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向静林，湖北恩施人，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年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师从刘世定教授，2012年硕转博，师从邱泽奇教授，2015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

 

 

一群人·一件事·一生情

向静林

 

2010-2015年，我在北大社会学系读书，跟随刘世定老师和邱泽奇老师学习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到浙江开展了田野调查，完成了博士论文。在北大社会学系读书的五年中，不仅积累了专业知识，而且认识了很多师友，与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书本之外的东西、得到了很多关怀和帮助，这些都汇聚成关于北大社会学系的美好回忆。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七年多来，虽然在空间上距离学校远了，回到燕园的时间也少了，但是平时的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却处处都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影子、时时都有北大社会学系的消息，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我想，对我们这些学子而言，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身在何地，社会学系永远是我们牵挂的地方，这种牵挂也注定是一生的。

北大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学制是三年，这三年中的前一年半时间我是在南燕度过的。南燕，其实就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别名。我们这样称呼它，是为了表达对燕园的惦念。那个时候，深研院的同学们大多都盼望着早点回到北大本部，我也不例外。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特别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段在南燕的学习时光。

一是因为南燕位于深圳市的西丽大学城，大学城中还有清华和哈工大的深圳研究生院，大学城对面是动物园，周边是平山村和塘朗村两个城中村；大学城中有一条大沙河，图书馆跨河而建，是一个玉如意的形状，还有一个很浅的人工湖，名曰镜湖，就在学生宿舍楼下；大学城中绿树成荫、芳草萋萋……总之环境特别美、特别安静，适合读书。二是因为系里的老师到南燕来给我们上课时，通常都是在大学城住两个月左右集中上课，不像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得回家，在南燕大量的课余时间都可以和我们学生在一起，或在镜湖边赏月畅谈，或在篮球场大汗淋漓……活动特别丰富，所以南燕的同学和老师们的感情都很好。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正是在南燕，我才有机会成为了刘世定老师的学生。刘老师是同学们都特别喜欢的老师，本部的名额有限，竞争自然激烈。其实，南燕这方面的竞争也很激烈。记得2010年我们入学那一年，刘老师是第一位过来南燕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我们班上想报刘老师的同学有八个之多。幸运的是，我们逐一跟刘老师面聊过一次之后，我如愿地成为了刘老师的学生。记得聊完回到宿舍焦急地等待，刘老师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我愿意作为你的导师”，看到信息的一瞬间我激动得跳了起来。那天一起进入师门的同学还有朱芸、易丽叶和张践祚。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跟随刘老师读书了。

 

图为2010年10月于深圳锦绣中华合影（左起：朱芸、易丽叶、刘世定老师、作者、张践祚）。

 

跟随刘老师读书是特别幸福的事情。刘老师在南燕的时候，我们除了跟同班同学一起听课，还会一起去刘老师办公室请老师指导。到了饭点儿，刘老师就会带我们去平山村的餐馆吃饭，给我们改善伙食。其实，刘老师很多的思想精髓，我们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听到的，因为老师会讲很多研究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感悟等等，每次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正是在这样的熏陶中，我们慢慢体悟到老师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独特风格以及对于学术研究工作的评价标准，渐渐被老师纯粹的研究精神、淡定的处世风格和深厚的学术情怀深深打动。而当刘老师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就一边认真学习其他的课程，一边通过邮件和电话随时跟老师汇报学习情况。为了让我们在课程之余能开展田野调研，刘老师曾经专门抽周末的时间从北京飞来深圳帮我们做好接洽，并带着我们做深度访谈，然后教我们怎么从经验素材中提炼研究问题和展开理论分析。时至今日，每每想到这些，都让我感动不已。

在南燕，我们听了系里很多老师的精彩课程，张静老师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佟新老师的《劳动问题》、林彬老师的《社会学方法论》、李建新老师的《人口问题》、方文老师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刘能老师《经验研究循环》、于长江老师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周皓老师的《高级社会统计学》、李康老师的《社会学理论》、卢云峰老师的《中国宗教与社会专题研究》、孙飞宇老师的《国外社会学说研究》等都历历在目。那时候，不少老师对我们班印象深刻，因为我们班的同学们不仅在课堂上展现了学习的热情，而且在课外活动中展现了活跃的氛围和豪爽的性情，比如卓杰的金嗓、景堃的实在、宋文的微笑、张践祚的球技、陈航英的浪漫、李博的诗，等等。就这样，我们充实而快乐地感受着南燕的时光。

研二下学期的时候，系里开始发布关于硕转博的招生计划通知。我平时学习成绩不错，而且越读越感兴趣，希望继续念博士，于是在刘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提交了申请。不过，由于刘老师即将退休，没有博士招生名额了，所以建议我转到与经济社会学有很多交叉的组织社会学方向。当时，系里面研究组织社会学方向的老师主要是邱泽奇老师和周雪光老师（周老师是系里的客座教授）。刘老师帮我分析，说邱老师在本部的硕士学生不少，且每年外校报考邱老师读博的人数也很多，我申请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周老师在系里没有硕士生、只招博士生，或许我可以试一试运气。于是，刘老师向周老师推荐了我。碰巧，周老师当时刚好将要回国一趟，因此我在离开南燕之前得以有机会第一次见到周老师。记得在中山大学校门外，周老师确认是我之后很快就开始问我开展过什么研究了，我立刻感受到了学术追问的力量。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为博士面试准备，阅读了很多组织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但就在面试前不久，系里突然通知我，说周老师当年没有招生名额，而报考邱老师的十几位同学都没有过线，需要我迅速做个决定，我当即求助刘老师。刘老师于是帮我向周老师解释了此事，然后跟邱老师推荐了我。两位老师都非常包容，周老师表示理解，邱老师答应收我为徒，我便如此幸运地成为了邱老师的学生。后来，我时常回顾这段经历，因为如果没有老师们的关怀和包容，我那年就没学可上了。

2012年四五月份，顺利完成转博之后，我也和南燕的同学们一起回到了北大本部。本以为可以好好感受下燕园的时光，每天都去图书馆看看书，听听想听的课程，然后每周参加师门的读书会，但是不到三周的时间，我就在机缘巧合中迎来一个田野调查。

一天，我和刘老师正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路过康博斯的时候，刘老师接到了来自张翔老师的电话。张翔老师是刘老师的学生，毕业后去了浙大公共管理学院工作，他在电话中给刘老师汇报说自己申请了一个课题，是关于越融市（化名）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中一个试点项目的研究，急缺帮手去现场蹲点调研，咨询有没有最近比较闲的师弟师妹。记得当时刘老师说，有，我旁边就有一个！于是刘老师把手机递给我，我和张翔师兄就这样认识了。师兄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就开始讲述课题的背景和调研的主题，问我是否感兴趣。我想既然是刘老师的推荐和安排，同时又能帮师兄做些调研，还可以了解社会，就说挺感兴趣的。跟邱老师汇报之后，邱老师也非常支持，于是我便开始收拾行李，没过两天就出发了。

到越融当天，我去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踩了点，然后到师兄安排的房子住下，第二天就开始蹲点调研。服务中心是当时金融改革试点中颇受关注的一个创新项目，但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何况初来乍到的我。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服务中心工作，给区金融办驻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做助理，参与内部各种会议，找中介机构和配套机构的负责人和业务人员访谈，核心任务是寻找服务中心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每天晚上回到住处，都得迅速整理当天的调研记录、总结当天的调研心得，不是因为我特别勤奋，而是因为张翔师兄会准时打电话来追问有没有新的发现，而且紧抠细节，很多时候问得我哑口无言，我只好说，“师兄放心，我明天一定去把它搞清楚”。于是，每天晚上我开始习惯性地等待师兄的电话，以致于有时候电话没有按时到来，我都不敢安心睡觉。如此日复一日，我开始熟悉服务中心的内部运作机制和主要风险隐患。不觉到了暑假，张翔师兄终于得空前来调研，刘老师也派来了翟宇航、宋岳、刘坤等师弟师妹一起调研，区金融办在服务中心为我们安排了一间专门的办公室，我们白天观察和访谈，晚上讨论和整理，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发现了29个风险点，提出了77项风控建议，还参与起草了一些内部的管理办法。

2012年9月，服务中心的调研告一段落，我也返回学校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并在读书会上向邱老师汇报了调研情况。邱老师听完后就敏锐地指出，这个案例背后关联着政府—市场边界、社会转型中的规则形成等理论议题，值得从社会学角度深入挖掘，鼓励我继续跟踪研究，并在这个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对于刚刚读博的我来说，研究对象的敲定来得太快，而且几乎没有前人研究过，心中十分忐忑，却也无暇彷徨。

研究对象确定之后，接下来最大的挑战是提出研究问题。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尽管我2012年5月就进入了田野，但直到2014年9月才真正提出博士论文总的研究问题。期间，我和师弟张樹沁等多次返回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追踪其最新的发展情况，一直试图能够提出几个“为什么”的问题，却往往难得要领。难处在于，“为什么”的问题既要紧扣现实又要具有理论新意，需要透过纷繁的现象探寻潜藏的逻辑关联。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问题意识，也是受到张翔师兄的影响。师兄非常喜欢科斯（Ronald H. Coase）和周其仁老师的研究风格，主张从真实世界的现象中提出“既重要又令人困惑”的研究问题。调研过程中，师兄总是不断追问我要研究什么问题，每当我支支吾吾说出一个，师兄马上会问“然后呢？那又怎么样？这个问题有什么奇怪的吗？”我一番回应之后，师兄便会逻辑严密地解释一番，而后说“不就是这么回事嘛，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一听师兄的解释，觉得好像确实没什么奇怪，一阵挫败，就只得再去琢磨。如此来来回回，我们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慢慢地，我在师兄的持续精准“打击”下变得坚强起来。回头来看，师兄其实是在有意无意地训练我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法。

与张翔师兄的“步步紧逼”式追问不同，刘老师总是微笑式地追问，邱老师则是鼓励式地追问。在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以及《经济社会学》的课余时间，刘老师总会问我近期在做什么。当我汇报正在整理田野资料思考研究问题时，刘老师总会微笑着说：“你觉得田野中最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然后引导我思考可能的提问角度和理论解释。正是在刘老师的指引之下，我梳理出田野观察中感到最有意思又充满困惑的几个现象。不过，尽管梳理了这些现象，我却还没有找到一个大的理论思路和线索将它们勾连起来，尚未切中诸多现象背后的理论要害。邱老师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一直鼓励我不要放弃、要坚持探索。邱老师每次和我们去食堂吃午饭时，都会追问我们的研究进展情况，包括思路的推进和遇到的困惑等，并给我们提出化解难题的建议。记得邱老师很早就对我说“你这个案例里面最核心的是风险分担问题，就是政府、市场、社会围绕风险分担如何形成规则和秩序的问题，涉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可那时的我觉得老师的话太抽象，一时理解不了，甚至常常因为迟迟没有进展而沮丧不已，老师却坚定地让我继续思考琢磨，嘱咐我不要随意更换研究对象。邱老师的教导在我脑海中反复萦绕，成为鞭策我竭力寻找现象间关联的核心推力。

2012-2014年，张翔师兄、刘老师和邱老师的这些追问、指引和建议，持续地冲击着我、启发着我、鼓励着我。虽然每当我陷入服务中心纷繁琐细的现象时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之感，但我没有放弃，不断地带着这些困惑去寻找理论资源、听取相关课程，比如周其仁老师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田凯老师的《组织与制度分析》课程等。特别是田凯老师的这门课，给了我很多直接的帮助。田老师带着同学们阅读组织与制度研究的跨科学经典文献，引领大家探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鼓励自由研讨，同时也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困惑。这样的课程既让我不知不觉、循序渐进地积累了一些基础文献，得以暂时悬置服务中心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而静心阅读理论，同时又在毫无压力的环境中思考讨论田野现象与经典理论之间的关联，以及背后的方法论问题。随着时间的沉淀，上述所有因素汇集起来，帮助我在博三上学期提出了总的研究问题。之后，我开始进入到密集写作的阶段。之前零散的材料，开始围绕一组相关互联的研究问题而排列起来，材料之间的逻辑线索也逐渐明朗。

不过，研究问题的提出毕竟不等于对研究问题的回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田野调查中收集的各种材料，包括研究对象对自身行为选择的阐述，并不能够直接成为回答研究问题的答案，而是需要研究者在理论层面上对经验发现进行总结和概括。事实上，当时提出研究问题后，论文的因变量已经浮现，自变量却迟迟没有明确，我可以从经验话语的角度讲出故事背后的道理，但却未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论概念来概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这个概念化的过程。博士论文开题答辩时，我提交了两万字的开题报告，并汇报了研究思路。当时，我强调了金融交易中投资者最为忧虑的经济风险以及地方政府最为担心的社会风险，以此来解释地方金融治理中的诸多现象。在场的老师纷纷点评和提问。张静老师指出：“你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不同性质的风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是解释的关键。”张老师的点评让我茅塞顿开。邱老师进一步强调，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之间的转化，是很多现象的根源，需要着重加以分析。刘老师则补充到，要注意一些影响风险转化的重要因素。老师们的指点让我豁然开朗，当时我就感觉一直苦苦寻觅的解释机制终于出现了，或者说田野发现终于可以被概念化了，即“风险转化”。这一概念出现之后，文章的逻辑框架和结构布局很快就变得更为清晰。2015年3月，当我完成论文初稿进入预答辩环节时，老师们都评价新的分析思路和框架结构比开题时提升了不少，并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建议。

 

图为2015年7月作者与导师邱泽奇老师合影。

 

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做博士论文的过程，总会庆幸自己遇到了这么多可敬的老师、经历了这么多真切的磨砺。正是因为老师们认真的追问，我才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和诸多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找到一些理论要素的关联。博士论文的写作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这个互动过程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论文本身，更是研究者自己。

工作以后，除了整理发表博士论文中的内容之外，一个新的挑战逐渐浮现，那就是怎样突破博士论文的框框开展新的研究工作。这几年，自己开始努力进行一些探索。一是对博士论文的研究议题进行延续和拓展，力争由点到面，持续深入地关注金融治理的议题。二是在分析层面上突破和拓展，力争从微观分析走向中观和宏观分析，将博士论文中看到的微观案例放在更大的结构中去考察，在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多重关系结构中解析微观案例。三是跳出金融治理这个经验领域本身，为自己的经验研究寻找一个更基础的理论定位，探讨更基础的理论问题。目前的思考是，我的研究工作其实一直聚焦于一个主题，即金融化和数字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问题，这也是自己未来想要持续研究的议题。

实际上，这些方面的探索面临很多挑战，自己心里常常是没底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师友们的指导、关怀和鼓励总让我倍感温暖，是支持我不断前行的重要精神力量。刘老师退休之后仍然坚持带领我们开读书会，无论是李国武老师和艾云老师组织的金融社会学读书会，何蓉老师组织的韦伯读书会，还是王水雄老师组织的博弈论读书会，刘老师都会跟我们一起研读基础文献；邱老师一直叮嘱我们作为研究者要回应当下的时代，并通过定期召开技术社会学研讨会的方式把大家聚起来，每年在这个会议上我们都能了解不少数字社会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周雪光老师引领我们持续关注国家治理的议题，鼓励我们始终以学生的心态学习新的知识、不断在理论上突破自己。每当有机会遇见张静老师、周飞舟老师、渠敬东老师、刘能老师、李建新老师、周皓老师、卢云峰老师、孙飞宇老师时，老师们总会亲切地关怀和鼓励，并叮嘱我们有空多回系里看看。于我而言，无论是老师们引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还是老师们关怀鼓励的温暖话语，对踏上研究之路的我们都弥足珍贵，这意味着，学术旅途中的我们始终是有家可归的。

在我的心里，有一群质朴的人，他们孜孜以求地做一件事，那就是认识中国社会、提炼理论新知，他们的一生饱含着对社会和学术的深情。这就是我感受到的北大社会学系。

文字编辑：宋丹丹
推送编辑：程思璇、周芯宇

审核：王迪

本文第二小节部分内容摘自《地方金融治理的制度逻辑》（向静林，2019）一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