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7日上午，第六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颁奖典礼结束后，获奖者通过两个学术专场对谈，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学术专场一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主持，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奖者徐宗阳博士、周文博士担任主讲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应星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孙秀林教授担任评议人，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左雯敏、向鸿、何奇峰和乔天宇、阮韵晨、林小燕分别担任与谈人。

 

首先，由徐宗阳博士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村庄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徐宗阳博士的研究聚焦于“资本下乡”这一现象。资本下乡一方面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也遇到各种问题，甚至“失败”。这个研究将资本下乡这一现象，放在“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框架中，以华北地区连川市兴民农场“下乡”之后的“生存状况”为例，来讨论资本下乡进展不顺的真正原因，以及“失败”的具体机制。徐宗阳博士在田野中发现，外来资本在农村中的经营与当地的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分包外来农场土地的承包人主要来自于经营者原有的社会关系，机械化的雇佣对象也并非当地农民，而是通过经纪人，雇佣外来的专业“麦客”。通过对“偷玉米”等案例的分析，徐宗阳博士提出了“内外有别”的整体性逻辑框架，并运用这样的逻辑框架，对资本下乡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经营之外的解释，指出了外来资本在乡土社会中面临的相对性分离以及未能融入乡土逻辑之中的问题。

报告结束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左雯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向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何奇峰，共三位与谈人与徐宗阳博士进行了对谈。

左雯敏同学就文章中出现的经典案例，指出文章的关怀在于讨论“乡村社会遭遇现代世界时呈现的自然反应过程”。基于“内外有别”的框架，他提出文章在讨论“偷玉米事件”中，作者尝试统合外来性的冲击与农民集体性认识，而在“举报事件”中，村民基于自身对“理”的认识，体现了“内外一致”的逻辑，两个事件中体现的差异反映了农民观念意识方面的什么差别呢？对此，徐宗阳博士表示，“外来性和集体性”的观念实际上是混杂在农民的意识中，篇章结构上的区分，主要是为了分析之便。“外来性”的概念层次比“集体”层次更高，不仅因为“内外”概念相较于“集体”具有更久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外来性统合集体性；同时，二者不是简单的统合关系，而是存在一些差别，农民没有以“礼”的传统处理其与集体的关系，而呈现出对待“外人”的态度，村民是有相对清晰的相处之道的。

随后，向鸿同学从“乡村建设”这一中国社会学重要议题的切入，提出文章意在分析现代农业经济有机地嵌入到乡村社会的行为逻辑和人情世故中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但在学术传统中仍存在另一条道路，即对农民进行教育，或者说教化，将农民整合到现代世界的经济和治理秩序中的道路。比如潘光旦先生就讲，“中国农民之本质应不劣, 患在尚无适当之教育以启迪之耳”。这两种路径的分歧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价值判断，即谁是主体的问题？农民的这些特性是麻烦、必须迁就的限制性条件，还是值得珍视的特殊价值？我们想要建设怎样的乡村共同体、怎样的现代化？对此，徐宗阳博士表示，关于建设乡村的主体，他的看法比较保守，要以农民为主体进行乡村建设，他并不反对对农民进行教育，或者从外部输入资源，这是有利的，但是“愚穷弱私”的提法本身是有失公平的，这种评价并非站在农民立场，而是以道德为标准的评价。乡村建设运动，也会面对“乡村运动农民不动”的问题，现在诸多NGO进行的类似运动，也达不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而是出现了很多意外后果。这套东西和乡土社会很不对接，为什么一定要改造农民呢？乡村的共同体其实应该是从乡土社会中自然生长的，这一过程可能很缓慢，但是不能着急，不能搞整齐划一的东西。乡村建设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农民的。

最后，何奇峰同学就农业转型和现代化中出现的劳动力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讨论，并对未来中国农业的样态进行了展望。他指出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入，劳动力却在外流的现实，基于此提出了“乡土适应性”的问题。他表示，如今乡村产业有较强的去工业化的趋势，剩余劳动力则以家庭为中心进行生产，配合着外出务工，就成为了农村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乡村的经纪人承担了中介的角色。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经济作物的农业产业能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中介组织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来面对外界的资本市场？对此，徐宗阳博士表示赞同。在他看来，未来中国农业的样态，不见得是大量外来资本下乡，搞一个个规模宏大的美国式农场，更可能是一家一户的经营，配合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来形成的。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以往较多关注“分”的部分，而对于“统”的部分讲的比较少，如龙头企业，尝试进入农业的产前产后的企业去搞社会化的服务，这可以成为未来的方向。关于经济作物的问题，由于不同的经济作物的特性不同，可能情形会有区别。例如，在甘肃和新疆交界的地方，会有行商组织车队将新疆的果物运回内地，并将内地作物运往新疆，这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作用，说明该体系可能正在慢慢地从社会中生长出来，这在未来很可能是有前景的。

 

对谈结束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应星教授对论文做出了评议。应星教授首先提出了“如何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题”这一问题。一个社会学的论文，和社会政策的论文差别在哪？韦伯说，要找到对应的双方都不喜欢的东西，这是社会学要关心的。他认为，研究者不是要去论证政策是什么样的，而是要从对立的双方出发，看到各自的合理性以及内在的困难。好的社会学研究一定要超越政治层次的论证，而把对立的、复杂的逻辑铺展开。第二点，社会学努力的一个方向，是突破“权力分析范式”“产权分析范式”等影响，因为在这些范式的影响下，会失去“社会关系”“情理”“伦理”等维度。很多论文，想把伦理维度带回社会学的经验分析之中。徐宗阳的这篇文章，在这个角度上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好的经验研究，最重要的是能把“细节”的东西做出来，把“微妙”的东西做出来。

同时，应星教授也提出了经验研究中两个“需要注意”的要点。第一点是，下现场时，眼睛盯着的是“相关”的东西。但其实“相关”和“不相关”没有明显的界定，如果不对情境有整体的认识，那么很难认识得很透彻。第二点是如何超越个案研究的问题。该研究看起来是一个个案，但内嵌着各个层次的比较。实际上是把不同层面的关系做了很好的统合。因而这篇论文实质的贡献，就是围绕着它的标题——“内外有别”，沿着学术史格局、“差序格局”，到乡镇企业的兴盛，实际上是能够打通、看到一贯的逻辑的。

此外，应星教授也对论文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给出了建议。首先，“内外有别”的“内”，乡土社会的“内”，实际上是两种层面的，可简要概括为新传统主义建构下的“内”和传统农民道义共同体概念下的“内”。文章通过“偷玉米”案例带出来的，是今天的“集体”，在何种程度上是“道义共同体”和“新集体”的整合？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其次，“内外有别”不是绝对的界限。不是乡土社会严整地对外，而是一层层、一波波地，围绕着家庭向外的。每一层都有相对性。对于外来的农场，呈现出整齐的“内”；而各个组，对于外组，构成另一个“外”。“内外”的界限，是动态的、模糊的、弹性的。这些界限的转化，在不同的差序上，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下什么是内，什么是外？同样是值得继续讨论的。

最后，应星教授再次肯定了徐宗阳博士的论文的价值，在于他延续了20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的讨论。他认为，从社会学学理上来看，所要关心的不是企业或政策的成败，而是“哪些是一以贯之的，哪些又有变化”，这是经验研究需要关注的内容。

 

接下来，周文博士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周文博士关注迁移的动力机制，主要是迁移网络对于迁移的影响。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注我国自建国以来，政府对人口迁移过程强有力的调控。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文章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迁移系统如何有效测量？国内农村人口有着怎样的迁移系统？迁移系统具有怎样的特征？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政府的调控如何影响了迁移系统的形成？第二部分将迁移系统作为个体迁移决策面临的外在结构，研究迁移系统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迁移系统对个人迁移决策的作用如何理论化？迁移系统和过往的迁移社会资本研究有着怎样的联系？第三部分研究在现有的迁移系统作用下，如何对人口进行管理。研究问题包括：在迁移系统与迁移社会资本效应下，大城市不同的人口调控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迁移系统的研究如何指导我国大城市的人口管理。

周文博士通过测量发现，中国流动人口的迁徙系统呈现出更弱的无标度特性，也就是说中国迁移网络中大的节点受到了抑制。基于该发现，研究使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进一步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聚焦于中国政府对流动人口迁移的调控，并加入了中美的对照。调控措施主要包括：城乡分异的二元社会结构，增强了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势能，相比之下中国迁徙中的互惠网络更少；城市之间非均衡的发展策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经济和行政资源都不平衡，也带来了互惠迁移的减少；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表现了在网络中；城市奉行的精英筛选、底层排斥的农村人口吸纳政策，大城市吸引高学历农村人口，排斥低学历农村人口。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应该怎样控制大城市流动人口呢？已有手段包括：以房控人、以业控人。通过对流动人口住房和职业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已有手段对人口调控作用十分有限。周文博士通过ABM模拟实验提出，迁移系统下的政府调控应该具有全局性，调控措施应该更大程度地影响迁移系统中的更多节点，具体包括宏观调控，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减少地区发展差距；增加一线城市，缓解从众效应对人口聚集的影响等。

 

报告结束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乔天宇、阮韵晨、林小燕三位与谈人，就周文博士的论文本身的方法和中国人口流动问题进行了对谈与讨论。

乔天宇同学认为论文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在于，利用多种方法较为成功地对“复杂性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从一种“涌现”的思路来理解社会人口现象，这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困难所在，传统社会学的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并不能够很好地处理宏观涌现的问题，这种复杂性的思维方式十分值得借鉴。同时，他也提出了在发展迁移机会理论时，是否可能“从网络结构的角度发展一种对迁移通道和迁移机会的测量”的问题与思考。

阮韵晨同学则主要分享了阅读论文后的两点感受，首先是新意。他指出，传统主流做迁移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个人迁移的行为上，尤其集中在美墨移民和亚裔移民等议题，而这类文献主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因果识别问题。而周文博士的论文把迁移系统理论两种研究视角的争论点作为靶子，利用网络分析和模拟的方法开辟了一条很新颖的道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次，该论文在分析框架上十分缜密，包括概念测量以及通过引进地区迁移的机会结构、迁移社会资本等概念来弥合宏微之间的鸿沟。这两点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林小燕同学的评议与提问主要集中于“ABM仿真模拟方法”的应用，她认为，该项方法通过根据既有的经验和数据，去预测或探讨某些社会现象、社会行为乃至社会心理的发生或阻断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对于社会实验模拟或政策效果预测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结合在现实中对居民的心理和认知特点的影响因素的经验，她提出“在建构ABM模型的过程中，对主体进行参数设置时候，是否可增加对主体的认知和心理参数”的问题，对此，周文博士认为可获得的数据的种类某种程度上限定了进行模拟研究时的设定，在他的模拟研究中，“行为规则的确定性”是首要的假定，在这一前提下分析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环境和环境之间的互动最终会呈现出来的结果。若能够进一步获得心理与行为的数据，研究当然会更为严谨。

 

对谈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孙秀林教授对周文博士的论文进行了评议。孙秀林教授充分肯定了周文博士对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孙秀林教授认为，周文博士在有限的材料获得中，对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问题进行了整体的探讨，完成了一项优秀的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论文通过量化方法，研究社会网络关系的观测性数据，为传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构建了一个非个体性的结构性的网络，展示了一个抽象的宏观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流动的结构，通过复杂的技术，突破了线性的思维逻辑，在新技术条件下，是一个用新方法理解社会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