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7日上午，第六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颁奖典礼结束后，获奖者通过两个学术专场对谈，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学术专场二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老师担任主持人，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奖者林叶博士、郑姝莉博士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天夫教授担任评议人，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后与博士生王燕彬、刘彦东、陈莹骄和陈龙、吴越、董彦峰分别担任与谈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林叶博士首先就自己的获奖论文《钉子和拆子：旧城征迁中的空间、家庭与社会联结》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林叶博士首先播放一段以“钉子户”生活为主题的电影片段，以此简要向听众重现了钉子户与拆迁办的纷争和维护自己的遗留地带所做出的努力。在开始正式的介绍之前，林叶博士就论文写作初期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解答。首先是为什么要选取钉子户作为研究对象，林叶博士表示，自己在构思论文期间她受到导师朱晓阳教授在云南开展田野工作的启发，希望能够将进行钉子户的反抗研究。第二是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已有的学术文本通常是基于权力治理框架来理解拆迁这一社会过程，而人类学田野方法强调研究者用自己的身体进入到田野当中，在进入的过程中要意识到对于田野地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林叶博士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日常生活实践。就此，林叶博士在田野过程中不断聚焦于钉子户和拆迁办的家庭矛盾和由此展开的辩论。最后，林叶博士根据对论文英译题目的选择引出了对钉子户生存状态的联想——由于当下生活的困境无可解决，钉子户也就成为了“地缝中的人”，这也是她选择关注钉子户的原因所在。

随后林叶博士简要介绍了文章的结构。在正文部分，林叶博士就现有的反抗研究进行了反思，包括尺度问题、对新叙事模式的探索、对拆迁的再定义三个方面，并对再定义拆迁进行了详细叙述。拆迁的定义应当从遗留地带生活者的视角出发，拆迁应当被定义为“家宅空间、居住和整体生活安排的被迫调整”，拆迁真正的完成不是项目完工也不是拆迁户住进安置房，而是他们回归到平顺和正常的生活，因而拆迁在拆迁户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可能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因为由拆迁而来的矛盾和对生活的再调整是绵延的。随后，林叶博士介绍了论文的三个论点，第一，拆迁过程中的拆迁纠纷具体体现为家庭成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共同身涉其中的人伦辩论，而不仅仅是拆迁政策和货币化政策所进行的计算；第二是遗留地带中钉子户新的生活空间的展开，包含了新的空间政治与空间关系，钉子户在其中开展生活实践使得临时的生活能够正常化；第三是对上述辩论与日常实践叙述的背景进行解释，即由拆迁办构建出来的“拆子社会”的意象。林叶博士认为，拆迁户的遗留地带就是“临时的无主之地”，她的文章就是根据对事实空间权属的确认是如何在日常实践中一步步获得的过程来展开的。

 

随后，来自北京大学的三位博士生王燕彬、刘彦东、陈莹骄就林叶博士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王燕彬同学首先梳理了论文的基本逻辑，认为论文的核心在于重新思考隐没在权力—治理框架中的“家”的问题，讨论经历了拆迁却还没有搬走的人如何继续过日子这一问题。她的提问集中于文章对“拆子与钉子”关系的论证上，在她看来，文章似乎在说，拆迁过程中钉子和拆子二者构成了伦理共同体，那么为何在拆迁中钉子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改变，而拆子却没有。对于这一问题，林叶博士表示，“伦理共同体”的表述容易引发歧义，她想要强调的是这两类看似对立的群体，来自共享的社区或地区文化，处在一种“文化亲密性”当中，但这并非是说他们的伦理观念是同质的或变化是同步的。林叶博士的研究毋宁说更想为田野中一种抗争关系作澄清和辩护，即“田野中打架不是一种抗争，而是开始说话的方式，会产生有很多关系的可能性，而反过来，不打架、斯文的说理，也许恰恰才是对之而言真正的羞辱”。

刘彦东同学的问题则主要集中于“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者田野身份”的问题。他指出，文章体现出一种“积极参与的人类学”，与先前价值无涉的人类学取向不同，后者要么是看不到作者，要么是主客二分的，要么是“合作民族志”。对此，林叶博士表示她的田野身份一直是研究的争议部分，因为田野对象涉及对立的双方，之所以要在某些情境中做出“两面三刀”的举动，根本原因在于拆迁世界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性。她的田野经验可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的借鉴是：如果研究者能够在田野中使研究对象将自身对应于他们生活中已知的人物谱上的某些位置，被视作“类似他曾认识的某人”，将会是很好的开始，因为这预示着“他更清楚如何与你相处”。若无法达成这一点，则需要通过时间来增订研究对象世界中的人物谱。最后，林叶博士表示，她曾尝试在田野中践行人类学的介入性，但也要真实地坦承尝试的结果大多很“狼狈”，这对于田野对象而言无疑常常是令人失望的，但对研究者而言，更多的情况是颇有收获，这种极不对等的情况在田野也是真实存在的。

第三位与谈人陈莹骄同学，主要就文章的具体写作，请主讲人与大家分享分析、处理、呈现材料的经验，她表示文章用词用语和概括的精准性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林叶博士表示自己写论文时首先会列出每章的框架和材料，只有在想清楚本章框架后才着笔写作。此种写法，虽不能保证章和章之间的连贯性，但至少每一章都是完整且衔接顺畅的。其次，写每个句子的时候也都会精心斟酌。

  

 

对谈过后，刘世定教授对林叶博士的论文做出了评议。刘教授首先对论文的生动性和田野工作的扎实进行了肯定，认为其对与拆迁有关的社会学问题具有启发性意义。首先刘世定教授根据我国的产权制度环境与实践对“钉子户”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重新定义，即在居住产权的再界定过程当中未得到当事人认可或者完全认可的条件下而不得不变迁、但选择在法律和社会压力下选择不搬迁的居户。第二点是与之相联系的拆迁的概念，拆迁在理想状态下是城市规划的实施，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工程技术，而且是一种制度，一种产权再界定的方式，因此对拆迁的研究有利于理解社会中基本产权制度的运行。第三点是如何对产权进行研究，刘教授指出可以从合约的角度进行研究，拆迁过程中钉子户的出现体现的是城市规划作为产权再界定的合约的不完整性。

 

 

接下来，毕业于中山大学，现就职于广东财经大学的郑姝莉博士对自己的获奖论文《请客不收礼：互惠再制度化——一个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交换的互惠变迁》进行介绍。这篇论文是基于一个不收礼现象变化的个案展开研究。在进入田野的过程中郑姝莉博士发现，主人在进行仪式性宴请时会选择不收礼，但也不是绝对的不收礼，这一现象引发了她的思考。由此引发了仪式性宴请的两重互惠，一层是宴请回请、送礼回礼本身的关系互惠，另一层是送礼和回礼或出力的货币资助型互惠和劳动互惠。在不收礼之后，货币资助型互惠萎缩到了有限的关系圈内，能够拉近关系的劳动互惠依然延续。由此，郑姝莉博士将论文的理论问题界定为双重互惠向单重或有限的互惠的转变。

 

 

随后郑姝莉博士对田野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并结合文章的结论对研究过程进行了简要阐述。郑姝莉博士选择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化变迁理论对互惠变迁进行了讨论，认为它经历了多重制度化过程，包括制度化、去制度化、制度确认和制度遗留四个部分，这一变化的产生受到了来自村庄、市场、政府三个层面的影响。在研究价值方面，郑姝莉博士认为自己基于不收礼的研究是对为什么收礼这一研究的补充和例外情况的提出，在过往的研究中不收礼代表着拒绝交往，而在本文的田野过程中不收礼则是在流动过程中社会价值的表达方式。其次是对于互惠研究走向的补充，以往对于互惠的研究都是基于是或者不是、帮或者不帮，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并提出了新分类。第三是从非正式制度、不成文共享制度的关注。第四是关注情景的创新，尤其体现了村庄内频繁的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扩大。

北京大学的博士后陈龙和博士生吴越、董彦峰参与了本文的讨论，三位与谈人首先肯定了文章从不收礼的必要性进行切入的创新性和经验性材料的丰富性。随后，与谈人与作者就双重互惠话语的单重化、有限化变迁概念进行了讨论，并就被悬置的关系延续型互惠作为是否作为先验存在提出了问题，郑姝莉博士对此进行了回应。

陈龙博士后的评议从论文的结论切入，即“双重互惠的单重化和有限化”，他指出，文章讨论了资助型互惠在消退，但仍有限地保留在核心关心圈中的情形，却似乎先验地认为“关系延续型互惠”不变或将该问题“悬置”，而未能给予因果或机制上的说明。对于此问题，郑姝莉博士表示该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当地社区中人们间关系如何变化的问题”，她认为，当地人基于社会资本的分化而产生对关系延续型互惠的不同态度与行为选择，简单来讲，有社会资本的人可通过仪式性宴请不断扩大自己的人脉关系圈，而没有社会资本的人很多时候会逃避宴请，这也导致他们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导致了人际关系在互惠问题上的分化。

吴越同学的评议则主要集中在论文的可拓展性上。首先是解释层次的问题，他回到莫斯对礼物的经典论述中，提出“礼物交换”研究中概念的共同体性质与论文经验材料的个体之间的平衡问题，对此，郑姝莉博士认为如能触及“村落共同体的互惠重构问题”无疑是更有意义的探索，但因受限于材料，只能针对有限的场景、互动主体、社会关系来展开分析。其次，吴越同学还就论文的“分析性概念”提出疑问，即如何看待和进一步比照与文章相反、相似的案例？郑姝莉博士表示，“导致西村不收礼的关键环节为何”这一问题是一直以来颇具争议的，文章曾在最后提出“道义关系的调适”的概念尝试回答，举例来讲，在西村，老人的地位很重要，他们既是西村宴请的主要对象，也是最初对其“不收礼”的群体，不过这种“道义上的调适”是否可作为有力的分析概念用以理解西村之外的现象，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位与谈人董彦峰同学针对文章的具体逻辑和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首先指出，论文以两条线索展开，即在内容上因循礼物范式、形式上搭载制度范式，在多重过程的视角下分析西村互惠制度的历史变迁，但文中对两者的讨论似乎并不均衡，那么两种范式之间的关系如何、文章在理论上的“野心”是侧重于互惠还是制度化？其次，就西村的具体案例而言，文章更多在呈现互惠关系中的宴请的一方，而似乎没有充分讨论“不收礼”观念的转变在参加宴请的一方是如何发生的。此外，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礼物”意味着什么、“不收礼”又在什么意义上意味着互惠启动的失败？例如，现在人们普遍认同“时间”的重要性，那么“出席”本身是否有不同以往的意义？最后，董彦峰同学提出，农村现在已成为各种力量的角力场，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一定意义上构成对传统秩序的冲击，若将礼物视作一种整合村落共同体的逻辑，在现今“村庄大量消失”的情况下，“礼物”在乡村整合与再造过程中，生命力如何？在回应环节，对于第一个问题，郑姝莉博士表示文章对“制度化”逻辑的强调，的确一定程度上使田野中关于“互惠”的生动的故事被隐匿了，同时，对“非正式制度”转变的讨论不足也让文章结论看似有些单一，这是研究可再斟酌的部分。第二，郑姝莉博士表示，文章对行动者的分析，在制度变迁的逻辑下确实偏重于“宴请者”，如何引入和分析乡村宴请现象中多元的声音，以及如何通过对“出席宴请”行为的分析引入对“时间”的意义的讨论，是文章可再进一步完善的部分。最后，作为研究者，是要将“礼物”的逻辑应用到乡村再造的实践中，还是通过“旁观”来观察从而理解它，郑姝莉博士表示暂时会更偏重于后者，但这仍旧是一个值得所有研究者思考的重要问题。

 

 

 

对谈环节过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王天夫教授对文章做出了评议。王教授认为文章最有力的贡献就是梳理了制度变迁的多元错杂过程，甚至对过程进行了过程化，这在质性研究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而且，文章还对基层微观社会的行动者和逻辑进行了严谨而有血有肉的叙述。随后，王教授也从社会学的角度为论文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文章中能够增加更多关于不收礼的声望“为何建立”的叙述，以及对文章中分析维度的进一步明确和如何更好地将过往理论结合本土社会情境提出了建议。

 

 

最后，在自由提问环节，田耕老师首先肯定了文章对“礼物流动”的人类学理论的勾勒十分成熟，同时提出，在莫斯对礼物的讨论中，对于“宴请什么样的人”，着墨不多，而郑姝莉博士的文章中较细致地讨论了“互惠圈层”的问题，基于此，田耕老师提出“请客收礼”与“请客不收礼”、换言之“即时交换”和“非即时交换”分别是如何影响差序格局的？对此，郑姝莉博士回应说，基于西村的案例，“是否收礼”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可粗略概括为，即时性互惠呈现更多的算计性，而在不收礼的情形中，亦即费孝通所讲“相互拖欠未了的人情”的情况下，算计性的层面相对减少，有村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了”，但更为细致的对于核心亲属圈的变化的讨论，以及其间不同亲属在礼物交换中的义务、联系、回馈等，仍是研究有待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