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中午12:15，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2年春季学期第三期午间学术报告会以线上会议的形式顺利举办。本次报告会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陶林副教授担任主讲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刘爱玉教授主持。陶林老师以“社会团结的概念及其发生机制：西方研究文献评述”为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共计五百余位全国各高校师生参与本次报告会，现场气氛活跃、讨论热烈。

讲座伊始，陶林老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目的：通过对西方“社会团结”相关文献的评述，试图发现该领域内研究困境的问题所在，并寻找走出困境的方式。

首先，陶林老师简要介绍了作为奠基性概念的“团结”概念。涂尔干将“团结”视为使得社会成为可能的根本性力量，它先于契约和交换关系，社会学对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社群与共同体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一传统。但是，关于团结的研究却陷入了某种困境。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批评，团结的概念界定不清且无共识，因此针对关键性问题的讨论难以积累，至今进展非常有限。本讲座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定义“团结”（特指solidarity），以及团结的形成机制。

接下来，陶林老师简要梳理了团结概念的历史，指出它传承了西方思想中“爱”的传统。在社会学中，孔德广泛地使用团结一词，涂尔干真正使团结成为一个理论和学术概念，却没有给出正式的定义。目前文献中，对于团结(solidarity)以及凝聚力(cohesion)，可以归纳四种主要界定方式：内在性定义、行为性定义、结构性定义、综合性定义。

1、内在性定义把团结看作行动者内心的某种情感、动机和态度，一种心理上的纽带和联结关系。这种思路契合团结所传承的爱的传统，以及涂尔干所强调的团结与基于自我利益的计算和交换的差异。

2、行为性定义把团结看作是人们的某种行为方式或行为后果，例如遵守群体规范、互相帮助与合作、为公共品生产做贡献等。其好处在于，行为比内心动机和情感更容易观察，弊端则是，一种行为（例如合作）可以出于多种不同的性质的动机。

3、结构性定义把团结看作是属于群体或社会的结构方面的特征，例如结构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社会网络的连通性或聚簇性等。其弊端在于，同样的结构，其形成可以是出于多种不同性质的原因。

4、综合性定义把内在动机、外部行为、结构性特征中的两种或多种要素都包含在内，形成一个“多维度”的定义。这种定义弊端更大，混淆了导致某种行为或结构性特征的原因的多种性质不同的因素，以及处在因果链条上不同位置的要素。

因此，陶林老师建议将“团结”定义为行动者内心对他人或群体的一种情感性纽带，其构成性要素包括：赋予对象正面的情感价值、对其福祉的利他性关切、自我概念的改变、对于关系持续性的承诺。如此，合作与互助行为可看作团结的后果，网络和社群结构可看作影响团结的原因或受团结影响的后果。

在团结的形成机制方面，陶林老师指出，现有理论范式陷入的困境，原因之一在于主导的理论范式有内在缺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凝聚力发生的研究，聚焦在“吸引力”问题上，最终由社会心理学家归结为“奖励—强化”原则。这种原则也是亲密关系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交换范式和投资模型在学界很有影响。此后，人际吸引力进一步被归结为“工具性”原则，即受吸引程度取决于他人对我达成（当前我认为重要的）目标所能给予的帮助。用工具性逻辑解释团结性纽带的内在缺陷在于：自利的逻辑与利他取向的情感纽带是有明显矛盾的，利益的满足能促使持续的互动与合作，但它并不等于团结，难以解释不能带来利益时的持续关心和帮助行为。

最后，陶林老师尝试提出一个基本框架，作为团结形成问题的新出发点：把团结性纽带作为目的本身而非工具，从自我、对象、互动、结构与制度四个层面来思考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形成团结。首先要思考自我的团结意愿，行动主体在追求团结性纽带的意愿上有相当差异，其中对团结的心理需求、关系理想和价值观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这种理论视角强调对象的“可团结性”和团结意图，包括个人特质、价值观念、与我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对我的团结意图几个维度。对象的工具性价值能够促进互动的持续进行，但互动只是团结形成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互动对团结形成发挥两种基本功能：双方在互动情境中彼此认知、进行团结实践，其中互动的数量、形式和结构会对团结产生影响。此外，社群的结构、制度和文化会影响行动者开展互动的机会和形式，它们对个体的团结需求和团结价值有重要的塑造作用。

讲座尾声，主持人刘爱玉老师简短总结了讲座内容，并主持了现场提问环节，在半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后，本场午间学术报告会圆满结束。

文|林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