，还有如家族、家庭等中层范畴，这些在未来讨论中可以有更细致的分类。而且，中国人对于宗教的内在体认，与文中所述的宗教超越性有所不同，对此还需要有对本土材料有更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对于刘丹的报告，张帆老师指出，论文在理论框架和田野材料的分析水平上都很不错，但文章使用的理论范畴和框架，“正常～不正常”没有完全体现历史的流变。比如，唇腭裂为“正常”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对此的认识是如何变动的，而且，对于“美观”等的表达，是围绕着不同主体的关系而建构的，但这些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与疾病不同，对这些互动，这些社会关系，可以有更大的认识。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姚泽麟老师是本场的第二位点评人。针对路阳的报告，姚老师指出：第一，文章在文献部分对表演理论进行了大量梳理，但这些梳理与后面对具体材料的展示和解读却有所脱节，反而是在分析中使用的大小传统问题，在应用到中国社会时呈现什么样的研究脉络，在综述应有所体现。第二，文章缺少对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阐释。第三，并非所有的仪式都是成功的，但研究对失败的案例没有做进一步的展开，比如，失败之后，村民、善人各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解释，有什么后果，都可以展开具体的分析，过于倚赖框架反而会削弱经验材料的丰富性。针对刘丹的报告，姚老师肯定了田野材料的丰富，同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将身体视角代入到具体研究中是有挑战的，围绕身体的相关概念，在文章中需要进一步的阐释，使分析视角更加明晰化。二是，包括医生在内的不同主体是否都是在正常与不正常的框架内评价唇腭裂，这样的一种社会进步话语是怎么来的，是否有可能进行对历史变迁更具体的展示和梳理。医学界本身的认知有无变化，如何变化，存在着什么样的张力？而当人们谈论唇腭裂“不正常”时，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是否会对唇腭裂的治疗产生影响？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展开，也更有助于理解文章所使用的“正常”的范畴。

 

最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涂炯老师进行评议。她指出，路阳的论文，读起来是要回答两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人们为何还会信仰奇迹？仪式功能又是如何发生？文章对后一个问题回答得较好，而关于为什么会信仰却阐释不够。疾病之后，人们为什么选择信神？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比如，可以思考村民是否有除了神迹之外的其他正规求助途径？如果有，为什么不去寻求，是因为麻烦还是难以获得。对医疗途径等问题的探索，可以帮助回答为什么信仰等问题。对于刘丹的报告，涂老师认为：第一，在探讨漫长的医疗治疗过程与成长过程中的交织如何影响个人时，如果能够更多地去呈现这些社会化过程的细节，不同主体间的互动等等，文章会更丰富。比如，患者如何感知到自己的不同，是由于异样的目光，父母的焦虑还是去看医生这一行为本身。第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无论是医生、父母还是患者，对于正常与不正常的态度，都处于摇摆和变动的状态，而如何突破这一态度的模糊性，在结尾部分，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比如，如何改变患者处境，如何使他们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晓阳老师对这一单元进行了总结。朱老师谈到，在单元进行过程中他能看到当前博士论文写作的一些状况。博士生在论文写作时，需要思考做的研究是否能够真正触及我们的学科与理论的问题、痛点，而不是为作文而作文。如何能够从内在的情境中，进入到学科整体，是每个博士生在做研究时都应思考的。

 

 

02

第二单元：历史·理论

 

11月27日上午10:30，北京大学社会学第八届博士生论坛进入第二单元“历史·理论”，主持人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本单元的报告人有：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杨阳，北京大学博士生杨勇。担任本单元评议人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田耕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侯俊丹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张巍卓老师。

 

首先，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博士生杨阳介绍了他的研究《“历史基调”的三重变奏与三线精神的生成逻辑》。杨阳借鉴柯文“历史三调”的研究框架，尝试从事件、经历与神话这三个维度解读三线建设。他以口述史为方法，通过在贵州六枝特区地宗矿对三线建设亲历者进行访谈，探讨“三线建设”到“三线精神”的生成逻辑。研究指出，三线精神的生成是基于“亲缘-业缘-地缘-事缘”认同体系的集体记忆与当前时空主旋律交互的结果，三线精神作为集体记忆之表征形塑着群体认同，其间所蕴含的历史精神感召力，或许能够比史实的三线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杨勇进行报告，报告题目为《适应的悖论——杜威对斯宾塞思想的批判》。杨勇抓住了“适应”这个概念及其传达出来的生存意象，具体讨论了杜威与斯宾塞思想的关联，并通过这一关联进入到美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处境中。杜威通过对斯宾塞的机械适应学说的批评，一步步揭示斯宾塞对于个体、社会、自然的看法以及蕴含其中的形而上学残余。在杜威眼里，斯宾塞像是古老欧洲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最后一个代表，而镀金时代的美国人之所以迷恋斯宾塞的思想，是因为还没有摆脱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或先验的思维习惯。基于镀金时代的状况，杜威认为现代社会将面临更剧烈的变迁，面对这一处境，需走出斯宾塞式的机械适应的生存状态，以行动破除孤立状态，以行动来真正地适应于现代社会。

 

 

两位博士生的报告结束后，中国政法大学的侯俊丹老师首先进行评议。侯老师认为，文章想通过对三线建设个案的探讨，理解三线工人所凝聚的集体情感、情感之上的集体记忆，以及以此形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她肯定了杨阳的个案研究背后具有的总体性的问题意识及其价值，之后，又针对研究提出了三点可以改进之处。其一，是方法论上的改进。以柯文的研究作为论文的分析框架，其适用性需要商榷的，可以从更广泛的研究传统去挖掘，比如第一代年鉴学派学者对于王权或神话体系的探讨，在方法论意义上或许与这一研究更为契合。其二，在社会学领域，该论文的研究主题与单位制这一研究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文章与这一传统的对话并不充分的。其三，对“三线建设”的事件史研究，有两个重要工作，一是在政治史脉络上，如何建立大的政治史的背景与西南史之间的关联，如何呈现三线建设的大背景与地方的人与记忆之间的勾连，二是在地方史叙述上，三线城市建设的过程，既是政治型运动，是再造移民社区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中，集体是如何形成共同体式的感情，需要进一步揭示。对于杨勇的报告，侯老师首先肯定了研究的精彩性与价值，并特别指出，晚清之后的思想转型，与斯宾塞所代表的进化论思潮和杜威所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是紧密挂钩的，对斯宾塞与杜威的理解有助于反思中国思想传统。同时，侯老师提出两点改进的建议：其一，在论文中，能很清楚地看到杜威是如何去批判斯宾塞学说，但看不到杜威批评斯宾塞的理论激情是什么。其二，如何理解斯宾塞思想及其影响，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的关联，以及与清教精神之间的亲和性关系？对此，文章需有进一步的阐释。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张巍卓老师是本场的第二位点评人。张巍卓老师主要评议杨勇的论文。他指出，“适应”是理解美国的社会学传统，理解美国时代转型的核心意象，同时，对理解中国近代转型有很大意义。针对论文写作，张老师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一，“适应”为什么能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在文中可以更加明确地提出。其二，是否以“悖论”为题目，可以进一步斟酌，具体来说，文章重点阐述的是从英国到美国，斯宾塞对于个体、世界与自然等的理解的差异，而“悖论”似乎更倾向于表明逻辑漏洞。其三，斯宾塞思想的移植，涉及两种文明史叙事之间的差异，因此，可以在欧洲和美国文明史研究中的转化来定位对杜威的研究。其四，斯宾塞如何能有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能构成美国人对于救赎的不同理解，这一点仅依靠分析他关于进化的表述是不够的。另外，杜威与同时期赞成斯宾塞的人有什么区别，在文中也不够清楚。对于杜威思想的讨论，及其涉及到的美国社会构建、心灵安顿等议题，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最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田耕老师进行评议。田老师肯定了两位报告人的研究。杨阳所研究的三线建设，在共和国史的研究领域上日益引人瞩目，但历史社会学领域中对此的研究仍是比较迟缓的。三线建设在社会学领域，实际是放在与单位制相关联的主题中进行探讨，对此，研究需要建立更具整体性的社会学框架。三线建设的开展，常被置于冷战等背景下阐发，但在中国，其推进是否有独立的社会原因，需要更充分的考虑。再者，作者表明，三线建设的精神史写作与三线建设的实践之间是有错位的，这种精神要在三线建设之前就出现，那么它究竟产生于什么样的新中国建设的情境？文章没有写清楚。最后，研究书写三线建设的策略、话语模式，需要吸收现代史、共和国史方面的已有成果。接着，针对杨勇的研究，田老师指出可以进一步思考和改进的地方：一是，如何理解斯宾塞在英语思想世界里的源流？为此，要注意到斯宾塞所代表的英语社会思想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其思想被视为进化论的阶段，还是具自然主义倾向的阶段。二是，要检讨杜威的批判背后的新教风格，。三是，为什么帕森斯要下斯宾塞已经“死去”的判断，帕森斯并不只是总结欧洲大陆思想，他对英语社会思想的重新整理又是什么？或是用英语社会理论的想法去整理欧陆，可能他对前者的变革力度也不小，这是杨勇文章需要去深挖的地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老师对这一单元进行了总结。首先，对于杨阳的研究，孙老师指出，这一时段的历史为当时的年轻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心理遗产，在今天却很少有人关注了，然而，纠缠在这段历史中无数人的生命体验，并不会像历史事件一样，随着人的老去而消逝，很多人仍生活在其中，因此他非常期待杨阳的研究能在将来做得更加深入和扎实。针对杨勇的研究，孙老师指出，无论是杜威还是斯宾塞的研究，在国内理论界都不常见，杨勇的研究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探索。一方面，杨勇敏锐地抓住了斯宾塞对美国的意义，即把握到了“孤立”与“适应”这两个核心且相互关联的概念与意象，这不仅是世纪初的美国个体的形象，同样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意义上的主张。同时，杜威接纳斯宾塞的过程，是斯宾塞这一思想作为欧洲代表，如何划入到美国精神气质核心的过程，而这种对于精神气质的刻画与接纳，是我们在中国意义上从事西学研究需要注意的。另一方面，斯宾塞在最早被引入中国时，被赋予了有关富国强兵的期待，而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处境和心态，是否有可以和美国有相比较的地方，可以进一步思考。最后，孙老师总结到，无论是思想研究还是历史社会学研究，都不应仅是纯粹知识性的探讨，应要有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基本关怀。

 

 

 

第三单元：劳动·城市

 

2021年11月27日下午1点30分，论坛正式进入第三单元的报告和讨论，主题为“劳动·城市”，主持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本单元的报告人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刘战伟，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王钰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凡婷婷。担任本单元评议人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迪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雯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龙老师。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刘战伟，报告题目是《从“赶稿游戏”到“老板游戏”：互联网平台中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研究》。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崛起吸纳了大量以写作谋生的劳动者，刘战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平台对自由撰稿人的劳动控制和自由撰稿人的劳动过程。文章指出，自由撰稿人的普遍心态是“做自己的老板”，希望追求一种自由、灵活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但是现实恰恰相反，互联网平台通过报题、抢题、赶稿等实践控制，和计件、计档、计流量等绩效管理方式，严密地控制了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方式和劳动过程。另外，这种灵活的弹性雇佣制实质上是一种口头协议的聘用制，互联网平台并不能给予撰稿人稳固的劳动保障。他的研究表明，媒介技术催生的现代劳动形态，培养出的是自我孤立、自我斗争、甘愿自我剥削的企业主“个人”（solitude），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与控制从最初的对立关系，转变为合谋关系，自由成为了劳动控制的工具。这一批判性的检视与拷问，提示我们需注意劳动者在追求自由时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第二位报告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王钰文，报告题目是《加盟经营者何以成为加盟打工者？——连锁经营中的有产劳动者及其劳动控制研究》。加盟连锁经营又称为特许连锁经营，是一种现代商业活动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经营模式，文章指出，加盟连锁经营的总公司擅长用“小投资、大回报”的宣传去吸引身处社会底层的灵活就业人员，为他们描绘了一幅风险小、收入可观、轻松自由地当小老板的美好蓝图。但在签订合同时，总公司擅长利用制度的漏洞，用《联盟经营合同》替代《特许经营合同》，从而使得双方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特许经营合同关系，而是一种类雇佣关系。在经营开始后，公司更是会通过控制技术和霸权合同文本将经营者的利润降到最低，迫使经营者使用自我雇佣的方式来降低成本，不仅收入很低，而且异常辛苦，生活与工作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混淆。王钰文希望通过对这些“有产劳动者”及其劳动过程的关注考察，来窥探各种更为隐蔽的资本剥削新体制。

 

 

第三位报告人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凡婷婷，报告题目是《媒介地方感：网红空间与新型人地情感的生成——以西安城墙为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短视频日益成为人们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并进一步影响了人对各种事物面貌的认知。文章希望以西安通过短视频构建起的网红形象为例，思考人与城市通过媒介所建构的关系及其互动方式。文章指出，城墙作为西安的城市意象，经历了从“历史”到“网红”的转变。通过短视频输出的方式，人们在对城墙的观看中，加入了身体参与、感觉参与情感参与等，游客的个性得以与古老的历史空间融合起来。进一步的，个体生产的短视频影像，使得遥远的游客可以认识与理解西安，从而建立起对西安的城市情感。

 

 

三位博士生报告结束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迪老师首先做出评议。王迪老师表示，这三篇文章都关注了生动、活泼、前沿的现象，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作者们并没有因为关注前沿而脱离了学术传统，始终在文章中尝试与经典理论对话，并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了传统理论概念工具的解释链条，实现了某种创新性，虽然有待打磨，但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接着，王老师给出了两点思考和建议：第一，注意探索、挖掘习以为常的概念的内部层次。在研究中，我们常常把概念看成工具化、黑箱化、脸谱化的存在，好像我们不能清楚地去挖掘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例如国家和社会、资本和劳动者、媒介和受众，演对手戏的这两方中总有一方是不会说话和呼吸的背景板。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推进和创新，在使用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时要多想思考概念内部的层次。第二，需注意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这里的主体性意味着“人”的主体性。以第一篇文章为例，我们并不能十分清晰地了解平台的撰稿人的意愿和作为人的基本初衷，概言之，研究者并没有描绘和勾勒出研究对象的面貌，而这些需仰赖对研究对象基本社会属性的充分考察。因为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参加劳动的前提决定了他们是不同面貌的劳动者，这是我们在做不同的研究时都需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人的主体性差异。

 

 

接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谢雯老师逐篇进行了评议。谢雯老师表示，刘战伟的文章题材新颖，文献准备充分，写作流畅。文章探讨的是做自己的老板的撰稿人是如何接受了平台的控制，整体的分析框架比较自洽。但或许是因为过于面面俱到，反而掩盖了研究的一些真正特色。老师建议作者进一步思考自己的田野材料的核心创新点是什么。另外，自由撰稿人在文章中被面具化了，所以需要借助一些数据对自由撰稿人群体做一些细致的描述，比如说：他们是否是斜杠青年？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他们的收入水平到底是怎样的？谢老师认为王钰文的田野观察非常生动、鲜活。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加盟连锁店的经营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打工者，但他们为什么会有对打工者的身份认同呢？这是一个比较有张力的提问。但老师也提醒作者需要思考何为有产者，作者在报告中对加盟经营者的特征有几个限定，但这些经营者更像是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而非有产者。另外，在这一案例中，资方在刻意寻求一些制度漏洞，那么到底是何种制度使得这种方式的加盟成为了一个再造打工人的经营模式？她指出，凡婷婷的论文展示的实地材料相对较少，作为一名社会学者，她更想了解不同人的地方感是如何被改变的，以及更多的来访游客的面貌。

 

 

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陈龙老师进行评论，他重点评议了刘战伟和王钰文的论文。他认为，这两位作者在展示自由撰稿人和加盟经营者的劳动过程方面做得很好，但文章只是在展示资方和平台的控制，却并没有展示劳动者的反思和应对。以及，文章普遍缺少新意，缺少进一步的提炼和丰富，目前的写作方式使得文章只是在印证已有的文献，而非利用经验材料对理论进行推进。陈龙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期待。例如，虽然在法律意义上，连锁店的经营者们都是在工商部门注册过的有产者，但王钰文的文章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们是通过提前负债的方式成为了有产者。陈龙老师指出，其实既有研究对负债者进入劳动过程中花费的经济成本关注较少，这是作者可重点突出的角度。

 

最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对这一单元进行了总结。刘能老师对年轻学者加入研究新现象的队伍表示欣喜，认为这显示了社会学研究的强劲生命力。他同时表示了自己的两点期許：第一，要对交错性、混搭进行关注；第二，要尝试从方法论上对既有研究进行突破。

 

04

第四单元：治理·组织

 

下午3点30分，论坛正式进入第四单元的报告和讨论，主题为“治理·组织”，主持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本单元的报告人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郑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郑丁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郑博文。担任本单元评议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宗阳老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焦长权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范新光老师。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郑琰，报告题目是《“产权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与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基于南县与顺县村庄工业园改造政策的比较分析》。珠三角各地推行的“三旧改造”，是希望通将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零散和碎片化的工业区重新进行土地整理和改造，为地方的产业升级腾挪空间。郑琰关注到，同处同一市级行政区划下的南县和顺县两地同时开展村级“三旧改造”，却发展出了不同的“村改”模式，他试图探寻这一结果受到何种结构-机制的影响。文章构建了一个将国家治理结构、基层社会结构和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过程三个要素纳入一个整体性的“产权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理论框架中，试图回答“国家-社会关系如何影响集体产权界定结果”的问题。

 

 

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郑丁华，报告题目是《实践中的处警策略》。文章关注的是警察如何按照他们的职业习惯与当地情况化解纠纷，并总结出了“灭火队员式”、“延滞式”、“关系转换式”和“场域转换式”四种处警策略。作者指出，从和解金字塔结构来看，公安机关是纠纷进入司法化解程序的金字塔塔基，如何妥善处理民众日常生活的纠纷类警情，是对每个在基层工作警察的重要挑战，但纠纷处警警察的个人经验和综合判断能力却极大依赖师徒式的言传身教，这在警校教育中是缺失的。

 

 

第三位报告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郑博文，报告题目是《“居住”、“相处”、“家”：基层政府的空间、关系及组织运转》。文章强调进入“空间”内部，具体研究“空间”的关系内涵，明晰“空间”格局，辨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和道理。在此基础上，将政府运作中人与人的关系纳入研究视域，从而获得对中国政府行为逻辑更深层的理解。文章重点关注了西镇干部的生活空间，以及在这种空间中培育出的稳定关系、关系背后的行动伦理。

 

 

三位博士生报告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宗阳老师首先进行评议，他重点评议了郑琰的文章。徐老师认为这篇文章框架清晰，分析成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徐老师也进一步提出了四点建议供作者参考：第一，虽然文章强调国家视角，但在实际的写作中，国家更像是一块背景板，而没有展现多层级的政府在确认集体土地产权过程中的立场和策略。第二，“呼吁体制”展现出来的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弱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第三，在从村改模式反推到村庄社会结构再反推到村庄的政治经济结构时，衔接得不是很好。第四，文章所采取的结构-制度分析的确是非常清晰的，但这一分析方式的缺点就在于，文章中看不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件，读者可能更期待看到一些更加生动的案例。

 

 

其次，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焦长权老师进行了评论。焦老师指出，郑琰的文章需要在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讲一个完整的故事间做取舍，并且需要关注当前村支部的党组织、村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三合一”现象是否会对“三旧改造”造成新的影响。针对本单元的第二篇论文，焦老师建议作者可以借鉴和参考法律社会学领域的一些文献，来对既有的文献梳理进行补充。另外，需要思考警察处警模式和村干部调解之间的异同。接着，他点评了郑博文的研究。他指出，这篇文章所引入的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视角很有意思，但这一分析视角也导致了文章始终在空间视角和关系视角之间游离，因此要注意处理两者之间的融合问题。焦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可以把空间处理成背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上。文章中的“回城”部分也可以不放在这篇文章中讨论，因为它与本文的其他部分关联不大。

 

 

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范新光老师发表了评议。他首先点评了郑琰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比较有理论野心，但有两个问题有待思考。第一是文章梳理的理论比较强调博弈的问题，但正文的案例分析更侧重于历史现实，理论与经验的分析没有做到很好的融合。第二是文章始终把集体行动的能力、村民行动能力的强弱视为影响互动的重要因素，但文章缺乏对这些分析的证据支持。随后，针对郑丁华的文章他给出了一点建议：文章希望在美国的ADR机制和中国的处警模式建立对应关系，但与处警模式更相似的可能是警察的中介机制（police mediation），所以要注意补充关于这一机制的文献研究。最后，范老师对郑博文的文章进行了两点评议：第一，文章对西镇干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交代得不是很清晰，文中只是给出了一些判断，却并没有具体人物面貌的呈现。其次，文章既对空间又对关系进行分析，显得没有重点。另外，文章对关系的分析也比较浅显，需要沿着“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相处”的问题向下深挖，才更能呈现社会学的丰富意涵。

 

 

评议环节结束后，卢晖临教授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单元的三个研究都捕捉到了经济、政治生活中比较暧昧的情境和主题，这些主题特别适合进行社会学研究。卢老师也对三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期许，希望将这些情境和主题中的难题和矛盾通过动态的视角呈现出来。

 

 

在总结与展望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助理田耕副教授首先代表社会学系感谢了报告人、与会嘉宾、工作人员以及积极参与的同学们。同时表示，博士生是学生界的未来，博士生同学之间以最切实的同理心相互批评和激励，未来才能超出制度形式，把同行变成同道，在彼此身上找到社会学的真精神。博士生要走向长久的研究生涯，从同行那里找到灵感，学问的鼓舞和道义的支持，和在专业领域的先行研究中找到典范一样重要。同行之间相互尊重和砥砺，才能摈弃私心，建设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我们在学生时代学会对彼此的研究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诚恳的批评，博士生论坛需要发扬这种朴素的同理心。博士生论坛既是对学术风气的发扬，同时也标榜以学术育人的理想，研究的风气，方向，积累和创造，关系到学术研究的水准，也是教育的力量所在，不应该被任何简单的学术效绩评估所掩盖。青年的学子，尤其需要紧紧扎入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将自己的学术起点植根在自己不能忘怀的土壤当中，尽全力将它朴实的追问在研究中中延展出去，与中国社会学的生命长在一起。 

11月27日下午5点30分，北京大学社会学第八届博士生论坛圆满结束。

 

 

 

 

新媒体编辑 | 侯安琪

审核 | 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