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莺莺

 

摘要：本文将一个女性社会组织放置在上海区域历史的脉络中加以观察，基于对组织成员的生活史分析，主要进行以下努力：第一，尝试从行动者的生活实践中提炼一种关于“自我”的观念，这一自我观念的核心是对己、家、朋友、社会等多重关系的调整，最终使得行动者能够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之下重建自我与社会的联系；第二，以案例为基础，探讨友谊在女性自我构成中所具有的核心意义，它提供了家国之外的生活空间，同时稳固了女性在家内与家外的自我认识；第三，尝试总结一种在当代情境之中公共性或社会性生成的实践路径，友谊将差异化的个人进行联系与整合，从而在保存与强化个体差异的同时仍然能够激发朝向社会的行动能力。

关键词：自我 友谊 社会性 女性 社会组织 生活实践

 

 

从2021年开始，笔者一直跟踪研究一个上海社区老年合唱团中的三位成员。三位都是年届七十的退休女性，在交往中笔者称她们为唐阿姨、周阿姨和杨阿姨。三位女性十年以来一直是好朋友，一起活跃在多个街道和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一般而言，她们的社会活动属于官办社团活动的一部分，是处在明确制度环境形塑下的公共活动。如果放在特定的理论视角下，这样的公共活动可能是缺乏自发性与自主性的，行动者似乎缺乏一种未与制度分化的主体意识。但是，一些细节却在反复互动中存留下来，变成需要解释的谜题。

2023年一个冬天的下午，研究小组又一次和合唱团队员在社区附近刚完成城市更新的公共空间聊天。当我们再次聊起她们为何积极参加社区老年团队的话题时，周阿姨的回答立刻得到了其他两个人的响应。她说，在经历了一生的劳碌之后，在卸去了所有对于兄弟姊妹、父母、丈夫、孩子、孙辈等的任务之后，现在社团里的这点时间是对自己的犒劳。“我们辛苦过来了”，所以现在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必须指出，这样的观点表述在中国家庭中非常常见，也是很多老年父母都会表达的态度。因此，打动笔者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一观点本身，而是这三位年届七十的女性在讲述这个观点时平静而释然的态度。她们在享受这种迟来的自由感时，并没有表述出一种强烈的关于自我的撕裂感或挣扎感。此外，虽然她们并未将自己主动纳入“追求自我”的语言体系，但是她们对自身生命历程中诸如择业、进修和婚恋等重要事件的表述，却未尝不表现出某种强烈的主动意识。

当田野调查不再是单次行为而变成生命经验的碰撞，我既为研究对象的坦然所触动，也无法不产生这样的困惑：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将自己排在他人的需求之后，是否意味着这是一种“没有自我”的状态？这样的理解立刻导向了一个悖论：当合唱协会里的这些女性老朋友说“我们辛苦过来了”，她们实际上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自我。从逻辑上说，能够清醒舍己从人的人，不可能没有自我意识。但是如果她们舍弃了自我，为什没有表述出今天年轻世代所普遍感受到的痛苦？因此，或者她们隐藏了痛苦，或者她们拥有一种在生活实践中可以成立的理解自我的方式。无论何种情况，这种在生活实践中可以成立的状态，都值得研究者悉心体会。

本文首先把三位研究对象作为社会组织成员来看待。通常，社会组织的内部运转会放在“国家与社会”等理论脉络中加以处理，但是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不同的阐释与理解方向。近十几年来的社会组织研究，一方面非常重视制度环境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在认识论的深层仍然调用固定的理论资源。两相映照之下，当前具体经验研究对社会性的理解与讨论趋向简单。本文并未直接处理制度对社区公共行动的塑造作用，而更关心在给定的制度条件下，人是如何行动并赋予制度以现实意义的，这是本文对社会性的理解。可以说，政治制度会形塑社会性，但是社会性一样可能重置制度。这个转置不来源于理论，而是来源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长期互动中累积的感受、体会与思考。因此，有必要在开始具体讨论之前交代本文的认识论立场。

第一，从认识方法上来说，本文尝试从研究对象自身的主体经验（而非研究者的主体经验）出发来把握她们对家庭、友谊、社会参与等各个方面的复杂且互相关联的体验，尝试建立一种看待行动者经验叙述的新方式。行动者的叙述本身即包含着一种整体性，如她们对社区活动的叙述常常就和其他生命事件和状态密切相关。第二，从问题意识上来说，本文尝试通过对行动者自身体验的理解与呈现，从中挖掘出一种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经验中可以成立的重新关联自我与社会的方式。即使这种对自我的理解还不太容易找到明确的理论资源来支持，但是也需要讨论这种自我观对行动者的现实意义是什么。第三，从社会本身出发来拓展与更新我们对中国社会性的认识，最终或许有助于回答现时代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一种积极的社会性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何以可能？

 

 

如前所述，本文对这一松散社区网络的兴趣源于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但是这一样本事实上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是多重的，与不少已有丰富积累的研究面向相关。

第一个面向是世代研究。本文所直接讨论的三位研究对象表面上看是一个特殊小样本，但却具有普遍而典型的意义。她们的人生扎根于上海，都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求学与职业早期经历了剧烈的社会政治运动，都曾在单位制中长期工作，也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退休之后回到社区安度晚年。她们都成了家，生育了子代和孙代。具有这样人口学特征的人，在2022年的上海户籍人口中占比可能已经超过30%。50后这一群体，实际上一直是现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研究关注的关键人群。从生命历程来看，他们是深受1966-1976年这一特殊时期影响的人，他们的基础教育和青春期的关键阶段（6-26岁）是在政治浪潮涌动的历史时期度过的。因此，很多研究都指出这一代人的自我认识与建构和对国家政治的理解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是，记忆研究的关注点更多放在了特定世代与特定历史事件之间的互动上，较少有研究继续深入讨论特殊时代在青年早期所沉淀的历史经验及其对自我的形塑，在后续社会转型中经由家庭教养、社会参与所产生的更长远影响与意义。

已有一些研究从历史记忆角度讨论了50后在当下的行动参与，强调早期历史体验在当下的延续性影响，提出单位制时代的记忆、体验、感觉为行动者在当下的社会参与行动提供了某种直接的基础，从而将广场舞、社团参与等当下活动理解为某种单位制记忆、技能、感情和体验的复现。这样的观点认为，自我与生命的经验始终是政治化的，即使在市场化改革后，世代的观念和行为也没有越出历史政治体验的规制。但是，过于强调过去政治体验的主导性作用，可能会忽略50后的行动者一样也经历了市场化转型，进而低估了人的行动意识的变化、激活与重构所具有的复杂性。真正有力量的行动者，并不仅仅是在追求一种感觉或者忆旧，而是基于生活经验不断适应当下的新社会条件，产生新的行动力，创造新社会状态，其感觉与意识状态都会发生变化。研究者所讨论的今天面临养老问题的人群，亦主要是50后、60后人群，其中许多人是带着特殊的生活经验来面对养老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验只构成了行动者面对当下生活的心理线索之一。

质言之，50后的城市退休群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边缘群体，反而可能是具有总体性意义的社会样本。当下城市社会中的老年群体认识自己的方式可能比既有研究讨论得更为复杂。他们曾被政治社会运动深度影响，经历了市场化转型，又在市场化的背景下教养了70后、80后。他们的自我认识中势必映射着中国社会思潮的交锋与继替，包含着需要得到理解的深刻体验。在这个意义上，社区中的老年退休群体不仅是养老制度体系要面对的对象，而且具有重新定义有关养老、社会参与等社会制度的能力。

第二个面向则是性别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城市女性，因此不能绕过性别维度。从材料本身来看，这些50后女性在青年和中年的职业发展时期，和今天的女性一样面临家庭与工作冲突的情境，甚至可能更缺乏选择空间。而当前，当她们已步人60-70岁这一年龄段时，其职业与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进入要处理亲子、祖孙多重家庭关系的生命阶段，并面临养老等重要问题。此时，如本文的材料将要展示的，她们的态度往往又带有传统亲子关系的影子。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女性的生命历程？

对这一世代女性生命体验的理论讨论，一个比较重要的维度是革命与女性的关系。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历程中，女性既曾经是革命的对象，也被塑造为革命的主体。或者用萧凤霞的话说：“既是变化的主体，也是其中的受害人。”研究者同意，改革历程对女性境遇的提升，在很多方面具有局限性；特别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性别认识框架本身也发生了从革命话语向泛市场化的范式转型，对泛政治化的话语进行了反思。在这个批评过程中，福柯是经常被援引的理论资源。基于革命口述史研究，郭于华曾以“心灵的集体化”概括农业合作社运动中女性的主体性变化，但也指出了其中的风险：女性参与集体劳动，可能只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人另一种被支配状态，从家族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附属品。

按照福柯的自我技术观点，个人对自我的关注总是被纳入社会文化的秩序安排和统治之中，因此自我既是权力体制的主体，也是权力体制的对象。这一观点用在政治革命历程中的女性身上似乎也颇有解释力，因为女性正是这样既充当了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的主体，也充当了其客体。但是，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我们需要给时代潮流中那些由事实上多样化的女性主体在具体生活中所做出的选择、承担与实践，提供更大的理解空间。如果人的命运只能是在对立的力量之间被支配，那么生活的意义也就无从讨论了。

 

米歇尔·福柯。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革命口述史研究一般认为，革命进程召唤出了女性的主体性，但革命对于女性的更深刻的影响，或许还有待经验研究进行更深入的揭示与反思。今天，当距离历史更近的50后、60后逐渐老去，当她们的子女逐渐成为社会主力，经由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女性主体性及其绵延的历史效果，实在迫切需要更为深入的剖析。事实上，性别领域话语框架的转型与竞争，所折射出的正是竞争性的观念思潮对中国现实实践的多重作用。在这种情境下，重返多样化的经验实践本身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在具体实践之中，行动者恰恰有可能通过实践来消弭剧烈的观念冲突，生成坦然生活的可能性，重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状态。

因此，本文希望以三位看上去高度体制化的城市老年女性为切入点，来尝试理解处于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的生命历程。尽管本文的经验分析只围绕三位互相关联的50后女性展开，但是背后观察的样本已经涉及近百名类似研究对象。通过这个样本，本文尝试讨论女性如何在具体实践之中，形成建立具有活力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产生可以朝向公共与社会生活的主体性。

 

 

在笔者认识唐阿姨、周阿姨与杨阿姨时，她们就已经是好朋友了。她们退休后在社区老年合唱团中相识，在过去十多年间，一起参加了多个社区团体，并且构成了团体的核心。在三人中，唐阿姨的年纪最大，如今已经70多岁，而生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周阿姨和杨阿姨则要年轻几岁。三人皆已婚育，但各自的生活细节差异较大。唐阿姨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她是家里的独生女，也是三人中学历最高的。唐阿姨担任过街道老年协会的会长，社会关系更为广泛，也曾被调往不同的群众团体做负责人。按照周阿姨、杨阿姨的说法，唐阿姨是三人小组的“主心骨”。杨阿姨出身于1949年之后上海第一代工人家庭，有兄弟姊妹3人，父亲是国棉厂高级技术工人。周阿姨的家庭情况更复杂，有兄弟姊妹8人，爷爷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外国人，奶奶是中国人，父亲在解放前就是在单位里工作的“文化人”。尽管周阿姨、杨阿姨都有兄弟姐妹，但各自家庭的手足关系并不相同。杨家三姐弟的关系很亲密,而周家的兄弟姊妹因年龄跨度比较大，彼此关系“并不亲密”。

唐阿姨虽然是独生女，但石库门弄堂里的童年记忆仍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那个时候住石库门房子，像我一样年龄的小朋友很多，大家玩得蛮开心，也不觉得寂寞。大家都在弄堂里玩，今天的小孩不出来玩了，以前我们都在外面玩一天。”整个学生时代，唐阿姨也非常勤奋自立。“我读书也是蛮好的，好像以前大人也不操多少心，我上小学刚戴红领巾，就是中队长。”1969-1973年这一阶段，唐阿姨在上海郊区的崇明农场度过了她的18-22岁。“那个时候，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教育。都得去，没叫你插队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有的同学还插队了。”在崇明农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唐阿姨在学农方面却表现优秀，而且表现出了一种以劳动为美的新女性意识。

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很卖力。我在农场干活，崇明的老职工很喜欢我，说我手脚快，勤劳。但是年轻的时候太卖力，伤掉了，到老了身体就不行，那个时候插秧我很快，挑担子……以前我们农场里分工资，不像插队落户没有工资的。我们算农场职工，是有工资的，我们的工资平均是24块钱一个月。1970年的样子，我就评到了27块钱，24块钱是平均数。做得好的就是27块钱，差的就是21块钱。整个连队里只有两个女的是27块钱，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是很有压力的。人家挖河泥，一般女的就给两块小的。我呢，人家会给你两块大的，因为你是拿27块钱工资的。我们队里有一个囡，他们说她“卖相好”，一天到晚穿小脚裤子，老时髦的，她21块钱，她就气得要死，说“你这个27块钱就从我头上拿过去的，那你要做重一点的活”。

1973年，唐阿姨因为“表现好”，比同去的人更早获得了回到上海城区的机会，调到一家运输公司。但是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铁姑娘”，她发现自己并不能够胜任运输公司的重体力活和机械活。就此而言，似乎也很难说她打破了某种性别规范。“运输公司也是男同志多，女的到那里也是苦的。”跟着师傅学习了一段时间开大吊车，她害怕得心脏不舒服。这时，单位发现唐阿姨在读写和知识方面的特长，于是让她从一线退下，转为厂办教师，教工人识字、扫盲。稍晚，唐阿姨凭借文化知识优势在单位食堂做起了财务工作。

1976年，唐阿姨和丈夫结婚。丈夫在铁路局工作，经常需要出差。1983年，唐阿姨生下独生女儿。因为自己父母身体不好无法帮带，女儿很早就被送去单位托育园。

20世纪90年代，上海进入国企改制的高峰期，唐阿姨所在的运输公司因为对口服务的钢厂改制，也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期。1996年女儿13岁时，唐阿姨以45岁的年纪，获得了全单位唯一前往澳门的公派学习名额。“这个公派名额是交运局系统争取来的，我们这个公司就一个，好多人都要去。当时把要去的人名单都报到澳门老板那里，老板挑了我。”1996—1999年，唐阿姨在澳门货运公司做了三年财务。虽然在澳门工作的薪水丰厚，但是她内心还是会有一些漂泊感。“我们内地人到那里去，当时还是一种讨生活的心态。”1999年澳门回归，唐阿姨也回到上海。原来的单位已经解散，唐阿姨进了一家私营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但是她感到：“我后来在私人单位做过，我觉得有的东西不规范，我就不想做了。财务这个事你不规范，是容易犯错的，我就停下来了。”

2010年是唐阿姨生活历程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她满60周岁，正式结束了在私企的工作，转到社区工作领域。当时正值上海举办世博会，周边小区招募志愿者，唐阿姨作为刚退休的初老群体，被邀请加入志愿者队伍。“世博会期间，小区看你年轻刚退下来，就会来动员你做志愿者。他们觉得你很好，什么也叫你做。那个时候人口普查，我就一直帮他们做。我做过两届了，我一到社区就一发不可收，没停下来。”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灯光焰火表演。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在2010—2020年这10年间，唐阿姨全心投入社区和街道的各种公共活动，又从头学习绘画等各种特长，还被评上过区级“终身学习形象大师”。2015-2019年，唐阿姨担任了街道老年协会会长。“当时街道也是看中了我。反正做老年协会会长又没有工资，也是志愿者，就是要有奉献精神。”也是从这个时期，唐阿姨和周阿姨、杨阿姨一起组织歌舞团队参加比赛，争取到了来自官方的诸多荣誉。2019年，因为年龄关系，唐阿姨卸任老年协会会长。在她看来，这是二次退休了。在社区，唐阿姨一方面继续担任楼组长，从事一些社区服务；另一方面也和周阿姨、杨阿姨一起作为其他合唱团的核心成员，仍然积极参加街道组织的公共活动。新的团队负责人在遇到棘手问题时，也会打电话向唐阿姨求助，因为她和各个成员都比较熟悉。

唐阿姨的“好搭档”周阿姨出生于1959年，在8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在周阿姨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对哥哥们非常严格，对自己则非常偏爱。小时候的邻居家是京剧世家，经常会在家练习吹拉弹唱，邻居发现周阿姨的嗓音条件特别好，也开始教她学习音乐。1976年，17岁的周阿姨进入医疗器械厂，成为一名学徒。制造精密仪器要求工人细心灵巧，因此厂里大部分都是女工。“眼睛要好，手脚要快，整天站着不能动的，腰痛。”到1986年结婚之后，她调到了宝钢集团，和丈夫一个单位。“以前真的，你天天要挤公交车，这怎么……没法活的。结了婚以后生好小孩，就换到老公那里办公了。”钢铁厂男多女少，周阿姨从事的工种是钳工，但很多重活还是由男同志完成的。“有的时候你想要做活，男人就挺身而出。”

从周阿姨个人的体验来看,钢铁厂并未彻底突破性别分工。“女同志那就开心了，不用干活了，全是男同志。你想要做什么东西，人家就来帮你做掉了。女性做一些精细的工作，比方说送温暖。男同志不是炼钢吗？火星子喷上去很疼的，男同事穿着很厚的工作服，火星子它就弹掉了。这些衣服我就拿去洗，洗好了，熨烫好，送到男人手里。”在三个人中，周阿姨恰恰也是自然性别意识展露比较强的一位，在节目的艺术形式中也会注重女性形象的表达。

从1986年调到宝钢到2009年退休，周阿姨一边做钳工，一边保持唱歌的爱好。“有一次开会，开会之前很冷清，领导让我来唱一段。一开始我不肯，但后来还是唱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唱就出名了。厂里头一下子传开了，说原来我唱得这么好。单位就开始培养我，到外面去唱，唱了以后叫我到外面去跑各种活动。”

2000年，周阿姨正式退休。退休之后，她在婚纱店做过导购，也发挥特长在大学城做过乐团指挥。2013年儿子结婚生子以后，周阿姨承担起照顾孙子的任务。“孙子进了幼儿园之后好一点，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早晨送送，晚上接接，现在大了就好了嘛。没办法的，我也想不带。推不掉的，那就带呗。”到了2017年，身怀特长的周阿姨才有空加入老年协会的合唱队,并成为合唱队队长，也因此认识了唐阿姨并成为好友，在她的领导下组织合唱队参加各种比赛和活动。有趣的是，周阿姨是三人中艺术特长最显著的，但是她却把自己定位为唐阿姨的粉丝。这也就有了周阿姨后来开的玩笑：“后来就参加社区活动，因为她（唐阿姨）也从老协会下来了，我们也就不参加老协会了，我们紧跟‘领导’。”

杨阿姨1959年出生于上海著名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她的父母都是20世纪30年代生人，在解放前即获得了工厂技能，解放后分别在国棉一厂、六厂做技术工人。杨阿姨姐弟三人，她排行老二。作为工厂子弟，她是在单位幼儿园长大的。“我妈生下我以后，单位就有婴儿室。我就在这个婴儿室里面长大。国棉一厂条件很好，从婴儿室到托儿所再到幼儿园，都是连着升上去的，我们就在国棉一厂一直长大。”进入小学以后，杨阿姨在学校里也是争当先进，担任班干部，在家里则和姐姐共同承担家务。“12岁的时候，我爸每天早上要买菜，他就把我带着，我就看他怎么买菜。13岁以后我爸就不管了，他把每个月家里的生活费交给我，让我去买菜。弄堂一出来左边就是菜场，买完了以后我不洗菜也不烧菜，我姐烧。我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老师下班了我还没回家，我就是忙，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班长，每天下课以后我比老师还要忙，教室里要打扫干净，要都搞好了以后才能回家。”相比之下，弟弟倒有点“娇惯”，每天吃好晚饭就出去玩，撞了人还让父亲、姐姐去人家里赔礼道歉。

 

1952年曹杨新村落成图。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

 

1977年，18岁的杨阿姨高中毕业，分配进入纺织厂下属的服装厂，她在工厂流水线上认识了后来的丈夫。1981-1982年，杨阿姨劳务输出到伊拉克，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一年半时间。1984年回国后，杨阿姨和丈夫结婚。之后，丈夫获得了晋升机会，调去联营厂做厂长。1987年，杨阿姨所在的上海服装公司改制，她分到上海时装商厦做财务工作。同年，28岁的杨阿姨生下了女儿。由于婆婆还没有退休，杨阿姨自己承担育儿工作。“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婆婆不开口，我不会让她帮我带孩子，因为她早上还得去上班，下午下班回来该休息。我觉得她要干活，我能解决的，我就自己解决，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我自己。”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她就将女儿送进了纺织厂下的集体托儿所。

1988-2004年，杨阿姨在改制之后的上海时装商厦工作了16年。1995年，杨阿姨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是令她十分骄傲的事，“我那时候思想比较上进”。在杨阿姨的记忆中，父亲对她的性格养成影响很大。父亲20岁时，杨阿姨的祖母就去世了，父亲因此很早就承担起养家责任，到自己成家以后也是管家之人。父亲每天早上买好菜才去上班，母亲三班倒基本不管家事。父亲性格要强，是工厂里的积极分子，曾经带一帮人到北京去“告状”。“到了北京以后，大家的口袋比脸都干净，没钱，我爸就到北京国棉一厂找人借钱。他跟人家联系，出头露面，生活上面的问题就全部解决掉了。”但是父亲的性格也“非常急躁”，曾经从火车车窗跳下来受伤并落下残疾。

杨阿姨的管家能力延续到了成年以后，她是三人之中唯一“四世同堂”的人。唐阿姨夫妻老早已与独生女儿分开居住，周阿姨夫妻最近也与儿子一家分开居住了，而杨阿姨直到现在还是与公婆、女儿女婿、孙辈同住的，因此也是三人之中公认家庭负担重的。2009年，杨阿姨正式退休，2017年才加入街道老年协会，成为一名普通队员，也在这个阶段认识了唐阿姨和周阿姨。杨阿姨在歌唱舞蹈方面并无特长，但是她仍然比较喜欢这个集体活动的时光。

以上简述了三人的生活史，如果与既有的革命口述史研究比较，本文的口述史呈现出以下重要差异。

第一，“诉苦”研究指出，对苦难的讲述是革命时期国家塑造新人、塑造群众意识和心智状态的重要技术。在这个视角下，“苦”这一首先源于生活的感受，只有在政治框架的烛照之下才能展现出理论意义。但是，本文中生长、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上海城市社会的研究对象，由于历史处境的变化，她们对“苦”的记忆和表述却与革命叙事下的诉苦非常不同。第一，她们对苦的回忆并不集中于某个独特的政治时期。三人中只有唐阿姨算是“知青”，但是她对崇明农场务农生活辛苦的回忆，并没有像知青回忆那样直接上升为一种集体经历。周阿姨吃过重体力劳动的辛苦，但是这种辛苦也未达到突破生理极限的程度，而是被工厂内部仍然存在的性别分工缓和了。当她们回望人生经历，她们讲述的也并不是携带着政治分量的“苦”，而更多是由生活进程所造成的“辛苦”；她们从未把自己视为阶级思维框架下的“受苦人”，而是不断适应着社会变迁、保持着机变能力的人，甚至可能更多地是顺利穿越了转制等时代变迁仍然保持进步的受益者，人生历程并不体现为新旧自我之间的争斗，而更多体现为对多重外部要求的吸收。

第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精神气质完全脱离于国家政治塑造的框架。相反，在唐阿姨的生命史中，追求进步和学习的“上进”精神很鲜明地指引着她在人生各个阶段的生活状态，使她能够在女儿年纪尚幼时独自外出学习，在退休后自然转换到社区服务中。因此从纵向生命历程来说，早期政治教育赋予她们的心智特点只是以更加稀薄或者隐藏的形态存在于松散的日常生活之中。或者可以说，她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新人”的精神特点，但这种精神特点又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被生活实践所延续与再造，表现为新的形态，也具有新的意义。

第三，上述心态特点，在周阿姨、杨阿姨对生活史的表达中要弱很多，但是她们仍然被唐阿姨的上进意识所牵引、吸引和征服，从而凝聚成一个具有面向社会与公共的行动力的小团体。三人的生命历程在退休之后汇聚到了由制度赞助与支持的公共空间之中，并在新建的友谊关系中不断稳固原来的自我认定、家庭与社会关系。

 

 

本文作者认识三人时，她们都已经进入了退休这一新的生活阶段。尽管同处一个社团组织之中，但三人对社团活动的理解和参与强度实际上各不相同。在这种差异中起到整合作用的，不是制度的强力，而是她们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感情。在三人中，唐阿姨是信念感最强的。对她来说，参加社团活动既是为了离开单调的家庭生活，同时也具有追求活力与激情的意义。与周阿姨和杨阿姨相比，唐阿姨所携带的制度化身份更多，她既当过社区志愿者，又加入过合唱团，还曾是楼组长和老年协会会长。在她看来，群众社团不完全是功能性的，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她关于社团活动的表达，基本上完全围绕协会这一组织可能产生的公共意义展开。她对自己的志向有明确的论述，既要让社团具有改善社会的实际公共意义，也要让团队本身拥有实际活力。

协会把我们好的东西推出去，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毕竟你做的东西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吧？所以我觉得团队里面，一个是有老师，一个是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老师、同学做得好，大家喜欢，就会把团队一直维持下去。团队就是要活动，不活动就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力。

与唐阿姨不同，周阿姨对参加社区公共活动的论述缺乏明确的公共意识，始终更关切协会组织所牵动的具体人际关系。周阿姨认为，老年协会本质上就是个“处关系”的事，这既意味着要协调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意味着不要让来参加的人不开心。一方面，周阿姨看到和体会到了协会成员之间互相帮助的面向。例如，她讲述了协会帮助一位独居阿姨的故事：

融入这个团队以后，她就会倾诉，她会到这里来说，“我们家里碰到了什么问题”……她一有困难，我们每个人都帮她，给她出点子。她家里碰到问题了，怎么办呢？她除了哭（也没别的办法），她也很无奈的。

但是另一方面，协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圈子内部就可能会产生小团体，也会产生排他性。已经在这里的成员，实际上可能不希望那些不熟悉或者技能不高的人进来，分散资源或者冲淡凝聚力。周阿姨在讲述中表达了对这方面的顾虑，体现了她是从社会交往关系方面来理解和组织团队的。

作为一个具有艺术基础的成员，周阿姨很关心协会怎么形成歌唱与审美的独特形式。对她来说，团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协调成员以获得最佳演出效果。例如，周阿姨多次谈到她们在吸纳新成员时的标准。她还批评了一个不符合协会标准的人，说这个人“太爱出风头”，每次都要站第一排，但是谁站第一排却是要根据演唱效果来协调的，协会组织的任务就是不断协调每个人的具体特点。

不过，在具体层面，唐阿姨和周阿姨对协会的活动组织和表现形式也是有共识的。首先，她们都很认可主流文化框架内的主题，选歌要结合大环境，服装要和歌曲内容匹配。过年就唱《常回家看看》，也有《把生命献给党》这样排练得非常熟的保留曲目。其次，她们也都认为协会活动要有艺术追求，而且是有门槛的精品和专业艺术。“要把情感表达出来，以至于感动老师。”新冠疫情时唱《天使的声音》，“我们全穿着护士服，我们一上去人家就眼前一亮。我们还做了一个背景，选了80多张照片做成一个视频，我们在这里唱跳，后面大幕布就放全国各地抗击疫情的情景。人家一鼓掌，我们心里就是很开心的，有一种我没有白费时间、精力的感觉”。再次，她们也都认同，团队作为公共团体是难以组织的。唐阿姨说：“团队搞不好就散伙了，你又没有什么地方去约束它，又没有经济，又没有权力，什么都没有。”最后，她们都有非常强的荣誉取向，得到制度化的认可至关重要。“活动还是要拿奖的，拿区级、市级的奖，大家很在乎评价，不是因为钱，而是荣誉。有了这样的考虑，团队就得争取街道和自治办的资助，拿一点资助和经费，然后去聘请更好的老师。”

上述讨论已经显示出一个社会组织内部存在非常有趣的友谊结构，每个人加入的动机都不一样，但却形成了一个对个体来说都有意义的新状态，并且帮助彼此达到各自的目标。对于唐阿姨来说，运营社区组织就是自己一直以来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人生的延续，社区关系本质上不同于家庭关系或夫妻关系，也不首要服务于改善家庭状态的目标，这种动机也给了她承担管理组织事务的动力。周阿姨来自具有复杂兄弟姊妹关系的大家庭，对人际关系一向敏感，也自豪于自己能够恰当处理与高学历哥哥姐姐和公司高管儿媳妇关系的“高情商”，她把社区组织当成复杂人际关系的综合体。杨阿姨作为“家庭负担比较重”的人，则更多是在家庭之外寻找一个自己的放松与娱乐空间，因此她既没有像唐阿姨那样承担繁重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也不像周阿姨那样关心审美形式与人际关系。即使对她来说，社区活动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空间，是对“辛苦过来了”的一种犒赏，但她在访谈中也没有主动赋予这个空间以更特殊的意义。对于参加协会的自我表述，杨阿姨只是说“我是跟她们俩来玩的”，直接将社区参与落在了友谊关系上。

三人不仅共同参与社区活动，私底下也是经常一起玩耍的朋友。唐阿姨说：“我们三个人经过了这么多年才走在一起，虽然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是都会化解的。”即使有了芥蒂与质疑，她们也会直接表达。平时，她们经常发朋友圈，也很在乎彼此的互动。杨阿姨说了一件事：“我每次发朋友圈，唐老师总会发表她的评论。”但是，有一次，杨阿姨发现唐阿姨连续一个月都没有给自己点赞，就当面问她是否屏蔽了自己，结果发现是唐阿姨误操作了手机。与此相对，虽然得到家人的认可她们会很开心，但她们都不预期家人会和自己在朋友圈互动。对于重视社会关系的她们来说，在社会关系这个中间层次，关系越好就越要外化到交往互动的层次来表现。

从协会内部的合作关系来说，唐阿姨和周阿姨的关系要更密切，因为她们合作、交往的时间更久、经验更多。从周阿姨的角度来说，她把自己和唐阿姨的关系摆在第一位，更感激唐阿姨对自己的“庇护”，而周阿姨对人际关系的斡旋也构成了对唐阿姨的支撑：

我跟她比较接近，她很照顾我，别人就对她意见很大，都说她包庇我。她不做以后，我也不想做了……我尽量不让她不开心，如果我有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分了……我就知道她肯定生气了，我就要想办法（去向她解释）。

出于彼此间紧密的友谊关系，唐阿姨卸任街道老年协会会长之后，周阿姨和杨阿姨也就不再参加老年协会了，她们一起转入了其他社团活动。这种关系既是周阿姨和杨阿姨开玩笑说的“紧跟领导”，实际上也是合作的搭子，“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一起参与，就像搭子一样。有什么事情我就找她，就是这样的，一路上这么多年了”。

人际关系是推动协会组织各类公共活动的基础。在老年协会这样的公开组织中，要想“玩得开心”，仅靠个人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虽然唐阿姨在访谈中未明确表达对老年协会的留恋，但对于热爱协会活动的她来说，卸任后难免会感到一丝落寞，周阿姨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唐阿姨的这种心情。周阿姨还分享了她在不同程度的友谊关系中如何保持平衡的经验。当她们都离开老年协会后，街道的一个新组织曾邀请周阿姨带领更大的团队。考虑到唐阿姨的感受，周阿姨果断拒绝了这项邀请，甚至没有告知唐阿姨此事。于是，街道转而找到了她们共同团队的另一位男性成员。他向唐阿姨征求意见，却未得到支持，随后他又去询问周阿姨的看法。周阿姨支持了这个男成员，并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约定了未来各自的活动空间和规则。

我跟他说：“我叫你一声大哥，你去我不反对，人各有志。”当时他能来问我，说明他还是蛮尊重我的。他告诉我，只要我叫他，他随时都能来。但实际上，当他来找我时，我却没办法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婆也在里面，这让他很为难。我跟他说：“你去没关系的，但我希望你到了那里后，不要再干扰我们这里的事情。”他答应了。我们把话说清楚，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问题处理起来大家就会舒服。如果大家都不舒服，那就不开心了。

上文事例说明，表面上松散的社区社会组织并不是来去自由的志愿机构，因为其中的人际关系同样存在派系与分化的风险。然而，人际关系的分化并不总是由于利益冲突，往往与理念和道德的分歧有关。唐阿姨认为：“以前老协会里有儿个人，他们太自私了，总是在有经济利益时才出现，这些人实在可恶。”这一事例并不意味着唐阿姨她们一定更正确，而是表明理念和道德的分歧可能导致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彻底断裂。

 

 

上文解释了友谊为何构成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友谊仅仅是女性从家庭步入宏观政治的桥梁，或只是家国之间的中介地带。近年来，“家”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图式越发具有影响力。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时，有研究者指出，传统血缘伦理能够吸收和适应其他社会关系的原则，广泛构成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在当代研究中，许多学者也关注基层社区对家文化资源的利用。然而，从本文的材料来看，由友谊支撑的活动空间，其意义并非简单比拟或附庸于家庭，不能仅用“拟家化”这样的笼统概念来描述。友谊需要在“离家”的状态下展开，而这种友谊关系又能帮助参与者以更积极主动的人生状态不断重新“回家”，最终稳固女性在家内外的自我认识。

在这几位老年协会成员的感受中，参加和组织协会的动力源于家庭生活的经验，但最终营造出了不同于家庭的新生活空间和感觉。尽管访谈对象会使用“社区是我家”等拟家化的表达，但其底层情感结构已发生变化。换言之，即使行动者仅有传统语言资源可用，公共活动也并非只是传统情感的复生，而是可能通过友谊的激活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活空间。然而，我们不必急于得出结论，认为这必然指向更符合现代个体主义的意识。下文将指出，“离家”的意义是多重的；对于不同成员而言，离家的意义也各有不同。本文将在夫妻、亲子和家族这三层通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广义家庭关系上探讨，家外的友谊如何强化与稳固女性在家内的自我感受。

（一）夫妻关系

在最初的访谈中，三人都提到，女性之间“家长里短”的交流形式可能不被男性喜欢。“就像他（周阿姨的丈夫）所说的那样，你们这类婆婆妈妈的事情，他不想参与。”此外，“把丈夫带出来还要考虑他们能否融入小团体，和三个人单独相处更简单”。后续的访谈中，她们逐渐流露出更深层次的感受。合唱团成员之间的友谊构成了她们的丈夫无法体会甚至不认同的情感世界。在三人中，唐阿姨和周阿姨的丈夫都比她们大近十岁。唐阿姨抱怨道：“他老是顾虑重重，我想给他买衣服，但他总是不愿意。他说家里衣服太多了，自己不买，也不让我买，不过我照样买。”周阿姨也表示自己的丈夫类似，会批评她买那么多快递，而且他把更多精力投入业委会，而不是唱歌跳舞等艺术活动。

然而，无论是唐阿姨还是周阿姨，她们在讲述这些差异时的语调都让人觉得，她们并不在乎这些问题。对此，杨阿姨说：“他们（唐阿姨和周阿姨的丈夫）太朴素了。而我老公年纪稍轻，更符合这个时代。”三人一致认为，杨阿姨的丈夫“更风趣”“情商高”，杨阿姨还提到她和丈夫一起浪漫地散步。然而，杨阿姨的丈夫同样不喜欢参与公共活动，退休后专注于打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还配备了精致的座椅和灭蚊灯，可以每天在花园里喝工夫茶，邻居经过时常驻足欣赏。尽管杨阿姨从不参与小花园的打理，但她仍以骄傲的语气谈论和展示这一切。

杨阿姨和丈夫是在工作中自由恋爱结为夫妻的。与她相比，丈夫在性格上更加随和。虽然她给他贴上了“不上进”的标签，但内心深处，她其实非常欣赏丈夫的这种态度：

我老公从来不要求上进，跟我爸完全不同。他在小学时从未戴过红领巾，那时候戴红领巾并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普遍。他没有红领巾，上中学时也没有参加红卫兵，性格调皮但聪明，老师只对他说一句话：“上课不要说话。”他的成绩一直很好，老师告诉他只要不影响其他同学，随便做什么都行。后来我去了伊拉克后，他已经在单位里加入了团组织。其实他并不想加入，而是因为团支部需要他拍照和参与活动，他拍了照回来后自己学会了印刷，还买了摄影设备。

前面提到，杨阿姨在三人中对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意识最低。这既因为她没有特别突出的艺术技能，也因为家庭生活的多样性已为她提供了丰富的体验。然而，在她自豪的表述中，听者似乎能够感受到，杨阿姨在家中的“传统”面貌与她在社区团队中追求“上进”的形象，对她而言都是真实且互补的生活面向。

总体而言，由于年龄、性格及理念的差异而导致的夫妻矛盾，在友谊空间中得到了消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夫妻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通过妻子与丈夫的直接对立来体现的。女性通过友谊交往，将家内男性的状态与观点进行相对化，从而接受了这种差异。这三位研究对象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被强化为压倒家内男性意见的斗争意识。她们对于夫妻关系中的差异理解是高度经验化和生活化的，通过友谊空间营造出一个彼此欣赏和表达的环境，消解了“老思想丈夫”观点可能带来的压力。在公共参与和生活丰富度方面，她们都给了自己一种很高却不以男性为中心的自我评价。可以说，唐阿姨、周阿姨和杨阿姨虽然具备离家的觉悟，但实际上又不断返家，在这种往复中展现出生活的活力。

（二）亲子关系

友谊关系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作用方式各有不同。尽管三位研究对象都明确认为合唱协会活动是和夫妻关系相对独立的外部关系，并积极调整自己的夫妻关系，但在意识层面，没有人将合唱协会活动视为与亲子关系对立的存在。因此，至少对于本文所讨论的50后女性而言，亲密关系的变革主要集中在夫妻关系，而非亲子关系。

细致分析三位研究对象的育儿经历，可以发现她们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与当今普遍存在的问题相似。作为新中国早期的城市职业女性，她们同样面临工作与育儿之间的选择难题。当我们询问“育儿过程中是否经历了特别大的困难”时，唐阿姨详细讲述了许多“辛苦”的故事。相比之下，周阿姨和杨阿姨提到的困难较少，因为她们都生活在更传统的育儿环境中，有老人提供支持。

“我老公那时候在铁路局，我一个人带孩子，觉得蛮辛苦的。”唐阿姨回忆起自己喂奶、照顾生病的孩子，以及送孩子去全托和幼儿园的经历，情感满溢，几乎泪流不止。即使经过几十年，她依然能清晰回忆起那些细节。“我女儿一直吃母乳，从未喝过牛奶，直到14个月才断奶。而且她胃口很小，母乳常常吃不完，还会漏出来，幼儿园里有个小姑娘没有奶吃，就跟着她一起吃。”虽然女儿很早就入托，但唐阿姨与女儿之间的自然情感连接仍然十分强烈。这段喂奶的故事也反映出，唐阿姨是一位基于自然感情行动的人。

由于缺乏家人帮助，唐阿姨在女儿3岁多时便将她送去了全托幼儿园。

孩子才3岁半，晚上要住在幼儿园。那时，每次送她去都是星期一早上。我住在四川路，每次都会带她到附近的四多点心店，给她吃汤圆。她特别喜欢汤圆，尽管只有3岁半，却能吃下三个，我都觉得有些惊讶。但为了让她开心，我总是带她去吃。送她去幼儿园时，她常常会哭，而我也舍不得离开。有一次，我在单位接到幼儿园的电话，说女儿生病了，听到这消息我一下子眼泪就掉了下来，赶紧赶到医院去看她。女儿躺在床上，一边说肚子疼，一边哭，看到地上还有一条虫在爬，还呕吐着，我心里非常难受。

女儿成年以后，唐阿姨夫妻和女儿的关系在形式上显得相对更对立，边界感很强，各自有家。在唐阿姨的眼中，女儿是一位事事独立、事事优秀的女性，不论是升学、工作，还是谈恋爱、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都是自己妥善处理的。女儿毕业以后进入外企，工作比较繁忙，以至于唐阿姨有时候“都在抱怨她不大跟我联系。我老公后来就说，你每周要跟你妈妈汇报一下的”。女儿对母亲的态度是相当尊重与理解的。“我昨天到她（女儿）家那里去，我说我要复印一些剪纸的东西去上课，我女儿说：‘你的生活太丰富了，我老了以后也要像你一样，你这个人生太丰富了。’”事实上，在唐家两代人的事业历程和生活历程之间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母亲和女儿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都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家庭生活中的独立性都比较强。只不过表面上看，母亲和女儿的工作与活动领域不同。

不过，当下唐阿姨本人对这种代际独立性的心态是比较微妙的。三位好朋友对彼此的家事细节都了如指掌。聊天时，自己带大孙子的周阿姨很羡慕唐阿姨的轻松：“你看她（唐阿姨），什么都不管。”唐阿姨这时立刻就反驳了，似乎要澄清自己并非不称职的母亲：“我自己不带外孙，但是我星期六、星期天都会烧菜，送到他们那里去。”不过，真正反映出唐阿姨“独立性”的极限的，还是三人团体对养老问题的讨论。关于养老，在观念上，唐阿姨、周阿姨和杨阿姨仍然都认为子女养老是理想型，丈夫和自己一样是需要被赡养的。但是，她们并不会主动去跟子女讨论养老问题，因为担心给子女带来额外的负担。所以，三人终究都觉得，杨阿姨家里90岁的公公，在家有人照顾、有人送终“是有福气的”。

如果说友谊平衡了她们在夫妻关系中感受到的张力，那么友谊同样帮助她们应对了亲子关系的变化。尽管三位阿姨都表示不想住养老院，但实际上她们已经结伴参观了许多养老院，并进行了比较和挑选。可以说，集体活动本身构成了退休后的养老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准备。

周阿姨、杨阿姨明确表示希望跟随子女养老，这与她们自己向上赡养老人的行为一致。“从我26岁结婚起，我就和公公婆婆一起住到现在。我跟公公居住的时间比和自己父亲居住的时间还长，婆婆走得早。”她不希望去养老院，经过权衡现实，她认为未来合理的安排是能够在家养老。虽然唐阿姨的养老预期未超出传统文化，但在面对现实时，她却全面考虑了女儿的生活状态。实际上，她也认识到女儿与自己关系的形成是历史的结果。然而，她并没有强烈的“罪己”意识，也没有“罪人”的情绪，而是坦然地计划自己的养老事宜：

我不怎么期待（女儿养老），因为她从小（上的就是）全托（幼儿园，独立性很强）。我们那时候对小孩的要求，和现在的父母不一样。就想她读好书，其他啥都不要做。家务等都是妈妈做的，她不做，就管学习。所以她不大会做事，到现在四十几岁了（还是不怎么会做）。她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她可能也没烧过一餐饭，也没洗衣服。她的工作很出色，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会做。我还指望她养老？

需要强调的是，唐阿姨家中所表现出的代际独立性，未必能立即解读为一种代际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实际上，关于养老问题的理想期待表明，本文讨论的50后父母的养老理想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那么，如何理解50后这一代人所展现出的看似更强个体性的日常居住安排呢？至少对于本文研究的这类50后群体而言，她们对生死的文化理解未必经历了同样的根本转型。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和理解，需要进一步记录和探讨。

对于曾在单位制工作的50后女性而言，单位制在育儿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塑造。当她们的生命历程进入老年阶段时，可能会展现出唐阿姨所表现的“独立心”。然而，这种“独立心”蕴含着复杂的社会意义，远不止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简单勾勒。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单位制下50后女性从“上进心”向“独立心”的转变，与自立自主的自我道德标准相一致。其次，潜藏在“独立心”背后的，也可能是长期以来对子女在亲情上的亏欠感。最后，在上海社区中，老人独居表面上看似不依赖孩子，但实际上可能形成对社区和国家的深度依赖，将其视为亲情的替代性依靠，这导致了对国家养老的极高要求。

对于单位制一代而言，社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二者在心理结构上都蕴含着“家—个人”关系的意义。因此，对于一位老人来说，他/她在社区里的位置实际上是“（国）家-（己）家-（子）家”的交叠。当他/她在心理结构上不再依赖“子家”而转向依赖“国家”时，这种心态反而直接回归了传统，即将“国家”视作“父母”，将“居民区干部”视作“子女”，这实际上强化了基层治理中的张力。如上文所示，友谊这一层关系可以在其中充当适当的缓冲。

（三）家族关系

除了唐阿姨因独生子女身份而家庭关系较为简单外，周阿姨与杨阿姨均来自关系较为复杂的大家庭。或许周阿姨自己并未意识到，她在这个并不和睦的大家族中，依然感受到了亲人之间不可分割、相互牵扯的责任感。这种在延续的人生中不断凸显甚至强化的责任意识，促使她步入公共生活。与唐阿姨相比，周阿姨常常抱怨社区工作的辛苦和不易。然而，与唐阿姨在一起时，她依然能够坚持下去，并把社区服务视为一种享受。可以说，唐阿姨的公共责任意识更多源于早年的思想教育，而周阿姨则主要源自切身的生活经验，两者在交汇后起到了互相强化的作用。作为独生子女，唐阿姨却能深刻理解周阿姨家中的琐事。谈及周家兄弟姐妹之间的分歧时，唐阿姨一句“要保护弱者”便能换来周阿姨的会心一笑：

有时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坚持？我们从小就有一种观念，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很重。她（唐阿姨）是独苗嘛，杨（阿姨）有一个弟弟，我则有七个哥哥姐姐。我姐姐一看两个哥哥都在读书，她也要读，读书就要用钱。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家里姐妹多，谁来养？我姐姐成绩很好，随便什么大学都能考上，但是她选了一所什么大学？华师大！因为读师范免费。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有这种信念？退休了应该好好玩，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有时我们两个（指和唐阿姨）想出去玩，又被好多事情拖着。我已经“奔七”了，我最好活在自己的时间上，对吧？但是没有的，有时我就跟她抱怨。以前公公婆婆还在，想度假都没条件。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送走了，小孩又生出来了。现在自己退休想玩一玩了，身体又不好了。

从小就习惯于管理家务的杨阿姨，目前仍承担着照顾大家庭的重要责任。她甚至会为自己的角色寻找合法性：“我们现在尽量支持孩子的工作。我会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虽然我在外面玩，寻求一点开心，但家里的事情也要处理好。”杨阿姨说完，唐阿姨立刻补充道：“老公公离不开人。如果她（杨阿姨）要出去，她的丈夫就得留在家里。”从唐阿姨的人生选择来看，她的许多决定都将事业放在首位。然而，她始终尊重和理解杨阿姨以家庭为重的选择与处境，并没有要求对方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杨阿姨相对较低的公共参与强度，无论是家庭结构简单、较少受家庭事务困扰的唐阿姨，还是自认为最近才完成“带孙子的家庭任务”的周阿姨，都表示理解：“她很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做。”

实际上，这是笔者最需要体会和思考的部分。这三位经历丰富的女性，虽然无法改变各自生活中的琐事或重担，却相互承认了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及其承担者的道德品性。她们形成了对各自现实生活方式的尊重、共情与支持，这或许是她们这个小团体产生积极社会行动的根源。

 

 

现在，本文尝试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辛苦过来了”这种说法背后是否存在某种自我？本文讨论的几位50后女性研究对象可能具有一些普遍的经验特点。首先，她们对自我的理解包括对事业的定义与追求，这一点并不依赖于任何社会关系的支持，但也因此使她们体验到事业追求与育儿之间的冲突。在养育孩子的阶段，她们会经历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可以“辛苦过去”的，并不总是感到人生被永久撕裂。这或许意味着，尽管她们在客观上体会到了自己与家庭、职业等方面的张力，却不借助明确的自我理论框架来深化这一冲突，而是展现出一种基于生活实践的韧性。其次，从表面上看，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50后女性构成了社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结构；然而，其真实而持久的基础可能源于友谊，这是一种没有太多“用处”的社会交往形式，但最终却成为这群人同时要求自己“为己”“为家庭”和“为社会”的关键环节。

比较而言，本文研究对象的“自我”概念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且与外界隔绝的本体；相反，自我体现在与不同对象的关系及从这些关系中获得感受与回馈的能力上。有时，“自我”完全体现在个人身上，如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现价值和精进某种职业技艺，这一面向在唐阿姨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另一些时候，“自我”则体现在家庭之中。在家庭环境中，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虽互相关联，但夫妻关系在自我构成中的地位已发生变化，而亲子关系则保持不变，这一点在几位研究对象对家庭生活历史的叙述中清晰可见。有时，“自我”又体现在与国家的同一性上。尽管这一层面确实很重要，但并不是个体唯一的意义。在本文中，对自我与友谊的理解促进了人与国家政治的同一性。此外，友谊在上述多重关系中发挥了维系和激活的重要作用，连接了这些不同的面向。

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本文研究对象的自我状态确实可以纳入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来理解。追寻意义的各种实践，就是在自我寻求特定权力的同时深刻服膺社会政治体制的过程。然而，在本文看来，这种理论视野无法涵盖相当部分女性的生活实践在历史转型中的具体意义，她们更关注的是家庭内部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协调与整合。这种不断协调自身与社会关系的主体能力，使她们获得了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社会生活的能力，展现出一种面向生活实践、承担生活实践的主体性。

因此，本文认为，理解这类行动者“自我”的关键不在于其与国家、政党等制度的关系，而在于她们超越这些表述而追求更伦理化目标的能力。尽管她们并不持有某种纯粹自觉的自我观，但都能够与他人建立友谊关系。初看之下，可能会认为她们是由制度结合起来的群体。然而，当观察尺度足够细致时，就会发现她们各自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格特质。彼此之间的友谊，正是与对方人格特质相互结合、包容与联系的过程。

然而，并非所有这一世代的个体都具备不断适应新生活、新时代的能力。例如，我们曾遇到另一位研究对象汪阿姨，她多次与我们的研究团队分享了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上海的生活记忆。相比之下，唐阿姨、周阿姨和杨阿姨的分享则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家庭和社团生活上。尽管我们不能由此得出汪阿姨无法适应新社会情境的结论，但显然唐阿姨比汪阿姨更加具有行动力。也就是说，虽然唐阿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人生早期形成的心智结构，但她能够不断使用新的材料来丰富这一结构。与其说她们要走出家庭，不如说她们希望超越特定时代所带来的影响，从而焕发出适应现实生活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看似可以完全不参与社会生活，而只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完全个体化与完全政治化的生存方式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原子化还是核心化的家庭生活，都存在缺乏真正社会性的风险——这正是本文尝试讨论友谊在社会性构成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原因。虽然观察友谊在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新颖，社会理论中对友谊的讨论也并不少见，但本文更感兴趣的是友谊在具体生活实践中的实际作用。案例显示，社区中的社会关系已无法仅被理解为家庭关系的简单复制，它们与家庭关系相互作用。友谊不仅提供情绪价值和社会网络支持，还在无形中构建了丰富的人格基础，扩展了个体生活的丰富性与可能性，并相互证成了对方的伦理主体性。她们的交往并非功能性的，而是每个人都对彼此的生活史有深入的了解。在与对方生命史的比较中，她们获得了对自身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一直存在广泛的民间社交网络，学术界对此的关注由来已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解释方向。一种认为，强有力的民间网络源于普遍人性的利他与互助属性；另一种则视其为中国特有家族主义的泛化形式。从本文的理解来看，这两种解释或许都显得宽泛。梁漱溟在探讨中国社会生活时指出，中国人所有社会关系的起点都是“家庭关系”，但他明确拒绝了“家庭本位”的说法。他认为，人并非只在自己的家族中生活，而是要走出家庭，与社会互动。“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着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展开，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因此，“伦理本位”观点强调社会交往具有自身的伦理价值，不能仅被视为血缘伦理的简单复现与比拟。虽然社会关系的起源在家庭，但它超越了家庭，展现出家族关系所不具备的突生意义。社会的意义超出了家庭，当今时代甚至需要社会性反过来滋养家庭。这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社会性”——人们在跨越家庭的社交中获得的新意义感，情感恬淡而意义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对“朋友”关系的全新发掘与发展，需要更强的伦理能力。

最后，本文涉及性别维度，对此，本文认为应重返现实社会经验，而非仅从理论立场出发，观察女性群体自我建构与表达的多重可能性。在这方面，本文清楚认识到，研究中的三位50后城市女性虽牵涉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但她们所作出的行动选择仅是一种类型而已。尽管如此，思考这一问题仍然有其价值：这些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承担各种责任与伦理要求的女性，如何理解其内在的自我结构？有哪些条件使得她们在承担不同伦理责任的同时，仍能获得主体性和自由感？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本文尝试给出的回答是友谊，这是一种在具体生活情境中与他人真实互动、理解和尊重差异，并彼此包容、支撑的关系状态。友谊可以促进个体心智的解放，同时向外扩展成指向社会积极行动力的来源。

 

 

文字编辑：郑如一、代欣怡

推送编辑：周丽敏、毛美琦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