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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 | 一切幸运,始于与北大社会学系的相遇

学人简介

陈龙,山西榆次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20159月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佟新教授,20196月获得博士学位。20197月至20223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导师为刘爱玉教授,20223月出站。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平台劳动管理、劳动关系与权益保障、社会政策理论。代表成果有《探寻社会学之旅:20位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两个世界与双重身份: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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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幸运,始于与北大社会学系的相遇

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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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月初的一个傍晚,当时正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我从图书馆匆匆赶回到宿舍,在通电话确认以后,便买了一张第二天中午从武汉到北京的高铁票。彼时,高铁发展正如火如荼。乘坐高铁从武汉到北京,只需5个多小时。

但我此行的目的地并非北大,而是北京顺义的一家有机农场,也是全国首个CSA社区支持农业的农场。刚刚的通电话便是与农场负责人确认我可以前去做志愿者,同时他们愿意为我提供免费的食宿。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前往这家有机农场,除了对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模式感兴趣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想找一处栖身之所,等着与北大的导师见面。

此前不久,武汉大学的周长城老师得知我要考博以后,便推荐我去北大。这当中还有件十分有趣的轶事。那就是周长城老师一开始是向刘爱玉老师推荐了我,但那时候已经有实力非常强的学生报考刘老师,刘老师便把我推荐给了佟新老师。我最终经过激烈的笔试和面试十分幸运地成为佟老师的学生。不过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我打算申请博雅项目,继续留在系里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当时佟老师给我推荐了三位博士后导师。当三位老师的名字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里其实就已经有了答案。我记得当我敲开刘老师办公室的门,告诉她我的想法以后,刘老师十分爽快地便答应了我的请求。

在农场生活半个月之后的一天,佟老师约我到她办公室见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北大,我感觉自己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第一次见佟老师,我的内心无比激动,以至于说话都语无伦次。但佟老师的和蔼可亲与平易近人让我很快平静下来。佟老师向我了解我的研究兴趣与专长,还给我讲了很多她自己当时关注的问题与思考。那是一次非常愉快开心的交流,也是那次交流让我对北大社会学系更加心驰向往。我记得佟老师最后送我出门时还叮嘱我说,要我回去以后好好准备(考试)。

于是在完成农场任务以后,我便回到武汉开始认真备考。那一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我作为志愿者参与了大会的服务工作,并见到了沈原老师。那时的自己绝不会想到5年后,沈原老师会坐在自己博士答辩的现场。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两位师姐——马冬玲师姐和马丹师姐。后来我能考上北大社会学系,与两位师姐为我在佟老师面前背书有很大关系,她们当初给予我的鼓励和帮助我一直记在心里。

20153月,我如期参加了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考试。尽管那时候博士研究生招生已经改为申请-审核制,但仍然与以往一样,先笔试再面试。记得笔试成绩出来那一天,我远在武汉,是佟老师的两名硕士生,也是我后来的师妹——毛一凡和刘洁——先发信息告诉我的。她们那时候比我还要激动,而我在短暂的冷静之后也立马进入了手忙脚乱状态——反复登录北大社会学系网站,反复查看成绩、反复核对自己的考号与信息。后来我才得知,我的笔试成绩排在报考佟老师的所有同学中的第一位,但比同样报考佟老师的第二名同学只高了0.5分。但就是这0.5分的幸运,让我开始了与北大社会学系的缘分。我人生此后的幸运,也都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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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作者与导师在武汉长江轮渡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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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月的一天,我乘坐美国联合航空的飞机从波士顿前往芝加哥。我此行的目的是采访包括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内的3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当时,我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在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在合作导师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决定采访20位美国当代顶尖的社会学家,请他们各自从社会学领域深耕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经历出发,回答他们眼中的社会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同时分享他们的求学故事、执教经历与发表经验。(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就让人蠢蠢欲动,但在异国他乡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起初,我没有把握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跑到美国十几个城市完成二十位大家的访谈。就连弗兰克在为这本访谈录后来写的序言中都坦承他一开始也担心我能否完成这一计划。不过我心中始终隐隐有一丝笃定,笃定我能做成。

 

我在北大社会学系前后待了近7年时间,发现老师会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与信任。她们从来不会对学生提出明确的期待与要求,但是却没有哪个学生不努力的。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是从课堂到课外的。这种来自老师的关心在逐渐积累的过程中会发生质变,质变成学生奋发向上、努力拼搏的动力。回想当初出国,我和田志鹏找了我们各自的导师为我俩共做担保。佟老师和刘老师两位老师在海淀区海诚公证处没有空调且人满为患的狭小空间里坐了近一上午,为的就是给我们办理公证。她们没有丝毫的不耐烦,相反看到我和志鹏等得耐不住性子,还让我们别着急。报答老师恩情的想法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根植下去,并逐渐演变成自己不断努力拼搏的动力。我笃定自己能够做成,也一定要做成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美国的采访从一开始就如设想的那样进行得举步维艰。我发出去的大量请求采访的邮件最终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芝加哥大学的几位老师却给予了我非常积极的回应,尤其是安德鲁·阿伯教授。事后回想起来我才发现,一切幸运其实都和北大社会学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那天,我按照约定前往阿伯教授位于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的办公室。那是我第一次见阿伯教授,但我却意外受到了他的热情欢迎。阿伯教授带我参观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会议室,向我介绍墙上挂着的一幅幅从芝加哥大学诞生时起的著名社会学家的照片,还向我介绍了城市同心圆模型的草图,甚至还拿出他收藏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的图书借阅卡片向我展示。当我正为阿伯教授的热情感动得不知所以时,他办公室的一张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阿伯教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系列讲座的海报,它被非常醒目地摆在了一进门的桌子上。当我进门看到海报的一瞬间,泪水就已经止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因为在那张海报上,我一眼便看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几个字,还看到了张静老师的名字。这熟悉的地方与人名瞬间戳中了我的泪点。虽身处异国,我却第一次真正感觉自己离不远。原来半年前,阿伯教授受渠敬东老师所在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前往北大讲学。我想,北大一定给这位教授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以至于他把这份美好也投注到了北大来访的学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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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教授展示他收藏的图书借阅卡片和他办公室摆放的北大讲座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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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北大社会学系,我就发现从事劳工研究的老师们总是鼓励学生们从不同的劳动群体入手展开调查研究。佟老师以前就常在我们面前说,研究未必非要搞得多么深才行,哪怕仅仅是记录这些不同的劳动群体,也很有价值。导师一向不高的期待,反倒让我们做田野时能够甩开思想包袱,从最基本的记录与描述入手。

周飞舟老师常说,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的基本功。北大社会学系也一向重视学生田野调查能力的培养。我还没入学以前,就已经跟着佟老师在武汉做调查了。博士后期间,我跟着刘老师一起到浙江余姚做调查。我发现,跟着老师一起做调查是最能学到本领的时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观察老师如何发问、接话,如何转向、深入都是学问。渠老师曾说,学是无处不学、问是无处不问。我想就是这个意思。跟着老师一起做调查,处处可学可问。能够得到来自老师手把手的言传身教,是做学生最幸福的时候。

2017年底,我着手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佟老师敏锐地注意到当时在城市大街小巷穿梭忙碌的外卖骑手,就让我去研究这个劳动群体。我也二话不说就决定去送外卖,想通过这种方式开展我的田野调查。但是送外卖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几经波折我才在第二年的三月份进入外卖骑手团队。后来有人夸我做田野十分扎实,能够坚持半年之久。我却心虚得后背冒汗,因为我知道我的田野调查在北大社会学系可不算什么。比我时间长、有深度的田野调查多的是。我不过是运气好,但与师兄师姐的田野调查比起来,我的田野调查真的是不值一提。

相比田野调查,撰写博士论文才真正磨练人。我博士论文的标题是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后来我时常用这个标题说明写论文与导师沟通的重要性。因为我时常觉得自己论文写得不好,不好意思拿给老师看。而越是不愿意把论文拿给老师看,问题就越难以被发现。久而久之,问题越写越多,修改起来也就更加困难。我记得我拿着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去请教渠老师,渠老师看完我的论文说,你这写的不就是数字治理吗?我又拿着我的博士论文给佟老师看,佟老师看完我的论文说,你这研究的不就是劳动秩序吗?于是两位老师分别提出了我博士论文的两个核心概念——数字治理与劳动秩序。我后来经常想,我对自己博士论文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渠老师和佟老师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之间加上了下的两字,把数字治理劳动秩序连在了一起。通过写博士论文,我真正意识到与导师沟通的重要性,论文写作绝不是闭门造车,更不存在丑媳妇怕见公婆。论文越讨论思路越清晰,文章越修改语言越精炼。

北大社会学系的郑也夫老师曾经基于三校优秀硕士论文集做过一个统计;一篇优秀的硕士论文平均修改4.3次,导师平均指导3.9次,论文平均耗时6.5个月。我的论文在这几个指标应该都超过了郑老师统计的平均水平。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郑老师没有统计的,那就是获得不同老师指导的次数。我的博士论文是在佟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但渠老师、刘老师、周老师、张静老师、卢晖临老师都给我的论文提出过非常好的建议。我的论文最终成型与几位老师的指导密不可分。而且毕业以后,我才发现我的博士论文能够通过答辩也非常幸运,因为我论文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在讲故事。后来我到其他学校讲课,有老师看过我的博士论文以后就说,这篇论文要是放在他们学校恐怕就很难通过,所以不得不由衷庆幸自己在北大社会学系,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包容、开放与多元,才允许我以这样离经叛道的方式完成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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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刘爱玉老师在浙江余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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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毕业后,我幸运地通过博雅项目继续留在北大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也得以有幸加入刘爱玉老师的师门。

刘老师给我安排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组织大家开读书会。北大社会学系有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田野调查,另一个便是开读书会。每位老师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读书,每周或每两周一次,雷打不动。如果说田野调查是开展经验调查,为的是从实践中获取新的认识,那么读书会则以经典阅读为主,为的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知识。田野调查与经典阅读构成学术研究的两条腿,人只有靠两条腿走路才能行稳致远。

我们的读书会以劳动问题为特色,既包括劳动问题的经典阅读,如《资本论》《劳动与垄断资本》《充满斗争的领域》《制造同意》《劳工的力量》《心灵的整饰》《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大转型》等等(有的书不同学期反复读过多次),还包括劳动问题的经验研究,如《生活的政治》《她身之欲》《建筑中国》《跨国灰姑娘》《找工作》《美丽的标价》等等,有时候不仅涉及劳动问题,《读书的料》《生老病死的生意》《回归家庭》《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等教育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性别社会学的经典文献也时常进入读书会分享序列。

读书会上,不时就会有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回来参与讨论。有师兄师姐的参与,读书会只会更加热闹有趣。记得2019年底,师门组织了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场读书会,家师兄、学军师兄、大傅师兄、孙超师兄、付伟师兄、阿拉坦师兄、潇潇、志鹏和晓菁都回来参加,那次读书会好不热闹。可惜紧接着,新冠疫情来袭。一晃三年过去了,虽然读书会从未中断,但大家都十分期待线下重聚。因为读书会早已不是简简单单的读书交流,而是凝聚深厚师门情谊的纽带。有读书会在,就有家一样的乐趣与幸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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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最后一次读书会结束后的师门聚餐,大家还佩戴了劳动最光荣的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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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觉得,与北大社会学系的相遇,是我一切幸运的开始。

但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幸运也应该嵌在关系之中。因此,与其说是与北大社会学系的相遇让我此后的人生十分幸运,倒不如说我的一切幸运,是因为北大社会学系的人。

在北大社会学系,有大师。何为大师?我的理解是站在他们面前,无论在为人还是学问上都感觉自己十分渺小。但他们身上强大的为人与治学之道又强烈的吸引着你,以至于让你觉得能有机会静静地伫立在他们身边就是一种无上光荣。你不需要多说一句话,只需站在他们身旁,默默地听他们讲,就已经觉得人生幸福得不得了。

在北大社会学系,有家人。老师和师兄弟姐妹给了我第二个家。这种感觉随着我离开北大社会学系才感觉得愈加明显。原本我是师门最小的师弟,但这几年我也逐渐成了师弟师妹口中的大师兄。我其实一点都不愿意做大师兄,相反我更愿意跟我的师兄师姐们待在一起,每次见到冬玲师姐、马丹师姐、梁萌师姐、慧师姐、譞师兄、旅军师兄、苏红师姐,雅静师姐,我都格外激动和开心。因为有她们在我就还是小师弟。师兄师姐们也总是给予我莫大的关心与帮助。

在北大社会学系,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行政老师。北大社会学系的图书馆十分有名,藏书井然有序,与龚老师、刘老师有很大关系。于老师则是我遇到的最厉害的研究生教学秘书,大家按期提交不了论文送审的时候,于老师总能施展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帮大家尽量拖延。智老师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大管家,事无巨细而且无所不知。每年的毕业生典礼上,几位行政老师都会被邀请上台接受毕业生的答谢,没有人会不愿意为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用普通却不平凡的努力赢得了全系师生的认可与尊重。

我在北大社会学系收获的一切幸运,都是他们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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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佟老师60岁生日,来自天南海北的师兄弟姐妹相聚一堂。

文字编辑:宋丹

推送编辑:王年廉、李雨萱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