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2021年10月22日中午12：15，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1年秋季学期第一次午间报告会在理科五号楼201教室举行。本次报告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老师以“碑的权力与灵力：兼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为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刘能教授担任主持人。社会学系教师、博士后、访问学者、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全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讲座概要

报告会上，张帆老师以两个小故事的形式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脉络。

第一个故事叫做“法令与药物”。拉萨大昭寺门口有两块石碑，一个英国殖民官员发现其中一块汉藏双语石碑的汉文面损毁严重，有很多人为刮擦形成的坑洞，并将其视为拉萨人民抵抗清朝统治的方式。那么，这些坑洞为何产生？这就需要从石碑的建造背景讲起。

主讲人张帆助理教授

 

这块石碑由清朝驻藏大臣和琳树立，记载了他于1794年（乾隆59年）在西藏地区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改革，包括天花救治和丧葬仪式改革。这体现了帝国一体化进程中清朝官员如罗威廉所说的“实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双重思想”。作为大背景，她又介绍了布达拉宫脚下的两块碑——1724年的《平定准噶尔碑》和1793年的《御制十全记碑》。前者的背景是清廷平定侵入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确立驻藏大臣制度，后者的背景则是清廷平定掠夺西藏的尼泊尔北部廓尔喀人、并推动的一系列藏地改革，这一系列设计西藏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经济等的改革标志着西藏从羁縻到整合入清廷的转变。这两块碑的位置极具意义，象征着清朝控制西藏的丰碑。

张帆老师通过汉藏双语碑文的语义分析，阐释了政治军事大背景下清政府如何推广对西藏的实质统治。从“蛮貊之邦”到中性化的“藏地”，从“无伦无理”的旧习到佛教中的不善好行为，从“五印度之一”的边缘到“四方之央”，可以发现藏文译者对叙事框架的转换——以汉地为中心的儒家“文野”叙事转化成为以藏地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善恶”叙事。张老师还分析了藏文碑文对于时间和名称的使用：汉藏两套纪年系统的并置，皇帝称号从普通名词转化为专有名词，皇帝从佛教的施主成为佛子，展现了政治一体化过程中文化层面的并接和转译。

张帆老师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有一种刻板印象，“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但是，对碑的解读不能仅停留于碑文分析。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应该包含语义分析、物质性分析、实践分析这三个分析维度，在碑文之外，碑体本身也是有意义的符号，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解释坑洞的产生原因。虽然石粉可以入药，但藏民到碑上或者寺庙墙上抠下粉末，或者撕下经书的一角，吃掉或者敷在不适的部位，可能更接近仪式实践——对于前工业时代的藏民，有字的东西是有神圣性的；在藏医传统中，治疗是身体和道德两个层面的行为，文字本身蕴含的宗教性或神圣性能够增添治疗的灵力。如此，这块碑的内容原本是移风易俗的法令，却在历史实践中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的灵药。这个故事指出，分析政治过程时，在宏大的政治经济视角之下还潜藏着犬牙交错的截面，在文字层面可能带有的抵抗性与在物质或医疗实践中显现的接受心态并存，为此需要打破“文字中心主义”的态度。

第二个小故事叫做“皇帝的两张面孔”。坐落于拉萨城北的万寿寺修建于1751年，两位驻藏大臣因不能返京庆祝乾隆六十大寿，在拉萨修建了万寿寺为之祝寿。万寿寺是清廷驻军形成的军城的一个构成部分，据记载拉萨城北的军城有完整的城墙、关帝庙、城隍庙以及这座万寿寺。这些建筑也折射出清藏关系的重要时刻：18世纪中期，清廷废除摄政王，抬升达赖喇嘛地位并创制摄政喇嘛体系，系统化驻藏大臣制度和驻兵制度，强化了清廷对西藏的统治。随着19世纪清朝国力的衰退，拉萨城北的军城破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游记显示，关帝庙和万寿寺已经改头换面变成扎基寺，供奉扎基拉姆女神。然而民间的记忆仍然与乾隆有关，只不过乾隆的形象不再是强势的皇帝，而是陷入后宫纷扰的丈夫，需要寻求高僧帮助他降妖除魔。

张帆老师指出，历史是文化在时间中的展开，事件的意义是文化赋予的，人类学家研究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由文化构造的时间，无论文献还是传说都表现了某种对于时间的文化心态。王明珂的“历史心性”概念，即从文化自身出发对于过去与现在之关系的表达，有助于补充主流叙事不呈现的边缘声音，但传说本身也体现了特定文化对于世界构成与社会延展方式的定义。在清朝的官方叙事中，皇帝是非常正面的、处于神的地位的皇权形象；而到了藏地民间传说，皇帝、妃子和喇嘛这三个符号中，皇帝处于最低的位置，世俗的权力需要仰仗宗教的力量以获得秩序的平稳。

 

最后，张帆老师对其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回应了什么是权力和灵力的问题。当下对于权力的理解往往是祛魅的、与政治经济相关的；但当我们回到帝国构建过程中，碑本身是带有灵力的权力建构，碑和皇帝在结构分析层面是同构的：石碑是皇帝在拉萨的“物化”形态，而皇帝是石碑所凝聚的药力、灵力、权力的“拟人化”体现。另外，张帆老师强调了跨文明体系的视角，中文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大多集中于汉族（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历史，边疆或民族区域的研究与汉文明之间往往被视为无关。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视角以及王铭铭“中间圈”的概念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作为整体的华夏文明很有启发：族群身份是通过群体的边缘地带而非核心被界定的，从“中间地带”或“中间圈”的展望，是理解跨文明体系的互动的重要环节。

 

张帆老师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刘能教授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并主持现场提问环节，在近半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后，午间报告会圆满结束。

主持人刘能教授

 

文字|林子涵

摄影|何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