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实践”作为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共计4学分，可在大三的任一学期选修。课程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或带领下进行实地调研、撰写调查实习报告。学生调查实习的基本经费由社会学系提供，并在每学年实习结束后组织优秀报告评选活动。

现结合我系具体情况，制定“社会调查实践”课程管理规定如下：

课程基本要求

（1）“社会调查实践”的课程类别为专业核心课程，共计4学分，成绩由研究计划、调查报告和调查期间的综合表现决定，由本科科研导师进行评定。

（2）课程初期需撰写具体的调查研究计划（见附件1），经科研导师批准后方可提交，系里可以协助开具田野调查介绍信。

（3）调查结束后需提交符合学术规范的调查报告，学生可选择以团队形式进行田野调查，但每名学生都需要独立撰写调查报告，若报告出现雷同情况，将按照《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与学术规范条例》进行处理。调查报告内容不得与其他课程论文内容重复。

调查实践经费管理

（1）每名学生的调查实践经费上限为2000元，在选课学期调查实践结束后统一报销。

（2）调查实践经费报销单须经科研导师审阅签字，经费报销范围包括往返调查地的火车票（硬卧）、调查地住宿费用、调查地交通费用及调查期间的餐食补贴，其中餐食补贴上限为每人每天100元，且调查地应与前期研究计划一致（特殊情况须提交科研导师证明）。

调查报告评选

（1）每学年结束后评选“优秀调查报告奖”，以导师给出的课程成绩为基础对调查报告进行初选，并组织入选学生进行调查报告答辩。

（2）“优秀调查报告奖”设置10名，每名奖金3000元。

本规定自2017年1月起实行，未尽事宜由社会学系负责解释。

社会调查实践课程的学分计划自2016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社会调查实践”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必修课，共4学分，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或带领下进行实地调研、撰写调查实习报告。学生调查实习的基本经费由社会学系提供，并在每学年实习结束后组织优秀报告评选活动。

现结合我系具体情况，制定“社会调查实践”课程管理规定如下：

1.课程基本安排

（1）学生可在大三学年的任一学期（秋季、春季、暑期）选修该课程，调查报告须在选课学期考试周结束后一周内提交。

（2）课程初期制定具体的调查研究计划，在导师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社会学系可协助开具田野调查介绍信。

（3）调查结束后需提交符合学术规范的调查报告，学生可选择以团队形式进行田野调查，但每名学生都需要独立撰写调查报告，若报告出现雷同情况，将按照《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与学术规范条例》进行处理。调查报告内容不得与其他课程论文内容重复。

（4）课程成绩由评审组给出，具体方法如下：

①社会学系在职教师均参与报告评审；

②每篇报告由4位教师参与评分，包括导师与3位随机确定的评委；

③4位评委独立打分，按导师分数占40%、其他3位评委分数分别占20%的权重计算总分。

2.调查实践经费管理

（1）每名学生的调查实践经费上限为2000元，调查实践结束后统一报销。

（2）调查实践经费报销单须经导师审阅签字，经费报销范围包括往返调查地的火车票（高铁二等座、火车硬座或硬卧）、调查地住宿费用、调查地交通费用及调查期间的餐食补贴，其中餐食补贴上限为每人每天100元。

3.优秀报告评选

（1）每学年评选出10篇调查报告，颁发“优秀调查报告奖”，并给予3000元奖金。

（2）“优秀调查报告奖”以课程成绩为基础对调查报告进行初选，并组织专门评审组进行评审。

本规定以2017年1月起实行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社会调查实践”课程管理规定（试行）》为基础，于2021年11月修订，并针对2019级及以后的本科生实行。未尽事宜由社会学系负责解释。

壹

 

田野过程讲述

 

我的田野地点在泰国北部的克伦人村落，这次经历让我对民族主义和边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也是我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对影视人类学的初探，后来承蒙李伟华和其他几位老师关照，在他们组织的云大北大影视人类学工作坊中得以学习更多知识，并加以实践，在此过程中，我愈发觉得自己在自发状态下所做的探索在很多方面是值得反思的。

 

暑期，我参加了一个人类学项目，老师会结合我们的兴趣介绍一个NGO来对接，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戏剧和影视，希望能有机会去剧场里做田野，拍东西，但是老师说这不太现实。泰国是个佛教国家，如果是与神圣性有关的戏剧，带着相机进入田野很难。所以我就说那去看看学校也行，然后老师就给我对接了一个NGO：Inter mountain people’s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ailand。

 

到达这个NGO之后，他们的负责人先给我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他们主要是在清迈周边的山区活动，针对的是山区地区的教育问题。他们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一个叫mowakhi的克伦人村庄，村子正好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小学，我觉得确实非常有意思，就随他们一起去了。

 

这个村子住的全是克伦居民，他们因缅甸内战逃到泰国境内。克伦族是缅甸的第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村子是1992年建立的，因为语言不通我在村子里也没问到确切的历史情况，推测是在缅甸内战缓和之后，首批逃往泰国的难民中有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没有跟随绝大多数难民一起回到缅甸，而是在泰国北部的山区中安家成为边民。

 

这种Bi-cultural education system我是在NGO的宣传小册子里看到的，它指一种二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体系，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感觉当地居民还是保持着非常传统的克伦人生活习惯，很多老人不会说泰语，只会说克伦语，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二元文化指的是他们当地小学当中所谓tradition和modern的教育体系。

 

据说这个学校有27年的历史了，也就是有这个村子的时候就有了这所学校，学校一共有64名学生和5名老师，这64名学生中有五十多名就是本村的，还有几名学生来自附近的两个克伦人村落。因为当地人家里一般没有交通工具，山路又非常陡峭，小孩子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学校，所以这几个孩子是住在学校的，只有到了周末才回家。

 

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因为泰国政府不认同他们的二元文化教育体系，所以学校得不到政府的拨款支持，教学经费和老师的工资都来自于捐助和非政府组织支持下的义卖。去之前，NGO的负责人就告诉我，他们学校特别有特色，并给我看了一段宣传片，里面就讲到他们把学校的课程分为两个模块，一个叫traditional knowledge，另一个是modern knowledge。

 

其中modern knowledge就是教授正常的公立学校所教授的课程，但是会比他们教的要简单一些，因为老师们说这里的学生理解力没有那么好，更多的时候要结合着实践去教，我当时去参观过他们的数学课，他们的数学老师是个和尚，清迈大学毕业的，以前学工程，后来出了家，他来到这个村子说可以教学生数学，只要给他一个安静的修行的地方就行。

 

我去看了他给五年级的孩子上数学课，正在教他们列竖式算两位数乘两位数，他好像是我见到唯一一位上课会用书本的老师，其他的老师上课基本都不用书本，课堂的实践性非常强。在traditional knowledge方面，学校会教给学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传统技能。

 

 

我去的第一天，他们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和学生们一起上一堂课，我愉快地答应了，结果他见我答应了就愉快地走了，留下我跟一群不会英语的小孩子在一起。他们从厨房里端出了很多西瓜皮，大概得有两大筐，大家就坐在地上开始把西瓜皮切成特别小特别小的丁，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但也只能跟着做。

 

等我们终于把所有的西瓜皮都切好了，两个男孩子拿来了几个大桶，在里面倒上了一些黑色的不明液体，然后把西瓜皮倒进去，搅拌匀，之后我们就抬着这个桶去了学校后面的一片土地，那个领头的男孩子一声令下，大家把桶里的东西全部倒在了土里。

 

我整个人完全是懵的，我确实没见识过这种场面，而且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是在干什么，后来我终于再见到那个老师的时候，我问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他说这是在制作天然肥料，我们倒东西的那个地方是他们学校种菜的地方，西瓜皮作为有机物切成小块加上其他东西倒进去，他们认为这有助于植物的生长。

 

接下来我可能会不单纯讲我在清迈做田野的经历，因为很多事情是我后来到西双版纳拍片子时才理解到的。我当时拍片子用的是手机和一个可以放手机的手持器，手持器的作用主要是在推拉摇移的时候保持稳定，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不会特别抖，在这方面它确实很管用，但是这个手持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后面会详说。

 

拍片子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开机的恐惧。我在做田野之前设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孩子们不想被我拍，或者老师、NGO反感我这种行为，我想了很多种解释的桥段，甚至做好了不能拍我就先写民族志，结果这些都没有发生，带我去的NGO负责人甚至问我说到时候我的片子剪出来能不能给他们留一份，当然我也答应了。

 

我确实没想到开机最大的阻碍来自于自己，我刚下车就麻利地装好手持，想从头记录我进入田野的过程，结果我发现有很多孩子在盯着我看，他们也不说话，就静静地盯着我和我的手持看。我意识到自己在被观察的时候我整个人会感觉非常无所适从，迅速收了手持，乖乖跟在NGO负责人的后面让他带我参观学校。

 

我当时写的田野里有这样一段话：“清迈地区有大量的缅甸难民，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得以接触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然而当我试图举起相机的时候，我却发现记录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语言障碍、文化隔阂、进入的可能性、研究伦理……这些问题无一不在困扰着我。我的第一次影像人类学田野尝试仓促终结，研究对象看着我和我的手持器的眼神让我没来由地胆怯（尽管这种眼神至只是单纯的好奇，并不具有任何恶意），我发现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我都没有做好准备。我本以为，自己迈出第一步只需要勇敢便可以了，然后到头来发现自己连这都没有。”

 

这是我当时进入田野时非常真实的感受。不过好在当地的孩子们对于我拿设备拍他们这件事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抗拒，所以后来在我和他们混熟一点之后，我鼓起勇气又试着拿起手机开始拍，他们在镜头下就可以相对自然了。

 

对于用影像收集田野材料作为民族志的表达方式，我的一点感受是，影像作为我获取田野材料的方式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我以后对这个村子做了更多的田野，然后想写一本民族志，我可能要用相当长的一章来描述他们上染织课的场景，你们还不一定理解我在说什么。但是借助影像的帮助，我可以用六分多钟的小片子把这个过程展示出来。

 

举个例子，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话：“水从近15米高的闸门上翻下来，跌水甚高，流速猛增，紧靠大坝的下游河面波涛翻滚，一连接一个的水浪象脱僵的野马一样横冲直撞，奔腾咆哮，水势一直到河道1.3公里处的西南拐角才减缓下来。山阳公社沿河两岸的农田被大片冲毁，紧靠电站的明月坝被冲刷得尤其厉害。”

 

这段话取自应星老师《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写的非常生动，但对我来说想象这个场景其实是富有难度的，如果不是我停下来反复想，可能就这么过去了，相比而言，如果是影像，我觉得就可以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展现你在田野里获取的材料。

 

但是，在此同时我也能清楚地感受到，影像这种记录方式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它确实可以帮我获得更生动的田野材料，却也可以成为我进入田野的一种阻碍。我能感受到，当我举着拍摄工具进入田野，去拍摄他们的时候，是比我以一个个体身份去和他们打交道更困难，田野材料失真的可能性也更大。

 

有可能我以为自己记录下来的是事实，但其实他们就是把我当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自我呈现机会。而我举着相机去拍摄的这种行为会让我觉得，我把我当成了跟他们不一样的存在，尤其在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只要举着相机我就是不敢说话的，如果有人让我参与什么活动，我一定要先把相机关机放好，然后去加入他们。

 

而一旦我开始拍，我就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在记录，后来我才逐渐试着边拍边去交流，但现在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做访谈的时候虽然能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手上举个相机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后期回看时就会发现一些极为别扭的机位和角度。

 

因为村子过于偏远，很少和外界沟通，孩子们几乎没有用过什么电子产品，他们见到我的手机和电脑都觉得特别稀奇。当时有一个住校的小女孩，她每天放学后就会来找我。我有几天着急赶影像边疆的deadline，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读东西写书评，她就默默坐在我旁边看我用一种她不认识的语言写东西，从来不打扰我。

 

有一天她突然跑去找她们学校的一个会英语的老师，回来非常郑重地跟我说：“take a photo of me”，我那天就给她拍了很多照片，拍完之后她就靠在我怀里一张张地看她的照片。后来我突发奇想，就把手机给了她，我跟她说，take a photo of me，我把相机给她打开，她知道了按那个小圆点可以拍摄后，就拿着我的手机给我和给其他人拍照。

 

因为学校条件艰苦，我们去的时候只能睡在他们平时睡觉的地方外屋的地上。我特别害怕虫子，所以带了一顶帐篷，一个是隔绝热带地区的虫子，再一个也是创造一点必要的私密空间，只要我拉上帐篷的门，孩子们就知道我要休息了或者我要做自己的事情，他们就不会来打扰。

 

几个住校的孩子睡在房间里面，我也从来没进去过。但是在我走的那天，那个一直陪着我的小妹妹突然把我带到了他们的房间，小妹妹拿过我的手机，我之前有教过她怎么录音，她就拿着我的手机开始跟朋友们唱歌，唱完再自己放着听。

 

一开始他们还是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后来唱高兴了就有小孩子躺到地上笑到打滚，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我真的进入了田野。我真的被他们所接纳，成为他们信任的人，让他们可以表达真实的自己。

 

总结一下，我觉得影像这种记录方式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民族志的记录方式，拿着摄像机的我要以一种非传统的参与方式进行田野观察，此外，手拿相机进入田野，也使得我面临着需要更谨慎处理的田野关系。

 

至于我这样做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说实话从我去到我回来都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做一个深刻的自我检讨。我们在云大的时候放了一部片子，叫《北方的纳努克》，很出名的一部片子，作者跑到北极，以爱斯基摩人中最出色的猎手纳努克为主角，展现了他们捉鱼、捕猎海象、建筑冰屋的场景，被称为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第二遍看片子时，我无意之间看到了开头字幕里的一段话，然后突然就有了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感觉。他说，在1920年，他认为自己拍了足够多的电影素材准备打道回府，可怜的老纳努克来到我的住处跟我探讨如果我再多停留一年可以我们还可以拍些什么。

 

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感觉自己被戳中了，那种震惊感和无措感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后来我知道有太多人类学家在反思这件事，我们跑到这样一个地方去赋予研究对象一种现代性的意义，然后我们走了，这种现代性的意义却永远留在那里了。

 

而在影视人类学的实践中，我认为这会是一个更加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相机或多或少的会让被拍摄者感受到自己在进行一场表演，我之所以会对《北方的纳努克》这部片子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主要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没有足够的田野伦理意识的情况下跑去做田野，做的事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这件事情确实折磨我蛮久，我可能是个比较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没办法面对自己这次田野经历。之前跟张帆老师请教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跟我说：“这个事情你不去做也会有别人去做”，我当时没有理解这句话，也没能接受这个解释，我觉得这或许可以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个有罪的人，但不能解释学科背后的伦理困境。

 

后来我慢慢去理解，现在比较能接受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必然的，而这种互动中出现的接触、碰撞，带来的困境，不应该单纯归咎于人类学本身，不是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去做，而是说我们不去做他们也会去做。我们不该把田野对象想得过于脆弱，更不该把自己想得过于脆弱。

 

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在西双版纳拍片子时的一个事情，我们当时选择的拍摄对象是一对汉族包工头夫妇，他们在这个村子里承包了修一段路的小工程。叔叔阿姨请我们到他们家去玩，晚上吃饭时叔叔喝了点酒，然后开始讲自己家里的亲戚是多么厉害，什么军区总司令，什么公安厅厅长，这段故事被我们录了下来，并且放到最后的成片里。

 

在云大放这个片子时，依照他们的传统要邀请自己的拍摄对象一起来观看这个片子，而叔叔阿姨的儿子正好在昆明，所以我们就邀请了他一起来看我们的片子。但是在当天的放映现场，放到叔叔一些言行的地方大家就开始笑，他们越笑我越怕。我觉得叔叔阿姨的儿子在台下看这个片子一定会感觉特别尴尬。

 

我们片子放完之后要上台接受提问，我直接抢了主持人的话筒，开始辩解我们是在表达他们用力的生活，越说越没有底气，差点在台上哭出来，等我说完之后，台下有个小姐姐站起来说了一段话，她说，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这样的片子，不会觉得这是什么令人讨厌的行为，只会会心一笑，你们能让他敢于在你们面前表达，并把这样真实而可爱的一面记录下来，这说明他充分信任你们，也说明你们进入田野做的非常好。

 

那天我们一直不敢去见叔叔阿姨的儿子，结果他主动来说想拷走我们的片子，他已经四年没见到他父亲了。之前阿姨跟我们说过，叔叔喝酒之后会发脾气、胡言乱语，而他又经常喝酒，所以她就不想让儿子们回家。我不知道他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感受，但是事情一定没有我想的那么差，他们没我想的那么脆弱，我也没必要用这种情绪折磨自己。

 

我觉得致歉这个部分是必要的，因为我的不成熟，在田野里做错了很多事，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一些“镇痛”，我希望且相信它只是镇痛，它可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我也会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试着去把事情处理地更好。此外，我应该为我没有好好读书学习致歉，这让我在田野里多走了很多弯路，读的太少想得太多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困扰。

 

特别感谢一直关心我调研进展的老师、师兄师姐和同学们，感谢田老师帮我们组织这样的工作坊，也感谢在我下田野过程中若干次心态崩掉时陪我远程聊天的小闺蜜们，感谢在田野内外用真善美唤起我对人类学的爱的人们。

 

贰

 

学生评议环节

 

评议人：王屏

 

感谢子奇的分享，我想说一些自己感触比较深的点。第一个是关于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你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直接用了民族主义与边疆构建这样比较宏观的概念，我相信你之所以会用这两个词，是因为在田野中真的感受到了。你讲到二分的教育所带来的民族身份的认识与重构，我觉得更想讲的是在打破边界的同时塑造一个边界，在开放自我包容他人的同时寻找何处是立足之处。

 

对于克伦人来说传统知识的传授本来是在家族和宗族中，现在转移到一个现代课堂中，这相当于是人为的把传统知识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从原来日常化的实践到现在组织化、课堂化的实践，这给我的感觉是传统知识的授予恰恰是在现代体系之中完成的。你提出traditional knowledge和modern knowledge一对概念，我想二者是不能不假思索的进行对立，需要在深入的参与观察中，发现传统知识和现代性对于当地人的意义所在，而不是单纯的将西方的概念灌输到我们的分析里面。

 

第二点是从你的影像实践与反思上讲的，你讲到开机恐惧，这样一种想要让相机在田野中消失的想法和早期的人类学家的想法一致，他们会远远的驾着摄影机，进行不为人注意的拍摄，以此消弭摄影机作为外来者的侵扰，寻求一种常态的当地文化。但是，摄影机不仅仅是记录田野材料的手段，它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还有被观察对象主体的延伸，完全的客观是难以存在的，被观察者对于摄影机的恐惧与对于观察者的介意没有本质的区别。

 

最后想说的是，子奇你的这次实践本身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海外的民族志在硕士阶段都很罕见，希望你不要因为田野中的负面情绪否定自己的旨趣。在我看来，这些负面情绪也是田野体验的一部分。

 

叁

 

教师评议环节

 

评议人：张帆

 

听子奇的讲述，我想到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次我们去藏区拍藏戏，他们发现我拿个机子在拍，于是藏戏团的负责人就把我带到场中心说，你站中间拍，中间拍的清楚。那是个神圣的空间，如果不是带着相机，我是不敢进去的。相机已经成了焦点，我隐身了，相机进到中间我就跟着进到中间了。关于理论层面的讨论是存在意义上的你如何去制造一种“栖居”，相机作为肢体的一个延伸，借助它把你和周围的世界勾连。

 

你的田野中也提到很多关于拍摄工具的反思，我觉得这本身也是值得写的话题。技术本身作为一种建构社会关系的东西，而不只是收集材料的媒介。你的恐惧如此真切，以至于我理解到了洛克进入田野时的慌张。

 

你关注到了民族和边疆，这很好，但是还是希望你能把它细化。如果想再做这个田野的话，有几个方面可以入手：一是进入田野之前，通过二手文献查阅一下泰国的教育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二是可以看一下泰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包括民族教育、就业方面的问题，克伦人的出现对泰国来说应该不是新生事物，应该是有机制的。三是对NGO本身的性质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背景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讨论“民族主义”的意义。

  

 

活动简介

 

2020年9月25日晚，第六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宁人以‘理’：农村抗争行动的逻辑及其消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恒、林上主讲，袁艺丹主持，汤欣哲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周飞舟、卢晖临，助理教授田耕出席并参与讨论。

 

 

 

研究问题

王恒：

我对抗争行为本身很感兴趣，在本土媒体和外媒的话语无法实现对等的当下，我时常思考中国维稳体制下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它是集体行动式的，还是以某种日常抗争的形式？中国大陆的抗争与近年来发生在东亚非大陆地区的抗争是否存在区别与类似之处？我对抗争行为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社会抗争能够体现变革中国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城乡的、地域的、代际的、性别的、阶级或贫富差距等等，这些矛盾是如何最终引起或没有引起抗争？在抗争发生之后，又有哪些关系发生了改变？除此以外，偶尔短暂地见诸报端和媒体的抗争事件也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例如今年6月山东合村并居政策引发的被拆迁户的抗争行动、7月杭州双浦镇自来水污染引发的抗争行动等等，近年来拆迁和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抗争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这些社会抗争见证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变迁历程，我希望能够选取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抗争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对在正处于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的农村中发生的抗争行动进行考察。

 

在2014年我刚上高中时，我的同桌曾漫不经心地向我讲述发生在他所居住的平潭乡彼时的一次“闹事”，当时的我也只是漫不经心地听他的描述——如今想来，正是对社会学的学习改变了我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下定决心准备对社会抗争进行研究后，我便计划选择这个发生在六年前的抗争行动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抗争事件发生在我的家乡，没有方言障碍且我对当地的民风民俗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是这个抗争事件的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规模之大，且发生在正处于城镇化转型期的东部沿海农村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确定大致的选题方向和研究对象后，我去找了周老师聊初步的想法，周老师给了我许多建议——社会抗争是社会学者长期以来关注的领域，这个选题的难处就在于要做的“深”、发掘既往研究没有关注到的点；当时想，既然是挑战杯，那自然不能轻易退却，周老师同意了当我的挑战杯导师，随后我便找了最靠谱的队友林上，我们便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总共将近半年的阅读文献、田野调查、撰文和修改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了初步的选题方向，但我们最终的选题是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一开始我们希望以抗争者为主体，寻找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并考察其在抗争过程中与政府的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进入田野后，我们的焦点又逐渐转移到“这样大规模的抗争事件究竟是如何得以平息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对选题进行多次讨论和修改，我们意识到，集体行动前后的抗争者行动逻辑和政府行为是我们与既往抗争研究形成对话并进行补充的关键。

 

进入田野

王恒：

平潭乡位于浙江省北部，隶属南江区，南江区在2001年撤市改区并入滨江市；在上个世纪，平潭被称为“乡”，并且不属于滨江，甚至连“平潭”这个名字也是从 1992 年原来两个分立的乡经合并方才出现的，平潭街道属于典型的正在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地区，并且至今仍然处于转型初期，其城市化水平依然不高。在本地居民使用“街道”的称呼时，指的是平潭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一条主街，所以我们在这里依然将整个平潭地区统称为“平潭乡”。从古至今，平潭乡的主要产业是茶叶种植业；而上个世纪90年代，平潭乡采矿业兴盛，污染非常严重，在南江区撤市改区后被叫停。以上是平潭乡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以这样一个时间线的方式呈现一下发生在2014年的抗争事件的始末：

 

 

在2014年3月之前，横峰村和安源村的村民们发现距离各自村庄两三公里远的七岭废弃矿区的禁区范围正在扩大，坊间开始有一些传言称这里将会被规划用作项目，而这个项目很可能是垃圾场，由于没有官方的通告，这件事也没有吸引村民太多的注意力。

 

但是在3月29日，政府公示了将在横峰村七岭周边区域新建垃圾焚烧场的项目，横峰村村民开始在通往垃圾场道路的桥墩下静坐，试图阻止垃圾场的建设；但由于晚上依然有施工车辆进入，横峰村和附近的安源村的村民开始前往街道办事处抗议，街道政府对此并未给出回应；4月24日，群众代表向滨江市规划局提交了一份有2万多人反对垃圾焚烧场的联合签名，并有52人对建设垃圾焚烧场的公示提出听证申请，但是此次类似于“上访”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5月7日，桥墩下的村民发现有勘测人员进入垃圾场规划区，随着酝酿已经一个多月的抗议声势的扩大，到5月10日那天，抗议人群规模达到了上万人，部分抗议者堵住了高速路口并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抗争行动持续到5月11日凌晨，由于武警部队的介入，人群于清晨基本被疏散。

 

在5月10日后，垃圾焚烧场附近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聚集。为了安抚村民，区政府召集了整个区的平潭籍体制内人员并组成工作组，到村庄的每家每户中做工作；在7-9月，政府斥巨资组织4000余名村民代表前往外省参观规范运营的垃圾焚烧场；横峰村村委也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治理的措施来防止抗争的再次发生。

 

2016年，由于垃圾场落地后大项目陆续引进，横峰村开始大规模拆迁，截至我们调研时的2020年1月，横峰村已经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拆迁工作。当我们来到横峰村的那天，村口的房屋已经全部被拆除，场景一片荒凉，我们在泥泞的乡村道路上走了十五分钟才看到未被拆迁的房屋，许多装卸沙土的火车正在来往开过，拆迁工程仍然在进行。

 

理论对话

林上：

其实无论是在后续的田野调查还是整理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比较扎实的理论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在完成最基础的阅读后，梳理文献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分类，这其实和我们所关注的议题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是有关系的。当时周老师说了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就是说“进行分类的时候，搞清楚分类标准，看切东西的刀。分类里面核心的问题就是用了什么东西来分类，因为分类本身就是一种工具和理想类型，是为了把一个东西搞清楚”，在我们具体去做的过程中也是深有感触的。

 

具体到我们的研究，我们首先是根据研究层次对文献做了分类。在中观层次上，抗争形式和抗争手段其实是此前的研究最关切的部分；至于“抗争逻辑”，其实还是有点难以归类，因为所谓的“抗争逻辑”它首先可能是一种笼罩性的存在，那么他有可能是宏观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可能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特殊性，那他这个时候可能是中观的；但在田野当中，这些笼罩性的内容又一定是在特定的事件和具体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这个时候可能又成为了一个微观的东西。其实分类上的困难也是一个启发，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抗争逻辑”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东西，更不是一种僵死的东西，这其实也是我们的研究讨论的一个重点。

 

在宏观层次上其实提供的更多是一种背景性的结构性的理解，这些基础性的知识是重要的，如果你不去理解中国政府治理的逻辑，那在“抗争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端，即政府就缺失了；而在田野之中，如果缺乏这种最基础的认识，和官员们的谈话基本上也是无法进行的。

 

 

此外，我们还对重要的学术概念在学派上做了一个区分。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因为这样一刀砍下去很可能在后续的理解中把这些研究视为一对势不两立的体系，这其实有时候可能反而会让我们的理解浮于表面。所以我现在这里明确一下我们是怎么做出这样一个分类的。

 

首先，西方政治学传统脉络下的抗争研究有这样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把人的行动完全视为个体本位的、高度工具理性的结果——我们不简单地说预设是理性人，因为我们也不否认人是理性的。

 

个体本位地看待人容易让人用一种西方的天赋人权式的理念去理解“权利”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抛开某种在法理上的立场落到实际的田野中时，我们会发现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中国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下对“权利”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本位的，和法理意义上的个体权利有很大的区别。

 

把人的行为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结果就是抗争行动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追求特定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可能是在抗争群体与政府之间展开的，也可以是在抗争群体内部展开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中，“资源”、“政治机会”就成为了在博弈中被计算性地调动的东西，所以学者的理解就自然而然地转向抗争者是如何借助各种资源去实现自己抗争的目标的。这种工具理性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的研究对象同质化了，包括在抗争研究的另一端，这种倾向很容易把政府理解为铁板一块的存在，这显然是与现实有着极大差距的。

 

我们绝对不是否认西方政治学传统在理论上做出的贡献，因为其所提供的模型非常简洁地描述了抗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事实。但其实我们也发现，在这条脉络下，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行为的结果倒推成了行为的动机。

 

所以恰恰是在前期对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及在田野调查当中的很多感悟，把我们引向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学脉络。我们把他称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学脉络不只是因为这一派的研究会使用从中国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概念，更是因为它强调行为者本身的逻辑。其实后来我和王恒讨论的时候就意识到，所谓的体会和感通是很传统的概念，但问题是韦伯在做宗教研究的时候采取的路径其实也是类似的。所谓的理解社会学就是在田野调查中去理解行动者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行动的。

 

所以最后我觉得其实这样一个分类还是有点问题，其实不是从西方到东方，用西方的话，就是说从表象到底层逻辑，用中国的话讲从面子到里子。

 

田野经验

王恒：

接下来，我们希望从田野经验和具体的访谈对象及其访谈文本的分析，来引出我们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首先是曾经居住在横峰村后因拆迁而搬至距离横峰村十分钟车程的平起村的徐阿姨。徐阿姨因曾患重病而无法干重活，目前依靠领取低保为生；徐阿姨的丈夫在2010年去世，她和她的独生子住在一起，目前她的儿子已经到外地读大学；徐阿姨目前租住在一间农居房的二楼，家中比较简陋。当我们问及徐阿姨垃圾焚烧场抗争事件时，她为我们描述了彼时的场景，但是却多次说“自己没有参加”，我们试图寻找其原因，结合徐阿姨自己的叙述、其他村民的叙述，我们了解到她一方面因为身体孱弱，担忧自己如果出意外孩子无人照顾，另一方面也担心如果参与抗争可能会“影响孩子考公务员”等等。

 

在对徐阿姨的案例进行分析时，我们试图从“苦衷”“理”和“利”之间的关系来回答抗争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徐阿姨的苦衷在不同时段是不同的，且互相交叠。她作为横峰村的村民，虽然仅仅作为抗争的旁观者，但她也明确表示自己肯定也不希望建造垃圾场，这是她与平潭乡的村民共通的第一重苦衷；徐阿姨住的房子距离村口较近，所以是第一批拆迁户，她在房屋被拆迁后辗转搬迁了共三次，直到目前居住的平起村，由于身体不好，徐阿姨自然希望能够尽快安置下来，目前她抵押了60万元在横峰村村委——横峰村承诺在2019年建成安置房；但是，直到2020年1月我们进行调研时，安置房仍未开始建造，原因是横峰村的大多数村民对政府所提的安置房的条件不满意并拒绝签字；在这里，徐阿姨的诉求和村民的诉求发生了分歧，甚至在徐阿姨组长找其签字后被其他村民指责“脑子不聪明”，由此徐阿姨的第三和第四重苦衷得以凸显，即无法搬入安置房之苦，以及在签字后被认为“什么都不懂”的边缘状态的苦衷。

 

徐阿姨和其他希望尽早搬入安置房的村民在不同时间的苦衷反映了在“利”被引入抗争场域后，“理”是如何在抗争者和政府之间进行互动的：首先是抗争事件酝酿乃至爆发的时期，抗争者始终占“理”的上风，政府因为“无理”而对抗争束手无策；而在拆迁开始、安置房政策被提出后，即“利”被引入后，抗争者内部发生了分化，大部分拒绝签字的村民依然有足够的“理”拒绝曾经“无理”的政府提出的条件，但当他们面对像徐阿姨这样的希望搬入安置房的村民来说，他们自持之“理”开始变得“得理不让人”，于是政府与抗争者之间失衡的“理”开始发生变化，并影响着抗争者和政府的行为。

 

 

林上：

廖志乾是横峰村的村委书记，企业家出身，于05年出任横峰村村委书记。在最初的预访谈中，廖志乾被刻画成垃圾焚烧厂项目引入的罪魁祸首，其形象是极为负面的。但当我们具体进入了田野之后会发现，他的形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廖志乾书记就属于很能说的那种类型，在访谈中，他便滔滔不绝地以一种自陈的方式进行表达。或许于他而言，其所呈现的内容或许早已烂熟于心，是一套既定的程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内容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在那些似乎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谈话外，我们获得了充分的背景性知识，为我们后续的理解提供了帮助。例如企业家出身的廖书记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就呈现出了公司化经营的倾向，对于廖书记而言，村集体经济的增长是衡量村庄治理水平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他将这场规模浩大的抗争仅仅视为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他在抗争前期的“不在场”反而进一步地引发了村民的怨念，激化了矛盾。

 

王恒：

接下来我们访到的是我的两位亲戚，熟人田野让我们与受访者之间更方便畅所欲言，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信息。

 

建勇和唐梅是一对夫妇，他们居住在距离横峰村四五公里的罗家村，建勇是村里的党员干部，而唐梅则是群众身份，在六年前，唐梅全程参与了抗争事件，她是最早一批到通往垃圾焚烧场的桥墩下静坐的抗议者之一；而建勇虽然未参与抗争事件，但也作为旁观者围观了5月10日的大规模抗议，同时并未对唐梅的行动表示反对。但在我们对建勇和唐梅进行访问时，两者在“政府的后续措施能否服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针对政府在抗争结束后请平潭乡村党员干部集体参观外省垃圾焚烧场的事，建勇和唐梅有不同的看法。建勇一方面认为政府投下巨额带领各村干部和村民到外省参观有点“公费旅游”和“收买”的意味，另一方面也认同外省的垃圾焚烧场确实没有产生污染，而当地村民认为“政府是做给你们看的”的指责是“不讲理”的；而唐梅则明确表示“我不相信”——在这里，建勇和唐梅各自的“理”得以显现：对于身为村庄精英的建勇来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吃公家的饭，砸公家的锅”让他与政府之间乃至与抗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他虽然对政府行为依然保持反思，但也明确认为抗争者并不是完全“占理”的，尤其是在政府带领村庄精英去外省参观之后；而作为抗争者的唐梅坚持“不信”政府，认为外省的垃圾场只是“做给你们干部看的”，通过她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理”之重，一旦一日失理，终生将不被相信。在这里我们概括出村庄精英的“中立之道”，这里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判断，而是基于对“理”的丰富理解进而生发的行为逻辑；后面我们会介绍的蔡文鸿村长对抗争者的复杂态度亦可对其进行补充。

 

我们所说的“理”既不能被简单视为抗争者和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工具，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恒常存在；“理”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有着清晰边界的概念，而是某种既有着稳定性而又因时而变的共识性存在，它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关，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林上：

然后我们最后一天就访到了蔡文洪村长，在他那边我们其实获得了非常多对我们后面的一些理解有启发性的内容。

 

蔡文洪村长在回顾事件时呈现出的中立之道展现了“理”的游移和建构的过程。从负面角度看，这是政府和老百姓两端对“理”的解释权的争夺；但从正面的角度看，政府和村抗争者在互动中慢慢地去弥合了之前被破坏掉的“理”，然后去达成一种新的和谐，村庄秩序的重建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的。

 

蔡文洪书记还为我们对“理”的理解提供了另一层面向：当法理与事理发生冲突时，村民的心情其实是十分微妙的。当地农民将因参与抗争而受罚的村民视为牺牲者和功臣，这是一种怜悯和感激，在道德上的赞许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司法处罚对其造成的损伤；但另一方面，村民们又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既往行为的过激之处与处罚给抗争者带来的“污点”。村民对法律的理解可能不是完全依赖于法条的，村庄共同体对“法”的理解更多地基于对事理的理解，“理”的统摄性在这一有所冲突的环境下被微妙地展现了出来。

 

反思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断对“究竟什么是价值中立”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始终觉得，研究者不是一个研究机器，他/她有作为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不仅是田野中的体验，而且包括过往的个人记忆；在抗争研究中，当我们对抗争者与抗争者的行动进行分析时，将其理解成策略性的内容或者某种象征性符号其实难以体现社会学研究的关怀所在；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首先从文献与田野的关系的视角进行理解，我们时常会在阅读文献过程中想象某种对抗性——政府与抗争者之间，或抗争者与未参加抗争者之间等等，但是价值中立意味着我们虽然对抗争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但在调研前与调研过程中不对各行为主体进行预判；其次是我们始终希望在研究中做到的一点，那就是理解对方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我作为研究者如何理解对方的行为。

 

除了价值中立，研究者身份同样是不断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作为研究者，或者说依然在读本科的社会学系同学，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在田野中“安置”我们的身份？此外，我们对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如何与被访者达成何种程度上的“共情”同样是我们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在面对亲身经历那么多苦难的徐阿姨时，我们固然会为她的经历感到痛心和同情，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与徐阿姨之间能够实现真正的共情？我们对此仍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我们依然希望能够尽可能地用受访者的思维去思考社会情境，将受访者视为整全的而非割裂的人来看待。而至于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研究者身份问题主要关涉到如何把官方关系转变为私人关系，我们并没有特别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一方面与我们调研时间较短、访谈技巧仍有待精进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所调研的主题对于政府部门的敏感性也有一定关联。

 

最后便是我们的标题“宁人以‘理’”，这里的“理”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能给出标准化的定义，但鲜活而生动的“理”在我们对整个抗争事件、受访者话语的分析中始终在场。在挑战杯终审答辩中，张帆老师给我们提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还是具有普适性，给了我们诸多启发。我们认为“理”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我们希望做的便是把突破西方政治学传统的抗争研究并寻找一种“本土”的价值，这里的本土并非是某种与西方截然对立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当我们把介于抽象观念和具体行动之间的“理”本身作为方法，通过对“理”之内涵的不断解释来重构抗争研究的思路。当然我们的研究只是对“理”这一重要的本土理念的初步探索，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理念有更深入的探索。

 

最后，我们希望再次感谢周老师对我们的巨大帮助，如果没有周老师的指导和启发就不会有这项研究。谢谢大家！

 

提问与回答

 

问：

政府公示之后到第一次抗争之间，这个过程当中政府有没有对村民进行一个政策上的解释？是不是因为这个政策上的解释没有到位，导致了村民的第一次抗争发生才有了之后政府的再解释或者在平息这种行业，如果这种抗争在一开始就能理解这个的话，抗争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答：

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其实我们在梳理抗争过程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用应星老师的“气”的概念来解释了抗争不断积聚到最后爆发的情形，其实说为什么会抗争爆发抗争，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个“理”的不平衡导致的，就是说政府其实是没有给当地的居民一个充分的让人信服的解释，然后导致后面居民的村民的情绪一步步的激化。

 

在前期政策其实没有得到具体的阐发，政府对村民提出地诉求置之不理，这样地状态下双方的互动无法达成，承担着回应与服务之义务的政府恰是在这一环节中失去了“理”，同时，村民的怨气也随之集聚。“气”这个概念受到了西方的情感研究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个概念时并不将群体视为“乌合之众”，而是以所谓的“理”来推进分析。抗争中的情感因素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并不是因为他冲破了理性的范围，而恰恰是因为对“理”的理解在行动和事实层面就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状态。

 

问：

你们整个逻辑和时间线的确定是基于什么样的材料？比如说是基于访谈的人数其实挺少的，也不是一些关键的人物。还是说基于一些媒体的报道？然后，听你们描述被访者的时候，我感觉被访者的是在表演，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种被访者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答：

谢谢你的提问，刚才您提到的情况其实应该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其实是访到了就是说参加当时桥墩静坐的主要的构成人员，他们当时说就是说参加抗争的其实并不是说村里的人派他们过去，确实是他们自己想去，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有客观条件去，就是说他们不用工作，首先是然后他们村庄确实也是老年人居多，然后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你说的情况也有价值，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个案例里不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补充一下关于时间线的话，我们其实一开始去做的时候，直接和访谈对象给我们一些信息，然后后来我们发现真的不够。然后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其实我们在准备时已经通篇读过。后面的很多补充内容是我们是在地方政府的网站上搜索得到的。

 

此外，我们并不否认抗争中策略的存在，只是具体到我们这个访谈当中，我们对有关信息缺乏掌握。另外，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即理解访谈对象的“呈现”行为本身，在力所能及地确认其言论的真实性之外，我们更多关注他呈现何种内容（哪怕是片面甚至可能是不真实的），他为何呈现此种内容，因为这当中就涉及其对事理及情理的基本理解。

 

评议

 

 

 

汤欣哲：

政府肯定会补偿很多利益，这是很通行的逻辑，有的地方做的好有的地方做的不好，差异在哪里政府做工作的水平和息事宁人的水平，是特别细微的差异，并不是政府单纯的补偿和利益，而是在于这个补偿是怎么给的。

 

这个息事宁人的过程讲的，“理”其实隐藏于做法里面。还有一个题目叫软硬兼施，区派一千个干部做工作，不要轻易觉得政府的某个做法是没用的，它看来是没有用的一件事，本身作为一种姿态和仪式也是有用的，我们谈的理也是在谈人，气和理是大概念，很容易变成泛泛而谈。

 

我们为什么总是说谈“理”的过程也要谈人，生活史的访谈可能和主题没有多大的关系，生活史让我们全面把握人，廖书记有着投机性色彩，早年经历的意义理解治村的意义。

 

不太够的地方在于廖书记的行动逻辑可以更深入，寻找异常点，廖书记的经历中有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点。村民说行廖书记说不行，其中肯定有可以追问的故事，访谈中的泛泛而谈内容有所玄机。问题百出的一个村子，廖书记说应当成为全国模范，廖书记肯定有其中的道理做，我们这个研究讲理和利的关系，在利益讲清楚再讲理，集体经济就是这个重要的利，应该把经济关系讲的更清楚一些，我觉得这部分可以再分析一下集体经济意味着什么，牵扯到文献综述中基层政府包括村两委悬浮的问题，基层政府失去了握在手里的财政收入，成为消极的代理人，换个角度想，集体经济解决的就是悬浮的问题，不太能说廖书记是校级的代理人，他其实是在抓机遇，如果村集体没有钱，这才只能是上面让你干啥才干啥，廖书记的行动逻辑可以更加丰富一些。

 

老师点评

 

 

 

周飞舟老师：

田野调查是探索方法论本身的过程，它既不同于以科学为标准的定量方法，也不同于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行行重行行指的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学的调查，它本身就有一个时间上的紧迫性，并不是要去写一个社区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是需要一代代去探索和总结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延续了燕京大学的传统，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这个探索的过程。

 

首先，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展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社会学的田野必定有理论指导，但它同时又不是僵化的；不是要把抽象理论还原为中层理论，比如“理”就是从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每个人又是非常不同的，对它的挖掘和费先生所说的从实求知非常接近。其次，社会学的田野调查非常核心的一点是研究者自己在田野中的成长，学会在陌生人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等等；田野当中成长的过程就是田野方法，项飙所说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也在于此，我们的目的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卢晖临老师：

什么叫行动者对其行动本身的理解？只是说我们把他说的话搬过来还是说我们有更多的考虑？另一方面更多地讲到行动者对其本身的理解，更多地进入到他的生活中去，可能是要进入到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去，才能实质性地做到这一点，要做更多艰苦性的工作，廖书记“建设家乡”说法的背后更多的考虑为何，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把非常好的主张做到名至实归。

 

抗争事件的过程，实际上重建这样一个过程，反思是很好的。如果说文章本身要有更进一步，第一是抗争对象是政府和街道，整篇文章中政府的缺位，另一方面和政府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跟他打交道，实际上也可以有比较快的方式去理解基层的政治生态。不仅仅是对理论和概念的理解，也包括丰富自己的阅历。

 

共情的可能性，通过广博的阅读，好的社会学研究需要从人的方面有很多的追求。还有一点在林上回答的提到的一点，2014年讲当时的抗争，很主体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去访问，五年之后不仅仅是准确和不准确的过程，五年后后续的过程展开的垃圾场焚烧场如何，因为这个后续的一系列活动，都会影响到当时的参与者，这时我们讲五年前的想法时可能是需要充分考虑的。

 

最后说一点，看到有一些基本事实的东西，当时的征地、补偿，这样看上去的背景性的政策内容，可以更加丰富。

 

 

田耕老师：

做研究的人之间能够建立同情的心理，在我们非常起步的阶段理解真诚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这比形式上要重要得多。实际上，通过田野理解我们的人生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在大学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另一个人，只能在短的时间里了解。

 

抛开政治敏感层面来看，他在何种程度上是在表演；第二是他的行动是非常复杂的，提供了高度戏剧化的情景，如何去理解，行动过程中真实的关系，在分析中是会呈现交叠的。事件并不是变得真假莫辨，但只要想想看小说的经历，中国的文体几乎不存在心理描写，大部分时候叙事结构是靠行动语言与他的话术对接的，我们看小说这种本质上都是这一点。

 

 

杨善华老师：

根据你们的描述，我可以推断出两点，首先是这个南江区的官场很黑，其次是民风彪悍。田野调查实践要关注细节的问题，如何通过细节来追溯背后的东西，我们作为社会学学人，非常重要的便是培养洞察力——那种见微知著的洞察力，田野中看到的是具体的细节，但是当我们从细节中寻找背后的逻辑时，其实凭借的是非常丰富的背景知识。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洞察力，这对我们成为“社会学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活动简介

 

2020年11月20日晚，第八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3室举行，主题为“何以为家：新生代农村青年进城买房的家庭化策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子涵、朱磊、李思妍主讲，谭心怡主持，陈映彤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佟新、卢晖临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研究背景与文献

朱磊：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时至今日仍存在着较大差距，而进城农民构成了这个差值的主体。那么，这些漂泊于城乡间的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了城市？这是我们最初的关切。

 

去年暑假和今年寒假期间，我们两次来到安徽H市F县的D村进行实地调研。我们主要通过个案访谈，以买房安家的经历为中心，深入了解访谈对象的生命历程，由于卢晖临老师在2015年开始就在该村设置田野点，很多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进入和理解田野提供了宝贵帮助，我们以这些既有资料作为补充，在对大量文字材料的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本项研究。

 

近三十年来，D村农民安家从时间上分为三个阶段：本村自建楼房，新村统一规划建房和进城购房；依据地理位置由近到远则分为由乡村、县城到更大城市等多个层级。进城买房位置的选择无不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和当地政策制度制约，但我们发现，具体买房决策中的考虑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个奇特的事实，D村所属的F县近年房价节节攀升，房价水平和H市相差无几。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农民进城安家的探讨首先开始于学界在现代化范式下对于西方经典人口流动理论的引入和修正，比如推拉理论和托达罗模型等，这些理论将农民工进城看作城乡经济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难以在城市中长期留存乃至定居，在城乡之间持续摆动，形成了“候鸟式的进城返乡状况”，学界认为这是制度障碍、市场歧视和社会认同等各种原因造成的，而这些障碍归根结底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不完善的结果，因此将其概括为“半城市化”问题。

 

随着新一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农村青年进城又展现出来了很多新现象和新问题。一方面，新生代农村进城青年在城市中居留的意愿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农民工在不迁户口的前提下进城买房安家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在新的背景下，学界更加关注农民工进城之后境遇的分化，试图为半城市化现状提供体制机制上的改进建议。在宏观角度下，有学者关注农民工买房中再分配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及进城农民住房消费的分化状况，也有学者以个体家庭为分析单位，指出了农民进城安家是一个代际性、接力式的长期过程，还有学者更加关注观念领域，分析农民在买房决策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策略性选择。对于进城安家后的影响，则主要从经济、社会和符号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分别探讨农民工安家后的经济境况、社会关系和安家本身的象征价值。

 

 

我们发现，既有研究主要采用制度主义的分析方式，倾向于将归结为经济、制度问题，默认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和非此即彼的安家选择，从而将“城乡两栖”的现实简单归为发展的不充分。同时，尽管学界对于进城农民的个体能动性有了相当的关注，但是对于微观的实践逻辑与过程的复杂性仍缺乏细致探讨。然而，大量农村家庭在“城乡两栖”状态中灵活调整家庭结构以适应其生活需要的鲜活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看待农民进城安家的视角是否还有新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希望吸取前辈学者理论的经验和教训，尝试摆脱以往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窠臼，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当代农村青年进城买房的决策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化的，更加深入地呈现和反思，农村家庭的安家实践过程如何形塑了“半城市化”的宏观格局，而这一现象对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和中国城镇化进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更好理解当下的中国城乡社会是较有意义的尝试。

 

田野经历

林子涵：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田野经历，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研究历程的简单回顾，也是对研究本身的一次“社会学的社会学”考察。

 

1.第一次田野：

我们于2019年6月立项时拟定了最初的提纲，主题是基层城镇化背景下农民的安家选择以及城乡认同。2019年6月24日～7月7日，我们第一次进入田野点。当时“三村调查”项目的课题是“农村青年的婚姻与家庭”，我们没有确定的方向，主要跟随师兄师姐访谈，了解了部分家庭的安家情况和考虑。10月，在师兄鼓励下，我试图把住房安家写成报告，最初的报告草稿大致包含如下内容：安家概况、动机、家庭策略的形成过程、制约因素、实践策略的分化、安家的影响、家的意义——试图推导出安家的“通用模型”。但这种“理论抱负”在实际写作中遇到了困难：一方面，现实条件与逻辑的复杂性使得材料难以组织；另一方面，由于材料不充分，难以对深层原因作出解释。

 

在第二次田野临行前，卢晖临老师给我们提了两点建议：1、目前的研究还缺乏生命历程视角，需要挖掘买房的故事；2、聚焦研究对象，从“农民”集中到“农村青年”能够更好地使得讨论更加集中。

 

 

2.第二次田野：

我对比了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田野期间访谈提纲，二者虽然基本方向上保持一致，却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方法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和问题进行有机综合，使它们与现实具体的情境更好地结合；其次是个案单位上从单独的个体扩展到家庭整体；最后是解释上从因果动机到过程性的分析。

 

在实际访谈中，我们的问题意识相比于初入田野时更为明确，也就是深入挖掘安家的决策过程，此外更加注重视域的整全性，在家庭生命历程、社会关系和“生境”中理解安家实践。当然，我们的实践意识相对于话语意识仍然是相对滞后的。

 

朱磊：

3.材料处理与概念界定：

实际上我们的题目并非从一开始就确定好的，特别是访谈对象的选择和具体分析框架的搭建两个方面。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地确定了几个研究中必须澄清的关键概念。

 

首先是研究对象，为了兼具理论价值、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在老师的建议下将主要访谈对象确定为“农村青年”，而非以往的农民工进城研究中的“农民”。前面也有提到，进城安家实际上是一个代际接力式的家庭行动，家庭资源向下流动的同时伴随着家庭形态的核心化，实际上对于整个家庭来说，进城安家的意义主要寄托在子代身上。因此我们的主要访谈对象是子女未成年的中青年父母和即将结婚或新婚的青年，在他们的生命阶段中汇集着进城安家的各种动机。另外，在实际田野中，我们也访谈了部分的子女已成年的中老年父母，因为在安家的决策中，他们的意见和存在本身也是颇有影响力的。

 

其次是买房和安家两个概念的关系，买房不等于安家，但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也包含城乡张力在家庭之中的体现。我们希望在研究中呈现出这种张力，以表明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指明的是，“安家”并不是既成的状态或一蹴而就的决策，而是包含着筹划、决策与具体实践的长期过程。而“进城安家”，不仅指在城里买房，而且包含着整体的生活重心与未来预期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同时，因为许多农村家庭可能还处于买房的期望或筹备状态，进城购房满足的需求还可能通过其他替代性策略来实现，所以我们以进城买房为讨论主体，但会适当兼顾同时存在的替代性选择。

 

最后是理论框架的搭建。实际上我们是按照安家的时序来组织的，即安家动机的生发，安家具体的决策过程以及安家后或者安家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家庭生活图景，我们最终将结论落脚到了安家的整体格局和家的意涵上来，也即探讨进城安家如何影响了农村家庭的形态和家庭生活的意义。

 

案例分析

林子涵：

接下来我们进入案例分析部分。因为我们访谈的个案较多，如何组织个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挑战。这里，我们尝试着以研究过程中最困扰我们的问题为线索来介绍。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是如何在实践逻辑中起作用的？尽管经济条件是最经常被提到的限制因素，但我们发现事情没有“缺钱”那么简单。关键在于，在农民的实践经济学中，经济条件来自于历时性的积累，而积累率又与他们的实践逻辑相关，我们从案例中概括出了三种实践逻辑：自在逻辑、积累逻辑和缓进逻辑。

 

自在逻辑是指，缺乏“向上流动”的筹划或并未意识到经济积累必要性，这种“自在”的生活态度导致家产“慢积累”，从而导致安家的现实可能性逐步减弱。积累逻辑则是指已有明确进城筹划，并且进行积极的经济积累——因此进城安家成为了“自然而然”的过程，但需要承担更大经济压力。

 

实际上，二者之间可能在生命历程中某些契机的激发下发生转换。比如，下面要讲的一个案例中，胡明长期从事一份计件工资的工作，在结婚前他“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做”，但在婚后，夫妻二人想趁年轻挣钱在老家盖新房，于是他们开始非常拼命地工作，随后仅用两年时间就盖起了一栋新房，盖房支出（40多万元）几乎都是夫妻二人出的。住房的必要性与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使得胡明由“自在逻辑”跃入“积累逻辑”，最终使安家得以实现。但是，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二者之间的转换并没有那么清晰而迅速。

 

 

案例1. 自在逻辑与积累逻辑：王婕、高诚

王婕与高诚并不是本村人，他们十年前在D村买房，2017年左右曾遇到良好的进城购房契机，当时高诚有进城买房的想法，却在王婕的消极意愿下作罢。尽管家庭收入水平在村中尚属不错，王婕在其表述中却透露出某种“经济紧张感”。那么，是什么限制了这个家庭的经济积累？

 

我们在深入了解了这个家庭的生命历程后才发现，二人婚后若干年时间出于经济自发和家庭伦理，向公婆和娘家的大额转移支付“打了水漂”，导致了长期的“慢积累”状态；当小儿子出生前后他们才洞察到积累的必要性，但近年来生意周转的不稳定性又削弱了积累的成果。另一方面，他们的居住需求已经在D村得以满足，而子女的教育需求尚未充分展现出紧迫性，因此他们进城买房的必要性始终是模糊而又弹性的。条件与意愿的不匹配使得他们错过了安家机会，而进城安家的客观可能性的降低又削弱了安家动机。

 

李思妍：

案例2. 缓进逻辑：陈树文

与前两个逻辑相对，缓进逻辑是指有买房的意愿和需要，但因为条件限制或者在家庭安排中有更重要的因素，只能通过替代性策略弥补未能进城购房造成的限制。

 

陈树文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多重因素的限制下，这一家人目前都无法外出打工，妻子虽然想买表示家里暂时没有条件，只好通过其他渠道解决子女眼前的教育需求。

 

但随着紧迫性的不断累积，这种缓进逻辑总会在某个时点发生质变。当两个孩子今年都已经确定在县城读书之后，租房和寄住就不再是长远之计了。第二次访谈时，陈树文仍然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在县城买房的意愿和需要，而今年夏天再次回访时，他已经在县里物色好了一套九十多平米的房子，下定决心供养孩子进城读书。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反经济理性”的安家选择？比如，虽然有能力进城买房，却首先选择在村购建新房，而这套新房却长期空置。这些在外人看来“反常”的实践逻辑，可以揭示出他们更为深层的意义结构。

 

3. 双系家庭的协调：朱家华

村书记朱大哥的独子朱家华属于小有成就的公司中上层，从经济条件上说他完全有能力进城定居，而去年刚刚结婚的时候却没有购置新房，其最大的阻力来自父亲朱书记。如果仅从单个家庭内部来看的话，朱书记的固执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而女方娘家和性别视角的进入让我们找到了解释的途径。如果小夫妻把家安在合肥，会离女方家更近，距离背后象征性的意义是他不能接受的。

 

从朱书记的纠结中我们看到从夫居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遗留仍存在于购房决策当中，尽管小家庭已经独立出去了，但在距离的决策上仍然是两个家庭的事情，需要兼顾双方父辈家庭的距离。尽管可能偏离理性上更优的选择，文化性的规范仍然存在。

 

4. 新房空置：吴长靖

吴长靖一家现居在村中老宅，2008年在新村置办了婚房，却至今尚未装修，2016年在父亲的执着劝说下又在F县买了新房。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新村那幢新房，既不装修，也不打算出租和转让，成为了一个“悬置的家”。尽管吴长靖及其父母对这套房子并没有实际的处置意愿，目前也看不到实际价值，但访谈中他对这个空房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很强的反思性。

 

这是新房空置现象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在我们遇到的访谈对象中，像吴长靖这样，本有机会和经济条件进城买房，但又选择首先在村里购建新房的不是个例，尽管这些村里的房子往往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入住，甚至处于完全的空置状态。在并不富裕且仍需资金偿还房贷的农村家庭中，这笔支出甚至为下一阶段功能性的进城买房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导致在真正迎来关键的生命历程转折点时，要么把“更上一层楼”的选择排除在外，要么不得不在城镇重新安置一套住宅。这样的安排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反常的，可以说是反实用性的。

 

在这一系列非理性的案例中，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试图用“理性”或“非理性”来归类动机的时候，实际上就需要十分谨慎。必须抛却“理性人”假设，深入真实的农村家庭的意义脉络，重新审视安家地址的选择在农民意义结构中的位置。

 

师兄师姐提醒我们，对于农村家庭来讲，空置的新房可能并不是反实用性和经济理性，而是具备了某种“想象层面的实用性”，在未来的计划和想象中，这个房子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这个图景就是我们需要挖掘的地方。相对于吴长靖这个还没完全安定下来的小家庭，中年家庭们对这个空房的图景有更明确的表达，一位被访者表示：“农村思想，就是说（在老家）有房子，有根在那里。”对于村中的空房来说，房子蕴含着屋主对未来生活可能性的想象，这种可能性跟以后返乡养老的倾向或者说落叶归根的观念是紧密相关的。透过“当下的现象”去寻找“未来的可能”是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很大的启发。

 

林子涵：

 

5.“有根”与“寄人篱下”：胡家兄弟

胡明是大家庭三兄弟中的老大。一大家人曾长期挤在40年前盖的三间小瓦房中，连过年回来住都成问题。2016～2018年，胡明在村内花费40多万元盖了一栋新房；但实际上，2016年他们的工作地无锡的房价仅六千多元，首付只需十几万，但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为什么胡明要首先在家建房？可以说这是出于整个家庭需求的紧迫性，蕴含了多重意义：老大的责任，母亲的期望，老三的婚房，大家庭的凝聚，在村庄中的“面子”。他们希望全家人能在这个房子里过年，但是老二胡亮并不领情，而是把孩子接到了上海过年。

 

为什么胡亮不愿意回家过年？实际上，他不久前才在F县买房，但由于在老家没有自己的房子，因而处于“飘着”的状态；而且他已经有三个孩子，带着一大家子“寄人篱下”显然更容易受到非议。

 

因此，胡亮的“反常”正揭示出胡明安家选择的内在逻辑：对于农民来说，在村中有一个自己的落脚点极为重要。村中房屋的象征意义甚至可能大于当前的实用性功能，即使可能长期空置，但是为自己可能的“归宿”投入大量资源是无疑是值得的。

第三个问题是：安家的必要性能否转化为现实可能性？在王婕的案例中，长期慢积累导致意愿和条件的不匹配，错过安家机会，而现实可能性削弱必要性；在陈树文的案例中：安家需求尚未转化为绝对的必要性，但现实可能性随经济积累与必要性增强而缓慢增加；在接下来讲述的苏毅、苏正兄弟的案例中，对必要性的辨识先后，导致安家时点选择的差异。

 

6. 从经济积累到安家决策的一跃：苏毅、苏正兄弟

苏毅、苏正兄弟在村内都有房，但很少住人，近年来他们又分别在F县买房。苏毅2016年左右F县全款买房，刚装修好，苏正2018年左右在F县买房，当时房价已开始快速上涨，目前未装修，还贷压力较大。苏毅买房时，和他的妹妹买在一起，本来给苏正订了一套，但他没有买，这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为什么苏正在2016年没有买房，而在2018年又买了？当时，他觉得村里有房子，没有必要进城买房；如果三家同时把钱投在房子上，没有足够的钱应对可能的意外情况。但随着小儿子出生、房价上涨，对两个儿子未来结婚的经济压力预期使得进城买房的必要性提上了家庭议程。

 

总的来看，兄弟二人安家时点选择的差异主要来自两方面因素。首先是由于性格差异，对于长远规划与现时需要有着不同的优先性考量，苏毅认为苏正和胡明都属于“一个坑一个画”；自己类似胡亮“不走一点大路”，因此他更早地意识到进城买房的长期价值。其次是家庭情况的差异：苏毅有一儿一女，目前在老家和县城都有房子，安家任务基本完成；苏正有两个儿子，因而买房压力倍增，这才激发了他对安家必要性的洞察。

 

李思妍：

第四个问题是：家庭如何应对城乡之间的抉择？对于村庄社会来说，买房本身远远不是安家的终点站，伴随着生计方式和生活安排的调整，可能会出现种种不确定因素，需要动用整个家庭的力量来维系。

 

a.吴长靖：

前面提到的吴长靖夫妻在县城买房之后其实还没有回老家落脚的打算，因为县里没有产业、工作机会少、工资也低，家里房贷还没还清，生活用度也处处需要用钱。但吴长靖儿子成绩不稳定，明年如果考不上江苏的初中只能返乡上私立中学，县城的房子在不稳定因素面前突然展现出了实用性。然而新家的生活成本又成为了第二个难关，吴长靖的妻子和父母要辞职返乡照料，但至少要有一人在外打工才能支撑房贷压力和生活开销，吴长靖一家于是不得不面临分离的可能。实际上，这种“尴尬”并不罕见，尤其是在一些产业不太发达的县域，当新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资源无法满足小家庭的生活需要时，安家的门槛对于高度依赖务工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不仅仅是购房所需的经济条件，更有整体生活重心转移的成本，有时甚至不得不以家庭的分离来支撑起新的生活格局，从而生长出像吴长靖家庭一样的“城市留守家庭”。

 

林子涵：

 

b.苏毅、苏正：

在苏毅、苏正兄弟的未来规划中，我们看到了典型的大家庭内部分工：由于苏毅的安家任务已经完成，夫妻二人将在省内从事建筑工地的工作。苏毅表示，老人年纪大了，两家都在外面对老人不放心，万一有什么事情很难及时应对，因而他们一家在逐渐往靠近家的方向转。苏正家里两个儿子，经济压力比较大，还会以生计为主而在在外打工。

 

结论与反思

 

林子涵：

 

1.理论：

    虽然田野中的现实才是理解社会的根本来源，但这些经验材料也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映照下才能呈现出更深层的规律。在我们的研究中，最为关键的理论问题就是实践之中微观与宏观、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关系。

 

首先，如何理解个体实践？我们不能将其化约为瞬时完成的逻辑动机，而要注意到实践的时间嵌入性。因此布迪厄的“实践逻辑”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实践逻辑是一种注重现时而排斥反省的自在逻辑，它内在于持续时间，而外界的刺激只有在遇到习惯辨认出它的行动者才能起作用。其次，如何把握整体结构？我们看到，由变量间两两关系构成的机械因果性在现实的复杂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而以结构因果性才能将纷繁交错的关系有机地整合起来。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是最符合这一理论意图的概念：在复杂结构整体中，矛盾的不平衡性通过一系列矛盾环节在主要性上的转移、交换和压缩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复杂过程。

 

总之，在农民的安家实践中，各种现有的限制条件不是作为孤立的自变量在起作用，而是在复杂过程中经济“归根结底”的作用下，经济条件、交往方式、家庭需要、观念、责任与期望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交替地起主要影响；不是作为推力、拉力即时而机械地起作用，而是通过行动者的习性以持久、动态、系统的方式，使得其特定产生条件的范围内使得各种思想感知与行为的自由成为可能。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农民进城安家的逻辑，弥补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不足。

 

李思妍：

 

2、实践

在大部分时候，访谈对象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模糊的实践理性”，脱离当初的情境、家庭决策中的矛盾等种种因素都可能破坏被访者完整的还原和表达，可能是从自己的认知中择取了一条比较容易向你展现、通俗易懂的原因，例如把进城动机简单归为了教育，把没有买房归为没钱，或者访谈对象对这个决定本身缺乏反思性，或者将这个现象视为共识，例如农村中空置的新房。因此面对访谈的一手材料时，我们需要保持反思性，一方面，需要对经济理性和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决策的转折点以及家庭成员意见相左的时点保持敏感，去针对性地了解背后的故事，从而找出看似细枝末节的事物背后的全貌。另一方面，对于受访者生命史的挖掘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早早潜伏在他们过去的生命历程中的性格和观念因素，有可能成为解释他们决策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我们的两次调研也是一个问题不断涌现、框架不断重塑的过程。在进入田野之前，由于早前文献的阅读和对田野的期待，我们必不可免地存在一定的预设与规划，于是在第一次的调研中我们得出了一个由自变量和因果链条组成的模型，企图继续用经验材料去不断填充巩固这个模型的框架。然而在第二次的田野当中，我们又逐渐发现这个模型的不适配以及实践逻辑的复杂性，在案例分析中不断地翻新经验，甚至有时是颠覆原有的认知框架。当与预设不符、或者是无法理解的现象出现时，需要我们对一切先见之明和顺理成章抱持怀疑，在多个案例中组织材料和观点时，也要警惕任何对个案的主观遴选，时刻保持研究者应有的客观、包容与共情。

评议

 

 

陈映彤：

 

你们一开始提到的关注点是“家庭安家的策略”，但是在表述上前后其实有微妙的差异。比如说一开始用的是“安家的选择”，但是到最后变成了“安家的决策过程”，选择的话就是买和不买而已，而决策过程其实内容就会更加丰富。这个过程可以是文章所描述的“缓进的”，就是个体意识到了必要性存在，但是它被其他多重的因素挡在这里暂时动不了；或者是“突进的”，个体突然意识到必要性，比如说父母的责任脚本，然后开始积极地攒钱；或者是“自发的”，个体完全没有意识到，还在遵从一种村庄中的道义经济。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其实就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农民进城买房问题的认识。

 

你们本来想归纳出一个通用模型，对于这个东西的放弃是很重要的。在研究过程当中研究者必须接受的一点，就是社会事实是有毛边儿的，是粗糙的，归纳的方式有时很难概括某些事实，这时就需要进行取舍。

 

在文章中有时“家庭”是作为一个副词出现的，文中经常会讨论到“家庭化的策略”。从这种论述方式中也能够理解本研究所说的“过度决定”和“不足决定”的意指。所谓“过度决定”，就是在每个现实的状态下，一个选择其实都是由各个不同矛盾决定下的一个解；而所谓“不足的决定”，就是说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导致唯一的解。如果个体在买房时只有教育等某一个动机的话，那他很可能有其他替代性的策略，就是文中所讲的对于期望的调整和对于策略的调整。作者最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安家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波形，它有时前进速率比较高，有时比较低，甚至有时会倒退，这样一个复杂的状态是比较有启发性的。

 

老师点评

 

 

杨善华老师：

本文讨论到了农村青年进城买房，实际上，农村中并非所有人都买了房，其实可以观察到，只有经历过非农化的社会流动之后才有可能进入买房的行列。非农化的社会流动对个体作出买房决策的影响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点。

 

你们提到了朱书记一家的案例，事实上，农村嫁娶当中一般都是由男方提供住房的模式已经在改变了，然而这种现象引起了老一辈的强烈不安，因为这样可能在周围人的议论中被视为隐性的“上门女婿”。老一辈人要求子女在老家县城买房，尽管没人住，但它是作为“仪式性的住房”存在的，没有这个房子说明我不行，买了房子之后就是“在村里有交代”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在田野研究中，对于田野点的追踪也是很重要的。你们提到四十多岁的人还认这个村，年轻人可能就不认了，那么再过五年，这些不认为村里房子有重要性的年轻人又会怎么看呢？农村在观念上处于一种新旧混合的状态，既有以前乡土、伦理的观念，又因为打工带来了新的想法和观念，这是一个值得去长期跟踪关注的点。

 

 

佟新老师：

你们提到的教育需求实际上是和城市化勾连在一起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个“中心校”的概念。随着村庄学校的逐渐消亡，农村学生只能向城市流动，教育的转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动力机制，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文章中没有澄清选取访谈对象的方式，如果只是偶然遇到的话，可能样本是不够全面的，在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之外，可以继续去关注父母一辈和没有出去打工的村民的相关案例，或许会有新的认知和发现。

 

家庭观的转变是历史性的，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家庭，到如今现代社会的小家庭，家庭形态和家庭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似乎更加展现出一种从家庭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但我们需要深究细化这种家庭观念的变化。因此如果研究要进一步跟进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着把一个家庭中所有的人都访到，可以去问：在他们眼里，什么是我的家呢？去看看不同年龄段、不同代际、不同性别的人对于家的看法有什么不同，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关注点。

 

最后，对于每一个个案中展现出来的，看似理所当然的逻辑，比如父亲觉得必须要为小儿子再置办一套房，遇到这种情况时，研究者需要有意识地去追问他们，深究他们的想法，挖掘出策略背后对应的文化背景。

 

 

卢晖临老师：

 

本文的题目叫“何以为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16年调研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问卷调查会问家里有几口人，得到的答案和我们那个年代跟着杨老师出去做调查相比变化很大。过去我们对于家庭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边界，而在今天中国这种城镇化模式之下，家的边界其实变得模糊了。家庭出现两个倾向，一方面是核心家庭化，小家庭要在城市买婚房，其子女将来要在城市长大和受教育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家庭又是扩大化的，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即使是分家了，也会认为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在很多情况下家庭决策是共同参与的。

 

在买房安家的过程中，有些信息是藏在表面的动机背后的。如果只是问浅层的原因，可能会得到清晰的、线性因果的图画；但如果是深层的、多方的，就可能展现出非线性的、偶成的逻辑。比如有一家人长期在上海打工，在村里的两栋房子空了十来年，这期间去看会觉得他们是“非理性”的。但2017年由于老人身体、小孩上学、政策收紧等原因返回家乡，结果村里的房子就从虚的变成实的，上海从实的变成虚的。上了年纪的人觉得在老家至少要有房，这背后有制度性的原因——大家体会到不容易在大城市安家，所以没办法考虑村里房子空置以后的经济代价。此外，个体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性格对于买房的策略也会产生影响，更有责任心、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在经济积累速度上也会与其他个体产生差异。比如前面提到的胡明在结婚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方面是因为成立家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妻子从小承担起家庭重担，责任心特别强。

 

在这样的地方做田野研究，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在研究者只去一两次的情况下，或许对于整个事情的把握感到信心满满就下了判断，然而等到一年两年后回头再看时，会发现当初的判断可能要重新思考。事实上，哪怕没有长期做追踪研究的机会，也要有相应的心理准备，不可以信心满满，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够找到通用的模型来解释一系列事实。而如果有这种追踪研究的条件，就需要去对比：最开始的判断在之后能否得到支持？得不到支持的原因是什么？是彻底地推翻还是可以做部分的修正？这会让我们对实践逻辑的复杂性有更好的认识。

 

最后，本文可能在写作上存在一些问题。写作需要紧紧地围绕主题，文中有一些线索与本文的主题“安家”并没有直接联系，内容上可以相对收缩。

 

 

活动简介

 

2020年12月12日晚，第九期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3室举行，主题为“分流与排斥：‘拼贴画式’教育分层的微观生成”。北京大学古宇昕、文雯、周艳亦杰、张蓁宜主讲，李思妍主持，贾宇婧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副教授张春泥、助理教授田耕，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研究介绍

古宇昕：

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核心群体是随迁子女，这一群体其实是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模式的产物。他们从小从户籍所在地随父母一起迁移到就业机会更多、及经济发展水平更大的城市中，也由此产生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的需求。

 

在城乡二元体系下，他们本质上和他们的父辈同样面临从暂居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困境。对于随迁子女来说，这一市民化困境直接体现在中高考制度的地域性限制上，这种限制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如果选择在大城市迁入地接受教育，就不得不面临义务教育阶段被迁入地优质公办教育系统排斥和后义务教育阶段异地高考的困局。

 

文雯：

北京市针对随迁子女学校出台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是2001年到2012年的政策放松期，这个时候出于安置流动人口的需要，确立了政府和公立学校在满足随迁子女教育需求上的责任，逐步放宽公立小学、初中入学的户籍限制，到2010年时，随迁子女只需要家长的在京居住证明和户口簿就可以入学。

 

但是，从2012年开始，政策进入了收紧期，出于严控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需要，北京市出台了史上最严入学政策，将入学要求提高到五证，并且关停拆迁了一大批打工子弟学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在政策最宽松的时期，公立高中也没有完全开放，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九类人”子女可以入读，不过即使是九类人子女，也不能通过北京高考上大学。

 

古宇昕：

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田野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田野的可及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京作为流动人口迁入中心之一，它的首都身份始终要求它在政策上和中央宏观调控节奏保持高度同步，这使得北京在处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上相较于其他大城市更缺少灵活性，也始终面临调控人口和满足流动人口市民化需求这一组根本张力。

发现这个田野的契机其实非常偶然。我大一时参加了一个支教活动，当时支教的学校就是枌榆学校（化名）。在去这个学校之前，我其实知道它是一个随迁子女学校，再加上我们当时是去“支教”，所以我当时预设的一个情景是破落的校舍、贫穷而渴望求知的农民工子女；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发现它的校舍装修还不错，有一些同学还穿着价格不菲的名牌鞋。这个情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成为了我们后面深入田野的一个前奏。

 

进一步了解枌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小学、初中到高中的一贯制学校，这意味着它涵括了一个普通中国学生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考的整个教育轨迹，也就意味着在学生主体的多样性上有更多的可能可以挖掘。

 

文雯：

根据他们所受到的政策限制不同，我们可以大致把这所随迁子女学校的学生划分为三类，在政策的形塑下，他们的教育机会与最终的教育轨迹会有所分化。第一类是具有北京户籍的本地学生，他们并没有受到制度排斥；其余两类是没有本地户籍，却长期在北京生活的随迁子女，他们都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不过，父母为九类人的随迁子女可以就读北京市公立高中，他们可以在高考时回原籍考试，或者是在高中毕业后入读北京的大专；非九类人子女则根本没有入读北京市公立高中的机会。

 

 

古宇昕：

当我们发现不仅随迁子女和本地学生之间存在制度性不平等的约束，随迁子女内部也面临不同的政策约束，这就给我们进一步刻画这一群体的教育图景提供了更多可能：在中产家庭背景的支持下，这种经济优势是否给中产随迁子女带来了升学轨迹中相较于其他随迁子女的优势？相较于本地中产家庭的学生，他们面对的不同节点、不同程度的制度约束又在和何种意义上让他们面临本地学生不需要面临的选择困境？

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性认识和困惑之后，我们的核心问题意识其实是要说明：我们的研究所涉及的不平等是哪种意义上的教育不平等，又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对随迁子女教育不平等的主流判断？

 

文献-田野对观

古宇昕：

如果把我们的文献和田野进行对观，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田野的独特性和与文献进行对话与补充的可能。

                                             

首先，从我们先前的政策梳理和对学生主体的三种分类的介绍中看出，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之下，几乎所有的随迁子女都不能在迁入地通过高考进入本科院校，这直接导致先前的随迁子女研究当中几乎没有关于随迁子女高中的研究；而我们所寻找到的这个田野，它恰恰是是一个包含高中部教育的随迁子女学校。

 

其次，我们如果看本土的随迁子女研究可以发现，先前的研究存在一个学校类型学上的简单二分：随迁子女要么是进入专门为其所设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通常学费低廉，校舍简陋；要么是进入同时招收随迁子女和本地学生的公办学校。相对地，枌榆学校一方面是一个收费高昂、装修精良的随迁子女学校，另一方面也接纳小部分中考没考好、没考上公立学校的北京学生，从而同时具有前述两种类型学校的特征。

 

第三，回顾西方关于教育不平等和阶级再生产的研究，以布迪厄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倾向于将教育不平等追溯到阶级分化上，包括考试在内的所有教育机构的遴选机制，本质上是以一套中产阶级习以为常的话语体系和能力考察偏好展开的。由此，中产成为教育不平等中的优势群体。然而，对观我们的田野，我们发现这批中产阶级随迁子女实际上同样是教育不平等的受害者，而他们的家庭其实并不能那么顺利地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

 

最后，回到中国本土关于随迁子女-本地学生之间教育不平等的研究，我们发现，随迁子女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农民工子女；他们被视为社会经济的地位很低，且同时遭受制度歧视的双重弱势群体。然而，回顾我们的田野，这群随迁子女中的中产阶级在遭受制度排斥的同时，恰恰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由此形成一种“不对称”的教育不平等。这些都是这个田野吸引我们的地方。

 

最终，我们的研究试图通过多个案例的深描，去解释中产随迁子女这个中国城乡二元制下的独特产物，如何一步步在户籍制度和其他文化、社会机制的作用下偏离迁入地高考升学的教育轨迹；以及中考和高考如何成为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政策的筛子。最终，我们发现，像枌榆这样收费高昂的随迁子女学校，为仍然希望留在北京，留在高考升学框架下的随迁子女提供了最后的机会。它是随迁子女“留在北京”的升学愿望和异地高考的硬性约束共同作用之下的畸形产物，是一个收容随迁子女这样的“二代移民”的教育飞地。

 

在政策、阶级、文化、社会资源的复杂作用之下，中产随迁子女的教育路径所形成的这样驳杂的教育升学图景，就是我们所说的“拼贴画式教育不平等”。

 

田野实践

文雯：

在介绍研究发现之后，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田野中去发现、探索、反思的过程。刚才宇昕提到，她因为支教活动了解到了这个田野，这就给我们进入田野提供了好的条件，当时对接的高中部林校长也成为我们进入田野的引荐人。走进校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设施齐全、非常整洁的学校。这所学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图片中这一栋楼包括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年级的所有教室和办公室，还有艺术特长生的训练室、图书馆、课外活动室；对面是国际部和幼儿园，另外还有两栋宿舍和一栋食堂。我们自行上了五楼，在办公室对林校长进行了访谈，主要回溯了他的生命史，还从他的的叙述中了解到枌榆学校的创办过程。

 

枌榆学校成立于北京市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收紧的时期，当时一大批在京长期居住但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上学没了着落。凑巧的是，当时江西驻京办的一位何先生——在教育界有颇多人脉，同时和江西商会往来密切的原江西某地区教育局长，汇聚了政、商、文三界的资源，牵头促成枌榆的成立。当时政策收紧已经关停了很多打工子弟学校，那么获得政府支持、充足的资金、可靠的师资来源都是必不可少的，何先生便具有这样的能力。他和学校最早的筹建者的初衷是“要做政府没能力做的事，帮政府解决随迁子女上学的问题，成为在京随迁子女的避风港”。

 

接着林校长特别热情地带我们参观学校。我们了解到一个三年级大概三、四个班，每个班二十多个同学；每一层的尽头都有老师的办公室。林校长还带领我们见了其他的学校管理者。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林校长其实主要负责高中部，枌榆不久前加入了一个教育集团，他的上级有教育集团的总校长和一位督学。总校长一直很忙，他的办公室是最大的，还挂了某个商会颁的锦旗，非常客套但不愿意与我们多说；而督学则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田野中的多重角色

 

古宇昕：

我们进入这个田野的角色实际上非常有趣：第一重角色当然是研究者。但是，我们还有第二层身份，就是曾经的施恩者，我们前面也提到之所以会发现这个田野是因为做过支教，枌榆对此也很感激。不过，后来因为学校的管理层出了一些变动，这个合作中断了，他们非常希望继续合作，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重角色，也就是未来的互惠者。

 

 

线下田野

 

初入田野：破除幻象——“避风塘-收容所”叙事

在第一次田野我们和领导层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学校的印象非常好。但在第二次田野，当我们开始开展学生访谈，我们对枌榆的整个“玫瑰色的幻想”马上就被打破了。我们发现，这个学校并不像他对外宣传的那样，是一个为在京的随迁子女提供一个实现“教育改变命运”承诺的场域，而是一个非常失败和混乱的学校。

 

在领导层面，学生告诉我们，我们的田野引荐人，也就是诚恳认真负责的林校长，曾经被教育集团下派的校长排斥出学校，还有老师教了一个月就走了。这种领导层的派阀斗争和教师的高度流动性给学生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整个学习的节奏被彻底打乱。我们的一位访谈对象复读生小余告诉我们，由于老师一直在变，他所在的上一届高三一轮二轮复习都只复习到一半就去高考了。

 

来自学生的叙事和我们第一次田野过程中得到的领导层叙事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在第一次田野中，校长们都说枌榆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政策背景下在京随迁子女的升学需求，为解决“实实在在的随迁子女在北京没学上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出路，在这个叙事中，枌榆以随迁子女“避风塘”的姿态出现。但是，学生的访谈为我们打开了学校运作的黑箱，揭示了这整套“避风塘”叙事之下的“收容所”现实，事实上，整个学校始终处在一个高度流动和失序的状态之中。

 

再入田野：“二代移民”的北京情结

第二次田野给我们的另一个冲击是对枌榆“随迁”身份的重新认知。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枌榆大部分学生的生命史中，他们都是从小随赴京打工的父母来到北京，并且在北京接受了小学和初中的教育；在对城市的生活的适应上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问题。由户籍身份所发展出的互动与排斥的可能在这里被“在北京长大”这一重身份特质消解掉了。反过来，当他们真正回去，试图融入所谓的“家乡”的教育时，反而会感受到不适应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不能说是“随迁”，而是有着强烈北京情结的二代移民。“家乡”/原籍地的存在和生活经历是抽象的、面目模糊的，在北京成长的经历是共同的、实在的。

 

三入田野：课堂民族志观察

文雯：

但到此为止，我们还只是描述了一个独特个案里发生的故事。的确，我们发现了这个学校可能没有宣传册上说的那么好，并从学生那里知道了一些幕后故事，但是这其中是否有社会学的意涵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在张雨欣学姐的提醒下，意识到需要借鉴西方教育民族志的范式才能推进这个研究。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少数为何会学业失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们会结合微观民族志和宏观民族志研究，前者是聚焦在课堂、操场等微观场域中观察学生、老师的互动；而后者则是要考虑宏观的社会生态结构，比如说家庭背景、社区环境、文化、制度等等，看其如何影响了微观互动。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的研究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决定不仅要更深入地了解学生们的互动和所思所想，也要看看在结构性因素与个体的心态行为之间是否能建立合理的解释机制。

 

我们第三次去枌榆时，经过林校长的允许在高三（1）班进行了半天的枌榆课堂参与式观察。我们从后门进入教室，看到门上有一张高考注册登记表，记录着每一位学生的户籍省份、高考报名省份。班主任告诉我们，这个班现在有22名学生，从高一升上了很多人转学了，大部分是一些考二卷、三卷的，也有几个是后来新转入的。班里8个学生户籍在江西，其余则遍布河南、湖北、山东等省份，大家主要考全国一卷，但也有个别的考其他试卷。这个教室比较小，设备很齐全，但是人特别少，很多桌子是空的。我们坐在教室的后排旁听了英语课、物理课、和语文课，教室左后方有一个小角落摆放着班主任的“宝座”，方便他随时了解学生们的情况。

 

这个非典型的班级与典型的高三班级有很大不同。在课堂上，尽管老师们有意识地引导同学进行互动，但是大部分学生是沉闷的，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活泼的小余同学。小余同学总是接老师的话，是不是还活跃一下气氛；在下课的时候，小余还特别热情地给我们倒了水，非常外向。后来我们跟他一聊，才知道他其实是复读生，复读原因竟是因为没有人指导错填了志愿。但他一个复读生，却是这个班级的气氛担当，他表示在他来之前班里下课都几乎没人说话。

 

此外，我们还发现高三（1）班非常接近“典型”的高三班级的地方，首先是上课前老师会让大家喊口号，宣誓高三努力拼搏，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就是教室右侧墙上的目标海报：有一位学生想考清华，另一位想考复旦；排名最低的学校也是不错的一本。但小余告诉我们这些目标跟实际能考上的学校有“一两百分”的差距。这时我们发现，这些让枌榆高三（1）班看起来像正常的/或者说典型高三班级的特点，也恰恰是它与正常的学校貌合神离的地方。

 

四入田野：枌榆学生主体的三重分异图式

在第三次田野之后，我们在继续推进这个研究上遇到了困难。这个时候田老师提示我们：虽然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学校整体是失败的，但是这个学校中还有小余这样的主体存在，他对这个学校的失败性有非常清醒的认知，而且他已经复读了一年，他为什么不像他的其他同班同学一样，趁早转走，而是留在枌榆接受注定无法帮他在高考中取得成功的命运呢？

 

也就是说，尽管处在同一个学校，学生的认知和心态却是非常不同的。这让我们想起在文献阅读中遇到的“少数群体内部分异”的问题。固然，宏观的社会生态结构会影响微观的行为模式，但这种影响是异质性的。这是因为我们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建立联系时需要借助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由已故的伯克利人类学家Ogbu提出的“机会结构”，可以理解为个体达到不同成就的可能性。机会结构包含两层意涵：由客观事实决定的“生态机构”，比如说具体的政策、收入等分层机制，和行动者的主观预期所显示的“认知结构”。生态结构会影响认知结构，但是对同一生态结构会有着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又进一步造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这就解释了微观层次中我们观察到的少数的分异。

 

枌榆作为高考升学率很差的随迁子女学校是一个客观的生态结构；学生对枌榆在参与高考的所有学校中的地位和其升学情况的清晰认知、对自身失败命运的意识则构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第四次田野，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学生主体进行了深访。结合我们的田野观察与文献中提取出的概念框架，我们提出了枌榆学生主体的三重分异结构：

 

 

第一个层次的区分是基于成绩的分异：为了分类方便，我们将学生群体简单归为“优秀学生”和“差生”两类，该分类和概念只是指成绩好不好，完全没有道德评判的意涵。这是我们第三次田野的观察结果。

 

在此之上，第二层分异是学生主体是否对自身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即：他们是否清楚身处枌榆在高考语境中的意义是什么？对自身所面临的机会结构有清晰认知的学生主体称为“清醒者”；没有清晰认知的学生主体就是“不清醒者”。这一重分异对应的是枌榆人高考的整个暗淡前景和悲惨命运，也是我们田野叙事进一步推进的背景。对这一背景是否具有清晰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学生主体的进一步的行动策略。

 

第三重分异承接第二重分异：当对未来命运的绝望图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个体面前时，个体将采用怎样的行动策略去应对这种更大的绝望感？

 

在这个分类框架之下，心态上最具张力的一个群体就是以小余为代表的“清醒的优等生”：他们在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更为宏观的“去枌榆”的高考语境之下的弱势和失败地位的同时，又在“枌榆语境”，也就是学校场域为自己的相对优势感沾沾自喜。所以，如何去理解他们在意识到自身作为枌榆的学生在高考中即将面临的更大的悲惨命运的黑暗背景之下，仍然能够为这道黑暗背景上闪烁的微光——为自己在枌榆语境下的成功而欢欣雀跃？如果我们把小余这个“清醒的优等生”的案例和另外一个“清醒的差生”案例并置进行对比和分析，便可以尝试理解。

 

先看小余。当我们和小余聊起学校喜报推送上出现的“复旦大学”时，小余立刻指出这时“假喜报”。可以看到，小余能跳脱枌榆的语境，以一种非常成熟的口吻其谈论他身边的同学。作为一个复读的过来人，他意识到学校很多形式化操作背后的虚伪性，也对枌榆在高考语境下的失败性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但另一方面，以小余为代表的这一群体的心态暧昧性在于他们清醒认识到自身命运的同时，也会和不清醒的人一样因为自己的相对优势感到自得，甚至还会为枌榆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辩护。面对在枌榆复读，明明这是枌榆没有好好进行志愿填报指导，领导层纷争和老师流动性高带来的恶果，他却对这种不是由他自己主观因素导致的失败表达了一种认命式的理解：“我觉得像这种低概率的事件恰巧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复读也是件好事儿吧。”

 

另一位清醒的、成绩不好的学生小张的心态则大有不同。小张明确告诉我们：自己选择艺考的原因就是因为成绩跟不上，但是她对自己的“失败”的归因就和小余完全不同。如果说小余对自己的复读是向内归因的，而小张就完全是向外归因的，她认为其艺考的选择是由于枌榆无法提供一个好的文化课教育、领导层管理混乱、教师流动性强、学生冷漠自私所导致的。相较之下，小张就不会有小余这样一种暧昧的心态。

 

在这两个案例的对比之下，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机会结构理论，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理解清醒的优等生这部分群体的张力是如何产生的了：清醒的优等生和成绩不好的学生他们的生态结构和认知结构的第一层是一致的：他们都有优渥的家境，以及“前枌榆经历”中优质的北京公办教育；都是随迁子女、面临户籍约束与异地高考的命运。在对生态结构有清晰认知的基础上，他们也意识到枌榆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但是，在学校场域内部，这个优等生身份的叠加为这种认知结构上无可挽回、别无他法的绝望感打上了一束光：枌榆在各种意义上都是糟糕的、失败的，但它仍然是一个学校，有基本的教学架构和师生关系。在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刻，在这个完全军事化管理和全员寄宿制的学校里，枌榆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去枌榆”的视域被隐没，他们在学校内部的“相对获得感”是相较于整个抽象的、历时性的认知结构更为切实可感、也是他们最为珍视的部分。只有在冲突性的事件和他们作为该学校学生身份的终结之提示（如高考喜报、填写志愿）的冲击之下，他们认知结构昏暗的背景才会被重新激活，才会重新对更为抽象的“去枌榆”高考环境下自身的弱势地位进行反思。

 

小余作为“优秀学生”的相对优势感在更多的时候将对现存机会结构约束的清醒认知推入了潜意识中，让他们至少能够在作为枌榆学生的这个阶段享受学校为他们打造出的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相较之下，小张因为学习上的困难和融入学校环境的障碍，面临的反而是一种枌榆场域中的“相对劣势感”，这种感受在对宏观高考背景的认知之下反而愈加深刻、并转化为一种“绝对劣势感”。在枌榆场域内互动过程中的疏离感和边缘化体认，与对高考背景下枌榆作为整体的失败的认知相互叠加，构成了她对自身作为失败学校中的失败学生——“双重失败”的绝望心态。在这个意义上，她倾向于将自身全部的悲惨命运都归罪于枌榆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雯：

以上就是我们线下田野的所有内容，我们展现了高考语境下，仍然留在北京的随迁子女在高中阶段的心态分异。经过王利平老师的提醒，我们意识到我们此前一直在强调制度的排斥。但是，我们都知道行动者是具有反思性和远见的，也就是说，既然明明知道政策的限制，知道枌榆的升学率不好，很有可能一些同学在初升高乃至更早的阶段就“跳下了这趟驶向深渊的列车”。那么这样一来，制度排斥对随迁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就会是分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将视线从枌榆，这个不同教育轨迹中的一个特定节点发散开去，就有了接下来的田野。

 

 

线上田野

 

张蓁宜：

疫情期间，我们从既有网络出发，开启了线上访谈。我们首先找到了小余，从他口中得知了疫情期间枌榆管理的混乱，比如不按课表上课，对是否在场、作业情况等均无有效监督等，宇昕将其总结为教学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双重缺失。对比我和亦杰毕业的北京市重点中学疫情期间井井有条的管理情况，枌榆在备战高考背景下注定失败的命运显得更加清晰，也将“清醒的优等生”这一群体存在的悖论进一步推向不可调和。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答案是有的。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勾画出了这张图。

 

让我们将目光聚集于在北京市上小学的随迁子女。从图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教育路径有三个重要节点：小升初、初升高、高考。

 

首先是小升初。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为主原则”——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随迁子女升入公立初中并无制度性约束，大多数随迁子女也会继续留在北京上初中。我们在访谈中得知，这一阶段已经有了一些隐形的排斥，但并非制度性的，此处便不多展开。

 

现在将目光聚焦于北京市初中的这一批随迁子女。此时，他们面临下一个节点的问题：在初升高即后义务教育阶段，他们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考，但除“九类人”子女之外不得进入北京市公立高中。面对这一约束，部分随迁子女选择在初一、初二或中考结束后转回户籍地所在初高中就读，其余则希望继续留在北京求学，后者便只能进入北京市的民办高中。我们的田野点枌榆学校便是这部分人的汇集。

 

进入枌榆学校之后，这部分随迁子女仍面临异地高考的制度性限制和先前提及的学校层面的教学、管理混乱问题。因此，部分学生会在高一或高二结束后转回户籍地所在高中就读，其余则在枌榆读完高中三年，后参加全国一卷考试。

 

此外，在上一个节点进入公立高中的“九类人”随迁子女也并非从此一帆风顺，由于高考制度限制，他们不能通过北京高考进入本科院校，只能进入专科学校。但这只在理论上存在，我们接触到的九类人子女大多选择了出国。

 

周艳亦杰：

田野对象的出现和分流结构图的完成是相互补充的过程。田野对象的第一个重要来源是田野对象们的互相引荐，例如我们通过和小余的交流接触到了他的初中同学，从而补充了初中时期分流的“支线”；而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首先通过整理北京市升学政策了解到存在可以参加北京中高考的九类人人群，而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社会网络找到的。在确定我们下一步需要访问九类人子女这一目标后，我们在北大北京新生群中详细描述了我们想要访问的九类人同学的基本特点。出乎意料的是在一小时之内，先后有两位同学联系了我们。

 

访问对象的来源和特征是明显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在枌榆中学接触到的同学主要来自于在京的中产家庭，然而这些家庭的资源可能既不足以支持学生通过出国路径完全跳脱高考这一升学路径，也不足够支持同学在初中或是更久以前就回到老家上学。而通过北大新生群接触到的同学，则在家庭资源或个人才能上更有优势，从而跳出了户籍限制下的高考升学的路径。

 

 

张蓁宜：

当我们找到访谈对象后，还需要与他互动。但这种互动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在和小洋的互动中，他一上来便兴致很高、滔滔不绝，甚至聊到了省际高考不公平问题，我便需要持续礼貌应和，并努力引向我们的主题。而在和小宋的互动中，她则一上来就“质问”我“你是怎么知道我转学的呀”，使得我不得不立刻解释自己“经熟人介绍”的身份以消除对方的戒备。这些互动细节都更加考验对语言的理解和即时反应能力。此外，线上和线下访谈、不同类型的线上访谈之间也有所不同。在线下访谈中，杨老师曾说过“一个问题能让对方说上三五分钟才是个好问题”，尽量避免一问一答；但若是采用电话访谈，由于看不到点头等表示肯定的动作，访谈者需更频繁地回应和接话。同时，线上访谈时访谈对象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也相对更短，这也要求我们反应更快、问题更凝练。而若是采取文字形式的线上访谈，则需要完全一问一答，迅速抓取访谈对象每一条文字中的重要信息，并通过符号、表情等调整语气。

周艳亦杰：

一个比较成功的访谈，不仅需要我们在访问时就获得足够多的我们感兴趣的信息，而且还需要让访问对象愿意跟我们聊，愿意反复地跟我们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场外互动对正式访谈进行不足。例如在我们和小魏接触的时候，最开始起早了一个200多字的自我介绍，详细说明了我们的研究目的、研究成果呈现形式、访问目的等等，然而后来发现非常正式的自我介绍虽然很有必要，但是真正拉近关系的，是邀请小魏来北大参观以及聊一些校园生活。而小余则一直受数学困扰，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小余经常会发过来一些不会的题目的截图，我们给他讲解法。这样的互动一直从小余高考前持续到小余进入大学后，可以说建立了比较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一月之后，我们整体的田野都是在线上进行的。线上田野这种形式会面临很多局限性，典型的就是为语言信息的缺失，例如我们不可能在访问对象给我们发的一段微信聊天文字时通过语气和面部表情等等得知文字背后真实的情感。然而线上访谈也给我们了很多机遇，比如线上访问直接给我们添加受访对象社交网络帐号的契机，可以通过社交软件进行各种形式的互动。此外，访问的时间地点也比较灵活，例如我们在小余回湖南备考后，也能通过微信群语音的方式在他结束一天的学习之后进行访问。当然，线上访问最大的便利，还是体现在录音、记笔记方便上，我们几乎可以在访问的同时就记录下比较完整的田野笔记，为后期整理素材等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田野反思

 

古宇昕/张蓁宜：

关于访谈中的共情：就我们研究所涉及到的一些场景和经历来说，一方面高考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始终可以将访谈对象的经历和我们高三的经验进行对观，去理解他们的面临一个怎样的恶劣的学习环境，这种很抽象的宏观政策约束如何落实为他们教育经历中非常切实的不幸。另一方面，和访谈对象深入了解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对自己的生命史和身份进行反思。我们组有两位北京户口，一位上海户口的成员，但我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和上海人，我们某种意义上都是二代移民。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很难不去把他们的经历和自己的生命史关联起来。这使得我们在田野和经验写作的过程中，能始终保持一个情感比较充沛、能够对访谈对象的生命产生代入感的这样一种状态。

 

田野过程中的合作同样重要，其核心是信息和信任。在信息问题上，两名后加入研究的同学首先整理了先前所有的录音稿，在下一阶段开始之前对上一阶段的每一场访谈都具备了一定了解；日后文献阅读、线上田野的过程也均是四人共同参与、分别写作并互相交流、碰撞观点。这使得每一个人都充分了解研究的全貌、可以共同讨论整体写作框架，遇到问题时也能够修改其他人负责的部分。在信任问题上，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不多计较并相信其他人亦会如此是信任的根本，也是作品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石。在无数个“因ddl相遇”的深夜中，大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每个人都愿意也承担过他人的工作，从未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也正因如此，尽管在“挑战杯”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不久前作品还发生了较大的结构性调整，我们还是得以顺利完成修改并按时提交了作品。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两位指导老师——田耕老师和王利平老师一直以来的悉心教导，以及张雨欣学姐、贾宇婧学姐和王思凝学姐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帮助。

 

问答

问题一

问：后一部分线上田野部分和前期访问的分析方法、路径和访问对象的背景不同，是否有助于对迁移阶段更深入的了解？

 

古：后期的线上田野主要对前期的线下田野的补足，填充路径、弥补缺失样本。至于对前期的影响，则是促进我们对前期一些暂时无法解答的问题的理解。例如，小余所在的高三一班在高三时还剩下22个同学，但是在我们开始访问的时候已经有8个同学转走了。我们希望知道这部分同学在转走的时候心态是怎样的，以及希望将他们的教育分流填到路径的每个位置上，从而了解到整个路径的样子。

 

文：补充一下为什么说分流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随迁子女而言想要继续在北京上学还是回到家乡上学，并不是说想留就留想回就回的，比如小余整个家庭基本扎根在北京，他反而在湖南没有什么亲属，没有回到湖南的可能。

问题二

问：如何理解题目里面的分流和排斥？

 

文：关于分流和排斥，刚才在解释从线下转到线上两个田野的关系的时候也提及了。线下田野最突出的就是这一群学生遭遇到的制度的排斥，选择留在枌榆学校。但是仅仅关注枌榆学校的学生我们就看不到北京随迁子女的整个教育途径。分流实际上是在政策的限制和家庭所有的经济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形成的。这种分流也会回应我们之前对文献的总结，比如说社会、经济机制对于教育结果的影响。在我们这个图景中这些综合作用可以被想象成一个类似列联表的东西，这就会成为一种分流，也就是拼贴画式不平等的意义。

问题三

问：三重分异是否是为了对学生们进行描述性分析，还是说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古：我们当时是为了找到一个和理论呼应的节点。结合前几次的经验材料，我们觉得Ogbu的理论非常具有解释力，而且我们又希望以一个结构性的方式呈现出清醒优秀生心态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在了一个大的结构里，然后再把这个结构中非常特殊的主体独立出来。

 

张：我认为是两点：1）我们在刻画学校的时候，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主体，这有助于我们把把学校生动、精确地刻画出来；2）北京也有很多差的学校，但是枌榆的独特之处在于政策的张力。这就给我们一个动力引申到后面的分析。

 

周：我觉得清醒的优等生重要是因为我们是通过对他们的认识发现了一些可以深挖的点。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会采取为学校辩护的态度？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希望留在这个学校？其实这两个点是推动我们继续补充材料的一个动力。

评议

 

 

贾宇婧：

值得学习的是古宇昕在疫情期间强大的组织能力，她们从访谈稿整理、个案写作，以及最后成稿，都是非常有组织的。我可以感受到她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动力。

 

和教育有关的议题和我们自己最为接近，这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会对田野敏感，且和访谈对象距离比较近；但这也是困难的一面，我们难以悬置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在面临这样一群我们原本就知道他们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的访谈对象，很容易忽略更深层的问题。

 

她们很细致的民族志研究是特别值得鼓励的一点。一方面她们从政策梳理和前期调查得知这所学校是中产随迁子女在京的避风港，但是过渡到实际运行的层面，她们发现了两次震撼：场景豪华，不同于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小余的接触，得到经验的震撼，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挖掘。她们在文献和政策梳理做得非常好，所以能够带着问题进入田野并且不断推进问题。她们虽然知道这是一个教育不平等的话题，但是她们一直在推动自己思考，这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以往的教育不平等，尤其是和布迪厄的讨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布迪厄的理论在教育社会学长期很有解释力，但是她们能够找到中国经验如何能够和布迪厄形成一个对话。

 

四次进入田野一次比一次微观，而且最终能够进入到心智认知的层面，是非常有意思的尝试，但是仍旧需要对清醒-不清醒的划分做得更加细致一些，这也是之后的工作可以进一步考察的地方。我觉得理想的状态是可以听到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研究者是如何分类的；另外，可以反思这里的“反抗”是否是保罗·威利斯的文化反抗。线上田野的“售后服务”也很有意思，让我们明白事儿成不成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人的交道。

 

老师点评

 

 

张春泥老师：

首先，四位同学从田野工作中收获很大，她们不仅仅是做了一个研究的尝试，还有自己在田野经验上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 就这个研究而言，我看完的第一感觉是太长了，很难抓住主线。目前最大的困境是还没有找到一个研究问题。我帮大家想了一下可以回答什么问题：

 

第一是可以讲“流动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经常讲大家都希望小孩来北京上学，但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从你们的研究、包括一些类似的定量研究来看，会发现其实流动不一定好——这部分人似乎是接触了一些新的资源，但是各种结构性限制会导致他们回也回不去、留也留不下来。

 

从教育的角度上而言，同学们讲到了Bourdieu、拼贴画的教育主体等，但你们提出这样的概念有点早，现在还不能说枌榆表现得是一种特殊的分层的模式——其实它是各种限制的叠加后切割出来的结果。

 

由此出发，我强调做研究还是要讲设计：你的问题是什么，怎样一步一步地解决。刚刚你们提到一个田野中的一个发现：最开始只看到了排斥；后来又看到了分流。这从你们的研究设计而言必然是这样：你们找到了一所高考前的中学，它是一步一步汇集的结果，而从结果出发是看不到原因的，从原因出发才很容易看到结果。然而，对一群同样来到北京的孩子进行研究，可以看这些人从小学、初中之后去了哪里、哪些人不见了，这就更容易看清楚分流。

 

最后讲一下这篇文章接下来怎么办。如果想要做成一篇研究，你们可能还要再找一个问题；但如果这是一篇挑战杯作品或者一个报告，它已经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目前大家关注随迁子女流动儿童时关注的大多是另外一些人。

 

做研究还是要讲定位，到底是纯研究性的，还是政策报告性的。一开始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会有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

 

 

姚泽麟老师：

首先，这篇作品里面包含着议题非常多，将来继续发展的路径有多种的可能性。不平等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议题，但有些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平等能够去涵盖的，比如刚刚同学提到的分异图和清醒的优等生的反抗。你们或许可以尝试类型学的构造，如莫顿讲越轨时提出的“目标——手段”的交叉，从一种结构性的限制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几种不同类型。

 

其次，听你们的报告，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尤其是刚刚有同学谈到的线上访谈。我自己这段时间也重新回到田野里，但确实没有采用这样的方式。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面对面交流，因为如果只有文字可能会有一些信息流失。当然微信里面也会有一些表情符号，也有意义，需要你们去做进一步的解释。

 

再者，我听完报告觉得这个学校很神奇，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归入到同一个范畴的学校。此外你们中间有一些对于现象的提炼或者概括，比如用到“坟墓”这个词，提到很多学生对学校的无奈和信念，这背后的问题是“这所学校的目标和定位是什么，最后为什么会走到你们能看到、跟初衷很大程度上背离的样子”，以及这种存在的意义。

 

最后，我想说的跟张老师一样，现在的主线其实不太清晰，比如疫情期间学校的运作和不平等的主题有怎么样的关系，这点要讲清楚。

 

 

杨善华老师：

首先需要肯定同学们对线上田野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研究枌榆中学这一定位非常特殊的中学的意义。这个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主线不够清晰，例如对疫情期间枌榆学校学生在家或返乡学习经历的探讨虽然能够应证枌榆学校在管理和教学上的乱象，但是对于随迁子女升学这一主题而言则是干扰。在材料涉及面广、较为丰富的情况下需要有所取舍，整理出主线。

 

此外，枌榆学校与传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相比具有某种“欺骗性”。农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差、面对诸多限制是广为人知的。然而枌榆学校自我宣传、定位及其运作的实际情况之间则存在着落差。一条可以重新组织的主线是：搞清楚为什么很多学生明明知道学校没有希望，然而还是不希望离开。例如其中可能存在人际关系的相互影响等等。在本研究进一步细化的过程中，可以重新在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之间进行选择，并根据取向重新组织相关经验素材。

 

最后，仍然需要肯定同学们在线上访问方面的实践，以及通过各种方法弥补线上访问弊端的努力，线上访问的形式在疫情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此外，四位同学在合作方面体现出的团队精神以及分工组织也值得肯定。

 

 

 

王利平老师：

首先，四位同学做了很多工作，也展现了很多这个年龄年轻人不具备的品质，比如相互之间的协作、愿意付出和坚持。与此同时，我也非常同意各位老师刚才提到的问题：主线问题。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疫情前的学生主体心态分异图和疫情后的教育分流图之间不太贴合。进一步思考，在将其做成一个更成熟的研究的时候，要走出具体的田野中的具体细节问题，能够向外看：这个群体本身的特殊性让他们有了很强的代表性。这意味着研究者不是随便选了一个学校、选了一群人，而是代表了中国确实存在的某一类人，那这一点如何在后续的研究中反映出来？此外，研究中有家长的缺位。家长在学生课业中起到什么作用？在这里面我们看不见。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研究者在访谈中的角色，比较好的地方是同学们通过访谈，对自身的经历和在田野中角色的重要性进行了反思。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者自己也是学生，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和访谈对象交流的过程中，研究者自身代表哪一类学生？作为来自北大的精英学生，受访者是如何看待研究者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最后，理论的问题和经验的问题反映在具体的写作上是脱离的。几位同学是将理论完全作为文献，田野的部分更多像一个田野报告。将来努力的方向是理论思考一定要能够具体内化到民族志田野的写作内容当中。不能将理论作为帽子，而是将理论的思考内化到报告中。

 

 

 

田耕老师：

我认为几位同学体现了做研究的基本素质——投入，而且正像前面几位老师提到的一样，这个研究中具有极丰富的民族志细节。在研究方法上，几位同学采用的virtual ethnography是疫情带来的，这在相当长时间里会成为一个常态。在线上访谈的过程中，在群里收获的membership决定了你能够拿到什么样的资源。还有一个重要微观细节：电话访谈仍然是半面对面的状态，微信中则有办法将平时不好意思的话说出来，有从符号表情中发展出来的各种语体，这对访谈者有比较高的技巧，需要读图和读文的更强烈意识和信息，也是未来virtual ethnography的重要挑战。

 

落实到这个研究，几位老师的评论中，两部分的分野和断裂呈现得更清楚。在整个研究中，后面那个图是关键：在教育轨迹上，大家要在不同的站下车。于是，这个问题变成，为什么这样一些人留守到最后，留在这个飞地？不同阶段离开的人和最后留下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几位同学对这些人有一个机会结构的描述，这个描述是建立在田野资料完善的情况下。所以后面那幅图其实起到一个解释作用，第一幅图其实是一个成绩*机会结构的2*2的表格。如果没有疫情，其实可以在学校看到留到最后的人，可以看到这个图是否能够解释最后留下来的这部分人：被抛出去的人口特征和心态特征不同能不能解释他们提早退出的决定。从目前来看，2*2的心态结构没有解释这部分学生在教育轨迹上“被抛”的任务，这是从argument上面可以努力提升的方向。

 

从定义上说，这个研究很难说是中产阶级的教育瓶颈，因为它不能告诉我们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能否突破飞地？几位同学当时更关注的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的问题，由此显示出这个学校的特殊性，那如何概念化这个部分？在这个方向下，我们看到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具备了中产教育的特点，这就需要补充家长和家庭的信息。为什么这个学校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天花板，这需要和同类型的学校进行比较。

 

整体上说，这个关心对教育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尝试。特别需要肯定的是，这几位同学除了克服不可预知的困难，在整个过程中对社会学的理解越来越深，尤其是他们提到的研究过程中始终处在的“感情充沛的状态”，这是我们特别提倡的社会学的教育方式，也是一种人性的成长方式。

 

 

2021年3月27日晚，第十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田野工作坊在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主题为“学作画/学做画家：一幅艺术社会学的田野景观”。社会学系本科生田嘉毅主讲，文雯主持，研究生孙凝翔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助理教授凌鹏、助理教授张帆出席并参与讨论。

 

内容回顾

 

研究概述

选题过程。我最开始接触大芬之前，是想做一个有关社会学和艺术学交叉的题目。因为我自己从大二开始选修了艺术史论的双学位，而也的确存在一个叫“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分支，所以就在想能不能在这个方向做一些田野，尝试一下。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从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出发形成的题目，一开始并没有很明确的经验问题。

 

在我和班主任凌老师表达了这个想法后，凌老师提到可以去一些画家村看看，而大芬村就是这类画家村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在非常粗略地查了一些相关资料之后，我先把研究题目定为“艺术生产中的人际网络”；但这个时候我其实还没有进入田野，对大芬村完全停留在一个想象的层面，并且关于如何有效地讨论一个“艺术社会学”的问题，也完全没有思路。

 

 

在我真正踏入大芬村之后，我很快就发现之前的题目与现实脱节太远，没有办法把握住大芬村这个地方比较关键的一些问题。在第一次预调查中，我发现很多画家都在谈“原创”和“原创转型”的问题，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一开始，大芬村是一个纯粹市场化的产物，人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画画挣钱养家，但发展到现在，却有了如此清晰直白的关于“艺术”“原创”的叙述乃至实践。因此我在一段时间内将关注点就放在了这个“原创转型”的过程上。

 

不过，单纯关注“原创转型”本身其实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它前后还牵连着很多问题，比如大芬村的发展历史、政府政策、美术馆展览等等的艺术体制；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充分讨论“原创转型”这个问题，就不能仅限于此，不能就事论事。那么问题就很自然地进一步扩大：大芬村的画家如何从商业市场中诞生？这也是我目前这份本科毕业论文想要努力做的工作，当然，所有的讨论还都是以大芬村为限定的。

 

大芬村介绍。大芬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本身是一个自然村。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来到这里，租用民房，带着十几个学徒，做西方经典油画的复制品，这被视为大芬村与油画结缘的起点。黄江选择这里有他的考虑：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之后，大芬村恰好位于布吉检查站之外，也就是属于“二线关”的“关外”，这里聚集着很多来沿海省份打工的人，所以对于黄江来说有效地降低了各类成本。随后，大芬村的油画复制产业就逐渐壮大，上下游产业迅速聚集；2005年，欧美市场的油画复制品中有 70% 来自中国，其中 80% 来自大芬村；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大芬村又逐渐转向国内市场了。

 

在市场运作的这条线索之外，还有当地政府对大芬村的塑造。在1997年大芬村首次被媒体报道后，当地政府很快投入资金帮助改善村内环境；2004年，大芬村被国务院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设立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并作为当年首届深圳文博会的唯一分会场出现；2007年前后，大芬美术馆建成，“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展”、“深圳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分别在2012年和2018年开始举办。于是大家就可以看到，在大芬村，一方面是它自发的市场化的运作逻辑，以大批量的油画订单为典型；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将其塑造成一个文化产业基地、文化旅游街区乃至艺术家小镇的尝试，而这与商业的、复制的逻辑是有所不同的。

 

进入过程和调查经历。因为大芬村位于深圳，而我自己一直生活在天津和北京，并且没有在艺术圈内活动过，所以本身是一个挑战极大的跨地区、跨领域的调研。不过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些人脉关系，与大芬管理办建立了联系，之后才由他们带领我真正进入田野。我们都知道，调研如果能获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尤其是面对具体的受访者，就会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也能很大程度上消解跨地区、跨领域要遭遇的困难。

 

截至目前，我一共完成了四次实地调研和一次线上回访（疫情期间），共访谈 32 人、53 人次。在 32 人中，有男性 25 人，女性7 人。这个性别比例主要是因为我的访谈对象以画家为主，而大芬村的大多数画家都是男性。

 

 

大芬村的“熟人艺术界”

我首先借鉴了贝克尔提出的“艺术界”（Artworld）概念，这指的是“人们之间合作活动的关系网路”。其中，最核心的分析要素是劳动分工——“要分析一个艺术界……就要寻找它典型的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所负责的任务包”。在一个艺术界内，艺术的生产者按照惯例（convention）实现有效的相互配合，在生产艺术品的同时也在界定什么是艺术品；同时，在涉及资源调动、艺术品分配时，艺术界中还存在各类社会组织发挥相应的功能，国家的力量也会适时介入。

 

按照这个思路，我观察了大芬村内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及他们之间的合作或冲突关系，用这样的方式相对清晰地勾勒出大芬村的基本样貌。总体而言，大芬村包含画室、独立画家、发单人、各类画店、美术家协会、美术产业协会、村民/大芬股份公司、管理办这几个角色，其中，画室之内还分为师傅（或画师）和徒弟（或画工）。订单的流动以及上级政府的政策落地从两个方向将上述这些主体串联了起来，构成了大芬村的“艺术界”内的互动。

 

在此基础上，我尝试提出“熟人艺术界”的概念，用来描述大芬村内以“熟人之间的合作”作为“惯例”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合作与否并不仅取决于各自所承担的功能，而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有很大影响。需要注意，这里的“熟人”与我们分析中国乡土社会时常说的“面子”“人情”没有关系。这就是说，大芬村内的很多经济合作都由相对稳定的关系组成，这就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画家在不同类型的工作之间的流动。

 

 

图像、手艺和“模糊化策略”

通过分析大芬村艺术界自身的运作我们可以发现，在外部条件上，并不存在很强有力的结构性压力，来促使画家从“商品”的订单走向“原创”的艺术。受到“新艺术社会学”的启发，我转而将关注点放回了他们的绘画作品和物质材料上，因为如果在讨论一群画家，却避而不谈他们的创作过程、作品本身，我觉得是会有很大遗漏的。

 

实际上，画什么、不画什么以及怎么画，并不仅仅是由画家本人的审美偏好、创作愿望决定的，它同时还受到画家的绘画能力、习惯，市场的需求以及材料本身的性质影响。比如在调研中我发现，丙烯和油画就是两个最为典型和普遍的颜料，但有着大相径庭的性质，以及相应产生了彼此不同的应用场景：例如，丙烯颜料干燥速度更快，干燥后颜色变化少，而油画颜料干燥慢得多，而且颜色会逐渐发黄、发黑，这就意味着丙烯高适合快速、大量的作画，而油画则要消耗更多时间，同时二者的画面效果也有“薄厚”的区分。因此，丙烯往往被用来画订单，而参展的作品可能还是以油画为主，甚至要选取更为“优质”的油画颜料，更具体的细节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这里提出的仅仅是绘画颜料这一类材料，其中提到的也仅仅是丙烯和油画的诸多性质之一。除此之外，内框、画布、画笔以及很多辅助工具，都会影响到最终的作画。不过另一方面，画家也在主动地探索图像、材料的应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模糊化策略”。比如，对于图像来说，一些画家可能会选择把一幅自己创作的作品多画几张，彼此可能完全一样，也可能略有不同，但它们都不是临摹而是“原创”。这种策略在诸种材料、手艺中也大都有所体现。这实际上就拓展了“原创”的边界，既节约了时间，保障了画家的经济收入，又允许画家保持在一种“原创”的范畴之内。这也是把所谓的“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应用到同一幅画之内了。

 

 

艺术家形象的建构

对于那些能够有效地运用“模糊化策略”的画家来说，他们就有条件继而开始建构一个更为丰满的个人形象了，也就是更像一个“艺术家”。我在文章中从创造空间、创造收藏和创造生平三个角度做了分析，认为一部分画家通过非经济性的空间安排、公开的身份宣示以及塑造一个富有“本真性”和“命定性”的生平经历，来实现这一点。

 

我们可以以签名为例来稍加阐述。在很多画家口中，一幅“原创”作品，必须要签名，这是对这幅作品真实性的保证，也为买家/藏家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升值空间，这一点很好理解。不过有趣的是，一部分画家并不将签名视为理所当然的，有时候的态度显得比较暧昧。这是因为，签名除了认证、加值两项功能之外，还是对画家本人的一种限制和义务赋予——自此以后，这位画家就与他签了名的作品始终捆绑在一起了，那么这幅作品的优劣，以及对其评价在很长时段内的潜在的变迁，则也会反过来影响画家本人。因此，签名与否有时并不取决于作品的“原创”这一性质，而要取决于画家对自身身份、水平的定位和认识，以及作品是否符合了这一身份和水平。通过这样的方式，画家将签名的行为做出限定，防止一些质量较差的作品流出而破坏自己的声誉，从而主动地把握着自己的身份建构。

 

 

研究反思和余论

虽然在大芬村的田野已经历时一年半，但调查和写作都自然还存在许多问题。在与师长同学的讨论中，我主要总结了如下几点缺陷或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面。

 

 

第一，对消费端的考察。从目前的论文和报告中不难发现，我的调查对象基本集中在大芬村的画家群体内。那么，对于订单的系统而言，暂时没有顺着订单的流动上溯，这主要指的是连锁酒店、装修公司等订单源头，以及个体消费者；对于那些“原创”而言，关于买卖双方的互动的观察也是零星的。

 

第二，当代中国艺术市场。大芬村虽然暂时不是一个“主流的”艺术市场，没有专业的签约画廊，拍卖、艺术评论也非常少，但一些大芬画家已经与其他城市的画廊建立了联系，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忽视那些画廊的运作方式了。

 

第三，国内美院教育系统。目前我的研究所聚焦的问题可以说是“商业市场中如何走出艺术家”，那么在美院的培训这样比较去商业化的地方，“艺术家”的诞生历程会有哪些相似和区别之处，这个问题的答案会给目前的结论做出关键的补充。

 

最后一点回到了大芬村内，是对大芬女性的考察。我提到大芬的画家主要是男性，那么女性往往是画家的妻子。她们是否构成了另一张人际网络，支撑着画家的事业？比如，她们在为画家看店时，会彼此交流许多关于大芬村、关于订单的信息，这可能是最鲜活的市场讯息。但我目前对这一点也没有继续深入了解。

 

在论文写作接近尾声时，我也对艺术社会学，或关于艺术的社会学研究做了一些思考。我觉得艺术社会学比较特殊的一点是，研究者除了要面对艺术生产中（或贝克尔的艺术界中）存在的人与人的关系，还不能忽视艺术家与艺术品、观众与艺术品这些人与物的关系。这不仅是艺术学意义上的讨论，也与社会学研究直接有关，比如上面提到的材料对生产的改变；而即便在围绕艺术品所做的那些意义赋予、意义读取中，或许同样可以获取社会学的养分。不过，另一方面，要讨论艺术品，就要面对审美的问题，以及继而产生的更为核心的问题：审美是客观存在的还是被建构的？如果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社会学家如何面对和处理它们？如何是被建构的，那么又为什么选择了一些而不是另一些？这还体现在艺术家的叙述中：那种对艺术的热爱，似乎的确是真诚的，那么这种“狂热”、“特立独行”与“艺术家形象”的关系又是不是研究者因无法理解而制造的一种“建构”呢？

 

如有问题，欢迎与作者讨论：jiayi_tian@pku.edu.cn

 

 

现场问答

 

问题一

问：对于“政府对原创的筛选”，我能不能理解成深圳提升自己城市品位的一种必然之举？如果是这样，这些从事“复制”的画家，出路在哪里？

 

答：当地对于露天画廊、堆放的木框会有清理，但是这些复制的作品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现在年轻人住房装修，对这类画的需求还是很大。至少目前，我看不到从事复制画作的画家被淘汰的可能。

 

 

问题二

问：你提到“模糊化”复制和原创的策略，从复制到原创是这整个群体的大趋势吗？

 

答：创作欲望很难具体衡量，但确实能刺激艺术家创作自己的画。如果画家有原创的欲望，这个模糊化策略对他的转变来说就有利；有些人把画画当做打工，就可能画几十年还是复制。原创是成为“艺术家”的要求，管理办也提倡原创，鼓励原创作品参加展览。对于从复制走向原创的动力，市场推力当然是存在的，但我认为仅仅是市场不足以让他迈出那一步。创作热情可能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恰恰是模糊化策略让创作欲望成为可能。

 

 

评议与讨论

 

 

 

孙凝翔：

我第一次看到嘉毅的研究是在疫情之前，文章的核心一直是在讨论大芬的画工或画家，在两个身份之间，或者怎么在市场和原创两种逻辑间挣扎，当时已经比较明确是要和艺术体制论对话。随着文本具体的推进，嘉毅一章一章地像连载小说一样发论文给我，我每次看都还会有新的惊喜，每次完成度都会比之前更高，等到最后完整稿差不多出来的时候，嘉毅把我们最近几次沟通的成果，包括老师们提的一些意见全部吸纳到了文章后面的反思中。我觉得嘉毅已经非常完整地考虑到了研究之后要怎么往下做。当然一定要说意见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说的，但嘉毅也都提到了：一个是现在主要关注的是生产端，没有太关注消费端，也就是订单来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美术学院画家和大芬画家的差别。

 

嘉毅的研究最后其实也对艺术社会学或者关于艺术的社会学进行了思考，我觉得这些思考是好奇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的困惑。像嘉毅这样那么深入地去理解艺术里可能存在的本真性，目前还是很少的。在我们谈起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脉络，大家都是一头雾水的时候，嘉毅能做出这样的研究，并对自己的研究生成这么多的反思，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凌鹏老师：

“画”的性质决定了它和嘉毅讲的熟人关系有直接关联，这也是大芬的体系到现在还保持着所谓“熟人关系”的原因之一。“画”本身是人手生产出来的，画和人自己的精神是有关系的，虽然一个画家/画工可能是在画仿制品，但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探讨“模糊”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嘉毅确实能够从真正的画本身进入。模糊性是说，并非一个是“典型的复制”或者“机械性的复制”而另一个是典型的原创——其实没有一个“典型”。作为画工，不管是画复制还是画原创，都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说的复制或原创，是外在的、二元的。我觉得一方面是社会层面上他把自己定义为“原创”还是“商品”，另一方面是我们在艺术的层面上怎么样理解“创不创”的这个问题。

张帆老师：

最开始在分析它的社会特性时，嘉毅引入了一个概念叫“艺术界”，又发明了“熟人艺术界”。我觉得特别好，对田野材料非常敏锐。贝克尔最初提出“艺术界”的时候，讨论的问题是把艺术创造放到艺术生产的环节，其实是把艺术当成商品，把艺术的环节当成一个资本主义运行的过程。 这把它去熟人化了，认为这个自主生产是不需要关系的。后来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发现并不是这样。我们读安娜·秦（Anna Tsing）写的《末日松茸》，包括项飚老师的《全球“猎身”》，提出的“供应链”概念，或者是“脱嵌”和“嵌入”。比如艺术的特质、人的特质等这部分关系，既在逃离资本主义生产末端，同时又被并入到生产链条里。这是一种新的讨论资本运行的方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角度了。我们用“熟人艺术界”也好，还是他们提出的“供应链”的模式也好，都很巧妙的展示出，人跟物都是生产中的一个部分，只是在供应链中，人被当成物来使用了。

 

我觉得对本真性的讨论可能还不够充分，这是站在“原创”和“复制”中间的概念。一个作品能被称作艺术，那是因为它有本真性的东西。人类学中，我们讨论craft and art的过程时它也非常重要。可以把本真性展开来讨论，一方面嫁接“人-物”关系，也能打破资本运行和艺术创作之间二元的关系。

 

田耕老师：

研究的主线，我认为可以用很直白的问题来总结：在为商业化而生的情况下，为什么原创性的艺术还可以实现？这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思考，一部分当然就是简单的阻力，即商品化，构成了对原创欲望的消灭，第二个是这里还可能产生一些零星的希望，这个机制很关键。这时谈商品化，就不是为超越复制而生的原创，而是他需要主动创生一个空间，把对立的范畴模糊掉。考虑到在专业的艺术创作中，这样没有原创力的生产机制也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能冒出尖、展现出艺术能力的人就非常关键。谁可以这样做？是什么让这些人将动力变成现实？我们需要一个个案式的写作，才能彻底地理解。大芬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因为它浓缩了艺术创作本身的核心机制。

 

这个研究潜力非常大，总结了特别丰富的要素，而且无时无刻体现着把它变成社会学的冲动，当然不只是狭义的社会学，也包括人类学。这一点是我特别欣赏的，因为今天去做民族志，会容易产生妥协——会觉得把丰富的材料呈现给大家是最有价值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广义的社会学本身是呈现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不应该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