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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伟 |得其所哉:在北大认识自己,认识社会

学人简介

付伟,湖北恩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9年至2016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先后在周飞舟教授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在刘爱玉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县域产业发展与转型、基层政府行为与社会治理、历史社会学。代表成果有《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历史、实践与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以浙江省H市潮镇块状产业集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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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所哉:在北大认识自己,认识社会

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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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科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当时我的本科学校还不能保。毫不夸张地说,我大学期间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叫绩点的东西,本科学习也散漫而随性。现在想,这样也真的挺开心,那是真的享受了大学生活。

到了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我想,咋办呢?我们学校既不是985,也不是211,找工作受到很大限制。我想还是要考个吧,改变下自己。于是我研究了北京各个学校的招考比,发现北大社会学系报考100个人,居然录取了25个人。当时北大社会学系在深圳研究生院也招生,所以招生名额多,录取的概率比北京的其他名校都高。于是,我决心报考北大社会学系。2008年过完年开学,我就在学校自习室找了个位置,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系统学习了《社会学教程》、《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中下)、《外国社会学史》等教材。后来我很幸运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

我几乎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进入北大社会学系的。除了我考研学习的那几本书,我当时也没有啥社会学基础,更谈不上社会学素养。尤其是我见到我的同学们以后,我更是感到了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记得有一次推门进入一位同学的宿舍,我发现他的宿舍里居然有这么多书!我当时深受震撼。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班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后来都成为了活跃的青年学者。在我遇到他们时,他们就已经展现出较高的学术素养,有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我在这些同学们身上感受到北大有一个求知、向上的积极氛围。我还记得我跟同学在未名湖边散步,一圈圈地走,他跟我讲他看的制度经济学文献,聊我们的乡村研究。当他们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人与人在智力和天赋上的差距。

我就像一个粗鄙的山野村夫,一头撞进了未名深邃的海洋。后来读《孟子》,我读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我感触很深。我在进入北大之前,也跟一个深山野人没啥两样,是在北大闻了善言、见了善行。虽不能如同圣人那般若决江河、莫之能御,但是也确实真心欢喜,也确实有种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的感觉。我当时住在三十楼,我们楼下有一棵紫藤花,花期很长,青翠的枝蔓一直爬上了三楼,把紫色的花朵送到我的窗前。宿舍楼北面是一条银杏小道,我每天都踩着这条路上的斑驳树影去图书馆,虽然忙碌但是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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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好笑,我刚进校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硕士研究生是要自己选导师的。开学很久以后,一位同学问我,你导师是谁?我说,啊,自己找吗,不是学校分配吗?后来,我居然很幸运地成为了周飞舟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我记得那时候周老师正要出版《以利为利》,我就用国庆节把周老师的书稿通读了一遍,还有幸出现在了周老师书的后记里面。后来我考上了刘爱玉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由此一共在北大度过了七年的美好时光。

北大的教学场所并不局限在校园之内。进入北大不久,王汉生老师就带我们几个人去内蒙古巴彦淖尔调研。我记得那天雪下得很大,我们走之前,王老师还让我们去买了军大衣。我们把军大衣套在羽绒服外面,没想到还没到车站就热得够呛。王老师精力特别旺盛,白天做调研,给村民做问卷、对村民访谈,晚上还带着我们讨论,聊到十一二点。我们休息以后,王老师居然还能写报告。

北大的调研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各类专项调研,这类调研一般为地方政府或者部委服务。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便参与了很多扶贫办(现国家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部以及城乡规划部门的调研。读硕士期间,最频繁的时候大概每半个月出去一趟。另一类是对一个田野点进行长期跟踪调研,围绕社会转型的议题进行研究,比如杨善华老师在河北西村调研。

田野调研对一个人的锻炼是全方位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带着师弟师妹们去地方调研,当地干部刚开始高度重视,领导亲自到高速路口接待。一看到我们一副学生模样,以为我们是来搞大学生暑期实践,配合力度就明显打折。我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把调研工作完成。一次一次的田野调研,也帮助我积累了待人接物等各方面的经验。

通过一次次调研,我也逐渐感觉到了研究的乐趣:如何在田野中发现有趣而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如何围绕既有的理论层层推展这个问题,如何围绕这个问题收集材料,如何形成论文。现在我也经常带着学生们去做田野调研,我越发觉得田野调研是社会学学习不可或缺的环节。白天访谈,晚上复盘,提炼问题,第二天去验证、去深化。这样的田野之旅,真的是从一个细微的线索入手,不断探究背后隐秘世界的过程。我甚至也能感受到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的兴奋,就如同我当时跟着老师们去田野一样。

诸多调研激发了我对乡村的研究兴趣。2012年开始,周飞舟老师开始带着我们关注城乡关系,我们以县域为单位,做了大量的城镇化研究,关注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产业、公共服务与政府行为。2014年,我和焦长权侧重于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出发,讨论了项目制对乡镇政府以及国家农民关系的影响,该论文很快刊发在《社会学研究》,也给刚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我以极大的鼓励。

2021我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历史、实践与思考》,对乡村产业的研究兴趣就是缘起于硕士入学以后的一次调研。当时我们去河南一个县,看到一个绢花厂有一种独特的生产组织形式,商人为村民提供半成品,村民在家里将半成品加工为成品,即将塑料花瓣、叶子组装为成型的绢花,当地人叫插花。我还记得当时周老师很兴奋地说,这不就是我博士论文写的包买制吗?后来,围绕着乡村产业的组织形式,周老师、刘老师还专门组织我们去浙江丽水市调研了来料加工。围绕这些调研,我们写出了一系列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些文章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2014年,我博士二年级的时候,决定继续深入对乡村产业的研究。在和博士生导师刘爱玉老师商量以后,我决定利用团委暑期挂职实践的机会去海宁市调研。海宁市有发达的民营经济,改革开放以后通过自下而上的草根创业兴起了一镇一品的块状产业集群,同时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名人辈出,是王国维、金庸和徐志摩的故乡。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对海宁市的跟踪调研,也跟很多当地人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后来海宁市许村镇也成为了我们长期跟踪调研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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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系统性的课程,北大社会学系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读书会。我进入北大就开始参加周飞舟老师组织的《孟子》读书会,虽然当时也不太理解为何要读《孟子》,但是因为我当时是一张白纸,反而没有任何犹豫和怀疑就跟着进入了文本。当时渠敬东老师、应星老师和周飞舟老师等其他一些老师还组织了民国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有很明确的问题意识,围绕着一系列议题阅读了很多书。周飞舟老师还和李猛老师、黄春高老师组织了中西传统社会比较的读书课程。此外,刘爱玉老师还带领我们围绕劳动社会学的核心基础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阅读。

社会学系的读书会非常强调精读。一个是精选文本,旨在通过对经典原著的品读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一个是读得精细,尤其是刚开始接触《孟子》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不太理解,所以一句一句地理解,读得很慢。我在北大的七年,每个星期都读《孟子》,最后还要全文背诵下来。

读书会其实也是老师们带着学生不断反思和深入研究的过程。周老师早期研究财税制度和政府行为,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了当下治理的很多非正式现象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历史维度和行动伦理,由此开始带着我们补课,研读传统文化经典。除了读《孟子》,周飞舟老师还组织了丧服读书会,后来又和吴飞老师一起读《丧服郑氏学》。就是通过这本书,我发现了自己智力的天花板。这本书有多难读?周老师有一次接受学生访谈还说,付伟说他有一天在图书馆看这个书,就听到对面有个女生一直在叹气,抬头一看,那女生也在看这本书(笑),是吴飞老师的学生。

从大脑里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过程,我只能说,我虽然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但是,这些读书会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启发了我的基本问题意识,给我提供了社会学的知识框架,更重要的是塑造了我的学术品味。

田野调研和经典阅读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当时很少读具体的经验研究,但是基础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解经验现象的底层逻辑。这个过程见效很慢,却是在练内功。这些读书会代表了老师们对社会学理论的不断探索——如何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理解当下的经验问题,如何从中国传统文明认识中国人行动伦理。这些基础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框架在一直深刻影响着我的学术研究。这套看似远而阔于事情的东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解当下很多事情、进行学术创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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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生活单元,应该是北大社会学系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特色。我在北大最重要的记忆都跟师门有关。

我们跟老师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职业关系,既有对老师的尊敬,更有一种坦诚和亲切。到了饭点,我们会到老师办公室叫老师一起去食堂吃饭。作为一名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去老师家里蹭饭应该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当时的学生生活似乎还没有现在这么。虽然读书会、调研很多,也有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我们每年都组织春游、秋游,大家一起去郊区爬山,晚上举办联欢会,我还模仿港台担任联欢会的主持人,每年还组织棋牌比赛,有时候晚上读书会结束以后我们还去吃夜宵。有一年渠老师、周老师等几位老师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一次元旦晚会,当时排练了话剧,我记得老师们还说了一段相声。后来每年排练话剧成为了保留节目。我们排练过《哗变》,大家都参加,我演基,还去哈尔滨、上海巡演。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日常对话都掺杂了《哗变》的台词,比如一知半解最危险”“东京见吧,你这个哗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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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大学演出《哗变》后合影。

 

2016年,我结婚的时候,周老师和刘老师分别担任了我的主婚人和证婚人,两位恩师当着众嘉宾把我一顿猛夸。同门的师兄弟妹也跟自家亲兄弟姐妹一样亲切,我结婚那天,都没有聘请婚庆公司,从司仪到端茶倒水的各个环节,是周老师、刘老师两个师门的兄弟姐妹全程张罗。一套流程下来,滴水不漏,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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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从北大毕业六年了,我也辗转了几个工作单位,2019年正式进入了社会学所。现在自己也开始上课、带研究生。作为一名老师,在面对学生们的时候,我总在想,我的老师们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我也总会想我的老师们遇到这个事情会怎么处理。

从老师们的身上感受到的学者为己的坦荡和从容,一直激发和保持着我朴素的好奇心。无论是田野调研还是读书,都是为了认识社会。北大的学习不仅仅让我从一张白纸的状态,变成了写满社会学知识和公式的一张答卷,更重要的是给了我内在的自觉,让我不断地认识自己、丰富自己。一个充实饱满的自己才能理解他人、认识社会。

或许跟我的经历有关,我当时并不是怀揣着高远的精神追求进入北大,也没有高考进入北大的天之骄子那种舍我其谁的心态。跟那些能力超群的同学相比,我在北大时刻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普通。

后知后觉的我,在进入北大时并没有一种自立自足的心灵状态。在考研的时候,我静下来认真复习,发现社会学是门很有趣的学问,很多研究都是关心人在当下的根本处境。虽然研究的是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与人的心灵状况密切相关。外在问题的根本都指向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心。在读《孟子》时,周老师一直强调要切身。慢慢地,我也能在阅读中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这让我拥有了一些从容、一种坦荡。

这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

 

文字编辑:宋丹

推送编辑:谷诗洁、王朗宁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