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上午9:00，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美国研究西莫斯·可汗教授（Shamus R. Khan）为师生们带来了题为“特权：理解美国精英”（Privilege : Understanding American Elites）的讲座。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主持讲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和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晓刚出席并参与讨论。

 

 

在本次讲座中，可汗教授结合自己对美国精英性格的分析和在经济数据中的最新发现，对自己提及的“特权”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并分享了关于精英反周期特性的研究。

 

 

讲座开始，可汗教授回顾《特权》中自己在圣保罗的两段故事，引入此次分享的主题。第一段故事是1994年亲身在圣保罗的求学经历，彼时14岁的可汗教授作为少数个体被富裕的老派美国精英重重包围。由此他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学习时产生对美国分层研究的兴趣。可汗教授指出，不平等研究大多关注贫困群体，但他希望从精英阶级切入；结合自身阅读《国家精英》的思考，他希望完成一部《学做工》的精英版研究，并回到圣保罗开启了第二段故事，形成了《特权》一书。

第二段故事是在圣保罗研究时与一位名为切斯·阿博特（Chase Abbott）的学生交谈的经历。当可汗问及切斯如何进入圣保罗时，切斯恼怒地讲述了自己家族和圣保罗的悠久历史。可汗认为切斯的讲述意在传达一个信号：切斯认为可汗作为非精英不能理解圣保罗，因为他不可能对圣保罗获得全景性的理解。有趣的是，作为精英的理想型，切斯后来的学业并不成功——哪怕在他的讲述中，他应该成功，但因为某些原因而没有——这使可汗开始好奇：为什么切斯这样的人不能成功，为何他们和组织的联系并不顺利？

可汗教授指出了美国新精英的倾向——他们强调自我感受和情感互动，培养对特权的感受。这意味着：精英们不再强调自己优雅的品味，而强调自己的行为和与他人接触的方式。今日精英呈现了当代文化和传统美国价值观的一种迷人组合。新精英的故事来自老美国的信念：优绩和努力终会得到回报。这套观念也支撑了21世纪的普世价值观，从当下的一切提取和吸收内在价值。常春藤或者圣保罗等组织的叙事也越发远离独家精英俱乐部，并强调自己更加多元化的一面。而这些机构可以被理解为具有一套特殊规则的微观世界。基于这些对精英的开放理解，可汗教授带着听众重新回顾了一些经济数据的经典发现以更好地理解精英。

首先是1917年到1990年的收入分配研究。1917年到1938年左右，前10%的人口控制了43%的收入；随后的40年代到70年代，则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富人的收入占比大幅下降，社会整体平等水平都有所提升；1977年之后，大分流的诅咒再次降临。

 

 

如果进一步观察不同部分的收入分配增长，可以发现：1973年前的美国的整体收入增长其实只有3.6%，并且每部分的增长比较均衡；而1980年后，虽然总增长巨大，但前0.01%的美国人人收入增长了近350%，同时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增长则不明显。前10%的美国人不但捕获了蛋糕变大的部分，而且还得到了别人的一部分蛋糕。尽管穷人并没有更贫困，但富人变得更富有了。因此，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急剧提升。

 

 

另外一项数据是收入薪酬转化比。后90%的工资增长几乎停滞不前，但最高1%的工资增长率显著增加了160%。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地位提升带来显著收益提升。例如，0.1%的个体的收入能有345%的增长，远高于前1%的增长，其中差异甚至大于1%和后90%间的差异。差距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并构成大众情感体验的重要经济基础：富人和精英们生活在收入的悬崖（Income Cliff）上：他们相对位置上的小波动将导致绝对收入的急剧变化。

 

 

对于绝大多数富人来说，他们的孩子很难获得和他们一样多的收入。加之他们占据的收入悬崖过于陡峭，所以下一代地位只要稍有下降，则收入将显著下降。假设代际收入随机再分配， 出身于前1%家庭的孩子理应只有1%的概率保持其地位。但当这些孩子实际上有20倍以上的概率继承其地位时。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有可能保持在收入分层的顶端，巨大的不平等出现了。

 

 

同时，这种不平等的放大并没有揭示美国经济阶层的全部趋势。在20世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另一趋势是女性就业人数及其薪酬的增加。底层90%工资的略有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工资大幅上涨，而男性的工资则稍微下降。这当然带来了整体工资的净增长，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影响了人们的情感体验。经验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在回顾数据中的美国不平等现象时，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特权”概念的观点：精英阶层的经济模式往往是反周期的——在普通美国人工资大幅增长的时候，精英们往往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停滞；而当精英们经历显著的收入增长时，美国大众则经历着不同寻常的停滞。

可汗教授引入了邻近偏见（Proximity Bias）概念：我们倾向基于自身所处情境来解释世界的情境，因此我们会优先考虑特定信息，并把该信息应用于超出这些信息实际有效的范围。精英们正面临邻近偏见问题：他们生活在一个薪酬快速增长的世界，也是一个更多新精英出现在他们身边的世界。当1%和0.1%的人放眼世界时，他们看到人们的薪资显著增长，并发现了很多此前不存在的新贵。因此他们认为经济中的薪酬增长可观，社会的流动潜力也巨大。在居住隔离和教育隔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一观念更加牢固。这反映了富人阶级的个人经历带来的文化倾向。

最后，可汗教授分享了有关精英收入变迁的数据资料。在1929年的美国富人不依赖工资收入，而是通过资本收益；但1999年以来，薪酬在富人收入结构中的占比越发明显。当最富有的一批人如今也同样为薪酬工作时，他们会认为自己和他人无异，只是更有天赋——这种认知同样帮助我们理解精英的逻辑。

 

 

借助数据，可汗教授挑战了对于美国不平等机制的假设。经典的不平等故事中，机构排斥了他人的准入：个体获得进入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权限，并通过占据组织中的资源以维持其地位。

但是，减少准入限制、走向开放，就意味着平等吗？1952年，美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族裔不平等，但却经历了美国百年未有的经济平等；反观当下，各类机构越发开放，不平等却似乎加剧了。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移民、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准入限制减少了，但这些组织的开放同样没有带来更高的层次的平等。

可汗教授结合自己和合作研究者对爱乐乐团坐席的研究，提出了隔离性包容（segregated inclusion）的概念：这种包容以不同的方式维持着此前群体间的界限。例如，精英阶层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纳入其文化事业，但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教育活动并做出文化展示，以将自己与新来者区分开来。他们确立享受文化的方式，作为不平等的新维度。因此，当人们获得机构准入的资格，也就是包容的过程发生时，这些群体间的界限并没有消失。

可汗教授仍在致力于探索隔离性包容，分析其中组织的边界变迁和内部变化。当人们进入了一个此前不允许进入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文化逻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例如在当下教育制度中，亚裔美国人正在和黑人和拉美人争夺排序规则的定义权——对于一些人公平的规则，可能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

 

 

基于上述理论，可汗教授再次回到圣保罗，从礼堂位次的解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中观察精英自我理解的文化逻辑。可汗教授指出，一方面，精英们将等级制度(hierarchy)视为通向高处的阶梯，从而模糊了不平等的存在。另一方面，精英群体珍视亲身经验，而非看中遗传特质。这些观念共同指向个人的崛起与集体政治的消亡：精英们不再将自己视为一个凝聚的团体或是统一的阶级（class），而是强调自己努力、有天赋的个体身份。这正是圣保罗呈现给我们的故事：精英们通过一种淡定（ease），即一种对自己社会经历具身化（embody）的过程，模糊了社会结构差异并突出了个人差异，使等级制度下的不平等看起来是一种自然的结果。特权的把戏（the trick of privilege）解释了新的不平等：责任被推卸在非精英群体上，仿佛他们不如精英那样思维开放而无法成为精英。背后隐含的机制是：不平等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强加，或许也有自下而上的维持：精英们一边摆出更加开放的态度，一边默默继承和掩饰结构性的不平等。

 

问答

在讲座后的问答环节，可汗教授一一解答了师生们提出的问题，分享了更多自己对于不平等问题的见解，以及研究过程中的小故事。他与吴晓刚教授交流了对于应试教育体制的思考，指出哪怕在与美国申请-录取制度不同的录取体系中，家长也可以通过购买模拟考试题、雇佣辅导老师等方式帮助孩子进入高等学府，文化资本依旧会带来不平等。就美国与欧洲教育体系的比较而言，他教授提醒同学们：美国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公立学校，只是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聚焦于顶层的私立学校，没有呈现出美国教育机会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欧洲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产生机制并不明晰，因此不能得出公立学校的数量会影响不同阶级流动机会（mobility）的结论。谈及《特权》一书的选题，研究与写作方法时，教授坦言自己的学生身份有助于克服一些阻碍，而不断重写作品的习惯以及和编辑之间详细的讨论帮助他找到了“淡定（ease）”这样简单易懂的核心概念。 

 

 

供稿 | 陈本、王思凝、赵启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