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代表王恒：用责任应对忧虑

只有拥抱而非逃避这些属于我们的责任，忧虑才有可能被转化为生活的动能。

各位老师、家长、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王恒，很荣幸能够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我想先与同学们一起感谢为这个特别的毕业典礼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们，是Ta们克服了非常时期的重重挑战，让我们能够相聚于此，无论是坐在英杰阳光厅的我们，还是已在天南海北但目光依然如一的各位。

当我们说出“非常”这个词时，会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对许许多多的“非常”习以为常，但这个过程并不总是顺利的，它往往曲折反复，有时充满挣扎。因此，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究竟如何与这个过程相伴而生的各种情绪相处。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回顾本科四年的一些心得，作为个体经验的它将同样是“非常”的，但我依然希望并相信，这些非常的只言片语能够开启一些对话、激起一些共鸣，让即将离开燕园和社会学系的我们更好地与这个非常的世界相遇。

我想先从本科四年在社会学系的理论学习谈起。我相信几乎所有同学都曾被问这样一个至今仍有可能让我们抓狂的问题：社会学到底是什么？一开始，我总是试图用含有“社会”的词组去解释它，但很快我发现这只是给自己和提问者徒增烦恼，与其绞尽脑汁地去为“社会学是什么”寻找定义，不如问“社会学不是什么”，在这之后，我们养成了反问的习惯：“为什么社会学不能是什么？”理论学习让我逐渐放弃了对确凿的执迷，因为社会理论家们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样的见解，去理解我们的周遭与远方、此在与别处、历史与未来，直到确定的答案不再被需要。但理论学习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用何种方式去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而且是如何发现“我”的存在、质询“我”的过去、探索“我”的可能。对于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来说，理论是一种疗愈实践的形式，它为某些人提供了来之不易的机会，去弄明白自己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这里？“我”还好吗？“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上面这些问题被反复提出，无论是他者向我们，还是我们向自身。内卷与躺平，正能量与丧文化，“润学”与它遭到的嘲讽，当这些抽象的冲突成为我们的日常，理论似乎越来越被需要，以避免自己陷于词穷的尴尬和失语的窘迫，我们曾一度对“用理论武装自己”的箴言抱有了足够的自信与乐观。

而田野教会我们的，正是这种尴尬和窘迫并不会随着理论学习而消失，当我们坐在活生生的人的面前，或与Ta连麦对谈时，我们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更准确来说是“我”的局限性。我仍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进入田野时，在已经落成的垃圾焚烧厂山脚的村落，我和队友试图与田边正在劳作的一位妇女交谈，在几句应付式的回答之后，她不耐烦地站起来说：“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们僵硬地站在原地，不知该如何回答。在这之后的每次田野，我几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而每一次被询问这个问题后的短暂失语，都提醒我作为田野工作者的局限。这种局限有时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写照：理想主义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浇灭，雄心壮志被无力感取代，昨日的梦想难以转变成明日的希望。忧虑在这个时刻诞生了，它来自一种我想做点什么但既不知道该怎么做又发现自己做不了什么的感觉。无论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忧虑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它总是在那些日常的互动、对空的言说甚至不经意的眼神中得到更多应验。对我来说，这是田野带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但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不只是这四年的理论学习和田野工作中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是什么，而且是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应对并不仅仅指解决，而也可能是与之共处。朱迪斯·巴特勒告诉我们，忧虑不应该被拒绝或放逐，而应当悲伤、尽情悲伤、直面难以忍受的悲伤之苦，正是借助于此，我们得以重新理解苦难和社会正义本身。这究竟如何实现？我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责任”二字。我们都曾聆听过对责任的种种诠释，也尝试过理解责任的意义，它有时被认为是写入法律条文的义务，有时则是一种我对某个人或某个共同体的不可名状的感觉。当我们认真地凝视自己身处的世界，或许会对“责任”有些许新的理解——气候变化、传染病的全球大流行、流离失所的难民们，这些跨越边界的危机正在重塑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就像费老皓首不移地把志在富民作为他的责任那样，只有拥抱而非逃避这些属于我们的责任，忧虑才有可能被转化为生活的动能。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思考并肯定担负责任的价值，意味着我们既对种种残酷的乐观主义修辞保持距离，又拒绝陷入无所作为的犬儒境地，与同样失权的他人相感通，去带给他者哪怕一点点安慰，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好的改变。

最后，我想与同学们一起感谢社会学系和所有老师对我们的栽培、家长对我们的养育和这四年来我们给予彼此的关怀。无论我们以后是否还选择社会学作为人生志业，希望这四年的记忆能够让我们在未来可能的迷茫中重新获得力量。不放弃，不冷漠，不失去勇敢。

祝大家都能拥有锦绣前程！谢谢大家！

新媒体编辑 | 侯安琪

审核 | 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