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吴晓刚，江苏镇江人，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94年获硕士学位。1994-1996年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工作，后赴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系学习，2001年获博士学位。2003-2021年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2018-2021年担任社会科学部和公共政策学部讲席教授。现任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上海纽约大学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社会科学领域负责人，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学者（2020-2024），国际华人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Chi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会长，英文SSCI杂志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主编。
青葱岁月入园时（1992春）。
前世燕缘
吴晓刚
还记得刚进北京大学第一年的期末(1992年6月)，社会学系举办10年系庆。全系师生拍了一张合影，当时系里的两位大先生费孝通、雷洁琼教授也来了。转眼一瞬，恍惚之间，30年过去了。1994年我离开北大后，虽几经转折，还有幸继续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与系里的联系并不多。应飞舟兄邀请，写几段文字，再续前缘，一为社会学系四十周年志庆，二来也正好整理一下人生的记忆。
一 结缘
我与北大社会学系差一点失之交臂。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学里的社会学专业刚刚恢复，很多人都不知道社会学是干什么的。我上高中时，中学有个84届校友以全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社会学系。我入学时从学校宣传橱窗中知道这个专业，觉得特别景仰。中学文科班一般每年都有一个能考进北大，那一年大概应该是我。但在填报志愿时，我却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报北京大学，改报了隔壁的中国人民大学。我因北大校友而知道社会学，第一志愿也就报了这个专业。
我填报志愿时，显然功课没有做好。进了人民大学，才发现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系。这也解答了我的疑惑，为什么录取通知书上说我是被“社会学研究所”录取的，因为发录取通知书是8月份，社会学系那年10月份才成立。这样，我就成了人大社会学系的第一届本科生。周末时常去北大拜访校友，看到燕园那一塔湖图的景致，不免心生一点遗憾，此生似乎已错过。好在大学四年，没有浪费光阴，老老实实读了不少书，也没有想要考北大研究生。1989年之后，国家关于大学生分配、考研和出国政策一年一变。临近毕业时，听说应届生不能直接考研，也不能申请出国读书，除非有海外亲属关系。我就只好准备工作，1990年暑假第一次去了趟上海，想看看那里有无工作机会。当时外地本科毕业生进上海，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找工作无功而返。回到学校后，却听到一个好消息，说应届生可以直接考研了。
我可以留在人大读研，也有点想试一下北大。从招生简章上看，北大那一年应届生招生名额大概有4个，去掉本系的，留给外校竞争的也就两三个吧。暑期上海之行虽没有成果，但是见到了当时担任上海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的吴书松老师。我写信去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回信说他以前的同事杨善华，刚到北大社会学系当老师，我可以去找杨老师问一下情况。我于是就拿着他给我的地址和电话，找到当初还住在团结湖附近的杨老师家。杨老师当时不在家，师母在，但是总算联系上了。后来杨老师答应帮我搞一套社会学系研究生考试样题。我拿到试题，看了一下，就决定考北大了。
我别的本事没有，考试的本事还可以。因为先前有些底子，我没准备多久就考了。考完之后，还是有点不安。如果成绩进不了前3名，估计希望不大，还得继续找工作。记得去查分数的那天，北京飘着小雪。我刚进东南门，还没有走到当时社会学系所在的27楼，就碰到了系教务秘书周爽老师。我当时还不认识她，她却知道我了。她见到我，笑呵呵地，直接就叫我的名字，“你是吴晓刚吧，你考得不错！”
我是考得不错，不仅是第一个从人大社会学考进北大社会学的本科生，而且分数也是以往没有过的高。就这样，我进了北大。这或许还要感谢杨老师帮我搞到的专业课试题。我不记得后来是否曾向杨老师表示过感谢，进入北大后与杨老师交往也不是很多，但杨老师是最初领我走进燕园的人。我与后来的杨门弟子多有交往，也算是一种缘分。
那年，社会学系里一共招了五个应届生，两个本系升上来的（廖荣天和刘京雷），三个外校考进来的，一个人大的（我），和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武汉大学的（汪曼），还有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弘平），还有五个往届生。同年录取的博士生有邱泽奇和麻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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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会学10周年合影，前排陆学艺（左二），袁方（左三），前校长丁石孙（左六），校长吴树清（左九），费孝通 （左十），雷洁琼（左十一）。
二 师道
我进北大时，社会学系建系还不到十年，师资队伍，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以现在的标准看，还是非常初步。系里能带博士的只有费先生、雷先生和袁先生，能带硕士的也不多，年轻一点的记得副教授有王思斌老师、马戎老师、还有已经离开社会学系的萧国亮老师。对后来社会学系发展和学生影响较大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孙立平、杨善华等，还不能带研究生，王汉生，林彬还是讲师、在职博士生。研究生培养主要是散养，入学时不分导师，做论文时才确定。研究生之间没有太强的师门意识。
在研究生学习的头两年，我有幸与袁方教授有过很多交流互动。先生当时74岁高龄，已不做行政，但还担任研究生必修课《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工作。那一年他邀请了南开大学社会学创系主任苏驼教授一起给我们上课。苏先生当时也60多岁，已退休，每周都要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而且每次都是当天来回，但上课从不迟到。苏先生和蔼可亲，讲课认真负责。袁先生每次也在课堂，一起参加讨论。先生自己在系里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早上几乎准时到，一直呆到下班。去系里找先生，都不用事先预约。
也许因为我考试成绩令人印象深刻，《社会学研究方法》开课之初，他交给我一本从香港寄来的英文版新书，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香港学者Lau Siu-kai, Lee Ming-kwan, Wan Po-san,& Wong Siu-lun主编），让我看看，组织班上同学翻译，并嘱咐我要对社会指标测量多加关注。我记得我们做过一些翻译工作，但这本书的中译稿后来不知所踪。我不记得里面的具体内容，但对几位香港作者的名字，印象深刻。十多年后，我在香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源起于黄绍伦(Wong Siu-lun)和李明堃(Lee Ming-kwan)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的一个会议，也受到刘兆佳(Lau Siu-kai)教授和李明堃教授的大力支持。他们的英文名字，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已非常熟悉。
《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程结束后，先生还让我组织协调班上同学编写《社会学研究方法》教程。我们也有章节分工，我自己也完成了其中两章的写作任务（至今还压在箱底），但不记得当初为什么就没有下文了。后来他还给了我另外一项任务，联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的贾教授，共同主编一本关于社会指标的书。偶尔他还给我报销一些买书的费用。社会学系以前所在的27楼旁，有个燕春园餐厅。先生经常在那里吃午饭，有时遇到，我正好去找他，偶尔也会沾光。他有一次因为心脏问题住院，我还去北医三院陪护过两晚。
与袁方先生在办公室。
我后来没有正式成为袁先生的学生。系里在分配导师时，很多同学都希望袁先生这样的大牌教授挂名。我报了袁先生做导师，系里通知，我被分到王思斌老师名下。我想了一下，也就接受了。一个原因是王老师当时担任副系主任，平时并不怎么管我们。偶尔见面，他对我论文研究的点拨，还是非常到位的。比如我打算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的变迁，他建议我要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我顺着他的思路，提出了中国单位制改革下劳动关系从行政性依赖向利益性依赖的转变。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对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发生了动摇。1992年后小平南巡讲话后，北大人更能触觉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即将发生巨变的脉搏，校园里已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很多人都想着下海做生意。认识的北大在读研究生，在外面开家务中介公司的都有。社会学系为了创收，还与军方办了一个三产公司，记得名叫“天元”公司，主要业务是卖自行车。一家位于广东高要县的港资柴油机企业来北大招聘销售人员，异常火爆。社会学系不少人报名，我也参加能力测试，第一关都没通过（惭愧！）。袁先生虽然多次希望我留下来继续读博士，我觉得留下来读，可能收获也不会太大，决定还是先工作一段时间，了解一下社会。要是以后真的放不下，就争取出国读书。
也许是因为我的拖沓和不负责任，袁先生交办的几个项目，最终都不了了之。先生似乎没有责怪的意思，后来还为我申请出国读书写了推荐信。1996年我拿到UCLA的offer，临行前去北京。还是在燕春园餐厅，他请我吃了一顿午饭，记得还喝了一瓶燕京啤酒。先生与我相差50多岁，两人其实并没有多少共同的话题。默默地吃饭，也不觉得尴尬，至今还记得谈过的话题。那应该是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
袁先生对其他学生或许也很好，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北大三年，我从外校考进北大，有点孤寒，觉得系里最亲最近的老师是袁先生。2000年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还在美国洛杉矶读书，没有机会送别和悼念。藉此建系40周年之际，向先生表达永远的感激和怀念。
三 问学
研究生期间，印象比较深的课程，还有马戎老师开的专业外语。马老师选用的英文阅读材料，主要是他自己感兴趣的有关迁移种族、民族的文献。当时研究生中几乎没有人对种族、民族问题感兴趣。要是用中文开这个课，我估计不会去选。专业外语课，我们的任务，是将英文翻译成中文，我承担了比别人多不少的任务，可能是因我的英文在班上相对好一点，能者多劳。这样，无意中开始读了不少西方有关族群关系的文献，比如Milton Gordon的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第一次接触到很多中文很难翻译的词汇，比如assimilation, adaptation, acculturation等。Gordon书中提到的关于美国社会大熔炉(melting pot)的概念，记得非常清楚。我还根据翻译心得，结合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了一篇“社会学关于民族同化的理论模型”的论文，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社会学》杂志上（1993年第1期）。
我以为从此不会与民族问题再沾边。2009年新疆7.5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人大访问。看到新疆暴力事件的消息，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假设。回到香港后，就让当时还在科大读硕士的宋曦去看一下数据，是否可以支持。这篇文章，第一次讲是在北大的“社会学和人口学方法”研讨会上，正好是马戎老师点评。我记得在开头的时候，还说过这篇文章的缘起。这篇题为“Ethnic stratification amid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2014年发在Social Science Research 杂志上，《纽约时报》上还报导过，2016年斯坦福商学院还将其列为一带一路研究的案例材料。我后来还拿过一个香港GRF项目的资助，写过两篇关于中国民族的文章，于2016年和2018分别发表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和China Review 上，当然这是后话。
我在北大社会学系上了一年多的课，觉得总这么读书、编书、翻译不是个事。就像我后来UCLA的导师伊凡.泽林尼（Ivan Szelenyi）曾跟我们说过的，“有些人写（关于社会的）书，有些人写关于书的书”（Somebody writes books, somebody writes books about books）。青菜萝卜，各有喜爱。我当时大概是想成为第一种人，所以对袁先生交办的项目可能就没那么上心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读研的第二年，我有机会参与到一个关于中国“单位制”的研究项目中。关于中国单位制的研究，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魏昂德（Andrew Walder）1988年出版了一本新著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在海外中国研究学界声誉鹊起，也激发了不少国内学者的兴趣。我到北大后，与人大的老师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的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李路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李汉林，和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奋宇当时准备合作，在全国10个城市组织一次基于单位组织和就业人员的调查（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我因为本科时在科委研究中心打过工，帮忙清理过数据，写过研究报告。当时负责调查的王奋宇就找到我，希望我来帮他们设计问卷，组织北大本科生调查。读研期间我曾几次被系里推荐给北京市教工委，负责设计首都大学生思想动态调查，问卷设计是驾轻就熟。我于是决定接下这个活，一方面经常听李路路和王奋宇他们侃中国单位制，也觉得很有意思，受到点影响，也想做这方面的研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了解社会、锻炼能力的一个机会，还可以相应获得一些劳务报酬。
组织全国性的调查，我还没有经验。比如，科委的调查经费，只能以支票的形式支付北大，但怎么把支票变成一大笔现金，发放给学生做调查路费和劳务费，就是一个大难题。系里可帮不了这个忙，也没有可以挪腾的经费。后来几经周折，找到社会学所里的潘乃谷老师（所里国外合作课题较多）。她不但欣然同意，而且不收任何手续费。这样，北大社会学系90级的本科生，拿着团中央的介绍信，1993年暑假奔赴10个城市，完成了全国100多个单位组织，3000多份员工的问卷调查。我自己也带领一个小队人马，到四川成都调查。结束后，我们顺道到当时没有完全开发的川西九寨沟、黄龙一带旅游了一趟。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项全国性的调查，还远远不够专业，也没有质量控制。我后来没有参与数据的清理和开发，但是课题组同意我使用调查数据，撰写北大的硕士论文（这是我接这个项目前就提出来了）。因为受袁先生研究领域劳动社会学的影响，王思斌老师的兴趣也包括组织研究，我就选择了从单位制的视角看改革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变迁。硕士论文《从人身依附到利益依赖》，基于这项调查数据，通过对人们的择业、单位间流动以及单位内生活的描述，认为九十年代初个人与单位间的关系从原来被动的行政性依附向契约性关系转变，个人形成了对单位的“利益依赖”。文章数据分析只用了列联表，连回归分析也不会用，也反映了当时北大社会学系定量研究方法训练的水平。
这篇硕士论文，使用的调查数据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提出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到上海工作后，我把论文的主要部分修改了一下，1995年试投了《管理世界》，没想到竟然被接受了，当年又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还把文章里的小观点，写成若干豆腐块式的文章，发表在《工人日报》和《中国劳动报》等报刊上，如“工作生活质量的现阶段意义”（《工人日报》1994年11月18号），“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人日报》1995年2月7号）。文中的有些观点（如工作生活质量QWL，企业社会责任CSR），至今看来也都不觉得过时。上海市总工会内部刊物还专门转载过我的论文。总工会有人开会时正好碰到，还专门找我讨论。这让我开始有点自我膨胀，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出国进一步学习的决心。
我在申请出国前，给当时已转到哈佛教书的魏昂德教授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跟随他从事单位制的研究，自己的硕士论文已有一些基础，对他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个人对单位的“三重依赖”特别感兴趣。没想到他竟然也给我回了信，信封上的地址居然是他手写的中文。他告诉我他那时从哈佛停薪留职，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不会参与系里招生云云。那年的申请，我自然就没有那么幸运。而那个位于香港九龙东牛尾海边上的香港科技大学，我毕业之后终究没有绕开，成了此生至今呆得最久的地方。
我拿到UCLA的offer赴美读书时，随身带的就是我在北大读研期间搜集的中国单位调查数据。我在学习定量方法课程时，作业用的也主要是这个数据。1998年我用这个数据，要写一篇英文硕士论文，我还是想做关于单位的研究。我已有很多关于单位制的研究想法（包括个人-单位依赖关系的变化），就约了指导老师之一伊凡·泽林尼(Ivan Szelenyi)教授，想听听他的建议（另外一位是研究中世纪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助理教授Rebecca Emigh，谁让我在申请文书中说自己对比较-历史社会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呢）。记得是一个黄昏，伊凡的办公室，我用磕磕巴巴的英文，告诉他自己想做的东西。伊凡主要研究东欧国家的市场转型，对中国并不熟悉，他也不太懂统计。但是，那次office hour之后，我就觉得，有些智慧，是可以穿透时空的，更不需要用技术来粉饰。
伊凡建议我从市场转型的视角看单位的作用，集中在当时争论的焦点，即关于人力资本的回报。至于我想做的其他东西，可以再写别的文章。我似懂非懂地试图理解他那浓厚东欧口音的英文，慢慢就做下去了，以至忘了原来自己要做什么。他还建议我关注一位年轻的华人学者（谢宇）刚（1996年）在AJS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我的调查数据里收入没有区分工资和奖金。他记得倪志伟（Victor Nee）、边燕杰的数据里有这样的信息，说他可以问一下是否可以让我使用，仅限论文，而他愿意与他们分享在匈牙利搜集的精英数据，并将email cc给我了。先问倪志伟，回信说不行，再问边燕杰，回信说行。就这样，我的论文，一半用了自己在北大时搜集的数据，另一半用了边燕杰的数据和谢宇的分解方法。这篇题为“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是那一年唯一不需要修改就通过的硕士论文（我后来博士论文导师Don Treiman 和委员会成员Bill Mason是两个评阅人）。伊凡还建议我可以试一下ASR，我试了一下，被拒了，但收到很好的建议。毕业前为找工作，我根据ASR审稿建议，改了一下，2002年以独作发表在《社会力》（Social Forces）杂志上。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英文杂志文章。20年后的今年，我和上纽大助理教授缪佳合作的一篇关于香港的论文，又一次登上了这本国际著名的社会学杂志，这或许是 Social Forces杂志创刊100周年至今唯一的一篇关于香港的论文。
四 故人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社会学系正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说实在话，我离开的时候，是带着一点点失望的。燕园三年，最让人怀念的，不是上过的课，而是那段自由不羁的时光，和那时结识的朋友。
研究生每年招生人数很少，一个系的研究生又都住在一起，不同系、不同年级交流比较多。同学之间背景差异很大，不少是工作多年又考回来的。上课没什么意思，平时大家干什么的都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喝酒聊天和玩耍。大学时代几乎滴酒不沾的我，“意志薄弱”，老是被住在对门的大头、老曹，隔壁的老梁拖下水，经常混迹于海淀镇上的小酒馆。这些活动，一般是晚上10点以后才开始的，要搞到凌晨两三点钟。记得经常去的，校园外西南门外军机处胡同里的一家名为“老虎洞”的酒吧。秋天金山支队野营，冬天未名湖冰上老鹰捉小鸡，镜春园和朗润园里打雪仗。回首过去，那是人生中一段过得很自由开心的日子，虽然那些地名，现都不复存在，连同那些见过的各色人等，听过的各种故事，都只残留在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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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离校前夕。
当然，在这“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之外，我还有积极上进的事业。我做过系研会主席，被人拉帮混过校研究生会。虽然校研究生会里也是什么人都有，我还是有幸结识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同龄人，政治学系的王旭。王旭担任那一届校研会主席，无论在为人、学识、能力方面，他都是让我见贤思齐、当作楷模的同学。我出国的想法，最初可能也是来自于和他的讨论，或受他的影响。临毕业前，我们还约了一起考GRE（怕离开学校后没有时间准备）。我考GRE没有钱，他还介绍我出去给别人办培训班帮忙，挣点补贴。毕业后他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全奖，直接出国了，而我当时还没下定决心，打算先工作一段再说。我工作之后不久，决定申请出国，王旭是我为数不多在国外的联系，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他还热心地把我推荐给他在普林斯顿社会学系上课认识的吉尔波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教授（《中国的现代化》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当时在国内很有名）。罗兹曼来上海时，还专门约我去花园饭店见了面。我那一年普林斯顿的申请，罗兹曼告诉我在waiting list上，还给了我他家里的地址和电话，让我与他保持联系。我后来等不及，就决定去UCLA了。
到美国后我和王旭还不时保持联系。1999年我们一起回国参加过民政部一个关于农村基层选举的项目（另外两个参与者是政治学者郑永年和史天健）。2002年我第一次台湾之行，也是他推荐我去的。他博士毕业后先回国直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也希望我能一同回国发展。我晚一年毕业，在香港科大找到了工作，就决定暂时安顿下来。因他回国工作，他太太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转到香港科大商学院教书，这样他探亲来回更方便些。他每次匆匆到香港时，总要抽空到我办公室坐一下，聊几句近况和想法。后来他到山东挂职，接着就留下来了，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看起来前途无量。我们之间的联系才慢慢地少了。2013年我为香港项目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在网上突然看到他因病逝世的消息，常常叹息，天妒英才，人生苦短。
近年来，有好几次，我独自一人在普林斯顿校园漫步的时候，总是不禁想起王旭，这位我在北大时结识的朋友。当有人说起中国大学正在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起王旭，这位我在北大时结识的朋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藉此忆旧的机会，寄托对友人的哀思，也祭奠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
五 归途
毕业后，曾有几次机会，我差一点重回燕园，但都错过了。2011年，我应邀在北大教授暑期课程。全家在未名湖边的帕卡德访问学者公寓住了大约一个半月，享受了一段美好而宁静的时光。每天早晨，推着1岁的女儿，环湖一周；晚饭之后，又漫步一圈。那是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体验。后来每到北京偶有机会，偷得浮生半日闲，最享受的是被卢晖临拉上，躲到镜春园的某一小院落里（温德故居原址），夜晚，坐在桑树下，望着星空，喝茶叙旧。那瞬间，我忽然明白，1991-1994年在这里度过的岁月，之于我人生的意义。
2020年疫情肆虐之际，知天命的年龄，我又一次举家搬迁。这一次，是从生活了17年的香港搬回到上海，我24年前离开的地方。飞机上，顺手翻阅的，是王賡武先生的新书《家园何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0版）。那个时代，賡武先生有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江南故乡。家在何处，心有戚戚。我们这一代，也有很多人，无论走得多远，都有一个念想的地方。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塔湖图”下的青春岁月。是从这里，我开始有了对远方的想象，天空有多高远，大海有多辽阔。这里，是启航点。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王年廉、毛美琦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