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常宝，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2006年至201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马戎教授，获得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担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访问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华民族社会史研究；族群精英研究；族群“边界”研究。
常宝在北大毕业典礼上。
北大给了我一片“天空”
常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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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社会学十分关注时空的结构和意义。时空揭示了知觉表象、身体图式、科学知识和生活世界在现象认知和空间行为中的地位与作用。以福柯、列斐伏尔等思想家为代表的当代空间社会学吸取或借鉴了现象学关于空间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在新的知识基础上开展了注重知觉表象和权利价值的空间社会学研究。
我从农村出来，18岁第一次去北京，到中央民族大学上学。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时空、经济和文化的跨越，我称自己是“都市牧马人”。中央民族大学距离北大并不远，但我对燕园却并不熟悉，只知道她是北大的别名，是圆明园的姊妹。时隔二十年，在38岁时我正式邂逅燕园，在她的包容中，我度过了人生的不惑之年，燕园时光是我记忆中深描的部分。
我们喜欢在燕园中漫步，她的美“地蕴天成”。映在天空的塔身，投在水中的塔影，轮廓弯曲，湖光塔影摇曳着，古典式的线条格外美丽。湖心岛旁的白石舫，两头微微翘起，有一点弧度，显得圆润而利落。湖西侧小山上的钟亭，亭有亭的线条和结构，钟有钟的波纹和回音，钟身上铸了十八条龙和八卦。那几条长短不同的横线做出的排列组合，似乎像人生哲学的经纬一样神秘不透，似乎像我们在燕园研读的书一样，博雅深邃。
时空是我燕园生活的全部。北大30楼315寝室是我的宿舍。据说，民国时期北大沙滩校区就有最早的“灰楼”，30楼是建于1956年的第二代“北大灰楼”之一。“老灰楼”唯美简陋，我们住着心静神凝。原来的30楼离北大南门和百年讲堂都不远，后面有十分热闹的博实超市一条街，超市紧挨着寂静、沧桑的燕南园，穿过燕南园有宽阔、幽静的静园草坪。
北大30楼。
2014年秋季，我在北京出差，听闻北大校方计划拆除包括30楼在内的三幢学生宿舍楼的消息，专门回到北大，去看了我们曾经的家、永远的家，心头莫名的激动和伤感。“老灰楼”见证了燕园几十载，温暖了我们几载，带着时代的印记悄然消逝，却给我们留下北大情怀。后来我每有机会到北大未名湖畔漫步，都会想起在30楼度过的难忘时光，耳畔似乎还能听到30楼楼长每晚吹奏的婉转入云的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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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辞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工作，到北大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博士班有21位同学，来自浙江、湖南、福建、新疆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天南海北的同学操着不同方言，说着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不同地域文化和学科思想相互碰撞，小小的班级里，我们能感受到北大以及北大人特有的兼收并蓄的气质。
我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了文学和民俗学，学习民俗学期间，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报考中国社会学的摇篮——北大社会学系。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刻，我自豪、欣喜、对即将到来的北大生活充满期待。那年我已38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生”。“老生”有“老生”的烦恼，经常被餐厅的工作人员叫成“老师”，被进修的外校老师和常年进北大教室蹭课、听讲座、备考的“考生团”认定为“伙伴”。
在二十多位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大，是全班的“老大哥”。郑少雄是我们班老二，比我小5岁。他是福建人，从武汉大学考来的。据说，读北大之前他曾骑自行车横穿美洲大陆，对我来说，他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我的室友严俊是湖南岳阳人，在北大硕博连读，当年他只有24岁，风华正茂。在阅历丰富的青年才俊面前，我这位“老生”成了名副其实的“新生”，本硕博专业不连续，学科知识体系没建立，在同学们热情激昂的学术讨论中，我像个旁观者，内心有时甚至如“过街老鼠”般胆怯而羞涩。博士班大部分同学英文功底极好，文献阅读广泛，我相形见绌，压力格外重。他们理论运用灵活，思辨能力强，我不仅英文功底薄弱，国家通用语言的运用能力也有待提高，在这些天之骄子面前，我只能悄悄“玩命”，迎头赶上。
2006年入学的21位博士，专业方向各不相同。四年博士生涯中，博一的课程最多，同学们之间的互动也颇为频繁，相处甚是快乐。在上课、读书和完成作业之余，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聚在一起开个小party，大家无拘无束，把酒言欢，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我和舍友严俊最能张罗类似的活动，我们的315宿舍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周末俱乐部。博一结束后，同学们陆续出国留学或在国内外进行社会调查，大家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我的室友严俊不仅社会学理论功底好，文学造诣也高，还会拉小提琴，具备典型的北大学人气质。我俩相差14岁，由于年龄、城乡和文化背景的差距，得知被分配到一个宿舍后，我们相互试探、彼此观望，对能不能“共处一室”充满疑虑。那些当年的心思成了我们日后的谈资，四年里我们相处融洽、无话不谈，成为一生的好朋友、好同学。我们不仅谈论东西方社会学理论，还谈论南北方文化现象、民族问题，不仅朗诵北岛、顾城和席慕蓉的诗歌，也吟唱南方小调、草原歌曲。在严俊的带领下，我也“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宿舍里，常有“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的感受。
21位同学中，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最多，有郑少雄、舒瑜、吴莹、林红、马强、薛品等。王迪留北大社会学系工作，严俊海内海外游历一番，最终到上海大学工作。王楠在中国政法大学，马冬玲在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工作。巫锡炜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他最擅长的人口统计教学与研究工作，我们的党支部书记王旭辉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后来，刘丽敏去了德国，现在任职于比利时根特大学，林易去泰国定居。就职于石河子大学，和我同为马戎老师学生的孟红莉与我一样，重新回到原校工作。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最终又散落在天南海北，不同的是，我们的身上，携带了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北大符号和北大精神。
由于读博时同学们的专业方向不同，毕业后的研究领域有了更为清晰的区分。郑少雄主要研究汉藏关系、文学艺术中的康区形象、历史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他的专著《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曾被评为“中国社会学会年度十大好书”。王迪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社区研究。严俊的主要研究领域依然是经济社会学理论、艺术品市场与文化产业、宗教经济、企业跨文化适应等。在刘世定教授的带领下，前些年，上海大学成立了“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严俊常常出差到非洲卢旺达等国家做跨国企业田野调查及研究。王楠似乎是《读书》的专栏作家，近几年连续发表了《太阳的秘密》、《公民的幻影》、《哭泣的杀心》等多篇文章。同学们在各自的领域繁花似锦，我们也经常遥相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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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是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先锋，也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领头羊”。北大拥有一支由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老一代社会学家言传身教培育起来的肥沃的学术土壤和优秀的后辈学人，培养了许多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
北大理科5号楼社会学系办公室门口坐落着马寅初先生与费孝通先生的塑像。我们虽未能有幸当面聆听这些先生的谆谆教诲，但他们的思想、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潜移默化。我们博士一年级有三门基础课——《社会统计学》、《社会研究方法》和《城市社会学》，这三门课正式带我步入北大社会学的殿堂。对我来说，殿堂的台阶很高，我的知识储备使我在迈开步伐的时候，感到步履艰难。《社会统计学》由郭志刚教授讲授，他当时已年过半百，是国内著名的社会统计学专家。对当时的我来说，社会统计学是最难的一门课程。我在郭老师的帮助下顺利过关，这门课程的通过是我学习社会学的一个跨越。《社会研究方法》由林彬教授讲授，林老师朴实、低调，讲课循循善诱。多媒体流行的年代，他坚持认真板书，我清晰地记得他讲解伽达默尔理论的情景，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讲授《城市社会学》的郑也夫教授更是师生中的“明星”。作为北大教授，郑老师不申报研究项目、不参与评奖，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谱写了令人敬佩的学术人生，从他的《抵抗通吃》里，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的关心，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情怀。我也蹭听过王铭铭教授的人类学课程，至今还记得，课间休息时，王老师总要拿出烟斗吸上一口，一缕香烟弥漫，散发的好似都是人类学的气息。《西方批判社会学原著选读》由优雅知性的赵斌教授讲授，我们当时都非常佩服她的英语水平和知识结构，赞叹她的英文发音像播音员一样标准。
刘世定教授给我们上《经济社会学》。他私下里愿意喝点小酒，经常在酒桌上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俄罗斯民歌。刘老师在生活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幽默风趣，他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们。课下能给我们营造轻松氛围的刘老师，课堂上严肃认真，治学严谨，思维逻辑缜密，对我们的要求也极其严格，他身体力行地培养我们严谨治学和轻松生活的态度。
除了正式的社会学课堂，同学之间的聚会和讨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北大南门彻夜开放的几个小饭店和咖啡屋是北大学生海阔天空的场所，是我们约定俗成的学术“夜场”。刚上北大的那一年初冬，经室友严俊的引荐，我有幸结识了时任北大社会学系副主任的于长江老师。于老师是我们学术“夜场”的“指导教师”，他的言谈总能激发我们的学术灵感。他常开着车在全国游历，了解社会。他途径呼和浩特时我们彻夜长谈，成为终身的“良师益友”。
北大图书馆是北大的标志，也是我的第一个教室。我特别珍惜“泡”在北大图书馆的日日夜夜。北大那几年，我的每一个清晨和傍晚几乎都在北大图书馆三楼人文阅览室和燕南食堂之间脚步匆匆，是北大、是昂扬的北大同学、是学富五车的北大老师激励我用阅读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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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导师是著名社会学家、民族问题专家马戎教授。1968-1973年间马老师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1973年考入内蒙古农牧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学）。他对内蒙古有非常深厚、独特的感情。在访谈节目《文化相对论》中，他给自己标签了三个身份，第一个就提到作为北京知青，在内蒙古草原当了5年牧民；还提到在美国布朗大学取得的博士身份；另外一个身份，就是1987以来，在北大的教师身份。
2005年，我未曾与马老师谋面，只是听闻大名并读了他撰写《民族社会学》一书，就冒昧给他写信，希望报考他的博士。马老师礼貌地回信给我，鼓励我报考。我连考两年通过了初试，参加博士考试面试时，马老师正在美国访问。2006年秋季开学前，马老师来内蒙古讲座，我们才正式见面。我对马老师的第一印象是他高大魁梧、棱角分明，但十分严肃。和我没有过多的寒暄，布置我要做调研、要读书、要学英文。我在北大就读期间，马老师正担任北大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一职，行政和教学科研事务繁忙。尽管这样，他依然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常邀请我们去他蓝旗营的家，他精心为我们准备茶点，有时大家边包饺子边开个学术的seminar。
马老师关心民族问题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在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均做过田野调查，除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外，他有大量关于民族人口、族际婚姻以及民族教育方面的文章。在北大，民族研究比较冷门，但由马老师讲授的《民族社会学》课堂和举办的相关讲座，常常座无虚席。这种场景也让我们这些学生更有信心从事这个方向的研究。
2008年7月，马老师组织旦增伦珠、祖力亚提•司马义、杨晓纯、李健和我等五名同门弟子到西藏进行课题调研。那是我第一次进藏，通过45天的社会调查，我感受到自身的学术有了崭新的成长。我的思想也在雪域文化和草原文化中穿梭，对空间、经济、社会、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马老师对学术非常执着，他的一些民族研究的观点，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论，但我欣赏的是马老师始终坚守初心的品质，他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格局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
常宝在西藏拉萨做社会调查。
马老师经常提起他18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草原呼日其格嘎查插队的经历，这或许是他后来从事民族研究的情感起点。据马老师回忆，1967和1968两年之间，仅有300多人的牧业社区呼日其格嘎查，一下子接收了52名北京知识青年，他们和当地牧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段时光，给知识青年和这个牧业社区均刻下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痕迹。
年轻时生活过的呼日其格嘎查也成为马老师社会调查的重要田野。1992年和1993年夏天，马老师先后两次返回这个社区进行调研。2015年夏天，我有幸陪同马老师再次回到呼日其格嘎查，马老师关切敏感地捕捉着这个社区方方面面的变化，收集了很多丰富资料。遇见当年的老牧民、老朋友，马老师热情拥抱、亲切交谈，他们彼此互道往事，热泪盈眶。我能够感受到一代知青与牧民之间的特殊情感与友谊。马老师在给库尔班江的书《我从哪里来》写的序中提到“我从哪里来？哪个地方能够唤起我的一缕‘乡愁’？在哪片土地上有我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组成具有亲密‘社区’的人们？我把自己生活过的许多地方想了一遍，这样的地方应该还是东乌珠穆沁草原。我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我永远思念草原和那里的人们”。
常宝与导师马戎教授在锡林郭勒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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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不仅是思想的摇篮，也是艺术的殿堂。在北大，我们能够近距离接触学术理论大师，还能遇见一流的音乐家、艺术家，能够欣赏顶级的交响乐，也能观看到京剧、豫剧等国粹经典。
我从小热爱诗歌，喜欢音乐。到了北大，我的社会学专业知识得到提升，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感悟，这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诗歌和音乐的创作冲动。我小小的燕园日记本上写了上百首诗。2009年1月3日，我在自己《未名湖系列诗》《未名湖》中曾这样写道：
我来了
坐在你岸边
我从未想过
秋日的月光下
我不敢停留太久
怕看到你的泪水
因为你的一半
叫圆明园
谁也不知道你叫谁 未名湖
谁都想来看看你 未名湖
临近毕业的2010年那个春夏，也许由于即将离开北大的缘故，我莫名地伤感和忧虑，似乎难以和这段思想与灵魂都受到洗礼的岁月告别。
天空是最大的时空，北大是我青色的天空，是我仰望星空的自由时空。关于北大、关于燕园的歌曲很多，经典的有北大校歌——《燕园情》，还有由北大社会学系学友许秋汉创作的歌曲——《未名湖是个海洋》。
2010年4月末，我曾谱写一首歌——《天空般的未名湖》，为我燕园的四年时光画了句号。我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写道：“天空般的未名湖，孩子般的你和我，我们看到了太阳和月亮，从此我们拥有了美丽的梦想，开始了无尽的远行”。
翻开过去几年自己不经意写下的诗句，发现毕业后的第二年即2011年10月10日我又写了一首《三十楼——致Jack》。在此，通过这首小诗再次怀念我们的“老灰楼”，我们永远的家。
远去的风
还在我们窗前逗留
那个四年的脚步
吹动了燕园干涩的树叶
离别后开始了另一个征途
那一缕灯光 和
清晰的朗读声
依然燃烧在梦里
夜夜照亮我
那一座灰砖老楼
就像一个时代的背影
依稀可见
还有那一只
每个清晨
叫醒我们的青鸟
文字编辑：王迪、宋丹丹
推送编辑：谷诗洁、沈适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