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赵令瑜， 江西南丰人，1933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7年学士毕业，毕业论文为《中国会馆之社会学的分析》。

在赵令瑜之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张孝欣于1936年写出了学士毕业论文《北平会馆调查》，对北平的各种会馆开展了详实的社会学调查。1937年，赵令瑜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了学士论文《中国会馆之社会学的分析》。在这篇论文中，他比《北平会馆调查》更进一步，强调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会馆的历史与实质：“一个社会制度的存在必有牠存在的原因，牠对整个的社会必尽有一部的任务。所以一个制度的发生、发展与消灭必与社会的演进相呼应，我们由部分可以看到全体，由全体也可以看到部分，彼此相互阐明，问题自可看清，总一句话讲我的观点就是企图用功能和进化的观点来看会馆与社会整个动的历程。”

在特别参考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之后，他认为中国之会馆是社会分工从家族团体扩大为同乡团体，再进一步划分为同业团体的过程：“以前家族团体所有功能一变而为同乡团体的功能，从前家族份子间的社交扩大为同乡间的社交，家族的祖先崇拜变乡贤或乡绅的崇拜，家族子弟的教育改为同乡的教育。所以在团体意识上是由家族扩大为同县、同郡或同省，同时社会分工上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就是会馆的最初形态。换句话说也就是同乡团体代替家族团体的情形。……不过，等到同乡份子日渐加多，份子间因为利害的不同而渐有分支，于是遂有商民会馆和官吏会馆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划分就是同业团体又否定同乡团体的起点。”

以这一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会馆，准确与否，自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是当时的学士毕业论文便有如此有深度的理论讨论，值得当下的读者重视与深思。而且，对于中国传统会馆制度的社会学探索，更需要这一理论基础上持续深入。

论文封面。图源：北京大学图书馆老燕大论文库。

中国会馆之社会学的分析

赵令瑜

第一章 绪论

研究社会的文物制度，必有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会馆是中国现存的一个制度，那么，我们为什么研究牠和怎样研究牠，这两个问题最先必须说明的，并且研究的范围和会馆的含意，也须交代清楚，这就是绪论的任务，兹分三节如下：

第一节 研究会馆的目的

会馆本是个意义含糊的名词，一位久住北平的老先生假若你要问他什么是会馆，他的答复一定是“会馆者会试之馆舍也”，会试就指清代的科举制每三年把全国的举人会试于京师，馆舍就是应试的举子居住的地方。所以住江苏举子的地方就叫江苏会馆，住浙江举子的地方就叫浙江会馆。

牠的用处是一则可以叫举子们省房钱，二则又可使出外同乡联络桑梓的情感，不过，如今大清亡，民国兴，科举废，会馆衰，重乡谊的旧道德也渐渐的薄弱，在老先生的心目中，真似有人心不古的概叹了！

假如，我们再跑到北平南城一带看看呢？各街巷里面会馆的牌扁触目皆是，虽有些会馆还是很整洁壮观，但，大多都是古老破旧，呈现出十足没落的现象。如走进去看看，或者还可以见到满布尘埃的祠堂和旧式的戏台，以及剥落不堪的扁额。会馆的司役叫做长班，住馆的人多是学生和同乡们的家眷，熙熙攘攘的颇像个公寓或大杂院的景象，这就是在北平耳目见闻的会馆。

然而，这是否就是所谓的会馆呢？翻开都门记畧看看，除了上述会馆之外还有文昌会馆、颜料会馆、药行会馆等等。这些会馆的性质与前者不同，这以行业为名的乃是行会的组织。

再走出了北平的范围，会馆的含义又有了不同。如今上海尚存会馆约有十多处，就拿山东会馆来说罢，牠内部的组织就和北平的山东会馆不大相同，上海的山东会馆不住学生，更没有家眷，也没有称长班的司役，虽有古老的戏台和祠堂，可是举子中试的扁额则看不见。会馆组成份子大多是同乡商人，但并不是行会的组织而只是同乡集会聚乐的所在。

因此，会馆的含义，就越发捉摸不定了。考之典籍，则知会馆不但存在北平和上海，而中国内地十七省，一百二十多城市都有会馆存在的！会馆的数目约有一千多个，历史也有四五百年之久。并且，不仅中国本部有会馆，就在南洋、日本、美国都有中国会馆的足迹。

会馆传布既如是之广，数目如是之多，而含义又那样复杂。那么会馆的存在绝不是不值得注意的了！牠存在中国社会里面，必有牠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牠的产生、发展和衰减与中国社会的结构必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分析会馆，可以知道会馆本身的意义，并且对于中国社会变迁之动的历程也可以由会馆的变动找到了暗示。这就是我要分析会馆的最终目的。

第二节 基尔特、行会、公所、商帮与会馆

对于会馆的分析目的既如上述，但是在未分析之先，对于会馆和其他相似相关的名词却不能不加说明。兹将以下个名词一一分述于下：

甲 基尔特与会馆

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关于牠的起源各家所说不一。然而我认为较合理的就是谷金Keutgen的说法：

“……在我们早期的祖先中，为了长久，实际并合理的目的而自由结合或组织的精神是很盛行，……别的例子且不举，就如应了他们文明概况的允许和需要并且依照不同环境与目的而成为各种形态的Guild基尔特，Faith Guild宗教基尔特，基尔特商人Guild Merchant Summun convivium，地方自治团体Commune就是些好例，……住在市镇的人口大多是从四周乡间迁移而来，这些人由于住所的变迁而与亲族分离，当然，也就是分离了他们法庭上的共同利害者，和生活中互助的人，而基尔特多少乃是代替他们的家乡……”

依照他的意思，所谓基尔特不过是代替家乡社会生活团体的一个集团，实际上和中国的会馆起源的意义相吻合的。如在汉口江西会馆还有一个“宛在江西”的扁额，其意义就是把会馆当做家乡了。

不过，基尔特这字在中国的应用常是包括了会馆，把会馆当作基尔特之一种，如以下几个解释：

（一）中国百科词典。外人对以下三种中国制度皆以基尔特名之

（a）公所或同业组合，代表西方之 Craff Guild or Mistery Guild

（b）会馆——在异地之同乡会社

（c）商人基尔特——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制度。

（二）干布和博吉士Gamble and Burgess之解释，将会馆叫做省区基尔特

“省区基尔特是背景一种社交集会的场所，共有四一三处之多，……是为各省来北京会试的同乡居住或集会的地方。”

（三）穆尔斯 H. B. Morse的解释：

“省区会社（Provincial Club）主要的特性是会员纯为在当地外省同乡的官商所组成。他们是为了职务或职业而来”

（四）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中国各式各样的基尔特，并且至今仍存在着，普通的一种是以手工业、商业和职业为特性的，……此外还有一种省区基尔特。是由外省来的官商所组成，他们处在异乡的环境里，因为语言习惯的不同而与当地社会隔绝，且受当地官吏与人民的歧视，所以每个人都有与己成的各团体联络之必要，如此，同省人遂渐聚集在一起，为名副社交的目的，并个人有一个团体的靠身与合法的保护，以及职业情况齐一起见，基尔特的组织因而形成……”

以上第一、二、四三个说法，都是把会馆认为是基尔特之一种，名之为省区基尔特。他们既把省区基尔特加在基尔特之上，那么可证明基尔特原无地域的含意了。然而，我们所谓的会馆却认为是基于地域的外来的组织。虽然，会馆也有土著商人所组成的行会会馆。但是他与会馆的原意是小有不同的，因此，我们在本文并不多加讨论。而我们是把会馆看做一个外来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正是其家乡家族团体的缩影。

乙 会馆与行会

行会这个名词，普通都把他当做与外国的基尔特制相等的东西，这点是要稍加讨论的。因为行会这名词，由产生至今日的应用，都是指着职业团体而言的。就是[行]字的起源也是由于古代都市的市中，货物按[行]陈列而来的。虽然，在历史中同业团体与同乡团体是相混的东西，可是行会含义与应用的性质仍是偏重同业而非同乡。这是牠与会馆的差异处。所以，我认为中国行会可以相等于外国的汉斯Hanse，而不能相等于基尔特。至于他比会馆地含义在范围上是较小，但在历史上较长久。会馆的含义十分广泛，内容复杂而笼统，牠可以包括行会的一部，而行会也只能涉及会馆的一角。所以行会会馆只是会馆的一种而非一切会馆的类型。

丙 会馆与公所

会馆与公所这两个名词常常混杂着应用的，同时在会馆与公所名义之下的组织，其性质亦无大分别，公所有以地域名的，如上海的四明公所，也有以货品或职业名的，如上海的钱业公所。而会馆也同是有以地域为名和职业为名的区别，如上海的船业会馆和湖南会馆即是，不过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会馆以地域名者居多数，而公所是以职业为名的居多数，所以公所的性质是偏于工商业的组织。他与行会的关系较会馆为密切，而会馆则偏向于同乡的梓谊，与行会关系较疏。同时，公所与会馆混用，但只限于以商人为主的会馆，对于官吏的会馆如北平的官吏会馆，用公所名义倒是早见。所以，我们可以说会馆的范围可以包括公所的。

丁 会馆与商帮

[帮]是同业、同乡或同阶级的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外人竞争而发生的组织。约可分为商帮、手工帮、苦力帮三种。但此处只涉及商帮，商帮为外来同乡商人所组织，但因土著商人也有设立，所以又有土帮与客帮之别。所谓客商帮的组织是与中古的欧西各国之商队相类似。他们所组成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商品之有地域性。因为已往交通之不发达，安全无保障，以及外乡同业人之排挤，都使他们有用团体的力量保护个人之必要。因此，就有帮的组成。这种帮所设立的固定组织就是商人会馆。不过有时是以地域为名的如四川帮、宁波帮，同时，地域帮内的商人又以他们职业的不同而分为职业帮。如汉口四川帮，里面药材商又组成药帮，执船业者又组成船帮。如在四川会馆内设置药帮公所、船帮公所，在上海四明公所内各帮也分别组织会社，如酒帮有济生会、鱼帮有同善会，石器帮有长胜会，海产帮有崇德会，南货帮有永兴会，竹器帮有同兴会——综合起来，则共称宁波帮。

会泽江西会馆。图源：布里斯托大学中国老照片。

第三节 会馆研究的方法与范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虽是句老话，但却是不移的真理。不管研究任何学问，必先有一套方法。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是因为有牠的精确、证验、及有系统而纯客观的方法。因此对事物的研究才能有新的见解和认识。

普通研究社会学的方法除了必循的科学步骤外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观点，一方面是技术，二者缺一不可。有观点而无技术，则材料无从收集，假设无从证实；有技术而无观点，则假设无由设立，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二者相辅为用，有证确观点，有完善的技术，则研究的事物不论大小必有所成。

对于会馆研究的方法，在观点方面是把社会看做一个整体，社会中任何的一部是与社会的整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一个社会制度的存在必有牠存在的原因，牠对整个的社会必尽有一部的任务。所以一个制度的发生、发展与消灭必与社会的演进相呼应，我们由部分可以看到全体，由全体也可以看到部分，彼此相互阐明，问题自可看清，总一句话讲我的观点就是企图用功能和进化的观点来看会馆与社会整个动的历程。

至于技术方面，对于材料的收集是历史法与调查法并用，同时对统计法也加采取。

关于范围方面，空间是以中国国内会馆为限，时间方面并未能涉及会馆全部的历史。至于国外华侨的会馆以及欧西各国与会馆相似制度的比较研究，只有待诸将来了。

第五章 会馆的组织与功能

第一节 会馆的组织

二、四两章对会馆发生的社会条件以及会馆在中国地域的分布已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我认为会馆发生主要的条件是由于明清科举制度的地域性和商品经济的地域性。并由地域的分布上看来，河北与华中四省会馆的性质是有显著的不同。

本章的目的是由会馆概括的观察，进而分析其本身内部的组织如何，并在其组织上看商民会馆与官吏会馆主要的不同处为何，更从会馆的规章上找出会馆组织上的变迁情况。

甲 商民会馆组织

一、商民会馆的设立

商民会馆是由同业的商帮所组成，而商帮乃是同乡同业的团体，这种团体组成的主要因子是商品生产的地域性（这在前章已经说明）。这种商帮组合的会馆，因为是同乡同业者切身利害的所系，所以在设立上比较迫切，组织上也比较严密，而份子间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而持久。

从会馆的设立上讲，商民会馆多由同乡商人聚资共建，这是与官吏会馆不同的第一点，原因是这种会馆主要功能不但为满足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且是满足实际利益的保护。这种需要是普遍而迫切的存在于份子之间，同时同乡商人的团体中资本和地位的差别不大，所以合资共建乃成为必然的情势。

二、入会手续

商民会馆既与同乡商人实际利益很是密切，所以对于会员入会也较为严密，并且在入会是不论店主、店员或是徒弟都要缴纳相当会费的。入会又名为入帮。不入帮的同乡商人如经查出还要公同处罚，兹举，汉口江西会馆公议如下：

“（甲）凡新开店者，当出钱一串两百文。

（乙）新来汉口为店员者，当出入帮钱四百文。

（丙）自他帮雇入之徒弟，当出钱五百文。

（丁）徒弟入会者当出钱五百文。

（戊）新来汉口贸易者，一年以内，届出于会馆，若入帮迟延一月者，公同处罚。

（己）目下汉口之商人不分明者，查出后当遵规约入帮。”

又云南府盐行会馆规则有以下两条：

“（一）新开盐店者，缴纳一百两。

（二）各盐店每月香灯钱一百文。”

三、会馆会员与职务

商民会馆在会员方面有以一店为单位，有以一人为单位。人是包括店主、店员和徒弟在内，不过会馆的实权是操在大店主之手。店员徒弟只是附庸而已。

会馆的役员可分名誉职员和受俸职员两种。名誉职员多是巨商充之，以监督会馆一般实物，或称为董事。有司年董事、司月董事之分。董事主要任务为监理银钱出入与商业上的事务。董事以下设司事，司理会馆的细务如庶务会计等。司事以下是杂役，董事长不受薪俸，司事与杂务则有以商号名义任之，如甘肃山陕会馆会首是切成奎、茀兴隆、兴发生、自立和、致和祥、万成堂六家商号。

宁波庆安会馆。图源：布里斯托大学中国老照片。

四、会馆经费

商民会馆主要份子是商人，所以商人本身实为经费的负担者。输捐可分二种，一为捐款，一为赋课金。

捐款又分为普通募集与定期募集。普通募集是在会馆创建或重建时期行之，款项比较大，如上海山东会馆新建碑文记载有“……同人遂有创建会馆之议，南市公估局广记六吉等号将存项输助三千金……”

至于定期募集则有日捐月捐：日捐又名一文捐，每人一日捐一钱。如上海四明公所义地的创建就是“创一文善愿旅沪之乡人各输一钱历年积累”而成。又上海绍兴会馆每年一文捐的收入就达六千元之多。月捐是仅限于同乡商店店员每月按人征收，此外还有入会捐、入堂捐。入堂捐就是运棺柩于殡舍所纳的捐款。

除了捐款以外，还有强制的赋课。

（一）货物税，如：

上海茶叶会馆

“会馆之经费，自同帮之卖价上征取，红茶大箱征八厘。二五箱每箱征四厘，一五箱征二厘……”

福州茶帮公所

“茶帮公所经费，凡制茶者就每箱征收厘金，又输出茶商以广东人为最多，广东会馆经费亦就茶箱每箱征收少许。”

（二）船税，如：

天津闽粤会馆规定

“……两帮（闽粤）商议江右（江西）之货物，非闽广之货物，若雇闽粤商船来于天津，自应酌量捐点香资，其酌捐香资之法，以船之大小，为定捐资之轻重……”

（三）房租，如：

四明公所收入额即达二千元以上。

又地租、天蓬租、檯橙租。

又额外收入

    租用会馆之租金。

乙 官吏会馆的组织

一、官吏会馆之设立

（一） 目的

官吏会馆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试子和官僚的寄居与集会之所，这可以举两条序文说明：

“……夫会馆之立，所以便公车也，公车既过，候补候选者皆得居焉，岂独一身一时之安哉。抑亦人人子孙久远之计也……”

“都中会馆为乡会士子而设，其法至良且善，一则可以啬僦居之费，二则可以联桑梓之情……”

（二） 设立之方法

会馆的设立有由祠堂改建而成，也有由大官员捐资、捐房创建而成。如清代轶闻中的彭刚直传说就述及捐款建馆的豪举。

“……独建船山书院银万二千，衡清试馆一万两，其濓溪墓昭忠祠，京师及直省湖南衡永会馆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

除了捐款以外，还有把自己的房产捐为公用：

“寄园……后归赵恒夫给谏吉士……给谏休甯人，子占浙籍中式被劾，谪助教，久住京师，以园捐作全浙会馆……”

“陈泽州三晋会馆记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客舍以馆曲沃人曰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

以上三个例子，可见官吏们为了爱乡心的驱使不惜捐出巨资或房产来建会馆，同时，在书文上对这种事业的表扬也正可反映乡土观念之盛了。

（三） 会馆设立与官方的关系

关于会馆设立与官方关系的材料，收集的还很有限，不过据我所知，会馆虽是自由组织的团体，但也须经当地官宪的许可。一方面，可以免除房屋义地的捐税，同时还可以得到官方的保护以免土著无赖的搅扰。不过官吏会馆组织的份子既是官吏，所以与当地官宪的交往密切似可想见，则一切课税当可豁免。兹将设立会馆呈文的实例列下：

“具呈安徽会馆长班网升，为呈明修盖事，缘买定安徽会馆在北城后孙公园地方……今拟抽拆修盖……理合报明叩求□大人核准……”

街道衙门认可之批文

“钦命督理街道衙门□为给发执照事，据王升呈报买定安徽会馆……本衙门批准照旧修盖……该处兵役人等毋得拦阻，该户民亦毋得藉端越修致干究处须至执照者。

同治八年四月初九日 右给户人王升准此。

会馆除在建立时得街道衙门的许可以外，馆内财产文件也要在县公署里面备案的。此处有北平长沙郡馆呈文的实例：

“呈请备案事查京师长沙郡馆光绪二十八年郡馆值年王世祺等检同北京长沙郡馆志书钞契四册呈请顺天府尹一并用印并懇转发□钧署一册备案，理合备文呈请查核并乞惠存实为公便谨呈宛平、大兴县公署。”

二、官吏会馆经费之来源

官吏会馆既为试子官吏而设，所以经济的来源也由这些人共同担负起来。

（一） 试子的捐助

试子住在会馆中据说是很受优待，不但同乡们请吃饭是很常有，并且住房子也不用钱的，不过中试已后试子却得捐一笔款，数目的多少或依中试的等级而定，或由自己乐输：如北京长沙郡馆记略所记：

“……偶检嘉庆道光旧簿见馆捐极丰……文物会试及优拔贡题名多至三四十金，少亦三四金，随举一科莫不皆然。”

（二） 官吏的捐助

官吏的捐助多按官级的高低而定，如金陵八旗会馆章程载有以下的规定：

道班每年捐银二百两 府班每年一百元

一等差缺每年捐洋一百元

二等差缺每年捐洋八十元

三等差缺每年捐洋六十元

此外同乡新到省人员也要捐助：

道班二十元

府班十二元

同通州县八元

佐班四元

且“同乡中无论新旧及未到人员，如谊重桑梓情殷资助者”亦所欢迎。除定期捐款以外，每逢大的聚会如新年团拜等，同乡们还另出费用，如下例：

启者金陵八旗奉直会馆订于正月十七日团拜凡我乡人请于是日辰刻驾临并带团拜费道班五元府班三元，通同州县二元此启。

（三） 本乡的捐助

会馆虽建在异乡，但与本乡的联系也很密切，所以本乡州县的捐款也是很大的一批收入，如：

“偶检嘉庆道光间旧簿见馆捐极丰，州县多捐百金，且有二百金者……”

（四） 基金房租及额外收入

会馆在建立之始多集有基金，为馆中的经常费用，又有在会馆旁买房出租，以得租钱。同时会馆也可以出借外人做为集会或办喜丧事，藉此可得些额外收入。

三、官吏会馆的会员与职务

官吏会馆的会员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限制，只要同乡的知识份子，官吏和学子都是当然的会员。不过在无形中是排除了同乡的商人阶级，至于对会员入会也绝无强制的含义，所以会员皆是纯出自愿。

关于职务方面较商民会馆简单，并且也依规模的大小而定，普通主脑人为馆长或董事长或会首，多以同乡中的大官僚充之，任期的规定普通为一年，所以又名为值年。馆长或董事长之下设有助理，普通皆不受报酬，纯为乡里而服务。馆中的看守人通称长班，久住馆中服役一切杂务。

丙 由会馆规则中所见到的官商会馆之差异及组织上之变迁

关于会馆规则的收集，我曾费了不少的时间，不过由于材料的缺乏，结果所得的仍甚有限，附录中的只将官商会馆则例和不同时代的则例录出以为参考，根据这仅有的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两点值得注意的。

第一就是商民会馆与官吏会馆则例性质的不同。我们比较两者的则例，发现商民会馆的则例中，除述及会员应尽的义务之外很少提到不尽义务时得裁制是什么。商民会馆对人入会退会都有规定的限制，而官吏会馆根本就不曾提及。由这些不同点所指示与人的就是商民会馆的组织比官吏会馆的组织较为巩固，换句话说，同乡商民的团体意识是比同乡官吏强。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同乡商民除了乡谊联系之外，还有利害的共同性，而清代官吏是有不得在其出身的省内就职的条例，并且同族同乡在一个机关供职也有回避，而商民则无限制。此外同乡商民对于会馆的关系是永久性的，而官吏会馆的份子对会馆是游离的，暂时关系。

第二是会馆规则新旧的不同，它是随着会馆本身性质的变迁而改变。在旧式会馆则例中，对于宗教事项的规定常占数条，同时对于法律观念，如权利义务权限的区分常不很显明，但新式的则例中乃有新的法人观念和结社法的出现，这也可以指示会馆为适应社会的变迁而有自身组织的变动了。

第六章 北平会馆的分析

第一节 北平会馆区位的分布

关于北平会馆区位的分布，可分两点讨论。一方面是从史料中寻找会馆区位的变迁，一方面是由现存的会馆上研究区位分布的现状，然后再加以综合的解释。

从历史的材料中看，北平会馆在明代有内城馆和外城馆的区别，内馆住官绅，外馆住试子，故在帝京景物略中有以下的记载：

“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始嘉隆间……继自今，内城馆者，绅是主；外城馆者……公车岁贡是寓”

根据这个记载，我们似可推知在明代会馆区位的分布是遍于内外城，这种分布情况直至明末都是如此。李自成共进北京的时候，所谓内馆仍有存在的史实，这里不妨引下来：

“……先生晨起旁皇觅居于南昌内馆……才扃閍宅门闻长班傅呼贼兵入城”

不过清代的会馆，在区域上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如从清光绪十二年所刊的顺天府志坊巷志中会馆区位的分布情形是三三六处会馆，只有六处设在城内。直到民国二十年张孝䜣的调查，则以为官吏会馆共有三三八处，设在内城者二十五处，外城者三百十三处，分布的情况可于下图表示：

北平市会馆分区略图。图源：本文

由上图看来，会馆之集中在南城是个很明显的现象了。然而这是为什么呢？这就从明清政权的转变上找出证据了。原来在清顺治五年的时候，满人入关不久，因为藉口满汉人民在内城常有冲突的发生，所以在七月间下有一道上谕说：

“谕户部等衙门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争端日起，戒杀抢夺，而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似此何日清宁，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

有这上谕可知当时内城汉官商人都移到南城，遂促成内城人口一个大的流动，在这个人口流动之中可推知当时汉人所建的公共机关如会馆等类也必在迁徙之列了。

由这次的迁徙，所以如今会馆仍聚集在南城的现象乃可解释。同时，靠近内城的外一、二区为会馆最密集的原因，是汉官为朝见办公便利之故却有相当的道理。

此外，可测知的就是南城自那时起遂渐变为商业的中心区，一切戏馆酒楼妓所都集聚在南城一带，故清代南城有珠玉锦绣之称即可想见。直到鼎革以后，汉人当权，新建的会馆遂有在城内者，如上图所示内城二十五个会馆中有十五个都是在民国以后建立的，其余十个是在民国以前，但大多是试馆，距当时贡院甚近，与会馆小有差别的。所以恐怕在清时内城设立试馆有特别的允许，这种现象正与明代内馆住官绅，外馆住试子的情形恰相反了。

至于，民国以后，南城会馆为什么不重新移入城内呢？原因似乎有两个，一个是区位一经固定在移动上就很困难，一个是会馆已无移入城内的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会馆主要的功能已在逐渐减消和转变，清时会馆主要的功能是住试子官僚一类的人物，民国以来科举已废，学校制度代兴，短期留住受试的试子变为长期以来平求学的学生，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遂有为学员居住的公寓发达起来，这些公寓多设立在学校的附近，所以各处学子为便利起见，也不愿住南城本乡的会馆里面，虽有少数学校是在南城，但事实上会馆的设备也不够大量的学子居住。此外，学校中也有寄宿舍的设备，会馆寄宿的功能大部就为公寓和寄宿舍所代替。

由于学校制度的发达，各乡青年多有接触的机会，益趣的团体逐渐形成。然而，旧的同乡观念不能即刻打消，以致在同学中仍有同乡会的形成（如江西旅平同学会），这种同乡团体，已是强弩之末，在组织和功能上已无主要性，而其他志趣相同的团体遂代而兴起。

在官僚方面呢？民国以后政治制度改变，在北平的各省官吏多有固定的职务，（清代有候补官多暂住等候外放），所以渐成定居，自己立起门户来，同时政治制度变为民主主义，政见有个人的自由，官吏以政见相同渐而结成团体，这种团体中同乡的势力虽不可漠视，但已非共同团结的重心了。

如此，官吏会馆主要的份子已有学界政界的分歧，在学生团体和官吏团体中同乡概念也逐渐淡薄，建筑在同乡意识上的会馆逐渐走向消减的穷途，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运命。如今会馆参与的唯一的功能只是供一部学生和穷官僚的家眷安身之所而已，虽然有的会馆仍有同乡会的设立，可是其重要性已完全丧失。

由于会馆的没落，我们还可以看到北平人口在区位上的变迁。第一个现象就是南城一带的没落，以前会馆集聚的区域，如今以变为贫民区，其次就是北平商业中心的转移，如前门外的旧商业区已渐失其重要地位，而西单、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处却日渐繁荣，这正是商业中心移入内城的趋势，这种移动的趋向恰能指示人口流动集中的所在，并且有少数的会馆也随这种趋势设立在东西城。

前门。图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此外，从北平市政上看，清朝经戊戌庚子的政变政治制度才知效法欧美各国，光绪三十四年遂公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其中所赋于各城之市权计有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营业等。同时居本城镇续至三年以上者即可有市选民的资格。虽北平因系帝都另订有京师地方自治章程，但与普通不过大同小异，此处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市政上的发达，公共事业由市府负责，从前同乡会馆中的公益事业，现在已由市府替代。其次就是客籍土籍分别的打消，凡住在北平三年就有选举权，这正是全市市民权利齐一性的起始。

第二节 北平官吏会馆之中社会生活

前几章，对于官吏会馆各方面的情形已经有了不少的讨论，但是究竟这样一个同乡的公益团体，内部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这确实我们想知道而不易知道的事。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实在比其他的史料更难于收集，所以，我只从清代或民国的文人的诗集文记或日记里面找到一点材料，虽然不足代表当时生活的全面，但至少也算是管窥一斑了。

第一点，我们提到的就是，官绅试子们在会馆的居住，大概当时凡各省大员来京时常以会馆为暂居之所，譬如曾文正公在晚年入京师时曾住湖南会馆。其次考试的试子及第受职后，也常以会馆为安身之所，如日下旧闻录上所记孙渊如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会试中试殿试一甲二名，授编修，时寓青敞之武阳会馆。此外诗集里面也记有住会馆的诗，如商盘质园诗集。“我从弱冠游神京，僦居曾忆香炉营……”香炉营即是旧江山会馆之所在，又文道希先生遗诗注上也曾记有：“余时寓粉房琉璃街萍乡会馆，时光绪甲午冬也”之句。

不过，除了这些文人居住以外，在京有钱的官吏大概是不住在会馆的，然而在朝廷失意的冷官却常以会馆为容身之所，不信请看王楼村式丹慈仁东扬州会馆的移居诗：

“大地凌虚总一尘，冷官随处可安身。栽花树柳闲中事，爱酒怜诗我辈人。桑下定惟三宿恋，槐阴也作两家春。却思旧雨东西路，千万还应更买邻”

这首诗把一个失意的官僚的烦恼心情真是描写的尽至了。以上是说文人官吏住会馆的事，至于在会馆中的生活如何呢？此地我们可引用徐憺园诗集中的一首：

“积雨冲泥会故人，高斋当暑似萧晨……今朝佳宴逢休暇，莫厌当筵酒戋频……”

这首诗是徐公在碧山堂休宁会馆所作的，除了故人宴会饮酒以外，会馆里面还招待外员的，如桃花圣解庵日记中记有：

“……午后同肯夫诣安徽会馆，公宴朝鲜伏臣朴瓛卿……”

可见，那时会馆常是官绅社交之所了。

福州广东会馆中的戏台。图源：布里斯托大学中国老照片。

会馆中除了社交生活之外，政治上的活动也曾在会馆中举行的，如戊戌政变时，康梁所发起的保国会，在当年三月二十七号就是在粤东会官开第一次会议，在贵州会馆开第二次会议，当时康有为谭嗣同都住在南海会馆。后来，光绪帝被幽瀛台，慈禧大捕新党，谭嗣同就在南海会馆被捕伏诛。

最后，我把现代中国的名小说家鲁迅先生的遗著彷徨一书中对会馆近时的冷落的描写抄在下面，据沈从文说，这本书就是鲁迅先生住在北平绍兴会馆时写的：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这段文字中，十足的描写处会馆中的破落，寂静与空虚，或者，也许就是会馆在没落中的现象了。

《伤逝》一文出自鲁迅的《彷徨》。图源：豆瓣。

第七章 结语 会馆与中国社会的结构

本文开宗明义第一章里面曾经说过，中国会馆数目如是之多，分布如是之广，意义又那样复杂错综，牠之存在于中国社会究竟有何意义呢？牠的发生、发展和衰落与中国社会结构到底有什么关系？这在前面六章的讨论是否能把这个问题解说清楚，我们尚不能确定，不过现在，我们试把前六章做一个简略的提要，看看对会馆分析的结果是怎样，对会馆的认识为何，然后再看根据这种认识对于会馆与中国社会结构做一个最后的答复。

前六章对于会馆的分析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是纵的方面分析会馆的发生和历史起源，认为会馆是中国工业化前期之都市社会的产物，是由于都市与都市间人口流动性的频繁。外来人口增大，这些客民为保证己身的利害，抵抗土著的压迫，遂以同乡团体为基础设立起会馆。而增强同乡团体的主要因子就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地域性和手工业和农业商品的地域性。至于由史实上的考证，认为会馆的发祥地是人口集聚的公共宗教性的场所，这似乎是无所疑义了。

福州广东会馆中的寺庙。图源：布里斯托大学中国老照片。

第二是从横的方面分析了会馆在地域分布上的意义，发现在河北省的会馆和华中四省会馆的分布有绝大的不同。河北省的会馆是集聚在北平一处，而华中四省会馆是分散在六十四个城市。这种分布上显著的不同正指示两地会馆在性质上的不同，以及会馆所在的城市性质的不同以至于南北省区社会人口流动的不同。所得的结论是河北会馆之集聚在北平是因为北平是已往政治的中心，吸收全国的知识阶级的人口，而由这些外来人口所立的会馆的性质也是富有政治性的官吏会馆。但在华中四省在已往并非政治中心，然而在经济活动上似乎是自成一个范围，同时又受战乱和移民的结果，四省彼此间的人口流动很频繁，所以，会馆就在各城市中普遍的出现了，这种会馆的类型是商业性的商民会馆。

第三是对会馆的本身的组织和功能的分析，我认为会馆的组织和功能是应了社会环境与组成份子间的需要而出现的，因此组织的形态的功能是受了这种要需的决定。所以，在工业化前期的都市之整个的社会生活尚未发达，公共事业尚未普遍，市民的团体意识尚未形成的时候，外来人口组成的会馆就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单位。在这个单位中，遂有社交、宗教、教育、慈善等等活动。不过这种活动又因份子的需要不同而有各别的发展，如商民会馆中类似行会的功能，就是为满足份子特殊需要而产生的。并且，因为活动多少、强弱的差异，在组织上也有强弱久暂的分别。

此外我们更对北平会馆加以分析，尤其着重会馆在区位上的变迁与北平整个社会结构改变的相互关系。

由此以上数类的分析，我们对于会馆至少有以下数点认识：

一、会馆是工业化前期之都市的特产物，牠是由外来同乡团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害而组成。

二、会馆既自为保护份子间的利害，所以依组织份子之利害的不同而有类型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在组织和功能上表现出来的。

三、依了会馆类型的差异可以找出牠在区位分布上的不同及其所在都市性质的不同，更由都市性质可以测知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

根据以上三点认识，我对会馆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有以下的结论。

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家族制度还是很盛行的时期，在农村间家族团体的势力实超一切其他的统制力量。由经济方面讲，家族是一个生产消费的单位。由政治方面讲，家法的统制比国法是有过无不及的。同时宗教上有家族祖先的崇拜，教育上为家族设有义学，以至一切公共事业的范围，如助贫等也是以一家族为单位。因此家族团体的功用实包括了分子整个的生活，甚至分子的生命财产的安危也以家族团体为维系，所以家族团体与份子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反之，份子间因为彼此有不可分离的依靠而使家族团体更有巩固的团结了。因此家族团体在较大的社会组织中就成了牢不可破的单位，而由这单位所组成的社会就是涂尔干所谓的集段社会。所谓集段的乃是因为是由许多互相类似的群体重复而成，像一段环节蛇由许多环节集合而成。在这种社会结构的性质是确定的，与机械的连带性质相当。牠的特征在于牠是一系的同性的片段，而且这些片段是相互类似的。

因为是互相类似，所以在社会的分子上只有家族内的分工而少家族外的分工，但是等到社会经济状况逐渐发达，几个村落集合一个市镇而成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团体的时候，流入市镇的家族成员遂成为打破家族团体的最先锋，他们在社会生活的一部已与家族生活脱离，而家族团体对他们的保护和统制力也渐减少。同时这些离开家族的人们因为受了异地排外意识的压迫和实际利益失了凭依的原故，同乡的观念逐渐加强。而同乡们的集聚乃自然的发生起来，直到由市镇经济渐渐发达，社会的分工的范围更为扩大，城市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在量的方面加多，在范围上也增广，所以愈大的城市，外来的移民也愈多，并且在其中远地的人口成份也愈广。这些远地的客民离乡愈远，爱乡的观念也愈重。他们一方面失了家族团体的保护，他方面因语言、习惯与当地的隔绝以及实际利害的关系，所以乃有同乡团体的成立代替了家族团体以保护成员的安全。因此以前家族团体所有功能一变而为同乡团体的功能，从前家族份子间的社交扩大为同乡间的社交，家族的祖先崇拜变乡贤或乡绅的崇拜，家族子弟的教育改为同乡的教育。所以在团体意识上是由家族扩大为同县、同郡或同省，同时社会分工上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此处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在这种同乡团体中是包含了家族团体和同业团体的成份。同业而不同家族的人可为同乡团体的一份子，不同业也不同家族的人也可以做同乡团体的一份子。同时牠的功能也是有一家扩大为一乡，这就是会馆的最初形态。换句话说也就是同乡团体代替家族团体的情形。不过，等到同乡份子日渐加多，份子间因为利害的不同而渐有分支，于是遂有商民会馆和官吏会馆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划分就是同业团体又否定同乡团体的起点。

再从会馆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说呢，在会馆出生的工业化前期的都市，因为社会分工尚不发达，市民团体的意识尚不凝固，客籍与土著的居民间任有“你我”的分别，所以在社会生活上分为两个单位，一个是以土著人的社会生活单位，这种单位是抽象的、散漫的、不自觉的。另一种是各地客民同乡团体的社会生活单位，是具体的、有组织的、自觉的，是即所谓会馆，而会馆也就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充分的发展了牠的功能。这就是吻合于明清及民国初年中国都市形态。

但是自从欧西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工业商品输运全国各都市，摧毁中国固有的商业组织，富有地域性的手工业和农业品的贸易遂失其主要的地位，而依这种贸易生存的商民会馆也受了影响。同时，都市的形态也渐工业化，人口数量锐增、各地交通上的便利、社会份子间交接的频繁，皆使市民间“主客”的观念渐次打破，而社会生活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时候，部分的群体合成了一个更大的群体，各小群的个性渐渐模糊，社会生活的种种蜂房遂渐打破，狭窄的同乡观念也相对减消，而同业团体乃代同乡团体也益加显明，如工商会法的制定，政党、学会的出现，皆以利益和兴趣的相同为基础而结成团体，其中并家族与同乡份子而有之。同时，都市的市民在风俗习惯渐渐融和为一个形态，各种的方音也镕为一炉而成整个市民的语言。

此外，在市政上，市府的权限和功用也渐扩大，一切公共事业如从前会馆中所举办的慈善、教育等事业也由市府举办而惠及全市市民。在法律上，每个市民教以平等市民的资格具有各种权利与义务。同时，如招待外来人口的旅馆公寓的设备，也发达起来。因此，所谓同乡团体的残存也不过是一些遗留的共同意识来保持而已。因此，会馆房舍的破旧末落的现象也正可象征牠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是在一天天的减少以至于消灭了。

文字编辑：许方毅、曾晨妤、刘展华、宫昌昊、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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