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内卷天然的敌人

 

尊敬的各位老师、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社会学系17级本科生田嘉毅。今天有机会站在阳光厅的台上，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发言，我非常荣幸，充满感激。

临近毕业的这段时间，我常常半夜睡不着觉，脑中闪过在这座园子的四年中所经历的种种事情。记得四年前某个傍晚，入学不久，我和朋友脑子一热，去了小西门外的肯教通宵读书，就为了体验一下早有耳闻的“刷夜”。还是太年轻啊（笑）。一个月前我们又提起这件事时，他打趣说，“肯教刷夜为日后无数个肝论文、背书的夜拉开了序幕”。我想，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开心地迎接自己的毕业，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我们不能忽视自己所经历的挫折、困顿、迷茫乃至痛苦；虽然我们人数众多，但我们依然是“幸存者”。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自己心怀感恩：感恩我们自己，我们挺过了这些年。

其实刚才周老师的致辞我很有感触，我就是经常恐惧、忧虑、患得患失。回看四年，我很多时候都很焦虑——焦虑成绩、焦虑读书、焦虑前途。虽然在外人甚至各位家长看来，你都上北大了，还有什么可焦虑的？我们就这样被剥夺了焦虑的资格。但和朋友聊天时，这些的确是不可避免的、自动弹出的话题，结尾要么是自嘲和戏谑，要么是一声长叹。今天，我们常常说起“内卷”，说自己“卷不动了”，或说别人“卷起来了”。不论是爆肝字数地写论文，还是处心积虑地选课，都无疑分散了我们的精力，让人形容憔悴。一看到一次小测的成绩，就想到课程得分；一想到课程得分，就想到总绩点；一想到总绩点，就想到保研、留学、就业；一想到这些，就想到整个人生。这是我们独特的想象力。我做了个统计，我在本科期间一共写了约105万字的作业，平均每拿到一学分要写5500字，平均每篇文章7000字。最恐怖的一学期，有11门课、大小作业34篇，作业质量自然良莠不齐。如渠老师所说，这怎么会健康呢？

对我个人而言，在我面对“内卷”，痛苦最为深重的时候，社会学系带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和力量。其一是我在深圳大芬村的田野调查。说实话，我在大芬的研究的开端也是很世俗的、很内卷的，就是2019年4月，身边同学都在报名本研，我就想着我也得报一个，在简单与班主任凌鹏老师和导师李康老师沟通后就填报了。但后来，是很幸运地，我的田野做了两年，以后还要做下去，这成为了我本科四年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大芬村是个画家村、城中村，在那里我访谈了32位身份各异的画家或工作人员，其中有两人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第一位算是在当地已经混得很好的画家，我和他待的时间最长。到一次临别时，他跟我说，我这一年多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让他思考良久，是以前从未想过的事，这促进了他的绘画和经营，对他非常有益。于是，我就发现我还能在调查中去帮助一些人，让一些事情变得更好，而这绝不是带有目的性、功利性的行动和结果，是全然脱离于周遭“内卷”的生活秩序的一个现象。这足以让我非常欣喜，看到新的希望。另一位画家则是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有时对我讲起他悟到的一些绘画技法，两眼都放着光。他的一段话说的特别好，我在这里直接引用一下：

“我朋友对我说，你能改变什么么？你真的能成为大艺术家吗？后面我思考了一下，我说难道我不能成为大艺术家，我就不画画了吗？我就这样回答了他。我说，难道莫兰迪就一定知道他会成为大艺术家吗？难道梵高真的就知道，他就会名流千古吗？是不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是始终尊重自己的内心，在不断地去坚持、去尝试，去做自己。”

听到这段话时，我热泪盈眶。其实大芬的画家也会谈“内卷”，而这位画家却不谈“躺平”。或许，“躺平”就已经意味着放弃，意味着投降，而非平静。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我所向往的平和与坦然，那种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自己的生活，不与世界妥协的勇气和坚定。而这恰恰是我在不断的纠结、挣扎中所消耗的，我自己所缺乏的。

社会学系给我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就是我的导师李康老师。李老师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在微信上找他最频繁的学生，特别烦人（笑）。因为我一有问题就想找李老师聊。记得第一次去大芬调查时，有天晚上我录音稿整（理）到一半，大概已经11点多了，突然对自己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开始困惑，我就去找李老师。我说，我好像还没厘清自己的问题意识，继续这样漫无目的地访谈会不会浪费机会和时间？没想到李老师这么晚还几乎秒回我。他说你不要用问题框架限制了自己的调研，现在就尽可能收集更多的材料，回来再细看，之后都会有用处。我才放下心来，按部就班、尽己所能地做完了几天的田野。后来这话也果然应验了。

到了大三下学期，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而且马上要毕业了，我前所未有地开始焦虑自己的前程。我就在微信上问李老师，您觉得我究竟更适合毕业后去工作还是坚持读书？其实这个问法是很偷懒、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不过这显然被李老师看透了（笑）。李老师的话我一个字都忘不掉，他说，现在无法确定，也没有人有必要现在就确定。我其实很清楚，李老师任何一种确定的判断和建议都会对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这样既模糊又明确的回答，反而把生活的主动权交回了我自己手中，要求我自己紧紧把握住自己。前段时间我接受了一个教育学访谈，聊起这些事情，访谈者总结说，其实李老师一直扮演了一个解绑的角色，帮我拆掉我的束缚。我想这是非常准确的。不被外界的框架定义和限制，牢牢把握自己的生活，认真地、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是我们能在内卷之下得以保全自身的另一条路。

四年的学习中，社会学曾把冰冷刺骨的现实抛给我，社会学也救赎了我。四年前，我压线入学，能选的专业很有限，我对社会学是一无所知的。今天我即将毕业，或许我仍然无法说出很多社会学家的名字，对很多理论也只是一知半解，但在好像人人谈“内卷”、仿佛事事皆“内卷”的环境下，我对社会学多了一些理解：社会学本身就是天然与内卷相抗衡的。如果说内卷抹杀了多样性，让大家都沿着一条路、一个逻辑去竞争，社会学就恰恰在鼓励我们走入不同人的生活世界，了解、记录并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并反观自己的热爱、自己的内心；如果说内卷忽视了许多问题的实质，仅关注肤浅的表面功夫的比拼，社会学就恰恰给予了我们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让我们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我们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要有自信，具备了这样独特的，几乎可谓天赋的，且在这个环境下极有优势的能力，即可以在庞大的、看上去浑然一体的、乃至混沌的世界上打开一个切口，观察到内部的五彩缤纷；这个切口可以是一块专门的田野，也可以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学社会学都知道，内卷或许真就是社会结构和变迁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外部压力，我们难以逃离；它的降临，不是某个人、某群人的错误，你我不需要背负这份太过庞大的苦难和自责，但需要正面它，并怀有一份对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抱负。此时，并不是只有所谓“躺平”和“一起卷”这两个选项。儒家讲“修、齐、治、平”，博施济众不是仁之所谓，空洞的愤世嫉俗也不能扭转任何事情。既然内卷抹杀了多样性、抹杀了许多问题的本质，那么我们关注、关心、关怀自己的生活和亲友，认真、脚踏实地地活着，就是在与内卷抗衡；我们让家庭和睦、幸福，就是在与内卷抗衡；我们在自己的领域认真钻研，为了自己的爱、理想，以至于为了公众的事业奋斗终生——就像无数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一样，就是在与内卷抗衡。如此这般，我们便怎么可能落入“内卷”的陷阱呢？怎么可能被“内卷”搞得郁郁寡欢呢？这是我们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今日应当有的勇气和担当。我们就是内卷天然的敌人。

今天我们要从社会学系毕业了。当我回首过往，自己的四年不算丰富，不算贫瘠，不算随性，不算笃定，不算顺利，不算坎坷。曾经在燕园雨夜遇到当头一棒，踏水、推车走回寝室，浑身湿透，雨水泪水混在一起也要继续打起精神干活；曾经在年关将至，揪心着肆虐的病毒，无奈于它的出现搅乱自己的生活与计划；曾经在系图停下手中敲击的键盘，静观秋日午后的暖阳悄悄垂下，渎神般地肆意琢磨着命运的安排，企图偷得半刻清闲；也曾经躺在石舫上，任由月光洗涤我的身体和灵魂，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开辟出点滴宁静。那些都是我们会在若干年后回忆起时，还能发着光的日子。

我多么希望典礼不会结束，希望在社系的日子不会结束。可如今站在分别的交叉路口上，我还要赶在踏出下一步前，再朗诵一下我们都很熟悉的两首诗词，与诸君共勉。

其一：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其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