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应星，重庆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3年至199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孙立平教授指导下获社会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中共党史和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代表作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2001）、《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2009）、《“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2011）、《农户、集体与国家》（2014）、《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2017）等。
应星北大毕业照（1996年）。
“凡我所在，便是北大社会学”
应星
我不知道有多少校友是被《精神的魅力》所打动而决然奔向北大校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系友是被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触动而欣然迈向北大社会学系大门的，反正，我当年就是这样既懵懂又执着地进入北大社会学系读研的。本科时期，我的专业由外贸转而哲学，本希望铸就出“批判的武器”。然而，“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我生性峻急，终于等不到黄昏时分，渴望着“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从“此在”的关怀到“社会实在”的追寻，北大社会学就这样承载了我二十五岁时的青春梦想。
我入系时，恢复重建后的北大社会学尚年轻，刚刚过去十一年，师生规模不算大，制度规范尚在建设中，然而，她独特的系风已初步展露。当时，费老、雷老年事已高，加之国务繁忙，到校已少，我只有远望景仰的份。从西南联大时代过来的老教授袁方先生和韩明谟先生尚在一线执教。惭愧的是，我当时心尚漂浮，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体会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对我思想产生直接冲击的是建系后走上讲台的一批中青年教师。我有幸成为孙立平老师的开门弟子，同时因某种特殊的原因，王汉生老师又成为我们的共同导师。孙门和王门两大“新豪门”开山时不分彼此，密切交流，实乃我们这些后生的莫大荣幸。孙王二师身上都带着浓烈的80年代的那种精神气，从艰辛中走来，具有悲剧般的理想情怀，以文化中国为己任，以思想引导学术，以问题牵引研究。特别是孙老师具有极其敏锐的问题意识，既善于从西方社会学著述中迅速找到让人拍案叫绝的解析入口，又善于用日常生活的平易情理来感通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我在校期间，他的兴趣正从现代化问题研究拓展为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由他领衔，与王汉生、王思斌、林彬和杨善华四位老师携手合作于1994年发表的《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谓是北大社会学重建后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那种恢弘的气势和犀利的洞察让我们这些学生激动不已。老师们的示范让我们始终牢记自己的研究既要能够立乎其大者，又要充分发挥出社会学接地气的学科优势。顶天立地——这就是他们给我们最好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依托北大社会学的平台，我们才得以结识了台湾大学的叶启政老师，无论是他在课堂上的博识锐见，还是他与我们在草地上的酣饮畅聊，都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吾与点也”的师生至境。
应星与其硕士导师孙立平老师在大河电站桥头合影。
由于某种机缘，我们93级硕士生对社会学有着极高的学习热情，入校后不久就在46楼1074寝室建立了“麻雀小组”。其实，刚开始大家聚在一起，只是为了集体应对孙老师课堂上所布置的海量的英文文献。但后来由此形成了自觉的读书会制度。从韦伯的《中国儒教》到布迪厄的《实践与反思》，从张仲礼的《中国士绅》到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无不在精读深研的范围。其成员除李猛、周飞舟、李康、王俊敏、谢桂华和我以外，94级的方慧容和吴利娟也加入了进来。再后来，“麻雀小组”演变为“福柯读书小组”，成为北大一个负有盛名的跨学科读书小组。那个时候的我们，身上丝毫没有背负着“内卷”带来的压力，不为发表，不为竞争，不为出路，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愿去从容地读书。李猛他们那篇关于单位制的文章不过是麻雀小组的副产品。对我来说，纵然本科期间保持了探究的热情，但是直到来了北大，才真正找到了探究的方向和方法。我的硕士论文，甚至我离开北大后的博士论文，都是在这里酝酿成型的。仅从小小的麻雀小组里就走出了四位北大教授，而从福柯读书小组里走出了更多的北大名教授，真可谓是一段佳话了。
社会学系1993级硕士生入学照。
我印象中的北大社会学很少办会，也不热衷在“学科建设”名义下的种种运作。这倒并不是因为她依凭着北大的领袖旗号，而是因为她已自成风格。北大社会学1949年前的辉煌历史且不说，单说重建后的短短数十年里，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从我自己切身的经历和感受来看，这种气质有如下几个突出的表现：
首先是强调理论的洞察力与经验的感受力的融合。北大社会学是高度重视社会理论的，仅当时为我们研究生就专门开设了三门理论课程。麻雀小组更是把理论经典的精细阅读当成最基本的功夫训练。然而，西方理论学习既不是目的，甚至也不是用来直接指导经验研究的工具。记得李猛说过，熟读理论的一个危险就在于，理论这把刀往往过于锋利，以为可以随便挥舞，万物之理皆在其中，从而轻慢了实践的逻辑。对麻雀小组来说，理论研究训练出来的洞察力与经验研究磨练出来的感受力，既是高度相关的，却又是相对独立的。因此，我们无论各自的论文最后做什么，都始终不停地穿梭在做理论与下田野、读经典与钻史料之间。事实上，李猛所主持的麻雀小组及福柯小组，与孙老师主持的口述史读书小组，多年来一直并行开展。前者相对偏重理论，后者相对偏重经验。但两个小组成员有相当的交叉重叠，其议题和关注点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批评。这实在是使小组的成员受益终生。在李猛自己的西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可以读出中国社会的关键问题，而孙门在土改口述史和社会运动领域最后能够涌现出包括方慧容、晋军、李放春、李康等在内的一批极其出色的硕士、博士论文，也完全离不开理论长期的滋养和烘培。
其次是强调现实问题关怀和历史视野的融合。北大社会学（及人类学）从重建一开始无疑深受费老的思想影响，重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现实社会问题研究，重视农村改革研究，重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重视婚姻家庭制度研究（这一方向也同时受到雷老的影响），等等。然而，粗略而言，费老早年的社会学思想其实是有两条思路的：一条是从田野入手，研究乡土社会、经济等问题；还有一条则是从历史入手，研究传统士绅在双轨政治中的社会影响及其近代变迁。出于种种考虑，费老在重建中国社会学时比较强调前一条思路。然而，北大社会学对费老自己后来并不刻意强化的后一思路，其实也是有所继承的。比如孙老师就把士绅问题放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框架中来研究；而卢辉临和我的硕士论文都接续了士绅问题的研究。孙老师自1995年后用了很大热情来倡导当代中国农村口述史研究和“过程—事件分析”，虽然不再与士绅直接相关，但也凸显了历史研究在社会学中的独特位置。在我看来，把现实问题关怀和历史视野融合在一起，已经构成了北大社会学的一个突出亮点。我自己对历史社会学的兴趣也是早在读研时就已萌生。
最后是强调带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去探究中西文明的根基。我觉得北大社会学的精髓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经验研究上，都不是停留在中层理论层面上，都不满足零敲碎打地引介西学或“说点情况”，而是努力放在文明根基的高度去把握问题。因此，对西方社会理论总是强调对韦伯等经典理论大家的研究以及对现代性奠基时期的研究。比如，福柯小组对福柯的研究兴趣绝不是出于所谓“后现代”的问题意识，而是出于对他笔下的现代西方“古典时期”也即“十七世纪的总危机”的关怀。只有察其渊源，方可观其流变，对西方社会理论达致通透的理解，从而才可能经由西土返回中土。同样的，北大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强调摆脱“权力—利益模式”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明的社会学研究中找到理解中国人的行动伦理的根基。我们从周飞舟及其团队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此外，孙老师在北大时期所开创的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也是强调只有对这种新文明追根溯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有此三者，重建后的北大社会学已经与前此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传统打通了经脉，呈现出异样的华彩。诗人谢冕曾这样歌吟北大——“这真是一块圣地”，“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我相信，今天的北大社会学尽管依旧年轻，但她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块圣地，成为这些火种的重要部分。
社会学系1993级硕士生毕业照。
在硕士论文的后记里，我曾这样写道：“吾不过燕园一匆匆默默之过客而已，然那般受教、切磋、争辨乃至羞愤、酣歌、长啸之情之景终将相依相随。”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北大社会学对我来说远不仅仅是记忆（尽管我的确不时会想起孙老师在大河电站田野现场对我的提点，想起麻雀小组在1074宿舍里的激辩，甚至想起李猛在46楼前的夜空长啸）。我恍然觉得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我虽然现在住在北大的隔壁，但我并非北大社会学的“隔壁”，而是北大社会学的“此在”。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有句名言：“凡我所在，便是德国，因为我负载着德国文化。”北大社会学那种特定的精神气质，那种从实求知的风范，那种在理论与经验、现实与历史、文明渊源与文明流变之间的张力感，塑造了我“以学术作为天职”的思想底色，使我得以仗剑行天下。因此，我也许可以自豪地宣称：“凡我所在，便是北大社会学！”当然，远不止于我——所有那些受惠于北大社会学这种精神气质、又将这种气质如蒲公英的花种一般随风带走、落地生根的系友，都可以作如是说。
应星在北大46楼宿舍。
遥想当年，仰天大笑出门去；回看今朝，系庆归来仍少年。当我们走进系庆的盛典时，与其满身披挂，不如丹心素裹。
祝福您——我的北大社会学，四十岁生日快乐！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程思璇、周芯宇
审核：应星、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