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冯同庆，祖籍山西，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北京四中毕业后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工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原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荣誉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研究工作，北京市社会建设专家顾问团成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从事中国工人状况、劳动关系和工会方面理论和实践的教学与研究。

 

我与北大社会学有缘——记王汉生教授与她的几位学生

冯同庆

 

最近，刘亚秋博士告诉我，她为我的知青小说《敕勒川年华》写的书评，已经在《中国研究》（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总第28期发表了，我自然很高兴，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她的导师王汉生教授，勾连起与北京大学社会学30余年的学术情缘。

 

王汉生教授。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书记处十分重视工人状况的变化，组织了大样本连续性的社会调查，我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任教后，自然参与其中，并在1991年相关的上海研讨会上结识了王汉生。可能因为都是“老三届”高中生，还有知青下乡的经历，交流起来十分融洽。谈起调查，她参与过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调查，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又接续到乡镇企业的调查中。她带我逛书店，去买“沪版图书”，那时候我对“沪版图书”根本没有概念，真的惭愧，顿觉耳目一新，一种求新知的欲望油然而生。我们还谈各自的朋友和彼此的生活，我还观察到，她每天睡得很晚，当时流行的惊悚片让她上瘾，她说这对健全思维有好处。特别重要的是，她告诉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聚集了一拨人才，团队友善合作，开展了很多专题调查和研究，向往创立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她有数理功底，喜爱文史，英文又好，既有本土根脉，又在筹划国际合作，自然未来可期。

 

1991年在上海宝钢总厂码头，左二为王汉生，右三为作者。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们申报成功1991年中华社会科学基金（后来改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职工内部结构与关系的调查与研究”，我请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石秀印研究员做顾问，她欣然同意，并安排她的得意学生刘德寰相助，在问卷设计、调查实施、数据统计与分析等方面提供支持，后来的结项成果《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她做了认真审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 1993年出版，相关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和《中国社会科学国际版》1995年春季号。现在看，这些成果尽管有汉生等朋友帮助，由于我们是初试，还显稚嫩和浅显，却开始了我与汉生和北大社会学以及她的几位学生延续至今的学术交往。

由于与汉生相识，我常常去北大社会学系，第一次去就遇上了潘乃谷先生，她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女儿，中国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在北大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追随者和助手，操持着全系的工作。潘先生和颜悦色，知道了我的来意就真诚地说，欢迎多来，大家一起为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努力，温润轻语，尽显气质和精神，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我与王思斌、孙立平、郑也夫、刘世定、谢立中、渠敬东等教授，或多或少都有过交往。与张静、佟新、朱晓阳、刘爱玉、刘能、卢晖临等教授，有更多的学术合作，做课题、出集子、出席会议、参加答辩、开办讲座、出国出境访问访学等，获赠过他们自己的专著或他们介绍的名著，交流中常有受益，最有意思的是下工厂调查，往往有他们的学生跟随，给我们帮了不少忙，大家在一起好多天，真调研也真欢乐，我知道的一些学生后来成长得也真好。

 

德寰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知道他的身体之前受到过一些伤害，就害怕他累着，他却毫不在意，专业、投入、有见识、负责任，感动得我直夸他，他悄悄告诉我，“王老师嘱咐了，到了那里别给北大社会学丢人”。

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德寰在杨善华教授的指导下读完了博士，又跨界成为市场调查和社会传播方面的著名学者和专家。

有一次，看到他谈有效大数据运算的两个路径假说。第一个路径，未来数据分析就是分析人，完善人的维度。第二个路径，对物的维度探测，基于人的认知习惯。他解释说，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无规律的，人的态度、情绪、场景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有规律呢? 但是人的生活方式是很有规律的，在很多年里生活方式、价值观、表现形式可能一点都没变，群体行为的规律是稳定的，这个分群不是一个行为的迭加，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展现，运算逻辑本身要反归人性，我们要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传播学等所有学科，把已有的知识稳定到我们的计算当中，我相信那种运算规则不仅效率高，而且简单。

我听他这么说，就觉得，德寰颇有汉生神韵，深得汉生三昧。

 

刘德寰。

 

2013年，王汉生老师（右一）与刘德寰老师（左一）参加王迪老师（后排）的博士后出站答辩。

 

《敕勒川年华》2018年出版后，我希望项飚教授能够看看，他那时已经是国内和国际知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2015年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我希望看到他对知青小说《敕勒川年华》的评论。

 

张静告诉了我项飚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之后，项飚告诉我，“我是王汉生老师的学生，我知道您，王老师提到过您，您是王老师的朋友，我是王老师师门的学生”，就答应下来写书评。

 

《读书》2019年第3期与项飚画像。

 

项飚的书评在《读书》2019年第3期发表，题目是“走出青春的乡愁”。

他写好书评后，先发给我，让我看看，题目是“历史急拐弯处的人生：冯同庆《敕勒川年华》书评”，还附上了丁聪先生给他画的人物像，发表时题目被改为“走出青春的乡愁”。

《读书》的编者按提炼和介绍了项飚书评的旨要——本文借《敕勒川年华》这本回忆录式的小说，写出了自己对流行的知青理想主义的看法。尤其文中所呈现的知青回忆录视角中的主体社会，恐怕也是很多类似的热血澎湃的回忆录所忽略的。这个历史深厚的边疆社会的坚持和它对变迁的吸纳，确实值得关注。

项飚在书评中写道，我们甚至可以把“历史转折—个人流动—主体形成—社会变迁”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组合提出来。《敕勒川年华》在当下最重要的价值是它走出青春乡愁的努力。作为一个回忆录式的小说，其主线固然是知青本身，但是书里热情地展示了内蒙古敕勒川的社会和历史，带入了非知青的“别人”。“敕勒川”不仅仅是知青们青春年华的形容词，它自己也是一个实在主题；敕勒川不仅是知青追梦的地方，更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性格的社会，知青是它在历史上接纳过的无数外人的一小部分。正是这份走出自我青春乡愁的努力，它更好地展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知青的丰富性。

他还写道，《敕勒川年华》中的司马小宁，和村民关系密切，对村风民俗好奇好问，在不知道怎么办时就顺着人情“随胡理”模糊处理，是这份模糊和从容，给了他精神上的丰富和自洽，最后是这样的人有心境、有能力来记录和分析历史。

他后来给我发邮件说，我看到，不同代际、有着很不一样人生经历的人，思想完全可以交流，而且心和心之间完全可以相通！历史因此就活了，世界也显得更有意思了！这个对话还可以做下去。如何理解理想主义、理解地方社会的历史角色、理解“初心”和现实变化的关系，对今天读者都极有意义。 

我当然很感动了，给他回复说，在“迁移-流动”的视野和纵深中，你赋予知青现象人文意义，在自然史、社会史、生活史的脉络中，仿佛把我又带回敕勒川，而我这次面对的敕勒川，诚如你所说，不仅仅是知青青春年华的形容词，它自己是一个实在主体，不仅仅是知青追梦的场所，而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性格的社会。其实，这正是我写作《敕勒川年华》最本心的意义，虽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这个最本心的意义，我自己都想不透彻、写不明白，项飚却想得透彻而写得明白。文字也是，不仅透彻、明白，而且生动活泼。

我与项飚相差20多岁，汉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的忘年朋友，还被这位朋友提点和启悟，真的是感慨万端、感慨系之！

 

几乎就是在与项飚书信来往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王宁告诉我，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亚秋博士，从事社会发展、社区发展研究，多年来也研究社会记忆和知青文学，是这方面有名的学者，也在读您的《敕勒川年华》。我就与刘亚秋联系上了，她知道我与汉生是朋友，就说她是汉生师门的学生，大师兄是周飞舟，项飚也是她的师兄等等，彼此都觉得格外亲切。

亚秋告诉我，她做知青研究是汉生安排的，是汉生的希望，汉生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并且亲自带着她做调研和做分析，重点是“社会记忆是什么”，成为自己本科和硕士两个学位论文的主题。

 

刘亚秋与导师王汉生在一起。

 

《中国研究》（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总第28期。

 

亚秋的《敕勒川年华》书评，题目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敕勒川年华》叙事的社会学分析”。

书评的摘要有这样一些内容——自传体小说《敕勒川年华》包括三个彼此关联的主题：知青的使命感、忏悔记忆、社会主体性的凸显。知青的述说不再呈“自我中心主义”，而在“他者”视角的观照下，使得“知青苦难说”弱化。知青的“忏悔”也是在清理一部分社会和文化的痼疾，以及某部分深层自我；通过讲述罪责，知青个体获得清明。对他者主体性的承认和尊重，也成就了知青个体的人格。“他者主体性”是主体视角下的社会和文化，它需要经由主体的“体认”，个体人格才会在社会和个体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从而在个体修养和社会教育之间找到恰当的切入点。

亚秋在书评中写道，《敕勒川年华》是一个出现在2018年的知青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知青自我寻找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之所以说它深入和全面，在于这个知青叙事把知青放入了历史、放入了其自我成长的周遭环境，这样，知青主体对历史、对环境，更重要的是对自我都有了一个相对明晰的认识，这个过程是一个完整人格的生成过程。

她还写道，《敕勒川年华》将知青置于“少不更事”的位置，将农村置于“宽乡”的位置，从而他的知青叙事出现了农村社会为主体的独特特征。它促成了知青叙事的质变——《敕勒川年华》转向了更广阔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叙事。

她又写道，《敕勒川年华》是知青叙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它的关键机制在于对知青生命中的重要“他者”的体认，这个“他者”便是农村社会。在《敕勒川年华》中，农村社会不再仅仅是知青的下乡地和他们人生故事的重要背景或底蕴，而是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丰满的、值得敬重的主体，在它的作用下，知青的自我认知得以进一步完成。

在亚秋写作书评期间，我们之间有一些交流，交流之后我生发出一些感慨，给她发邮件说，你考察知青使命，就我而言，“为使命”其实常常处在不安之中，对事情的预期，与面对的现实，多数情况下是抵牾的，我想改变现实而实现预期，几乎很少能够如愿，也挺让人煎熬的，无论是在农村劳作还是学术上研究劳工，因此，那么延宕着，就那么离开了农村，后来在劳工学术研究中自己可以搭建自洽的说法了，也多停留在自说自话上，相通相知的交流十分有限，也是延宕着，也就离开了劳工学术研究。一次离开，又一次离开，自我放逐做起了文学写作，其实还是不甘放弃，也算上面说到的“使命”吧，或者是志向、毅力吧，待写成了还出版了，就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就这样的主题，与更多人有了交流，之前很多年的不安、煎熬，放下了很多，尽管预期仍然难以撼动现实，毕竟与“附近”（项飚语）的人们有了更多沟通甚至共识，与远端的一些陌生人竟也是这样，往往还恩赐给我更深刻更活泼的思考。

写作此文时，再次提起这种沟通、共识，仍然有些兴奋和慰藉，应该感谢亚秋的书评。

 

我与汉生、德寰、项飚、亚秋的交往中，仿佛感受到一种气质，项飚常常讲起的乡绅气质，是古代进入近代、现代、当代背景下，在各种势力、文明、习俗等交汇中，怎么做明者、智者、贤者，怎么能够做事、能够做成事、能够做好事，坚持、包容、开放，是不是这么一种气质？

汉生关注场域、区隔、品味等等，让自己的学生，也像她关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陕北乡村一样，关注更多的乡村、乡村变化，其中到底隐喻着什么生命的密码？记忆的密码？社会的密码？

德寰作为东北人，曾经跟我说过那个地域人们的侠义，他跨界到新媒体研究，关注大数据中作为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群体行为规律，主张运算逻辑本身要反归人性，要做还要做成做好，一种基于内生延续的气质。

项飚讲到知青之外的“别人”，与他讲得更多的人的“丰富、自洽”，以至于“把自己作为方法”，与他从小生活的浙江温州城乡和人们不无关系，才使得他喜欢这么讲，喜欢这么做，喜欢这么想象。

亚秋讲到知青之外的“他者”，让我想起她与我说过的她的故乡，黑龙江的龙江，她的父亲也是知青，回乡知青，可是如她所说“不是每个知青，特别是回乡知青们，都有发声的机会和被倾听的可能”，我想，亚秋的发声，也是在替自己的父亲和更多如同他父亲这样的知青们发声，他们是上过学的，是受过文化熏陶的，是有品味的。

每念及此，我就会神游回敕勒川，想起我们村里的安氏家族和那里的父老乡亲，就如《敕勒川年华》中所言，“女如珠玉男似显贵”，自带一种气质。

 

天不假年，2015年8月13日，汉生猝然离世，只有六十多岁，听到一些说法，我一点儿都不想去打听，怕自己太过难受，太过伤心。

记得在那之前，一次我去北大社会学系，在一个房间门口看到她，她在与一位年轻人下棋，手上燃着一支烟，我好生奇怪，询问她这是怎么了，她抬头看看我，然后低下头，喃喃自语似的，“没怎么呀”。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清华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们又相遇了，看来她神情好了一些，她告诉我，这是她最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以后不会了，我猜她一定是遇上了什么人和事，便没有去再问，可能是怕彼此都伤感，我自己却怅然若失，郁结抵心，这竟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相遇。

 

2015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者怀念王汉生教授。

 

30余年过去了，我就是想借着亚秋的《敕勒川年华》书评，与汉生念叨念叨，有你的门生、高徒，咱们之间的学术情缘没有逝去，还有脉延……

 

 

文字编辑：王迪、宋丹丹

推送编辑：程思璇、周芯宇

审核：王迪