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8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8年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任所长。2000年研究所与社会学系合并，2000-2007年期间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兼社会学人类学所所长，2016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座教授，2022年荣休。马戎教授在北大执教期间亲历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初建、发展和系所合并等重要时期。在马戎老师看来，费孝通先生既是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它的学术灵魂。作为燕京学派最杰出的学生之一，费先生把在北大创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所，视为“旧燕归来”，他希望这个机构留在哺育自己学问的燕园，为中国社会学的光大而尽力，这样的心愿和理想一直激励着研究所的同仁。
应“北大社会学”公众号的邀请，马戎老师的学生、北大社会学系王娟老师对他进行了深入访谈，在访谈中，马戎老师既回忆了自己与社会学和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所、社会学系的奇妙缘分，也全面回顾了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和系所合并的曲折过程。
马戎老师在上课。
旧燕归来：马戎老师谈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受访人：马戎
访谈：王娟
王娟：您与社会学以及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的缘分是从和潘乃谷老师结识开始的，我们就从这里讲起吧。
马戎：1968年我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学生，那年8月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当时18岁，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呼日其格大队放了五年羊。1973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报名参加了考试。分数都出来了，突然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我们的考试成绩就不作为录取参考。那时候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还在审查中，多少受到些影响，所以我申请的三所大学都没有录取我。
王娟：您当时报的是哪三所大学？
马戎：第一个是北大英语系，第二个是南京气象学院，第三个是内蒙古工学院。当时的想法就是报一个最好的学校，报一个专业的学校，再报一个内蒙古本地的学校。三个档次各报一个。
结果这三个学校都没有录取我。但是很侥幸，内蒙古农牧学院农业机械系主任王春福老师参加锡盟招生工作。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去农学院，农学院的专业多为草原、畜牧、生物防治等等，毕业后要去农村牧区，所以申报的人较少。农业机械系实际上是农学院内的工科系，学生需要一定的数理化基础。王春福老师在锡盟招生时查看报考学生的材料，看到我的数学考分比较高，同时他觉得北京知青的学习基础应该不错，就把我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被一个我没有申报的学校录取了。
当时农业机械系分两个专业，一个是拖拉机修造专业，另一个是农机设计专业。这个系招收的工农兵学员许多是来自基层修造厂的工人，这些人大多分到拖拉机修造专业。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知青学生大多被分到农机设计专业。当时系里分管这个专业的副系主任就是潘乃谷老师，她同时也是分管这个专业的党总支副书记。我就这样认识了潘老师，在农牧学院上学的三年，一直是由潘老师直接管理我们这个班。
王娟：潘老师是怎么去的内蒙古农牧学院呢？
马戎：潘老师读书的中学是北师大女附中，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女中。她的同班同学许多是干部子女，毕业后差不多都选派留苏了，潘老师没去。当时中国在宣传农业机械化，潘老师报考了北京的农业机械化学院，就是现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东校区。大学毕业后她就去了内蒙古农牧学院任教，参加了农业机械系的建系工作。内蒙古农牧学院是1952年成立的，潘老师大概是1957年去的，是农机系建系的元老。1973-1976年我在那里上学期间，她是副系主任。潘老师参与了农机设计专业班的所有政治活动和业务活动，包括我们班去宝昌农机厂、四平收割机厂实习都由潘老师带队。由于我在班上担任过团支部组织委员，这三年里我和潘老师接触比较多。
另外，那时候我正积极争取入党，潘老师作为分管我们专业的党总支副书记，经常和我谈话。那三年学习期间我们班一共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来自伊克昭盟，我来自锡林郭勒盟。支部讨论我入党那天的情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1976年1月9号的晚上，下着大雪，1月8号周总理逝世，校园里一直在播放哀乐，潘老师主持讨论我入党的支部会议。
1976年毕业时，系里希望我留校任教，因为我的成绩还可以。但我觉得应该回到锡盟基层工作，就联系了我曾经实习过三个月的镶黄旗牧机修造厂，在那里当技术员。后来我调到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参加华东地区公路现状调查和制定全国公路发展规划。1978年恢复高考，我中学时学的外语是俄语，但我觉得英语可能更有用，就开始自学英语，1979年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读硕士研究生。那年是马列所首届招生，我和刘世定老师是同学。
在马列所读了2年后，正好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中国加入联合国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家教委合作设立“P01项目”，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人口学。那年国内有6个名额，申请条件是在读硕士生，英语水平达到基本标准。于是我就报名了，想出去看看西方如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那时中国还没有托福考试，我参加的是英国大使馆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英语考试，侥幸通过。那年6个名额最后只出去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上海社科院的石安卿。
1981年确定下来去美国读书，出国前有一年时间做些准备。我先在二外上了个英语强化班，后来听说费孝通先生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办了社会学讲习班，请了一批美国教授讲课，潘乃谷老师在组织这个讲习班。当时我想找个练习英语听力的机会，就去找潘老师问能不能旁听。
王娟：这个讲习班的背景请您再讲一讲，潘老师怎么来了北京呢？
马戎：1978年胡乔木代表中央和费先生谈话，请他出来主持中国社会学重建工作。费先生当时快70岁了，他做这件事需要助手，他就想到了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潘乃穆和潘乃谷两位老师。
费孝通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在民大任教时期一同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两家往来密切。两位潘老师既相对年轻，对社会学学科取消之前的学科老人如吴文藻、吴泽霖、陈达这些潘光旦先生的同辈学者比较熟悉，和这些老一辈的学生们如袁方、韩明谟、华青等也都比较熟悉，所以协助费先生做联络组织工作比较合适。同时，潘乃穆老师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文革前在历史系，“四人帮”倒台后曾任北大组织部副部长，参与对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对北大组织人事方面很熟悉。潘乃谷老师曾任内蒙古农牧学院农机系副系主任，在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有经验。所以她们两人是协助费先生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合适人选。大概在1980年，费先生申请通过组织上把潘乃谷老师从内蒙古农牧学院调到北京做他的助手。
关于重建社会学学科，费先生有个说法，叫“五脏六腑”，指的是在机构建设方面要做的几件事，包括建一个全国性的学会，建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在大学里建一个社会学系，建一个汇集学科经典文献和研究资料的图书馆，还要办一个学术刊物等。根据这个设想，1979年就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费先生被推举为会长，1982年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1980年1月在中国社科院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费先生任所长。1982年费先生和雷洁琼先生共同推动在北京大学重建了社会学系。潘乃穆老师是具体筹备北大社会学系建系的负责人，潘乃谷老师则是费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创建社会学研究所的主要助手。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先后创立后，费先生1980年去美国访问，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庆堃教授。他希望杨先生协助中国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工作。当时费先生计划在北京开办一个“社会学讲习班”，请杨先生帮忙请一些国外学者来讲课。
这样在1980年和1981年，这个讲习班先后办了两期，每期大概两三个月。当时请来讲课的老师除了杨庆堃教授，还有杨先生在匹兹堡大学的同事涅尼瓦萨、霍尔茨纳教授，杨先生的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李沛良教授等。
这个讲习班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做具体联络和组织工作的是潘乃谷老师。我从内蒙古农牧学院毕业后和潘老师一直保持联系。我当时已确定1982年夏去美国读书，但我的英语很差，正在努力补英语。得知潘老师组织的这个讲习班有外国教授用英语授课，我觉得这是个提高听力的好机会。于是，我就去找潘老师申请旁听，当时主要目的不是学社会学，而是为了练习英语听力。
这样我就参加了1981年5月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举办的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记得当时参加这一期的有叶小文（后来的国家宗教局局长）、吴青（吴文藻和冰心的女儿）等人。我作为旁听生坐在最后一排，经常和我坐在一起的是后来去了海德堡大学的王容芬。
当时这些外国教授来讲课，社科院外事局的蒋琦是翻译。费先生有时觉得翻译得不准确或需要补充拓展内容，就会站到讲台上亲自翻译。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旁听了几次，虽然目的是去练英语听力，但实际上也算是对我的社会学启蒙。
王娟：您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费先生的？
马戎：对，那时候在课间或下课后，潘老师曾向费先生介绍过我，说我是她在内蒙古农牧学院的学生。费先生跟我点头握过手，但没有交谈过，他那时候肯定也不会记得我。
1982年我去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留学，我的主修是人口研究，副修是城市化研究。我的主修专业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指定的，我的导师是布朗大学人口培训与研究中心主任Sidney Goldstein教授，他是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专家，出任过美国人口学会会长。
在我留学期间，1982年底潘乃谷老师也来美国纽约的Hunter College做访问学者。她的合作者是曾在台湾做过博士论文调查的Burton Pasternak教授，是少数几个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美国学者，1980年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学者代表团。通过两国政府协商，1981年他在天津开展了一项关于家庭生计的抽样问卷调查，这个调查是他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合作开展的，问卷调查的具体安排事务由潘乃谷老师负责。1982年潘老师来美国进修，和Burton Pasternak教授一起从事调查资料的后期处理，同时系统学习社会调查方法。潘老师在美国期间，我们见过几次面，那时主要是和她讨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和我的国内调查安排。
1985年夏天，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后回国开展博士论文调查。这个时候费先生和潘乃谷老师已经离开中国社科院，在北大新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所。
王娟：这个背景您能讲一讲吗？费先生和潘老师为什么来北大建社会学研究所呢？
马戎：费先生最初的设想是在中国社科院建一个社会学所，在北大建一个社会学系。因为中国社科院是国家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利于在全国推动学科恢复工作。1980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就建起来了，费先生担任所长，所党委书记吴承义是抗战时期云南大学的地下党，也曾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
1984年，由于社科院人事方面的变动，费先生离开了社科院社会学所。费先生当时是民盟中央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对他很尊重。中央统战部认为应该支持他的研究工作，就与当时的国家教委和北京大学共同商议，同意费先生在北大新建一个社会学研究所。1985年初这个所正式成立，潘乃谷老师就和费先生一起来到北大，她的人事关系也转到了北大。费先生由于职务属于国家领导人，人事关系一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1982年北大社会学系恢复重建后，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领导班子和学术队伍，所以社会学所是后建并独立于社会学系的研究机构。系和所这个双重机构就是这么产生的。当时社会学所在北大西门外的海淀乡卫生院租了8间房子，作为办公地点。1985年我从美国回国做调查时，潘老师就在这边办公了。
王娟：您是从做博士论文调查开始和费先生有实际交往的吗？
马戎：对，我1985年6月回到北京，当时费先生和潘老师在包头参加一个关于边区发展的研讨会。我就去包头见费先生和潘老师。我最初考虑的论文调查地点是我插队的锡盟东乌旗，因为我对那里的人和环境都熟悉。见了费先生后，他认为东乌旗在内蒙古不具代表性。他不久前刚去赤峰访问过，写了《赤峰篇》。他认为赤峰是农牧经济交错、蒙汉混居地区，又有较长的人口迁移史，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能更好地代表内蒙古的整体状况，所以建议我去赤峰做调查。我很尊重费先生的意见，当时就同意把调查地点改在赤峰。正好参加包头这次研讨会的人员中有赤峰市计委李强主任，费先生就请他协助我安排调查。这样我的调查地点最后就选在了赤峰市翁牛特旗。
1985年，马戎老师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做博士论文调查时从一个村前往另一个村的途中。上图人物左二为马戎老师、左三为潘乃谷老师。
我是1985年夏天去赤峰做田野调查的，前后三个多月，调查回来之后，就住在社会学所办公室整理和录入数据，一直到12月底才录完。那段时间我一直住在社会学所办公室，潘老师给我安了一个行军床，平时就和潘老师一起在海淀乡卫生院食堂吃饭。
北大社会学所成立后，费先生是所长，潘乃谷老师是副所长。当时费先生承担了国家“七五”两项重大课题，一个是小城镇和城乡协调发展，一个是边区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费先生自己还有许多研究设想，但他年纪大了，需要有年轻人当助手。所以潘老师表示希望我在布朗大学拿到学位后到这个研究所工作，对所里的课题我也很有兴趣参与，就承诺尽快答辩回北大。可以说1985年我回国调查的这段时间，潘老师已经把我看成是所里的人了。我整理好了调查数据后，1986年1月回美国开始写论文，1987年2月4号答辩，答辩后根据答辩委员们的意见修订论文，上交后拿到证明信，3月回到北京，4月就到北大社会学所报到了。
王娟：社会学所建起来之后，和社会学系是什么关系呢？有几年潘老师是同时兼任了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和社会学所的所长是吗？
马戎：1986年学校安排潘乃谷老师兼任社会学系主任。有可能是因为袁方先生年纪比较大，袁先生是1918年生人，那年68岁了，潘老师当时是50岁。另外，学校可能也希望通过潘老师兼任系主任，让费先生更多地关心社会学系的发展，加强社会学系和社会学所之间的合作。当时潘乃谷老师是社会学所副所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袁先生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原来的副系主任潘乃穆老师那年还没到退休年龄，但潘乃穆老师觉得姐妹俩不宜同在一个系的领导班子里，就主动申请了提前退休。
当时中央统战部为了支持费先生的研究工作，1986年为费先生专门成立了一个挂靠中央统战部的直属机构“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由费先生任中心主任，潘老师是副主任，可直接招收专职研究人员，属于中央统战部的事业编制。虽然研究所和中心编制不同，但是都由费先生和潘老师统一领导。1989年后中央统战部领导变动，1990年这个“中心”划归北大统一管理，当时中心的人员有些出国或离职，留下的人员转入北大社会学所编制。
1986年费先生给中央写信，希望在北大设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1987年秋季获得批准。在我的印象里，这是国内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流动站的招收和管理工作设在社会学研究所。当时潘老师兼任社会学系主任，她根据所、系各自专业设置和队伍建设的需要，组织招收博士后人员。那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收入高而且有博士后公寓，这比一般博士毕业当讲师的条件还要好。这个流动站为社会学所、社会学系的队伍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还在北大任职的谢立中、王铭铭、邱泽奇、赵斌、方文、熊跃根、钱民辉、朱晓阳等老师都是先在这个流动站做博士后，然后留在系、所工作的。
1989年之后，北大学校一级和社会学系的领导班子都做了调整。潘乃谷老师回到所里专任所长，不再兼社会学系主任。她推荐了担任副系主任的王思斌老师接替她的工作。
当时社会学系和社会学所在职人员在编制上是两个单位，课程和招生由社会学系管理，但在教学和研究生指导方面相互配合。北大社会学专业大概是1985年开始首次招收博士生，第一批两名学生都是从社会学在读硕士中选取的，一个是费先生名下的周拥平，另一个是袁方先生名下的王汉生。这个博士点1987年增至6个招生名额，其中3个由费先生指导，1个由雷洁琼先生指导，2个由袁方先生指导。
按照社会学系的课程管理，社会学所的老师只承担研究生课程，不安排本科生课程，所以我到北大任教后和本科生接触很少。硕士生录取后，选择导师时，可以选报社会学所的导师。由于所里的老师和本科生接触机会少，所以社会学系本科生读研时，报所里老师做导师的很少，所里老师指导的硕士生大多是外校考研考进来的。这也是后来学校推动系、所合并的原因之一。
王娟：我们先回到社会学所的工作吧。当时对于这个研究所要建成什么样子，是怎么规划的呢？就是关于要做哪些方向的研究，要引进哪方面的人才，是怎么设想的？
马戎：社会学所的研究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与费先生的指导思想有关。“七五”期间费先生主持了两个国家重大课题，一个是小城镇与城乡协调发展，一个是边区和少数民族发展。所以那时候所里的研究人员就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作分工。如刘世定老师偏重经济社会学，他加入社会学所后主要做东部地区农村和乡镇企业的研究，我自1987年回国后主要做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我从1973年就认识刘世定老师，后来我们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同届的研究生同学。我去美国留学后，他硕士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工作。1987年我到北大社会学所任教后，就动员他来北大，到了1992年他才正式调过来。到所里后，我们一起组织了乡镇企业调查，我在山东威海，他和王汉生老师一起去江苏吴江。
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后，费先生一直讲要重视人类学研究方法。他认为在中国重建社会学，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国家的社会学理论，西方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文化和土壤，一定要通过人类学方法的田野调查来进行验证。1992年社会学研究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先后引进了一批有人类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周星从社科院民族所博士毕业后加入我们的队伍，后来担任了副所长，他是民族所杨堃教授的学生。高丙中是北师大的民俗学博士，1990年进入北大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成为研究所的专职研究员。王铭铭1994年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进了北大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所任教。1995年开始，我们研究所组织了6次中国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先生亲自参与并作主题讲演。
另外，人口学也是所里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我的专业训练和研究方法主要是偏人口学的。后来我请北大人口所的曾毅老师给我推荐一个人口学的博士，他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李建新。1999年我又动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所长郭志刚老师加入社会学所的研究团队。
1988年我开始担任副所长，分管科研工作。1995年建所10周年，那年潘老师59岁，她向学校提出由我担任所长，她当副所长。当时学校组织部认为没有先例，她提出的理由是自己的长处是组织和行政工作，我在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方面的能力更强一些，互换位置对研究所的发展更有好处；另外一个理由是费先生已经85岁了，他身边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她安排，她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费先生那边。学校同意了潘老师的建议，从1995年开始我担任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1995年我们申请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下面的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学会下面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此后我们坚持编辑非正式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发送给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参考，迄今已编辑发送了344期。为这个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和青年学生提供阅读素材，鼓励大家进行交流合作。
同时，为了调动大家的研究积极性和扩大研究所的学术影响，我和潘老师特别注意把大家的各类调查成果组成系列及时出版。费先生80年代的许多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老师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很熟。我们先后联系了几个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9本、《社会学人类学论丛》50多本。通过和出版社签订合作协议，提供课题经费的支持，请费先生题写书名，尽可能把大家的调查报告、课题成果、学位论文等组成系列及时出版。这样不仅调动了研究人员、博士后和博士生的积极性，对外扩大了学术影响，也使大家在求职和单位评职称时居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96年，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同仁的论文集《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出版，费孝通先生正在翻看样书。
王娟：费先生不担任社会学所行政职务后，除了指导博士生，他在社会学所的各项工作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马戎：应当说费先生始终是我们研究所的学术支柱和治学灵魂。虽然他不担任行政职务，但是潘老师每周平均要到他家去两次，我大概每周去一次。我们向费先生汇报研究工作，向费先生讲讲北大的情况、与外单位的合作和所里各项工作，报告一下主要课题的进度，接受他安排的调查和写作任务。不管是大的研究思路，还是人事、招生、单位合作等学术与行政事务，我们都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我们汇报完工作后，他会给我们讲讲他的想法，包括对各项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具体的时间安排。费先生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民盟主席，他有自己的调研计划，他会给我们讲讲他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近期准备去哪里，考虑开展什么选题。他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们，课题组织方面的事情大多由我来落实，其他业务方面的事情由潘老师来负责。所里的课题申报、进人等这些大的事情，都要听费先生的意见。
另外费先生外出访问调查前也会和潘老师商量，安排哪个博士生陪同一起去。由于费先生平时来北大与学生交谈的机会不多，所以有时我们带着学生去费先生家，他会和学生做长时间交谈，出差时也经常带博士生一起去，在旅途中进行交谈和讨论，这是他指导学生的一种主要方式。他每次出差都会带一两个人。一开始潘老师和我陪同他出去几次，后来学校各项行政事务和讲课任务多了起来，潘老师和我陪同费先生出差的机会就少了，一般安排博士生去。
另外，费先生对所里各项研究工作的思路和进度也很关心，抓得很紧。他的方法是确定一系列选题，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组织安排所里研究人员分别去他家里和他交谈，对谈的人回来整理录音。每次一个人，每次有不同的选题。他采用这种方法一是了解我们在做什么研究，基本思路是什么，二是在交谈中也给我们指导，把他的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建议告诉我们，和我们一起讨论。这样他可以通过交流了解各地基层社会的情况，了解我们的思路，同时也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出具体的指导。虽然他年事已高，但他一直在看书，一直坚持去基层入户访谈，一直和学生开展交流，也一直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宏观层面的新研究命题和研究思路。有时他会让潘老师组织全所研究人员在某个宾馆开内部学术研讨会，倾听大家的讨论和交流。记得有一次他在研讨会上提出，社会学在21世纪的发展一定要加强对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关注，吸收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新进展。可以说一直到2004年他住院卧床之前，费先生始终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灵魂。
1998年，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几位老师在费孝通先生家中。上图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星、潘乃谷、费孝通、马戎、刘世定。
王娟：我能想到的另一个社会学系从社会学人类学所继承来的宝藏，就是我们的图书馆。现在的社会学系图书馆是北大最好的院系级图书馆，这个馆里面有一半藏书是从社会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合并过来的，这个图书资料室的建设过程您了解得比较清楚，给我们讲一讲吧。
马戎：现在社会学系图书馆是原来的系图书资料室和所图书资料室合并而成，藏书统一管理，但书架和编号还是分开的。社会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可以说是我和严康敏老师共同建起来的。我1987年回来的时候，所里一本书都没有。当时中央统战部给研究所有固定经费，我安排买了几个铁书架，开始系统地建一个社会学图书资料室。我最早去索取和购买的就是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各省区统计年鉴。当时我从计生委的人口资料与情报中心找来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那时候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出来了，我就把1982年分省人口普查资料买全了，80年代后期各省开始公开发行统计年鉴，我成套购买这些基础统计资料，这个传统延续至今。社会学涵盖的领域很广，我在美国读书时深知没有一个好的图书馆，无论教师还是研究生都无法开展研究工作，所以这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学科建设工作。我们不断从课题中节省经费用于补充基础性图书：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基础理论、调查研究方法，还有在各地调查时注意收集非公开出版的地县级统计数据和文史资料等。
严康敏老师也是1988年调入所里的，她专门负责管理图书资料，工作非常认真仔细。我们俩携手建设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室。当时北大南门外有个“风入松”书店，大概每个月我们俩都要去一趟，我负责挑书，她负责查重。我看到觉得有价值的书，就往购物车里放，书店把这些书打出书单，她把书单和所里已有的书目对比，凡是不重复的就买。当时我买书也没有特别区分学科，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教育学、法学等等，只要是人文社科的经典，我觉得今后研究中可能有用处、可参考的书就买。
这样买书持续了好多年。大概是2001年，社会学所在北大西门外的办公地点拆迁，我们根据学校安排临时搬到北大东门外北大出版社的4层。那时候系、所已经合并，但办公地点和图书资料室仍然是在两处。直到那时候我和严康敏仍然定期去附近的万圣书园买书。
另外，1990-1991年我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博士后，回来的时候从美国带回来一批英文书，2000年去UCLA访学，又给所里买回来一批书，2006年去Duke访学，又买回来一批书。这样所里图书资料室的英文图书部分就慢慢充实起来。但是，英文图书部分和我们希望的规模仍然相差很远。经费紧张和购买不便是两个主要原因。
在系、所的图书馆建设这件事上，严康敏老师做了很多很辛苦的工作。在合到一起前，所里的图书按照北大图书馆统一编目方式来编码，但系里的图书是自编书号，所以查找和使用不方便。系、所合并后，严老师花了几年的时间，每天在系图书资料室工作，把原有的图书、杂志和学生论文全部整理一遍，按照北大图书馆的统一编目重新编了码。她和我同岁，2010年退休，她在退休前把原来系图书资料室图书的整理工作完成了。（另据严康敏老师回忆，当年在系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心馆分馆建设负责人沈正华老师、蔡蓉华老师的指导和关心下，严老师与系所资料室任环岫、金曦霞老师，组织了聘请来的临时工进行编目培训，用三年时间完成社会学系分馆的电子化建设。）这样社会学系图书馆才有了今天的样子。
上图人物右起分别为马戎、潘乃谷、金曦霞（资料员）、申容、任环岫（资料员）、陈宏、严康敏，左一为高丙中。
王娟：最后我们再简单聊聊系、所合并后的事情吧。系、所合并是2000年，之后的7年您担任系主任兼所长，这也是系、所合并的磨合期，您就讲一讲在这个时期，您认为自己做的对社会学系的发展比较重要的事情吧。
马戎：这几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学校为社会学系的教职工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包括晋升教授的名额、“九八五”各级岗位名额，还有本科生、研究生的招生名额。
之前系、所的人事编制是分开的，各自申报职称。由于所里的老师不担任本科授课，所以有较多时间出去做社会调查和进行研究写作，发表出版的成果就多一些。这样在职称评审时比较有利。而社会学系的老师们承担全部本科教学任务和指导本科生论文的工作，占用大量时间，虽然非常辛苦，对教学和学生培养方面的贡献很大，但是职称评审通常更看重发表与出版，所以职称晋升方面比较吃亏。系所合并后，就必须把这个单位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协调好。这是当时我首先面对的难题，这方面单靠内部协调难以处理，还容易导致系、所老师间的隔阂。2001年春节后我直接去找学校闵维方书记，要求学校当年必须给社会学系安排三个正教授名额，不然我就辞职不干。那年学校就给了三个名额，把王汉生、张静、邱泽奇三位老师的职称一次性解决。教授名额向系里老师倾斜后，所里一些老师也有些不满，这也只能多做工作。此后通过相互协调和彼此谅解，几年后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一些过去的隔阂也慢慢消解了。
另外就是要去从学校争取招生名额。2001年北大建了深圳研究生院，各院系可以在那边建专业招生。我和刘世定、佟新老师商量后，得到深研院的支持在深圳招生，一年招40个硕士生。由于课程需要从北大本部派老师过去讲授，所以讲课的老师们就比较辛苦，但是这样扩大了招生名额，一些年轻的副教授可以指导硕士生，同时扩大了北大社会学系在华南地区的影响。我们觉得深圳在华南地区是一个新型城市化和商业经济的先驱，许多经验是可以在那里调查摸索的。当时另外的一个考虑是给社会学系增加收入，北大各院系都需要通过创收给本单位职工发年终奖金，社会学系也有创收压力，深圳招生的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年终奖金。当时于长江老师自愿去深研院分管社会学专业，现在他仍然在深研院。
我当系主任时，刘世定、佟新两位老师是副系主任，刘老师分管科研，佟老师分管教学，我分管外事和图书馆，吴宝科书记分管行政和财务，于长江老师也是副系主任，专职负责深研院社会学专业的日常管理工作，系、所的大事都由党政联席会商定。本来2005年就应该换届了，但拖着一直没换。我当时和校领导说，我已经按照2005年换届的计划安排了2006年春季去Duke大学访学，所以我不能违约。我按期出国一个学期，用这个方法催促学校尽快换届。系主任的工作很辛苦，要处理系里各类琐事，出席学校许多会议，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白天我除了上课外基本上在办公室，一天忙下来，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自己的研究。2007年学校安排换届，此后我便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了。
其他的事情就没有需要特别讲的了。今年是北大社会学系四十周年系庆。我们这届班子在2002年组织的二十周年系庆活动还是挺隆重的，当时搞了个“学术活动月”，一个月的时间举办了23场学术讲座，请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如林南、李沛良、谢宇、周雪光、马丽庄、边燕杰、阮丹青、李培林、李强、李路路、彭玉生等，出版了一本讲座论文集，书名叫《21世纪与中国社会学》。我们在学校办公楼礼堂举办了一场庆祝会，费先生、老校长丁石孙、教育部、国家民委、民政部等多个部委的领导、国内社会学界能请到知名学者都出席了，像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等虽然没有出席，都专门题了字送来。那次系庆应该说是一次盛会。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又逢系庆四十周年，我希望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所越办越好。
文字编辑：王娟
推送编辑：苟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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