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2日中午12点,社会学系2019年春季学期第二次午间学术报告会于理科五号楼201教室举行。本次报告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娟以“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为题,从近代中国的“民族史观”的形成与演变的视角发表了精彩演讲,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刘能教授担任了本次报告的主持人,来自社会学系的教师、硕博研究生和本科生等上百人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气氛热烈。
讲座概要
首先,王娟老师阐释了这项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近代以降关于“民族”的纷杂争论中,核心线索是什么?一代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进入这场争论时,他们的实质性的关切是什么?王娟老师将这一线索概括为:对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建设“多民族中国”之可能路径的探索。在这一线索中,存在着一对结构性的矛盾,即“民族-国家”的世界体制及其对政治体内部的同一性、一体化的要求与中国族群多样性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王娟老师从近代中国内、外秩序重塑的角度对这一紧张关系做了细致的阐述:近代中国脱胎于传统的“多民族帝国”,其“民族-国家建设”的努力包含对外和对内两个方向的秩序重建。所谓“外部秩序”是指在传统的“天下”世界观瓦解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由诸民族构成的世界”(a world of nations),并以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参与进这个新世界的竞争;“内部秩序”则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需要对领土边界内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乃至政治传统的多元人群间的关系予以厘定。“内”与“外”其实是同一秩序的不同侧面,二者间具有实质性的紧密关联。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议题所讨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境内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地位与关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汉族、少数民族被共同置于世界诸民族中的问题。
这一内、外秩序的视角带来了对“多元一体”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一体”关涉的是对外关系,反映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竞争的内在要求;“多元”关涉的则是内部秩序,体现了对中国内部多样性的历史与现实的体认。但同时,“一体”与“多元”间又具有结构性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具有结构意义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
在上述问题意识的基础上,王娟老师以中国近代由知识阶层所主导的“民族史”重建工作作为经验研究的切入点,以这一阶段的民族史研究的文本为材料,梳理了一条近代“中国民族史”之“民族史观”形成和演变的线索。
在经验研究部分,王娟老师依次分析了“民族史观”所涉及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民族史”的定义及其范围。这一问题体现在“国家史”“汉族史”与“民族史”的关联与区分上。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若干冠以“民族史”之名但实为“国家史”甚至“汉族史”的著作。这类著作所呈现的“民族史观”体现了明确的“汉本位”立场,即根据“汉族”与“异族”的竞争态势来划分历史阶段。导致这一“民族史观”形成的原因,包括日本史学的影响、清末革命思潮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华夏-蛮夷”在“新史学”背景下的延续。晚清兴起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家一姓之谱牒”上,但并未对其关于“夷-夏”关系的定义进行质疑。在20世纪初,汉语知识阶层尚难以想象一个与“汉族”相区分的“中国”。
然后,王娟老师提出了对真正意义的“民族史”的严格定义——对“中国”所包含的诸多“民族”各自的历史源流及其互动关系的整体性历史阐释,并提出这正是“多元一体”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如果说“国家史”的出现反映了在对“外部秩序”的认知中,“华夏”作为“普遍文明”之观念的瓦解;那么,真正意义的“民族史”的出现则需要在对内部秩序的认知中,实现对“汉族”的“去本位化”。在这部分的经验材料中,王娟老师首先分析了梁启超的两篇专论民族史的文章,将其对“混合”和“同化”概念的强调视为“民族史观”转变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王娟老师依次分析了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陆续出版的多部通史体、综合性的民族史论著,它们大体上都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同化”模式。因此,至民国中期,尽管主要的民族史著作所呈现的“民族史观”仍然是“汉本位”的,但相对于20世纪初的情况,对“汉族”与“异族”之关系的定位,已经从“竞争”“嬗代”转变为“同化”和“融合”。这一转变体现了这一时期学者对于中国内部的多元性和一体性认识的推进。
在接下来的部分,王娟老师结合晚清以降“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广为传播的背景,解读了近代“民族史观”以“汉化”为核心线索的深层涵义。在这些民族史著作中,乃至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脉络里,“汉化”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公例”而呈现的。在“民族史”的框架下,它呈现为几种具体形式:其一是将不同“民族”置于进化的不同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各族都同化于“更先进的汉族”是具有道德意涵的。其二是“多元”具有更强的进化潜力。因此,中国内部高度的多元性所导致的“同化”滞后尽管在当下使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在未来却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蛮夷”就在“中国”的框架内被赋予了特殊地位。“社会进化论”在“民族史”中的这两种呈现方式,正体现了在问题意识的部分所讨论的“外部秩序”与“内部秩序”的关联。
综上,王娟老师认为近代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内在矛盾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结构性困境,这一困境不仅体现在政治思想中,也同样体现在政治实践中。它构成了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
最后由刘能老师主持进入交流环节,在场的老师和同学踊跃提问,从民族、国家与种族的关系,以及近代学者关于“多元一体”的问题意识等角度展开了热烈的探讨,王娟老师进行了详尽的解答。近半小时的讨论后,讲座划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